2023年10月31日，位于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的“雕版馆”，携“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正式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为库房式陈列，展出文物15000余件（组）。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举办该类专题文物展览，并作为故宫博物院雕版馆常设展。

“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雕版印刷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但雕版因其具有的唯一性，随着时代变迁，世事沉浮，无数雕版湮灭在书厄浩劫之中，留存至今者，早已是凤毛麟角。本次展览的名称“吉光片羽”，“吉光”是传说中神兽的名称，“片羽”指神兽身上的一小块毛皮。乾隆皇帝曾在《五经萃室联句》中引用该词，用以指代重新刊刻的珍稀典籍。这次故宫展览亦用“吉光片羽”来比喻珍存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

展览中重点展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以国政、文教、技艺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挖掘蕴含在雕版文物中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其中笔者认为最具亮点的便是位于展厅中央的满汉蒙藏四体《大藏经》雕版。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典籍也随之得到很大发展，翻译、缮写、刊刻的佛经大量出现。除单经外，还整理编辑了《大藏经》，《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其论述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诸多领域，卷帙浩繁，对研究佛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清朝是历代中央政府中雕造《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陆续刊刻有藏、蒙、汉、满四种文体。其文种之多、刻印之精美，世所罕见，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藏经》的版本既不是左开本和右开本，也不是有线装祯与无线装祯，而是单页叠放在一起未装订的长条书，别具一格。经页为长方形，按其内容及页码放在一起，这种装祯形式称为“梵夹装”。梵夹装源于古印度，是用来装订梵文书写的贝叶经。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清内府使用的梵夹装，也多用于装潢民族文字的佛教经典。

《大藏经》的印刷除使用黑墨外，还兼用朱砂和藏蓝墨，其中贵重的多用金、银、玛瑙等各种贵金属和宝石研成色汁进行印刷。印制好的经书上下夹以护经板，夹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皆为红漆描金，绘有图案，制作精细。经袱用深黄颜色的锦缎丝绸包裹，华贵大方。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绦捆扎，作为珍品供奉。

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在体系上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包括经（佛一生的言教）、律（佛所制的僧团戒律）、论（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三藏和四续部，大致分为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共七大类。“丹珠尔”藏语意为“论述部译文”，主要包括古印度和我国西藏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集成。藏文《大藏经》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佛教显密经典，还包含各个学科的重要典籍，对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宫博物院现藏藏文《大藏经》雕版40余块，初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俗称“北京版”。

蒙古文《大藏经》

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大藏经》或《番藏经》，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组成，蒙古文《甘珠尔》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北京内府刻印完毕后朱刷，现仅存世8部，国内存6部。蒙古文《丹珠尔》乾隆十四年（1749）在北京内府刻印完毕后朱刷，现仅存世3部，国内存2部。2010年，故宫博物院整理重印《满文大藏经》，在将经版拉往工厂刷印过程中，发现满文经版中混杂着近2万块蒙文《秘密经》《诸品经》雕版，属于《甘珠尔》的一部分。之后故宫博物院对这两部分蒙古文经版进行了详细整理、分类。现存雕版19076块，其中绝大部分为纯经文刻版，佛像插画刻版仅存4块，尤其珍贵。

汉文《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又称“乾隆大藏经”、“龙藏经”、“清藏”，是清代唯一官刻汉文大藏经。大藏经当初是奉雍正皇帝御旨雕刻，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名《龙藏》（一说是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故名《龙藏》）。汉文《大藏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三年（1738）完成。汉文《大藏经》的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因此又被称为“嵩祝寺版”。《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期间将近200年的时间一共刷印了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其雕版现存70000余块。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又称《清文翻译全藏经》，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内府设“清字经馆”进行经文翻译、刻印。乾隆五十五年（1790），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全部完成，部分经卷印刷成册。同年12月，清字经馆失火，损失惨重，部分经版被烧毁。烧毁部分又经重新补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刷印装潢完成。满文《大藏经》每函由经页、内层护经版、内经衣、外层护经版和外层经被组成。经页朱色双面印刷，长73.7厘米，宽24.5 厘米，厚2.3厘米。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大藏经》76函，雕版40000余块。勘对其目录、装潢形式及版框尺寸，均为清内府清字经馆原刻朱色初印本。

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是书籍在生产方式上的伟大变革。故宫本次展出的清代满汉蒙藏四体《大藏经》雕版，不仅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从事大规模印刷活动的繁荣景象，也使观众近距离欣赏并感受了宫廷木刻雕版印刷艺术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提到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在佛教经典文献传承、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佛教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杰出代表，满汉蒙藏四体《大藏经》雕版所彰显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交流与多元共融：四体《大藏经》雕版通过对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刊刻，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日渐形成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体现；

2.精湛工艺与艺术造诣：四体《大藏经》雕版的刻印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工艺美术、匠心技艺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尤其体现了雕版印刷在字体设计、版面布局、雕琢技术等方面的创造力和高超水平，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体现；

3.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承：《大藏经》作为佛教经典的集成，其雕版的制作与流传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各地传播与本土化的重要见证，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

4.知识保存与传播载体：由于雕版印刷技术在清代的繁荣，使《大藏经》这一经典集成在数百年间得以大规模复制和保存，直至今日人们仍能深刻感受到它所蕴含和传播的佛教知识及智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现。

清代满汉蒙藏四体《大藏经》雕版作为承载着先民记忆与智慧的珍贵文物，不仅是中华文明在促进民族融合、展示工艺美术、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成就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