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讲座，我会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第一，自由的背景或者说自由理念的宗教基础。自由是怎么从宗教中生长出来的，在天主教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在基督教世界或者清教世界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浮现？

然后，聚焦在清教背景，或者清教的自由理念与现在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为清教的理念是美国的立国理念，而美国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所以要理解今天的自由观念等各种理念，对美国清教理念的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为什么美国所推崇的自由理念、普世价值，会在世界上遭受大量的反抗？这些反抗的原因、机理何在？最后，整个讲座会落脚在伊斯兰教。一方面伊斯兰教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它内在的历史、教义是怎样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世界会有如此之多的严重的反抗行为？

这是我今天要谈的整个脉络和线索。

罗马帝国的分裂带来教会的分裂

先做几个概念性的澄清。首先，宗教分狭义的宗教和广义的宗教：狭义的宗教就是必须有一个神，此时才能称之为宗教；广义的宗教，会将儒学都算在内。今天只谈狭义上的宗教，比较重要的是三大“一神教”，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教都是信奉“独一真神”，宇宙中只有一个神。“独一真神”是中国人最难理解的，我花了五六年时间，才找到它背后最基础的逻辑。

三大一神教都信奉独一真神，而且不管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们信奉的神实际上是同一个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他们信奉的神其实是同一个，只不过对于这个神的理解和解释有很大差异，这可能跟大家直觉性的想法有很多冲突。这种差异带来一个后果，就是由于他们非常相像，在争夺信徒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问题就会尤其难以化解。

基督教又主要分为三大教派：天主教，主要流行在南部欧洲、西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基督新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东正教，主要流行在东欧、斯拉夫地区以及希腊，差不多可以说东正教就是斯拉夫人的宗教，这个教派跟天主教、新教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异。

最初，在公元之后几个世纪，耶稣刚去世没有多久，那些使徒们的影响都还在，这个时期只有统一的基督教。这个统一的基督教试图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但对罗马帝国来说，罗马的皇帝就是神，必须敬拜皇帝。而对基督徒来说，只有上帝是神，除了上帝之外就没有神，持戒里已经规定了。所以这些基督徒要求放弃对罗马皇帝的信仰，皇帝岂能容他？一直都对基督教极力打压，直到公元390年，基督教才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为什么罗马帝国皇帝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而不再要求人们以他作为神了呢？因为罗马皇帝要求：我允许基督教成为国教，但条件是我要做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教会的首领。这样，罗马皇帝就掌握了两个身份：一个是世俗身份，也就是皇帝的身份；一个是宗教身份，也就是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统一的。

在罗马帝国内部，当时有四大主教区：一个在罗马，罗马城；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一个在今天埃及的亚力山大；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柯，在今天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和安提柯，今天已经全都是穆斯林的地盘了，但在历史上，那是基督教四大主教区中的两个。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半——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之后没多久，西罗马帝国就崩溃了。分裂之后，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后来又搬到拉文纳，离米兰不远，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君士坦丁堡。而且东罗马皇帝仍然非常强大，这就带来东边和西边非常不一样的状态。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在西边出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的世俗秩序彻底崩溃，而由宗教力量来担当一般的社会治理功能，人类历史上只有在西欧出现过这个现象。而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仍然同时担任教会的最高领袖，这就意味着皇帝对宗教仍然拥有直接的控制权，仍然处在“政教合一”的状态。

这里要强调一下，通常所说的中世纪欧洲是“政教合一”的说法是错误的。中世纪的西部欧洲，从来就没有过政教合一，一直是政教分立的。政教合一的是东罗马帝国。这种政教合一，不要理解成教会主导一切，而是由皇帝同时兼任教会的领袖，两个身份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以这种方式实现政教合一。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差距，还有皇帝的东罗马，他们的教会组织就变成东正教，而西罗马或者说西欧，则逐渐演化成天主教。大约在公元1074年，完成了东、西罗马从法理上的最终分裂，在此之前，他们实际上早就隔阂、貌合神离好几百年了。

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化转型

那么东边和西边的巨大差异在哪儿呢？对西边来说，由于世俗政权彻底崩溃，新兴起的所谓政权领袖都是地方的大老粗，蛮族的武士，由他们来征服西罗马崩溃之后的废墟。他们的水准差到需要一些学者给他们写行为手册，告诉他怎样做才符合一个贵族的标准。比如：家里墙上挂着毯子的话，就不要冲着这个墙小便；没挂毯子，才可以冲那儿小便！那是极其粗鄙的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懂一个大的疆域该怎么治理。所以，西边世俗秩序的治理，一开始完全指不上这帮家伙。

那么西边世俗社会的治理功能是由谁来完成呢？都是由教会来完成的。因为当时教会是西罗马废墟上，唯一还拥有遍及整个西部欧洲通讯体系的一个组织。要想完成一般的社会治理，有两条必须做到：第一，内部比较顺畅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功能，那就必须得有自己的通讯体系；第二，财政功能，必须有一套财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完成社会二次分配。而教会因为要外派传教士传教，那时候还没有罗马教皇的概念，只有罗马大主教——由四个主教区的大主教共同认可，但只是从神学思想上服从，行政关系上没有上下级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只是一个劝告和听劝的关系，是同僚关系——罗马大主教会往各地派传教士，传教士到那个地方就成为主教，而派出去的传教士与大主教并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派一个“兄弟”出去，一起来开拓主的事业。在这种模式下，欧洲形成了分布各地的主教网，他们要跟大主教通报进展，于是罗马的大主教有了一个遍及全帝国的通讯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征收人们对教会捐赠的体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什一税”，防止西边的教会有自己的财政。这套体系就可以完成社会治理功能了。

而对于西边的教会来说，要想更好地完成社会治理功能，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效率。比如，信徒捐了100元去做社会福利工作，最后行政成本花了120元，这种效率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公元1075年的罗马大主教格列高利七世，下发了一个教皇敕令，规定“从此之后，下面所有的主教都是我的下属”，这意味着天主从法理上正式形成了。它规定，大主教与教区主教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是行政命令关系，而且大主教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领导者，是所有基督徒的领导者，所有基督徒都要受大主教管辖。当时西边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的皇帝，也要受大主教管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格列高利七世自封为教皇之后，认为所有人都要在他统辖之下，所有的事都在他统辖之下，这就是西部欧洲的政教合一，是教皇能够统管一切。

但是，事实上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可以统辖一切的依凭是手里有精神权力，当年耶稣临赴难之前对门徒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座磐石上，然后你掌管进入天堂的钥匙，凡是你在世间被捆缚的，那你在天堂也将被捆缚；凡是在世间释放的，在天堂也释放。”也就是说：你是否可以进天堂，钥匙在你手里。而“彼得”就是拉丁语“石头”的意思。后来的所有罗马大主教，以及再往后的罗马教皇，都说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进入天堂的钥匙掌握在我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用这个权力试图说服所有人都归他管。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手里没有枪！有枪的人是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关于西罗马帝国，16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亡过，只不过是由谁在担纲的问题。这和中国的情况类似，我们也说“中国从来没亡过，只是谁当皇帝的事在变”。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罗马帝国最早的当家人后来成为希腊人，就是东罗马帝国。希腊人之后是法兰克人，就是查理曼帝国，因为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加冕为皇帝，他的身份是罗马皇帝。法兰克人之后是日耳曼人担纲，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高度封建制的帝国，真正的封建是诸侯割据的状态，在中国只有周朝才是封建。神圣罗马帝国下面有两个重要的诸侯国，后来崛起成为奥匈帝国和德国。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奥地利大公。奥地利本身是个公国，奥地利大公同时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意味着他有两个身份，一方面是诸侯，另一方面是整个天下的共主，但他认为自己一直代表罗马帝国。

公元390年，罗马帝国容许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条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兼任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才是某种意义上的教皇，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而神圣罗马帝国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皇帝同时继承罗马帝国皇帝的所有东西，理应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而教皇认为自己才是教会最高领袖。所以公元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规定自己为世间第一人，所有人都归他管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坚决不同意，他不承认那个教皇，要废掉大主教的地位。而对于格里高利七世来说自己就是教皇，要把亨利四世从教会开除。

亨利四世被开除教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封建状态下，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签订契约时双方手扶《圣经》发誓。假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开除教籍的话，就意味着当年的誓言无效，下面那些不服管教的诸侯就可以合法地反抗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害怕发生这种情况，只能向教皇认错。得到教皇的原谅后，他回到神圣罗马帝国，先平定了那些不服管教的诸侯，之后再重新把教皇废掉。亨利四世带着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废掉教皇，自己又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大主教。但对他来说，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大本营在奥地利及德意志一带，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而罗马大主教的驻地在阿尔卑斯山以南，那时翻越阿尔卑斯山治理的难度是无法克服的，而他又不敢长期呆在罗马，以免北边叛离。可是只要他回到北边，南边就又不服他了。最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默认了这样一个局面——两边互不否认，但也互不承认。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罗马教会来说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治理，必须足够有效率；第二个问题是，要时刻提防北边的世俗政权。这就要求教会的整个体系必须理性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理性官僚制度，必须把教会打造成一个理性化体系，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完成社会治理工作，以及跟世俗政权进行抗衡。在这个理性化的基础之上，教义相应地也必须有一个理性化转型。宗教的一大特征就在于不在乎世俗那些东西，可如果这样就没有办法去为教会辩护。

罗马教会教义以及神学的理性化转型大概在十三世纪完成。当时最主要的神学家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跟朱熹是同时代的人，他的神学理论后来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神学，一直到今天。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跟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理性转型。

东正教与弥赛亚帝国意识

同时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仍是教会的最高领袖。对于皇帝来说，他已经有一套世俗的管理体系，不会再让教会设立一套体系。这就相当于在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理性的官僚化体系，它对于公司的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即便是统治者都没有资格去随意违背这套规则，否则建立这个制度就没意义了，统治将不可持续。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已经跟世俗的官僚体系有一种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要是再形成一套教会的官僚体系，或者叫教会有效率的自治机制，他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就又要受到那套体系的约束。更严重的是，宗教掌握着对皇帝身份合理性的解释权，假如皇帝控制不了教会，皇帝会非常难受。

所以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会让教会有进行组织化、理性化发展的空间。相反世俗的皇帝会拼命鼓励那些神职人员应该守出家人的本分，应该去灵修、隐修，应该去追求神秘体验、灵魂出窍，跟上帝之间直接形成沟通，去为伟大的皇帝祈祷，保卫帝国千秋万代。这使东边的教会组织从来没有像西边一样形成理性的官僚化。相应的，东边的教义也就不会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仍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神秘主义的一大特征，它的每种思考都直入人内心最深处，深入最黑暗、最隐秘的地方，深入内心最深层次的人性和兽性的冲动、纠结，理性和欲望的冲突，灵魂与肉体的矛盾，直探最深层次的地方。以至于它把这些思考往外一抛，人就彻底被镇住了，对灵魂形成巨大的震撼，让人泪流满面、不知所措，最后由内到外焕然一新，彻底臣服皈依于上帝。而这一特征正是基于神秘主义的神学传统。在东边的神学教义中，神秘主义占主流，是官方神学；西边也有神秘主义，但不占主导地位，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土耳其人手之后，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俄罗斯。俄罗斯的民族气质，充分体现于19世纪“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等文学大师对于人性的探究，直刺人心最底处。读这种小说就会感叹，人真是充满了原罪，除了归于上帝，永无得救之日。这些对人最深层次的心灵震撼，只有在俄罗斯文学里边能呈现出来，西欧的小说绝对没有。为什么俄罗斯小说会有这样的程度？因为历史上东正教所流传下来的神学气质，神秘主义的气质，它的每个思考都直指人心。用国学的话来说，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西边走的是理学路线，东边走的是心学的路线。

而这种神秘主义导致在东正教里面有一种“弥赛亚”观念，认为人类世界充满了原罪，充满了黑暗，上帝把他的独子派到人间拯救人类，人类得救后，那个独子又回到天上，此时在世间，上帝把责任交给了弥赛亚（希伯来语是救世主的意思），耶稣就是弥赛亚，但弥赛亚回到天上之后，这个责任转到一个帝国身上，这个帝国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因为帝国是用文化来获得定义的，中国在历史上曾被不同民族统治，但我们始终会说这是中国，这是用文化来识别的。东正教认为弥赛亚将责任交到的这个帝国就是弥赛亚帝国，它承担起完成人类救赎的使命。而这个弥赛亚帝国随着东罗马帝国的流转，俄罗斯认为自己接续了这个使命。西欧人认为：第一个罗马是罗马；第二个罗马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是希腊罗马；第三罗马是法兰克的罗马；第四罗马是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罗马。而在东边这个观念就变了，第一个和第二个罗马是一样的，第三个罗马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自视为罗马，认为弥赛亚帝国的命运落到了俄罗斯身上，要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而弥赛亚的救赎如何实现呢？看一下历史上基督耶稣是如何完成救赎的就知道了。基督耶稣通过救苦救难完成救赎，所以弥赛亚帝国也要通过自己的苦难，最终帮助人类完成救赎。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帝国历经磨难，被蒙古人统治多年，生活在苦寒之地，农奴生活的艰苦，贵族统治的辛苦，而越苦难越证明俄罗斯是上帝所指定的弥赛亚民族，是上帝指定的弥赛亚帝国。俄罗斯有一个基于苦难才能实现弥赛亚的观念，使它越是困苦时大国意识反倒越强，它会反过来想，“这是上帝必将降大任于我”。所以历史上，拿破仑横扫天下，最后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反倒把俄罗斯人最深层的东西激活，把它的大国情怀激发出来，后来反抗希特勒也是如此。今天看来，俄罗斯进入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但是越是糟糕的状态，很有可能俄罗斯这个民族深层次的大国意识又会被激活。

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时，一定不要简单基于它的国力兴衰来讨论问题，一定要深入到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影响着它如何决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投放它的国家资源，以及它有可能形成怎样的外交政策等等，这些都是基于最底层的精神动机。而俄罗斯的精神动机是基于弥赛亚情怀，弥赛亚情怀又基于它的东正教传统，东正教的传统带有特别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就今天的俄罗斯来说，在物质上成为大国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了，但是毕竟它的体量足够大，又是核大国，以及基于苦难完成救赎的精神动力，所以它一直是构成欧亚大陆的一个平衡力量。美国一直意图依靠俄罗斯来平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和中国构成最好的伙伴。

中世纪天主教孕育早期“自由”

再来说说西边的天主教。虽然天主教对教义、教会组织结构全都理性化了，但在中世纪，人们思考世界时并不会去客观地看待，而是通过一个透镜去看世界，这个透镜就是人怎样理解世界，以及理解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比如，你住在一个小岛上，跟大陆隔离开了，那么大海对你来说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就要看你怎么去看大海，而大海永远是那个样子。假如你认为大海是天堑的话，你这辈子都会像那些太平洋上的土著一样，不会离开小岛；但你认为大海是通途的话，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像英国人那样。而英国人认为大海是通途，也是到17世纪才开始的。17世纪以前，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始终有它的领地，他会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了保障那块领地，他要从岛上往大陆运人、运物，非常麻烦，此时大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就是天堑。但是当在大陆的领土全都丧失掉之后，它的视角变了，大海变成了通途，从大海可以通达全球，可以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从海上汲取资源。其实大海还是那个大海，但看待它的视角却可以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他一定是通过宗教的透镜来看待世界。这个宗教本身的气质是什么样，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总体的气质。所以俄罗斯民族，会有很强的神秘主义气质；在西欧这边，由于它的教会理性化引发的教义理性化、神学理性化，导致了西欧人看待世界的时候也是理性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以及中世纪欧洲经院神学的辩证法，他们甚至会非常认真地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究竟是36个、49个还是72个？他们会用非常复杂的方法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把结论彻底说明白，会有一套非常复杂的逻辑训练，这使得欧洲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强的形式逻辑的发展，而形式逻辑对于欧洲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西部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气质非常强，通常认为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才开始理性启蒙，击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愚昧，其实中世纪的欧洲给后来的启蒙，以及理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没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的那段历史，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理性主义启蒙。

就中世纪的西部欧洲来说，没有“政教合一”，只有政教分立。世俗的皇权与教会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而不是合一关系。在中世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教皇的力量一度要压倒皇帝的力量，但之后教皇和皇帝的力量就永久的不可逆的颠倒过来了，皇帝的力量又要压倒教皇的力量，这是永久的不可逆的。此时，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国家——法国，利用保护教皇的理由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并获得了正当性。最终，教皇和皇帝谁也没有实力压住对方，这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政教分立的状态。

在政教分立的状态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建立起一系列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天主教会也建立起比较现代化的教会官僚体系，包括教皇、红衣主教、基层神父，神职人员被编制成一个官僚体系。在这套官僚体系下，治理的效率和统治的效率非常高。所以中世纪后期，那些蛮族的封建国家也开始跟教皇学习这套逻辑，在此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统治国家，不懂得官僚制度该怎么建立。

中世纪后期，法国国王逐渐把封建割据的法国统一起来。在中世纪的封建状态之下，每个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封建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自由”。这种封建自由是由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的，这个均衡确定了特权的边界。但是国王把所有封建领主都征服后——就像周天子把天下统一了或者说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一个逻辑——国家统一之后，特权就保不住了。当封建特权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所有人都陷入不自由的状态，包括国王本人。因为他成为所有人的敌人，所有人也都成为他的敌人，国王必须时时刻刻攥着武器，于是就成了武器的奴隶，武器的逻辑决定他行事的逻辑，对于国王来说，实际上他也不自由了，被武器所奴役。

这时就需要一种理论来重新定义国王，因为直接把国王推翻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能推翻国王的人一定是比国王拥有更多武器的人，他不可能带来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理论来重新定义国王，国王于是被拆分成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主权者的国王，一个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国王。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只负责立法，作为行政长官的国王依照立法来行事，作为被统治者可以随时指责作为行政长官的国王，反对他正是因为忠于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由。

由此，自由的行为边界通过主权者国王的立法重新获得了定义，这个重新定义的自由，跟原来的自由完全不一样。原来的自由是历史中磨合出来的，而这个自由是重新定义出来的。那么这个重新定义出来的自由跟别的价值观之间该如何排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各种复杂的价值，它们之间的优先性、排序关系是什么？究竟都是什么意涵？彼此之间应该处在怎样的一个结构性框架之下？如何把他们统合在一起，成为人类要追求的一个价值？

因为一开始就是通过理论来对自由重新定义，那么接下来所有自由、平等、博爱，都要在纯理论之中进行理论讨论，在进行理论思考时所依凭的思维工具就是理性主义。从中世纪的天主教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理性主义，成为早期西欧对自由思考时所依凭的最重要思想工具。

清教的原教旨主义特征

1517年出现了“宗教改革”，之后有了“新教”，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实际上任何一个官僚体系在建立之初，都是做为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统治者为了统治更有效率，他一定需要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使国家或者公司更有效率。但是，这个官僚体系只是一套行为规则，必须得有人具体去执行，这个执行者必须要在相应的位置上，比如部长或者司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僚体系才能一直作为工具存在。然而任何占据这个位置的人，都有占据这个位置谋私利的机会，人都是有原罪、有欲望的，会有这个冲动。所以官僚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又得设立一个对它的监督机制，假如这个监督机制变得很庞大，又会发现监督机制里边的人也开始利用它的监督身份谋私利，又得再设立一个新的机制来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明朝时，有一套完整的六部体系，之后用东厂来监督六部，又用西厂来监督东厂，接着是锦衣卫，变成了层层叠叠往上走。最后这个官僚体系庞大到已经不可能做有效监督，对监督的监督，对监督的监督的监督，到最后不可能完成有效监督，于是这个官僚体系里的人会利用官僚体系行自利之事。

官僚体系最初是作为手段被设计出来的，但由于里边的人的活动，会使得这个官僚体系的手段被异化成为目的，于是这个组织最后会被官僚体系所绑架。官僚体系的活动本来应该是为整个大的共同体而工作的，但是最后只为自己工作，所有攫取的利益都被分割了，从手段异化为目的。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任何一个庞大的帝国都只有几百年寿命？就在于在这几百年里，这个帝国初起时，官僚体系的确就是作为工具、作为手段存在的。而且最初的皇帝都比较能干，可以有效地控制官僚系统，但是他的后代能力会逐渐退化，难以控制这个系统，最后官僚体系会绑架帝国，凌驾于帝国之上，甚至帝国所有的财富都要用来供养这个体系。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初格列高利七世设置教阶制的时候，是为了使工作更有效率，但是到了公元1517年，也就是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400年，教会的官僚体系跟最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南辕北辙。一个帝国的有效期限400年基本到极限了，此时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完全背离了所应履行的职责，背弃了自己的理想，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时自然有人站出来反抗，这些敢于站出来指责教会要记住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是什么人呢？一定是信仰特别虔诚的人，他对于这个信念有一种内在的虔诚感。而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于是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改革。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开始改革，但他的改革与马丁·路德不同，他把英国天主教会的领袖从罗马教皇换成国王本人，别的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1536年在日内瓦，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把马丁·路德的改革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敢于站出来指责教会背弃了核心价值的人一定是最虔诚的信徒，他们跟罗马天主教会是有差异的。

前面讲过东正教的特征是走神秘主义的路线，因为它特定的历史机缘，它的教会结构使它的教义只能是神秘主义。而罗马天主教会走理性路线，接下来的新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实际上是指基督新教里边的一个特定教派，就是1536年的加尔文教派，这个教派后来被称作“清教”。基督教或者说清教、天主教、东正教，它们都信耶稣基督，统称为基督宗教。因为名称容易混淆，那些不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教的，我今天都用“清教”这个概念。

清教的加尔文宗，为美国提供了立国精神，对今天世界的影响是最大的。东正教是走神秘主义路线，天主教是走理性主义路线，而清教走的是纯粹的信仰主义路线。所谓信仰主义是什么概念？实际上就是原教旨主义，不要以为只有伊斯兰教有原教旨主义，清教就是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跟神秘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

神秘主义不认为圣经上的字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个象征，上帝用这些象征来启示人类，然后人通过对这些象征的沉思，最终达到一种神秘体验，达到跟上帝直接的灵魂交流。

理性主义也认为圣经上的话不能一字一句照搬，因为圣经用了很多比喻、象征来揭示出宇宙当中恒久的道理，这种大道是可以用理性发现和表达出来的，所以对圣经要依照理性的方式来解释。

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一个要追求足够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来解释圣经；另一个根本不追究逻辑，甚至反逻辑，认为逻辑会窒息人心灵深处的本能的精神伟大，太逻辑化之后，人行事会特别有预期，没有做人的味道。东正教神秘主义认为人的味道不是从经里面按字抠出来的，而是通过经的隐喻获得启示，然后活出自己的味道来。天主教是按照圣经中的隐喻象征，来解读出宇宙当中的逻辑理性。

清教的信仰主义是什么呢？任何人试图把圣经当中的象征当成隐喻来理解，就已经背离了上帝，上帝的话全在圣经里，人只能按照经来读，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假如有人认为这个违背逻辑，只能证明自己的愚钝。人必须严格按照圣经一字一句地来理解，不能加上额外的解释，而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来说，恰恰是要加上别的解释。清教则拒绝任何额外解释，只要有解释，就是在用人的思考窃夺上帝的位置，这正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

《约伯记》代表的信仰逻辑

清教传播到苏格兰，之后又发生了英国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后，最后大量清教徒到了美国，并在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制宪，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直接反映了清教的精神气质。清教是原教旨主义，但美国却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这种精神气质在美国是怎么实现的呢？

一神教里面有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清教里面有一个核心信念是违背自然人性的，当然并不是违背广义人性，违背的是本能的动物性的人性。而天主教、东正教包括儒家学说都不违背这些，是顺着人的本能走的，说儒家压抑人性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孔子说“食，色，性也”，这都是自然人性。所有的正常宗教，都是顺着自然人性，在基础的人性获得满足之后，抑制过度的欲望。只有在清教当中，或者说一神教当中，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是违背自然人性的。可以用《圣经·旧约》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圣经·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后来又有了《新约》，旧约、新约加一起是基督教的经典。旧约、新约打散重组，又加些新的内容就是《古兰经》。

《旧约》里有一篇《约伯记》，对非一神教的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一篇。

有一个叫约伯的人很有钱，在迦南之地过得很好，家里财产丰厚，房屋连片，妻妾儿女成群。约伯是特别虔诚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所有的幸福来源都是上帝赐予的——因为对上帝如此虔诚，所以上帝赐予他好的生活。有一天，上帝问撒旦：“最近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呀，他是这个世间最虔诚的人了。”撒旦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虔诚吗？因为你让他过得很好。假如你把他所有的幸福都剥夺了，你看他还信不信你。”上帝说：“好的，他交给你了，只要别弄死他，随你怎么处置。”

于是在下界，约伯正在跟朋友们喝酒，突然仆人跑来对他说“不好了，咱家来了狼，把羊全都叼走了”，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变故，最后约伯家妻离子散，财产都没有了。不仅如此，约伯开始生病，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到处长着癞，别人看着唯恐避之不及。

然后约伯非常痛苦，所有的人都不理他，只有他的三个朋友听说这事儿，从远处跑过来看他，约伯正坐在一个垃圾堆旁边拿瓦片刮身上结的痂。然后约伯就向那几个朋友抱怨：“为什么我要遭受如此的不幸。”那几个朋友说：“上帝是最公义的，你遭受如此不幸，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帝在惩罚你。”约伯说：“我什么都没做啊！”那些朋友说：“上帝是最公义的，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但你不知道那是坏事，然后上帝在惩罚你。”约伯说：“我肯定没做，我做没做我还不知道嘛！”把这几个朋友打发走了，因为他的确什么也没做。

约伯就开始对上帝抱怨：“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多苦难啊？早知道要让我遭受这些磨难，莫不如当初你就不要让我生出来多好。你干嘛要让我活成这样啊？”在那儿抱怨了一会儿之后，上帝从云端现身，直接指着约伯说：“你跟谁说话呢！当初，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儿？你有资格跟我这么说话吗？要没有我的话，根本就没有你。”约伯听到上帝的训斥之后，幡然醒悟，倒头就拜：“上帝我错了，我不该向你口出狂言，世间一切莫不是出于你的意志，一切莫不是出于你的恩典，你的意志、你的决定全都是正义的。我应该做的，绝对不是向你发出抱怨，我应该做的就坦然接受你交给我的所有命运，并且我要赞颂你的伟大，我要祈求到上帝真正的公义所在。”

后来一个重要的哲学家霍布斯写了一本书叫《利维坦》，就是从这个故事里引喻出来的，这是现代政治学主权论最重要的一本奠基性之作。海中怪兽利维坦有翻江倒海的本事，谁能制服它？你能吗？只有我能。陆地上的怪兽比希莫特，也有撼天动地的能耐，谁能制服它，你行么？只有我能。世间的风尘雨露、电闪雷鸣，莫不是出于我的恩赐，你没有任何资格抱怨我！

从某种文化的角度看，《约伯记》里的上帝还不如撒旦，撒旦好歹是真小人。但是，对于犹太人，对于虔诚的一神教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通过这个才能检验出你是否是个真信徒。假如“做好人一定要得到好报，坏人就会有恶报”成立，实际上就是约伯一开始抱怨的基础。只有基于这个，他指责上帝才有基础，否则他以什么为基础来指责上帝？得有一个标准，只有以这个为标准才能指责上帝。但是“好人一定有好报，坏人一定要得坏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仰是有条件的，假如上帝没有做到“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就可以不信上帝了。此时就意味着你一开始就不信上帝。而对上帝的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这才叫信仰。上帝加在你身上的任何苦楚，你都必须去领受，这才叫信仰。

需要强调的是，只有清教和犹太教把这一点强调到极致。在天主教和东正教里，把这一点全都柔化了，有点类似于儒教。但是清教里面充分把这一点给拎出来，强调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

犹太人“心灵自由”的无条件性

举个例子，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他有个表兄弟是哈耶克。维特根斯坦是犹太人，二战当中希特勒把犹太人像牲口一样屠杀、焚化，后来有人提出一个质疑，说在奥斯维辛当中，犹太人不是号称上帝的子民吗？这个时候，上帝在哪儿啊？就有人对上帝提出质疑，要针锋相对，就像现在以色列的做法，在全世界追捕纳粹，必须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这一点，他说你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这样做只是完成了一个血腥复仇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达到真正应有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说，“即使向希特勒发怒都是不明智的，何况向上帝”！这是什么意思？他认为，正是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才尤其需要信仰上帝，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为什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信仰上帝，才证明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假如是因为“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才信仰上帝，那意味着信仰是有条件的，内在的心灵是受物质所决定的。因为“得好报，得坏报”是用物质收益来衡量的，假如因为一个物质收益，才决定是否信仰上帝，意味着你的内心实际上是受物质决定的。只要人是受物质决定的，人跟动物就没有本质的区别。

而只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明知自己明天就要进焚尸炉了，你仍然信仰上帝，此时才证明你的信仰与物质完全无关，是一种基于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的抉择，才证明了人的心灵是自由的，有一种自由意志存在。而假设选择了向纳粹投诚，就可以做锅炉工了，那么此时人是可以选择到底是投诚还是不投诚，这种自由选择证明，人是真正意义上不受物质决定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于是人才真正区别于动物，不可以被当作手段来对待的最伟大的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仍然坚持对上帝虔诚的信仰，此时你不是证明了你是个犹太人，而是通过这个行动证明了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的伟大。在纳粹的统治之下，人仿佛都已经被希特勒还原成为动物，但是那些坚持信仰的人，证明了人仍然是要做人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因为在这些人身上证明了信仰、心灵自由的无条件性，反过来，才能证明希特勒是无条件的恶魔。假如不能证明前者的话，那么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可以获得某种理论的辩护。希特勒说，“我的生活不容易啊”，犹太人说，“我也不容易啊”，希特勒会认为，“你不容易，我比你更不容易，所以我可以杀你”。而假如逻辑是：你不可以杀我，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不容易，而是因为我是人。什么叫做人？人是上帝所造的，拥有心灵自由的，一种独特的受造物，不是动物，所以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你就是无条件的恶魔。正是基于此，二战之后才能判定希特勒反人类罪，并且在法理上才能站得住脚。否则在法理上，假如不能找到这么一个无条件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基于前面所说的无条件的信仰，希特勒也可以获得法律辩护。

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那种内心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跟神的关系实际上在持戒中，第一戒就是上帝说：“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走出来，最后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是世间独一的神。”这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假如信仰是有条件的，用那个条件来衡量是否信仰上帝，就意味着找到了第二个神。如果人用来衡量上帝的那个条件是上帝克服不了的，上帝作为神就不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了，必须所有的条件在上帝面前都不成其为条件，无条件的信仰，此时上帝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的神，才是那个独一真神。假如是有条件的信仰，那个条件就是跟上帝并列的一个神，那个条件可以简单地称之为“自然法”，人认为有一个宇宙之间的自然大道，这个大道连上帝都不能违背。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大道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想违背就违背。在这个逻辑之下，信仰才成其为无条件的。

回到自由的问题，在新教改革之后，对于自由的理解跟天主教是很不一样的。天主教世界由于理性主义逐渐发展起来，对于自由的理解是基于一整套理性的哲学推演，由哲学推导出什么是自由。但实际上蕴含着另一个问题，理性可以推导出自由，但用理性也可以从另外一面推导出自由不重要。希特勒的建国理念，实际上有一套非常理性化的逻辑，它推导出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的东西，理性有着某种不确定性。而清教认为自由是上帝赐给人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自由是心灵自由、精神自由，这是上帝赐给人的，无论谁都不可以剥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在美国宪法里都说，“我们认为，阁下这些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不可被剥夺的”这句话包含的一个隐形前提是什么？这个权利不是统治者赐予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而在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逻辑之下，对自由是另外一种定义。

这两种定义今天已逐渐合流，区别不大了。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这两种定义背后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基于理性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一个是纯粹基于信仰主义对自由的理解。

不同信仰产生不同的政治学后果

在美国，这种信仰主义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清教的信仰里，认为每个人的命运、价值、意义、自由，都是上帝直接创造的。清教有一个说法叫“因信称义”——只要信仰上帝，人就可以得到救赎，之前不用去干好事。

那么信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像我所定的那样信上帝，因为上帝给了我启发”。加尔文认为他从上帝那儿获得了启发，所以知道什么样才是真的信仰上帝。当然天主教并不认同加尔文的定义，这两种教派都认为自己获得了上帝的直接委任。但是无论谁都无法拿出一个绝对的证据，作为信徒只能选择是否接受这个说法。清教徒就是接受加尔文说法的人，而天主教徒就是不接受加尔文说法的人，但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只能说他们是不同的信徒，没有标准来判断对错，因为一旦试图去找标准，对于清教徒来说，那就是又去找了一个新的神，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神，就意味着还有比神伟大的东西。

这两种信仰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学后果。清教徒认为：我的意义和价值是由神直接定的，我信神自然就得救赎，用不着做好事。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不是因为我做了好事才获得拯救，而是因为获得了拯救之后，我内心改变了，会主动做好事。但即使你做坏事，该获得拯救还会获得拯救。因为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坏事，就上帝视角来看则不一定。以加尔文定义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是否获得拯救，跟做好事做坏事完全无关，只是因为信神了。

天主教则完全是另一个逻辑。天主教认为：是否获得拯救，跟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是相关的，这个叫做“因功称义”，因为是否获得救赎，跟做好事做坏事相关。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可以到教会去告解，向神父忏悔，然后神父会帮你化解，帮你判断。天主教会有个说法，“教会之外别无救赎”。《圣经》中的故事很多是不合逻辑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怎么解经的问题，不同的人解得肯定很不一样，天主教会逐渐把这些不一样的解经办法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统一的解经办法，形成一个解经的传统，教会作为这个传统的传承人一直留传下来。天主教会认为，假如读经读偏了的话，肯定无法获得救赎，如何不读偏？必须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读经，而正确的方法只在天主教会那儿掌握。

但是在清教徒看来，这完全是乱扯。天主教徒并不认为教会是上帝，只是认为教会帮助人更好地理解上帝的意志。但是在清教徒看来，“教会之外别无救赎”并不成立，难道教会是上帝吗？凭什么可以决定哪个人是否得救？这导致天主教这边，教会成为人和神之间沟通的中介，天主教会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是否获得救赎，就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人的价值、意义和身份。而在清教那边，并不认可有任何中介性的力量，只有上帝可以决定。

在近代，天主教作为人和神之间沟通中介的功能，教会已经无法再承担起来了。因为近代国家把教会逐渐压制住了，而由国家承担起这个功能。那么它是以怎样一套话语结构把这种功能套到自己身上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极致就是纳粹的理论：之所以你是上等人，是因为你是日耳曼血统的，假如你不是日耳曼血统，那你天然就是下等人。也就是说，你是否有价值这件事，不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了，而是由你生来的血统决定的，然后血统构成一个民族，民族会表现为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当国家、民族成了人的身份、意义和价值的定义者，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上帝。

但对清教徒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我的意义和价值直接由上帝个体化给定。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就没有民族主义，美国也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才能得出一个衍生的结论，就是国家应该为个人而存在，而绝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只有在清教的逻辑之下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民族主义其实已经背离了天主教，但是天主教所得出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有可能会衍生出民族主义。当然也不是必然的，也有可能会衍生出非民族主义的思想，康德就是一个非民族主义者。而一旦衍生出民族主义，就会规定个体天然要为民族服务、为国家服务，个体为国家存在而不是国家为个体存在。因为个人的意义、价值都是由民族决定的，“假如你不是日耳曼血统，你根本就是一个垃圾”，所以是国家使个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当然应该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国家为个人服务。

但在清教的背景之下，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要有一个国家敢这么说，这个国家本身就应该被推翻，因为应该是国家为个体存在，而绝不是个体为国家而存在。只有在清教的逻辑之下，这一点才成立。而在天主教所衍生出的理性主义的逻辑之下，此后的政治哲学跟天主教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天主教已经被排斥在外。当然在理性主义逻辑之下，也有可能出现非民族主义的、很健康的理性主义自由观，但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很邪恶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在清教的逻辑之下，无论如何也出现不了民族主义。因为清教走的不是理性主义路线，而是信仰主义路线，在信仰主义路线之下，不是不要理性，而是理性被安顿在一个不一样的位置上。

而在理性主义的路线下，它的理性包括双重理性，一重是价值理性，一重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就是指自由、平等、博爱等，都要通过理性去论证，论证出来后，再作为最高价值，任何人都要去追求。接下来如何更加有效地去追逐这些价值，就涉及到制度设计的问题，这是第二重理性——工具理性，这是欧洲大陆逻辑思维的背景。

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清教背景

在清教的背景之下，理性只有一重类型——工具理性，自由、平等、博爱都是由信仰直接定义。为什么人是自由的？因为上帝赐予了人精神自由、心灵自由；为什么人是平等的？因为在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是上帝直接赐予的。为什么这些价值是绝对的起点，不可取消？人的一切思考都要以此为基础？因为我们信仰上帝，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而这个价值是基于信仰定义的。如何达到这个价值更有效率，此时理性才出场，这样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这就形成了欧洲大陆对自由的理解、对理性主义的理解，与北美大陆对自由的理解有很不一样的逻辑，因为最底层的宗教根源不同。

对美国而言，它认为自由、平等这些价值是上帝赐予人类的，而不是只赐予美国人的。假如上帝只是赐予美国人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美国人和别人拆分成不一样的民族，就变成某种变形的民族主义了，这对清教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它所追求的价值是作为宗教价值存在的，接下来要通过一种制度来保障这些价值，这个制度就表达为一套法律结构，即“美国宪法”。

因为美国宪法是基于工具理性存在的，所以这个宪法里不包含任何与宗教价值相关的内容，只是一套纯粹的理性治理结构，不包含任何宗教性内容，但是宗教性的思考确实是它的隐形前提。假如只看宪法条文的话，不包含任何宗教性的东西，只是一套抽象的行为规则。其结果是，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接受这套工具。

实际上西方的主导秩序不是从美国开始的，而是英国，英国没落后，才由美国接下来。但是英国和美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承认价值理性，只承认工具理性。而对价值的来源，英国和美国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英国来源于传统，美国来源于信仰，但是他们都不认为价值来源于理性，来源于欧陆的价值理性。而这种传统和信仰，被表达为一套法律结构，一套纯形式结构。而这种纯形式结构可以有很强的扩展性，当信仰完全不同，又要共处互动时，可以直接把原有规则进行扩展，所以它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的扩展性，最后覆盖全球，其最底层根源是基于清教信仰。

美国的宪法，如果不去追求它的底层根源，只看到表层，它是一整套纯粹的行事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然后它的那一套法学技术可以扩展到全球，最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为规则体系，构成今天全球普遍接受的一套行为规范。而这套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统治者的力量基础是军队，而养活军队需要财富，财富的形式就是占有庄园的面积、领土的面积，这决定了统治者力量的大小。当时的领土占有结构，是在中世纪的封建制结构下，形成的一种自上而下、网状结构的土地占有结构、内容，以及形成一套权力的均衡关系。而这一套关系，又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贵族社会等级体系，这一整套复杂的等级体系，又被天主教会的理念进行正当化。于是在中世纪，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社会、宗教是全方位嵌合在一起的，这种嵌合里面最核心性的东西，从物质层面而言肯定是基于一套军事财政逻辑，从观念层面来说，最核心性的肯定是宗教观点。而物质和精神又是完全嵌合在一起，中世纪不止欧洲，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西方世界“再入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出现了一个现象——脱嵌。跟哈耶克同时代的波兰尼有一本著作《大转型》，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还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称为三本最重要的反对专制主义的著作。波兰尼在《大转型》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脱嵌”，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远洋贸易突然出现一种新的财富形式，就是通过远洋贸易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商人一寸土地都没有，但可以积累起巨额财富，然后可以把钱借给国王，国王用借到的钱雇佣士兵，打击那些大贵族，以此为基础把大贵族全都消灭，统一国家。商人在向国王贷款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交易博弈的过程，获得对价。

然而，这种与土地占有情况无关的财富形式，对天主教而言，都是人欲，是要被消灭的，没有正当性。这导致一个结果：一种巨大的财富力量出现了，而现实的观念结构和制度结构都无法容纳这个新的财富力量，那么这个新的财富力量就会对现实的所有东西构成巨大冲击力。最后导致现实的制度设计和观念结构，必须要对新出现的财富形式进行某种形式转化，不然这种新出现的财富形式就会是一种洪水猛兽，彻底把社会摧毁掉，它完全跟过去的所有东西是脱离的，波兰尼称之为“脱嵌”，这种“脱嵌”最初的动力就是一个经济过程。

西方社会进入“脱嵌”的节奏之后，带来了西方近代社会剧烈的动荡，战争遍地都是。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不间断地去驯化“脱嵌”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需要一系列最深刻的理论创新。人们潜意识的很多世界观都要做一个根本的改造，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把新浮现出来的这种物质结构引导至有序的方向。而在此过程当中，它始终是严重的“脱嵌”节奏，这种“脱嵌”会带来巨大的战争，到最后通过理论对它的驯化完成之后，称之为“再入嵌”，从“脱嵌”到“再入嵌”，西方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再入嵌”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此之前，所有中世纪的宗教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辩护，都是基于不移动的土地式的庄园式的经济财富，从来也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眼光，而亚当·斯密第一次从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并且从经济问题里面推导出一个很重要的伦理结论——通过全球性的普遍的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最终达到人类福利水准的普遍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获得普遍的自由。所谓驯化、再入嵌，最重要的就是要从现实的物质过程里提炼出伦理意义，之后对它的精神驯化才最终完成，这个秩序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可预的秩序。只要这个伦理秩序不可预，那人类永远不能对它有认同感，迟早会崩溃。

如何让秩序可预呢？一定得从里面找到伦理基础，亚当·斯密完成了这个工作。接下来胡果·格劳秀斯学派的传人通过国际法和现代法学的理论辩护，为亚当·斯密论证出来的物质现实的过程以及伦理意义，转化为一整套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的法权安排，把它法律化、制度化了，这标志着西方完成了从“脱嵌”混乱到“再入嵌”的过程。并通过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经济力量、物质力量，此时其他那些仍然处在中世纪状态的东方国家，完全无法对抗，所以西方迅速向外扩张，东方国家迅速被打的一塌糊涂。

西方的这套法律框架是很抽象的形式，他们认为是对所有人都可以普遍有效的一个形式。所以东方国家包括中国、伊斯兰世界全都可以整合到西方的普世法律框架当中。这一整套的法律框架，从原则上来说对所有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开放的，有普世的公正性、正义性存在。但有一个问题，虽然这种普世性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出来，但是在这套法学结构的规则之下，会带来事先无法预期的结果。

根据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理论”，一个国家是中心国家，其他中型国家都是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手里掌握着制造业秩序、法权秩序、文化秩序，起主导作用，获取最多的利润分配。外围国家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经济殖民地。由于一些内在的经济原理，外围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中心国家，由此世界的一种不平等状态，就永恒地被固化下来。沃勒斯坦的这个分析是非常到位的，现在中国的经济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崛起，对沃勒斯坦的理论造成新的冲击，一些新的可能性出现了。

但在中国崛起出现之前，沃勒斯坦的经济学分析是有效的，他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正义的框架，但在这种形式正义之下，外围国家却会感受到一种实质不正义。对外围国家来说，实质正义需要通过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福利分配等体现出来，但是由于现实的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存在，使得外围国家空获得一个形式正义，却无法获得实质正义，而形式和实质之间长久的不匹配，一定会引发怨恨甚至反抗。

就像今天的世界，大家都会觉得美国虽然有形式正义约束着，但仍然也有一些实质不正义使其他国家感觉不舒服，这会引发怨恨感，引发对抗性。而这个对抗性，在伊斯兰世界呈现得特别强烈。

“脱嵌”的伊斯兰世界何时“再入嵌”？

中世纪的欧洲，所有东西都是嵌合在一起的，脱嵌之后，中世纪欧洲就陷入剧烈的动荡混乱之中，用了两三百年时间才把这个东西驯化掉，再入嵌。而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这个驯化过程的节奏基本上可以自主掌握。可是资本主义经济，那种不依托于土地占有的经济形式，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向外扩展，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脱嵌。这些国家也在一些沿海贸易城市、工业城市建立一些现代经济，这又使得大量的人口从乡村转移出来。这些人，原来在乡村有一套传统生活方式，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老病死，乡邻之间会互相照顾。然而转移到城市后，提供的就业数量不够用，社会福利体系也跟不上，这时在形式正义下的大量实质不正义就会暴露出来。此时这些东方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中国实际上都面临着脱嵌的问题。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高度嵌合的，而这种高度嵌合实际上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某种模拟。进入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模拟就被一个脱嵌的经济打破了，于是中国也陷入各种各样激烈的转型、动荡中，但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足够强大，使得这个脱嵌尽管出现各种问题，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而在伊斯兰世界，因为政权不够强大，无法压制这个问题；另一个方面，脱嵌了之后该如何去驯化呢？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没想好怎么去驯化，于是就出现了内在的严重危机、动荡。

这种严重的危机和动荡，在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后果。因为人是通过所带的“眼镜”来理解世界的。中国人是通过儒教，或者说在集体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通过这个“眼镜”来理解世界的。依照儒教，我们有一个认命的本能的传统取向。而在一神教那里，包括清教、伊斯兰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犹太教时得出结论：“这个民族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对他们的许诺特别好，但是在现实中却非常糟糕。那么如何解释这个反差呢？对于虔诚的一神教信徒来说可能有很多解释，其中一种很强大的解释是：上帝绝不会说谎，我是上帝的虔诚信徒，我也不会错，谁错了？世界错了。于是我要革命，把这个错了的世界推翻。”可以看到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里面，布尔什维克的最核心人员当中，犹太人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正是因为这种特定的精神结构，使得他们革命倾向特别强。这不是说犹太教导致革命，而是说犹太教导致的心灵结构，使得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解释框架有亲和力，精神结构跟共产革命的解释框架有亲和力。同样，伊斯兰教也是如此。而中国人的世界观使得我们对于命运有某种顺从感。

在伊斯兰世界，一方面是教人热爱和平、尊敬长辈、朋友友爱等，有非常和平、友善的一面。在特定社会结构当中，人们热爱和平这一面会浮现出来，尤其在传统性社区结构当中，因为人们没有什么焦虑，生老病死全都有人照顾，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斯兰当中热爱和平、对人友善的这一面全都会浮现出来。比如我们去南疆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的维吾尔小镇，就会感觉那些人真好，跟他们打交道比跟汉族人打交道舒服太多了；而在汉民族这边信仰已经彻底丧失了，导致社会的伦理结构没有基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信仰什么？就剩下钱了——所有的行为都受物质引导，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动物，此时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缺乏道德。但是在维族那种没有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地方，会感觉到伊斯兰教对人的教育，那些地方的人有爱、真诚、善良。但这是伊斯兰教教人和平那一面的力量，只有在那种社会结构之下会才浮现出来。

同时，伊斯兰世界还有另一面，就是教人“无论怎样，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你了，神仍然和你在一起，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神仍然是喜爱你的”。那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世界错了，你要绝不妥协，要坚定地反抗，要向“不正义”的、“邪恶的”社会斗争。这种绝不妥协的一面，在《古兰经》里能找到，教人绝对热爱和平、对人友爱那一面，在《古兰经》里也能找到。

那么，什么时候这种教人绝不妥协的一面会浮现出来？在一个脱嵌的社会之下，人们被甩到城市当中，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任何确定性，对未来茫然无知，走到哪儿都受尽歧视，感觉这个所谓的形式正义下充满了实质不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青年人会首当其冲，浮现出另外的那一面。然后再加上一些阿訇的煽动，就会把这些人引导到一种剧烈的反抗方向去，呈现出我们看到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教义教人去干坏事，所有的教义都叫人友爱和善。但是因为经里面的内容是需要解释的，东正教、天主教、清教对经的解法都不一样，并会带来不一样的政治社会学后果；在伊斯兰教这边，也同样有不同解法，一些阿訇就给解到恐怖主义的方向去了。

恐怖主义的教育基础是原教旨主义，然而原教旨主义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恐怖主义，因为清教也是原教旨主义。关键是原教旨主义要把信仰转化为一套现实的行动方案，一些阿訇是把它进一步转化成现实的恐怖袭击，在充满了实质不正义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生活孤苦无依，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到处遭人歧视的穆斯林青年，阿訇的这种解释，对他们有一种巨大的亲和力。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也有，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精神结构不倒向“全世界都错了，只有你是对的”那种逻辑。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恐怖主义基本都出自伊斯兰世界，但不等于伊斯兰教就是恐怖主义。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恐怖主义的真正解决，必须得通过穆斯林自身来克服。

伊斯兰教今天面临着脱嵌，在此之前基督教也曾面临脱嵌，而且严格来说脱嵌并不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第一次出现，更早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还出现过一次。当时出现过一次人口爆炸，资源的分配结构不一样了，就出现某种脱嵌，那次脱嵌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表现出来的。十字军东征的恐怖效应丝毫不比后来看到的伊斯兰恐怖袭击差，而基督教世界还是找到了驯化办法。

伊斯兰教这个脱嵌的问题必须通过穆斯林自身来克服，因为非穆斯林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真正感受。所以，尽管我们看到伊斯兰世界带来大量恐怖主义的问题，但最终的解铃人却也一定来源于那个世界。而我们需要做的，一方面在一个充满了形式正义而实质不正义的世界之下，中国跟伊斯兰世界以何种方式合作，克服这种实质不正义。另一方面，因为伊斯兰世界要想进行脱嵌的驯化，除了理论知识，还需要对内部的政治秩序进行程序安排。中国跟伊斯兰世界之间，应该一起去寻找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加速驯化之路，这不只是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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