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民俗学把传承现象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通过把握传承母体的人文特征，传承者的主体性，传承所依仗的资源、知识技能、价值体系等，来揭示地域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传承通常被认为具有跨世代、集团性、类型化、反复循环等特点。由此，民俗学擅长研究婚丧嫁娶、年节仪礼、口头传说、民间手工艺等传承性行为，而像战争、灾害这样的一次性“事件”，似乎很难进入民俗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俗学和“事件”完全无缘，在经过一定的视角转化后，民俗学完全可以对事件做出有解释力的考察。

如果把“屈原自尽”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应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但是，当这个事件通过屈原投江传说、赛龙舟、吃粽子等习俗转化成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之后，世代相传，就变成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当“事件”通过“记忆”转换成“传承行为”，而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时，民俗学就有了关注灾害这样的社会重大问题的契机。日本民俗学家樱井龙彦曾发表《灾害民俗学的提倡》，提出了民俗学研究灾害的三个视角。“第一类是以‘故事’或者‘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谚语等‘口头传承’;它有别于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性记录资料。第二类是为了不让灾害的经验风化，以一种可视的形式来记录保存的纪念碑等‘纪念物’。第三类是供奉灾害遇难者灵魂的‘慰灵祭祀’、表彰救助受灾人员的英雄的‘纪念仪式’，以及为了避开灾难所用的‘咒术’等。这些‘祭祀’伴随着定期的重温灾难记忆的‘仪式’，成为提高当今人们防灾意识的一个好机会。”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民俗学研究灾害的基本视角，即通过口头传承、纪念物及其空间、纪念仪式这三个维度来揭示灾害记忆的传承与变迁，并通过分析这些传承的意义和价值，探讨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对防灾减灾的意义和价值。十多年来，沿着这个研究范式，民俗学界形成了很多对灾害空间建构、仪式行为以及口头传承研究的成果，这些都为灾害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灾害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灾害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其学术逻辑与灾害人类学家的工作相近。共同点是将灾害视为人类社会系统中固有成分和周期性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视角下，灾害是一个整体性现象，它嵌入于社会历史中，也折射出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背景和要素。这个视角将灾害与人的活动相勾连，通过透视对应灾害的诸多行为，使得灾害成为检测社会适应、政治制度、道德、生计模式、资源利用、权力分配、地方认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场景性窗口。具体而言，通过民俗志方法，可以对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进行深入描写。对于灾后重建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很多参与救灾的外部人员对于灾区社会文化特征的了解和理解未必充分，因此，在灾害的全过程中，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灾害民俗志方法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经过西南民族地区学者的努力，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相关内容的博士论文也大量涌现，说明这一方法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接受。

灾害民俗志的普及，为民俗学的灾害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但已有成果的研究区域相对集中于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应对的灾害类型也大多是自然灾害。事实上，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在不同于传统村落和村寨的城市住宅小区，人和物的流动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潜在地形构了另一种带有“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的事件场景。面对上述新形势，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灾害民族志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对于灾害文化研究以及防灾减灾则变得很有必要。这个方向的思考侧重围绕民俗志的科学化，以及灾害事件背后的“常识体系”问题，探讨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人群以及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灾害。其学术逻辑来源于前述民俗学界对经典民俗学注重传承事象研究的反思，认为在高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社会，原有的传承概念已经无法有效分析人们生活中发生的诸多事象。对此，日本学者岛村恭则提出“生世界”的概念构想，力图将原有的静态、固化的传承性事象的民俗学研究，转变为对动态的常识体系的研究。这个常识体系包含了“经验、知识和表现”，它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生命认知的集合体之中。为了建立稳定的可以把握的生活实践模式，人们需要不断将新的知识和经验纳入自己的“生世界”中来，这个过程也是建立自己的“常识体系”的过程。将民俗学的上述新思考纳入灾害研究中，就催生了“灾害民俗志的自媒体时代”转型。用传统的传承概念分析灾害，有很多现象难以解释，比如神话传说式的灾因论、天谴论式的道德论断，已经被地质学、气象学等科学知识所取代。与此相应呈现为口头传说化、宗教性预言叙事的传统灾害记忆模式，已经被体验叙事和科学解释话语等所取代。但是，传统的叙事框架并未因此消失，两者并存于当下的灾害记忆之中，从而保持了一个有效的、能应对生活世界各种要求和挑战的常识结构。灾害的常识也是如此。套用岛村恭则的民俗定义，即人们不断将有关灾害的经验、知识和表现，纳入灾害的常识体系中来，形成应对灾害的新的知识和智慧。

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已经渗透进了大部分社会领域，其他形式的知识即使未被消灭，也极大程度地为科学知识所替代。在灾害领域，前近代流传的灾因论，早已被相关科学解释所取代。各种预报和防灾知识，也都进入了我们的常识体系。但是，与此相对，很多基于身体感受的、无法用系统的概念描述的“无言之知”依然有必要得到重视。科学技术与这类“无言之知”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灾害常识系统的整体。这两种知识系统具有不同特点，一类是现代科学的专门性知识，另一类是身体性的传承。科学知识的特征包括体系化、客观性、社会性、理性主义、数据化、表达的明确化。而身体性的传承，是基于感性的“无言之知”，具有主观性、个人性、情绪化、感性、非数据化的特点。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探求“无言之知”的灾害民俗志有助于全面理解灾害的全过程，避免灾害过程的刻板印象，把握现场的多样化事实。国内部分学者对公共卫生安全实践所做的以分析“灾害文化”与抗灾强韧性的关系的研究，代表着新时代灾害民俗志的发展方向，也为扩大民俗学的解释力提供了光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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