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旨在展示中文、日文和越南文中天主教教士职称的翻译历史。天主教的层级制度来源于《新约圣经》中的某些段落，其中有三个反应教士阶层的重要术语是“主教”（bishop）（源自希腊语“episkopoi”）、“牧师”（priest）（源自“presbyteros”）和“执事”（deacon）（源自“diakonos”）。在翻译历史中，曾经用过佛教术语（如“僧”用于翻译“牧师”seng, “monk” for “priest”），后转变为音译，例如将“padre”翻译为“pa-te-ren”，然后发展到或多或少有些本土化特色的词语，如“spiritual father”（在中国和日本的翻译为“神父”shenfu）或“pastor of souls”（在越南的翻译为“灵牧”linh mục）。这些术语翻译问题也反映了在中国、日本和越南传统社会中，神职人员很难获得被大众接受的社会地位。本文通过比较发现，越南的翻译比一些中国翻译更好地表达了术语的原始含义，但是却又可能导致了误解。

公教职称的起源

《新约》的部分文献提到教会团体中的不同职位，比如《腓立比书》1:1提到episkopoi和diakonoi，而《提多书》1:5提到presbyteroi。希腊语的epi-skopein是“针对它—看”，即“监视”或“监督”；presbyteros是“年龄较大的”“年长者”的意思，而diakonos来自diakoneo“服务”“服事”。公元二世纪，教会的组织逐渐完备，并把这三个词语理解为圣职人员的三个基本的层次和职称，即拉丁语的episcopus（“主教”，即英语的bishop）、sacerdos（“司铎”“祭司”，即英语的priest）和diaconus（“执事”，即英语的deacon）。在中世纪后，天主教（公教）、东正教（正教）和安立甘会（圣公会）继续这种传统的体制（亦称“圣统制”，hierarchia，即英语的hierarchy），但新教取消或中断了传统的管理体制。在新教那里出现很多新的管理体制，而东方的新教（在日本和中国）多用“监督”、“长老”和“执事”来翻译这三个职位。

在公教传统中，“主教”（bishop）是教区的负责人，“司铎”（priest）是每个堂区礼仪的核心人物，而“执事”（deacon）是司铎的助手。除此之外，古代的隐修士或年龄大的司铎有时候被称为“父亲”（pater），各个修会（比如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也使用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即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padre（“神父”）。从古代晚期开始，隐修院的院长也被称为Abba（参见英语的abbot），而罗马主教（即教宗）被称为Papa，本来都是“父亲”的意思。

在欧洲的社会体制中，“司铎”和“主教”的职务、工作和社会地位的区别很明显，但在日本、中国和越南等没有教会团体的国度中，“司铎”的翻译成为相当大的问题，早期的翻译倾向于使用佛教术语“僧”，但不久后他们觉得还是需要独立的译法。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传教士（日本语也译“宣教师”）在中国必须隐瞒自己教会的组织结构，因为从秦始皇的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以及其他的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就以君主（“天子”）为权力核心。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任何大型的、宗教性的、有完备管理制度的、相对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必须遭受怀疑和镇压。如果考虑到教会在欧洲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比如大多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是根据教会法组织的和运作的，这就和中国体制有很大不同，而中国皇帝无法理解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传教士们也不能向上层官员说明欧洲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体制。因此，教会的“主教”对某个地区的信徒有“合法管理权”这样的概念在中国等东方地区成为了忌讳，因为它只能引起“天子”的不满和反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利玛窦等人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很少出现关于教会职位、职称和教会管理结构的解释。

日本语的翻译

公教先传入日本，因此本研究也要从日本语开始。耶稣会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49年到达日本并开始转写教理书中的信条，创造了日本语的一些宗教术语，而其中转借自佛教的术语比较多。沙勿略并没有长期留在日本，两年后他离开日本，想到中国宣教。在早期的翻译过程中，葡萄牙耶稣会会士格郭（Balthasar Gago，1515—1583年，1546年入会，1548年到印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1552年到日本丰后（府内，Funay, Funai），曾受大友宗麟（Ōtomo Sōrin）的保护和支持，并在府内地区学习语言，开始传道；1555年他被派到平户（Hirado），与另一位早期译者菲南得斯（Fernandez）修士一起生活。当时他们面对的就是佛教和基督宗教术语的问题，因为沙勿略时代用佛教术语表达基督信仰，比如用“净土”（jodo）指“天堂”，用“僧”（sō）指“司铎”，用“佛法”（buppo）指“教理”。1557—1558年，格郭和他的朋友重新编写教理书《二十五章》（Niju-ka-jo）。格郭1559年回到府内，但因身体健康欠佳，1561年去往澳门，没有回日本，1583年他在印度果阿去世。他的著作《二十五章》基本上规定了日本基督徒生活此后用的语言：在日本语的基础上，他直接嵌入葡萄牙语的神学术语（比如anjo天使、apostolo使徒、contricao忏悔、credo信经、Deus神、Deus Filho圣子、ecclesia教会、espiritu圣灵……等50个核心概念）。这种直接用外语术语的习惯也带给日本天主教生活一种国际风格，并解决棘手的翻译问题：比如在中国的传教士就长期无法决定应该用“天”“天主”“上帝”还是“陡斯”来翻译Deus。

日本的先例也影响了中国和越南宣教师的三种翻译方式：用外语原文或原音，借用佛教术语，或重新创造一些新的词语（比如“天主”“圣教”“圣事”等等）并以某种方式为这些术语下定义。

日本教会用“转写”的方式进行翻译，用一些汉字表达某外来词的发音，比如Deus成为“提宇子”，而padre成为“伴天连”（Pa-te-ren）。17世纪的中国教会早就使用了“神父”一词，但在日本这个词只是“在公教第二次传入日本时（明治时代）使用的”。[1]虽然在英语的用法中，“Father”仅限于修会司铎，而教区司铎称“Priest”或“Reverend”。但现在日本以“神父”（尊称shinpu san）泛指一切公教司铎，中国的情况亦如此。

日本早期教会用来自葡萄牙语的“Bispo”翻译bishop（ビスポ），而“俾斯玻”（即bishop）也曾在利玛窦（Matteo Ricci）和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文献中出现。[2]

因为日本教会的发展很快，信徒和本地圣职人员比较多，16世纪末，澳门的主教同意把日本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教区，葡萄牙耶稣会会士莫瑞（Sebastiao de Morais de Funchal，1536—1588）1588年被任命为日本第一位主教。莫瑞1560年被祝圣司铎，1588年2月到8月任府内的主教，1588年8月19日去世。第三任“俾斯玻”（主教）是瑟尔奎拉（Luis de Cerqueira，1552—1614），也是葡萄牙人和耶稣会会士；他1593年任助理主教（coadiutor）；1598—1614年任府内主教。瑟尔奎拉主教1601年祝圣了第一位日本司铎（padre）木村（Kimura Sebastian），同年在长崎建立一所修道院，于其中培养教区司铎，并于1604年祝圣第一名日本教区司铎，1613年又有7名教区司铎被祝圣。

从17世纪上半叶以来，日本的德川政府执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国的书籍仍然传到日本并影响了当地神学术语的发展。因此，日本公教在1854年后一边采纳中国的“主教”，但逐渐转向使用“司教”，而今天主要用“司教”。[3]罗马的主教，即papa/ pope在日本称“教皇”，但也曾有“法王”之译法。[4]在日本公教那里，priest被译成“司祭”或“祭司”，但sacerdotium被译为“司教职”。[5]日本公教的deacon被称为“助祭”，正教译为“辅祭”，而新教普遍使用“执事”。[6]

汉语翻译

公教职称的汉语翻译也表现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某种理解，比如早期的传教士罗明坚（M. Ruggieri）曾在16世纪80年代用“天竺国僧”来称呼自己，[7]但利玛窦大约在1594年放弃类似的称呼，因为他中断了和佛教的来往，转向绅士阶层（“儒者”）。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尔基欧提（Margiotti）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来华的传教士在皇帝面前用“远臣”称呼自己，在官员面前说他们是“旅人”，在仆人面前称自己为“先生”或比较亲切称为“相公”。本地的新信徒称他们为“老师”或“老爷”。教会内的人称他们为“神父”，而外教人称他们为“师傅”。[8]

当今中国公教用“神父”和“司铎”译priest，但在早期比较普遍使用的词是“铎德”，来自拉丁语sacerdos（意大利语sacerdote），即“撒责尔铎德”。[9]比如，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一年），基督徒学人王徵在《崇一堂日记随笔》的“小引”中称汤若望（Adam Schall）为“先生”，而在《附录祈请解罪启稿》中用“铎德先生”“诸铎德”和“远西铎德”来指外国来的教士。[10]

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类思（Luigi Buglio）1654年后在北京翻译的《神学大全》（译文书名为《超性学要》）中，除了“撒责尔铎德”和“铎德”外还出现“主祭者”。[11]这种翻译也符合道明会会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于1679年编写的西班牙语汉语词典中的记录：sacerdote是“主祭，词祭者，铎德，撒责尔铎德”，而sacerdocio是“主祭之位”。[12]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70年代，中国信徒已经比较亲切地称“铎德”为“神父”，万济国曾记录：“confesor神父”、“padre espiritual神父、教父、尊父”和“cura de almas管人灵魂，神父”。[13]

利类思译episcopus为“主教”，[14]但万济国1679年编写的词典关于obispo（bishop）的条目记载“主教et contra”，而“et contra”是“以及相反”或“以及反过来”的意思，所以当时既用“主教”，也用了“教主”。另外万济国关于prelado, ut obispo的解释是：“主教；司教者；掌教者。”[15]罗马的主教是“Padre Santo”，即“教化皇，教皇”，而枢机主教（Cardenal de Papa）是“教皇宰相”。[16]

利类思的著作把diaconus译为“（左）副祭者”，[17]而万济国的译法则有所差异：“diacono，御祭，佑御祭，六品的”。[18]

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Poirot）大约在1790年到1809年间完成的《圣经》汉译本2015年由中华书局以《古新圣经残稿》为书名出版。贺清泰经常用“主教”译episcopus，并在注释中也用“主教”：“圣保禄与斐肋孟写的札”中提到“厄巴法”，而贺氏有注写“厄巴法是各落梭城本主教。”[19]在别处他写“弟多……后圣为格肋大岛的主教”[20]。《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中有“司教”（episkopoi）和“副祭”（diakonoi）。[21]然而在《提多书》（Tit. 1:5）的翻译中，贺清泰也用“司教”来翻译“presbyteroi”：“各城立司教”。[22]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他的《华英字典》中没有收录bishop和deacon的条目，而在priest那里仅仅写“PRIEST of the Budh sect和尚ho shang；of the Taou sect道士taou sze；and 炼士leën sze”，此后全书大量介绍中国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却没有提到公教的priest的称呼。[23]然而，马礼逊建议用“牧者”指新教的教士，“因为中国人用这个词指一个官员”：“PASTOR or shepherd牧者muh chay. This term is used figuratively by the Chinese for a magistrate; and may not be improper to designate a Christian teacher. The Romanists use 监临keën lin, an Overseer, to correspond to the word Bishop。”[24]马礼逊说，“监临”指bishop，但在别处尚未找到这种用法。1839年在澳门出版的《辣丁中华合字典》中可见：“EPISCOPUS监督。主教。牧”。[25]这部词典是由一名长期在澳门圣若瑟修院任教的司铎编写的，应该反映了当时通用的术语：“Diaconus六品礼生。副祭”[26]；“SACERDOS铎德。司教。和尚”，[27]“PAPA父。老人。教皇”。[28]“PRESBYTER著老。神父。铎德。”[29]

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汉词典中已不再出现“铎德”：“Priest, a 祭司……祭者……祭主；a high priest祭司长……；a presbyter会老……；a pastor牧师……；a Rom. Catholic priest神父……；a Buddhist priest和尚……。”[30]根据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词典来判断，19世纪60年代对公教司铎用的称呼就是“神父”，和今天一样。

根据相关文献可以认定，19世纪的天主教通常用“主教”指bishop，用“铎德”指priest和“副祭”指deacon，而这些术语早在17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定型。万济国的词典也可证明，信徒常用的“神父”一词在17世纪已经很流行，19世纪公教中“神父”已经成为最普遍使用的词，而早期的“铎德”比较少出现。

越南语翻译

在早期的赴越南的耶稣会传教士当中，著作最多的人物是意大利司铎梅乌理哥（Geronimo Maiorica，1589—1656），他在越南服务30年之久并用本地的“越南式汉字”（即chữ nôm，字喃）[31]编写了40多本著作。他的著作中有很多“转写发音”的例子，比如他也用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撒责铎德”，把他写成sa-se-đo-tê。[32]由于这种转写比较长，越南教会转而使用比较通俗的称呼，17世纪他们已经开始将bishop称为“监牧giám mục”，把priest称“灵牧linh mục”。此外，在特别受尊敬的人物（或神）之前可以加“德”字，因此1838年出版的《安南拉丁语词典》有这些词：“德圣葩葩Đục thánh pha pha, summus Pontifex”（指教宗）、“德教宗Đục giáo tong, id.”（亦指教宗）、“德监牧Đục giám mục, Episcopus”（指主教）和“德咜哿Đục cha cả”（即“德大父”，指主教）。[33]法国传教士塔贝得（Taberd）的词典注明，“大父”（咜哿cha cả）这个称呼“有时候指上主”（aliquando pro Deo dicitur）。[34]

“监牧”一直是bishop的主要翻译，所以现代的神学词典虽然记录了很多称呼，却都把“监牧”放在第一位：“Bishop: Giám Mục, thượng tư tế, Đức Cha, Vị Chủ Chăn”。[35]这些称呼的汉字应该是：“监牧，上司祭，德主，位主牧”。其中最后的词（Chăn）的意思是“放牧，牧养，饲养”，而Chăn dắt是“领牧”的意思。[36]

关于priest的越南语词汇更丰富：“Priest: Tư tế, Mục sư, Thánh chức, giáo sĩ, Linh mục; hội trưởng; tăng lữ, Tư đạc, Đạc đức”。[37]这些词的汉字是：“司祭，牧师，圣职，教士，灵牧，会长，僧侣，司铎，铎德。”其中的Mục sư（牧师）指新教的教士，显然受了中国的影响。[38]

Patriarch这个词有许多翻译方式，它原指安提阿（Antioch）、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等大教区的主教。汉语的翻译是“宗主教，大主教，主教长”。[39]而越南语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Tồng Giám mục（总监牧），Đại thượng phụ（大上父），Đại giáo chủ（大教主）[40]，以及在1950年代仍然使用的Tồng chủ giáo（总主教）。[41]

越南独有的问题是对本国和外国司铎的称呼的差异，越南第二名本籍主教（祝圣于1935年）胡玉艮（Dominic Hồ Ngọc Cẩn，1876—1948）在1939年曾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在传统上，外国传教士被称为“故西”（cố Tây，即“西爷爷”），而本地司铎被称为“具些”（cụ Ta，即“你”），前者，即“故西”，是尊称，而后者是卑称。当时胡主教认为，传教士和本地司铎要彼此称cha（父），这样强调平等身份。在自称方面有谦称tôi和卑称con，而在传统上，本地司铎都用con，如果他们和外国传教士谈话，但胡主教认为，都应该用tôi。只有在面对主教时，一个人才该用con作为自称。反过来，年轻的外国传教士在面对年龄大的本地司铎时也应该用con作为自称。[42]

结论

公教在远东的职称从早期佛教化的称呼（“僧”）经过外语转写方式（“伴天连”、“俾斯玻”、“撒责尔铎德”）在17世纪已经转向新术语的创造，比如“主教”“铎德”和“神父”。在这个过程中，“铎德”和“司铎”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们是外语sacerdote转写的简化，但又采纳一些中国传统的因素：“铎”是“古代响器，形似大铃，中有舌，振舌发声”[43]，这样，教士成为宣讲福音的“响器”。因此，“铎德”和“司铎”可以视为“本地化”的成功例子。

公教体制中的圣职人员有固定的地位和任务，而汉化的或本地化的翻译只能部分上表达原来的含义。传教士们利用某些在中国传统中少见的或还没有固定含义的词（比如“铎”、“祭”、“监”、“牧”、“司”），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铎德”、“司祭”、“监牧”、“灵牧”、“司教”都部分上表达了priest和bishop职务的含义：priest是“宣讲者”，和汉语传统中的“铎”有关系，而bishop的任务是“监督”和“牧放”他的“羊群”。

也许越南术语体系中的词语可以给中国公教职称一些启迪，因为和新教的“牧师”（pastor的翻译）比较，当今中国公教通用的“神父”也许会引起误解。有人会觉得“神父”一词过于亲切，过于情绪化，在发音上又和“圣父”（Holy Father，即教宗的尊称，也是对“天上的父”的称呼）很接近。而且，非公教徒和中国官方的词典倾向于把“神父”改写为“神甫”，但教会内部分人觉得这种写法是一种不尊敬的表现。“司铎”一词比“神父”更为正式，但“司铎”主要见于正式文献，并没有成为普遍使用的称呼。与此不同，越南语中的“灵牧”很恰当表达priest的任务（“照顾灵性需要”），而且普遍被接受。同样，中国公教用的“主教”在很多非信徒的口里成为“教主”。这种用法虽然在17世纪的中国公教中也曾出现过，但在今天的语境中“教主”更多指某些邪教的创始人。公教的“主教”也仅仅是“监督者”，而非“教会的主”。也许中国公教会将来可以考虑多采用越南通用的“监牧”[44]，少用“主教”，这样更好地体现原文episkopos的本义并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23年秋季

参考文献：

[1] 【日】大贯隆等编：《岩波基督教辞典》，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第602页。

[2] Federico Masini, “Aleni’s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eds. T. Lippiello and R. Malek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7), 546.

[3] 【日】大贯隆等编：《岩波基督教辞典》，第538页，第464—465页。亦见【日】水谷智洋：《罗和辞典》（《拉丁语日本语词典》），东京：研究社，2009年，第227页。

[4] 【日】大贯隆等编：《岩波基督教辞典》，第289页。

[5] 【日】大贯隆等编：《岩波基督教辞典》，第467页；亦见【日】水谷智洋：《罗和辞典》，第576页。

[6] 【日】大贯隆等编：《岩波基督教辞典》，第567页；亦见【日】水谷智洋：《罗和辞典》，第197页。

[7] 【意】罗明坚：《天主实录·引》，载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页。

[8] Fortunato Margiotti, 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 (Roma: 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 1958), 542.

[9] 这是利类思1650年代的用法，见【奥】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10] 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383页，第412页。

[11] 【奥】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第253页。

[13] Ibid., 54, 63, 161.

[14] 【奥】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第232页。

[15]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54, 178.

[16] Ibid., 161, 43.

[17] 【奥】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第229页。

[18]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76.

[19] 【法】贺清泰：《古新圣经残稿》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314页。

[20] 【法】贺清泰：《古新圣经残稿》第9卷，第3308页。

[21] 同上，第3251页。

[22] 同上，第3308页。

[23] 【英】马礼逊：《华英字典》，澳门：东印公司，1822年，（《马礼逊文集》，第6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重印。）第335页。

[24] 同上，第313页。

[25] 【葡】江沙维：《辣丁中华合字典》，澳门：圣若瑟修院印，1839年，第151页。

[26] 同上，第125页。

[27] 【葡】江沙维：《辣丁中华合字典》，第400页。

[28] 同上，第320页。

[29] 【葡】江沙维：《辣丁中华合字典》，第543页。

[30] 【德】罗存德：《英华字典》，香港：《孖剌西报》报馆，1866年，第1369页。

[31] 宋朝以来，越南人改写汉字，即加上一些部首（如“喃”）或组合新字（如“哿”等）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18世纪末，这些“字喃”文字曾被推行为官方文字，但耶稣会传教士们在17世纪初发明的ABC转写方式逐渐取代了汉字和字喃，在20世纪中成为普遍使用的文字。

[32] George E. Dutton, Vietnamese Moses: Philiphe Binh and the Geographies of Early Modern Cathol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53.

[33] J. L. Taberd, Dictionarium Anamitico-Latinum (Serampore, 1838), 152.

[34] Ibid.

[35] 【越】武金正编：《词典神学信理英越》，台北，光启出版社，1996年，第27页。（非正式出版物）。

[36] 何成等编：《越汉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0页。

[37] 【越】武金正编：《词典神学信理英越》，第195页。

[38] 【越】武金正编：《词典神学信理英越》，第179页。

[39]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语汇编》，台北：光启出版社，2005年，第778页。

[40] 【越】武金正编：《词曲神学信理英越》，第179页。

[41] 何成等编：《越汉辞典》，第1036页。

[42] Charles Keith, Catholic Vietnam: A Church From Empire to 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115.

[43]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1页。

[44] 笔者知道，“监牧”在汉语公教术语体系中是“宗座监牧”（apostolic prefect）的简写，见【奥】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