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的灾难过去20年后，印度又经历了两次大饥荒，标志着历史学家艾拉·克莱因（Ira Klein）恰如其分地所称 的“冷酷的死亡高潮”。

1896年的干旱首先在印度中部的本德尔肯德邦（Bundelkhand） 所谓的“黑土”地区爆发。19世纪，该地区是出口棉花的生产基地。截至那一年的年末，当地夏季的雨量不足；灾情扩散到整个 印度中部地区，上至旁遮普，下至马德拉斯，东至上缅甸地区。1897年降雨恢复，致命的疟疾疫情又暴发了。饥荒与1896年孟买 发生的黑死病几乎同时暴发。这场黑死病持续了整整10年，随着受饥荒影响的大量流民而传播开来，蚕食着那些因为饥饿而身体脆弱的人口，并沿铁路线扩散到农村地区。在东部地区焦达纳格普尔（Chota Nagpur），当地原住民甚至不能享受殖民政府所能提供的最低救济标准，长期以来的森林砍伐现象和殖民森林法也已经威胁到原住民社群的生存，当地的生存资源所剩无几。大规模的饥荒随之而来。仅仅过了3年，印度中部的同一地区又出现夏 季季风失能的局面。1899年的降雨量是印度有记录以来最少的。 旱情波及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数千万民众深受其害，印度中部再次成为重灾区。在孟买，1899年和1900年的饥荒是19世纪最严重的一次。

到19世纪90年代，摄影技术比起20年前成本更为低廉，照相机携带更为轻便。饥饿民众的影像触目惊心、令人难以忘怀，在世界各地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当中流传。筹款活动获得了几百万英镑的募捐。传教士、作家和摄影师纷纷来到印度。其中就有代表国内外救济委员会（Home and Foreign Relief Commission）的美国人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 ，他还带动了来自俄亥俄、 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密歇根、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成员。19世纪90年代的饥荒萌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人道 主义意识，  一种英国、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大众对遥远陌生人的痛苦遭遇的代入感。但是这种能够吸引捐款的画面也常常强化了印度受制于人的无助形象，人们从而忽视了，致使数量如此庞大的印度人民遭受季风之苦的其实是印度从属于英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的问题依旧存在，那就是：饥荒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灾难？

欧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拍摄了大量照片，撰写了大量有关饥荒的游记，其背景都是土地干旱。1899年，驻古吉拉特邦卡提阿 瓦半岛（Kathiawar）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记者说， 照片可能也不足以传达水源缺失的情况：

如果我是印象派的艺术家且希望表现这个场景，我会用黄灰色的颜料，画出一条长长的、渐渐消失的条纹，它象征着一条路，把远方发出闪烁光芒、模糊不清的热量抛向天空；路的两侧泼洒着微红的褐色，象征着本应种上庄稼的土地；而最重要的是，从地平线到画布上方涂上大量蓝色，象 征天空。我想我过去从未讨厌蓝色；而如今我确实憎恨蓝色。

沃恩·纳什（Vaughan Nash）是一位英国新闻记者，为《曼 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通讯员。他这样描述道：“一块块的土地仿佛被太阳烤裂的沙漠，令人深感悲戚”， 而“褐色的荒野向左右两边展开”，“水井无水，河里也无水”，他在饥荒赈灾营地所遇到的人，“嘴唇和喉咙都干得说不出话来”，以至于有种“沉默难以被打破”。饥荒赈灾营地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救济。站在浦那的饥荒赈灾营地外， 他都怀疑“人们是否能够靠这刑罚一样的定量配给生存下来，且不说还要防止霍乱及其他由饥荒引发的疾病了”。他得出的结论 是：“看到这些令人崩溃的场面，印度政府肯定存在问题。”

这种“崩溃场面”并不如19世纪70年代那么严重。“饥荒标准”早在1883年生效实施，各邦都按照1880年饥荒委员会所建 议的蓝本出台了自己的“饥荒标准”。一旦某个地区正式宣布情况已经从“资源匮乏”升级到“饥荒”程度，标准的机制就会启动：公共工程开工以提供就业，提高当地收入，同时对无法工作的人进行救济等。然而，地方政府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却要长期承 受节约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令人难以忍受；很显然，地区官员宁可不宣布处于饥荒状态，1897年和1899年，他们中的很多人一 直等待观望，最终局势已不可挽回。纳什指出，印度的“饥荒标准”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在现实中，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人员缺乏、医生缺乏、医疗助理缺乏、物资缺乏”的实际问题。救济基础设施虽然破旧不堪，但比较普及。1896—1897年， 饥荒最严重时，有650万人接受公共救济。19世纪90年代的季风 失能比70年代还要严重，1899年的降雨量最少，但死亡率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也至少有100万人死亡。

19世纪90年代，对饥荒所作出的反应算是比较尽心尽力的， 但这不能归功于帝国的仁慈——尽管许多地方官员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殖民政府反而是刚刚感受到来自印度公民社会的压力，包括新闻记者、律师、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诸如行业协会、种姓协会、宗教协会、社会改革家协会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走到一起。他们在读书俱乐部、图书馆、大学教室、公园聚会；他们通过大量的印刷品、不同的印度方言和英语来表达观点。如果英国人能够敏锐地看到对其统治的批评背 后都有这些“煽动者”的**影响，他们就无法回避公众对他 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监督。浦那全民大会在记录1876年饥荒的 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于1890年接管大会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他们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方式。以往大会都是向政府请愿，如今则召 开大型公众集会，直接向农民们讲清楚他们所拥有的救济权益。 大会的当地线人提交的报告与官方的数据相矛盾，由此引发了批评。由于不相信政府会干预，印度公民领袖们通常自行开展救济工作，经常与海外慈善机构合作。富有家族的私人慈善组织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一直以来，这些组织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可以说，从印度历史来看，在很多时候，这种做法比政府政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么做也往往出于宗教动机。但在19世纪90年代，本土慈善组织规模更加壮大，这既反映了政府的基层工作成 果，也是对政府基层工作的挑战。那个时代印度最有名的两场改革运动是印度教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在19世纪90年代饥荒时期首次开展的大规模的慈善活动。19世纪末的饥荒激发了泛印度的政治不满，刺激了政治运动的活跃。

这些大饥荒发生的一个多世纪后，有关责任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人们。迈克·戴维斯是一部开创性的全球饥荒史作者，甚至在其著作《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的标题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戴维斯写道：“帝国对待自己挨饿臣民的政策在道德上产生的冲击，可以说完全相当于从近5500米的高空扔下炸弹；维多利亚晚期，几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他们是被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些被奉为圣旨的神圣原则谋杀的。”的确如此，虽然降雨量骤减，但让干旱变成饥荒的是英国的政策，即从长期来看，将印度引入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破坏了印度农村地区的复原力；从短期来看，是因为英国殖民政 府坚定不移地拒绝干预“自由”市场并拒绝救济挨饿人民。铁路 非但没有帮助缓解饥荒，反而刺激了投机，方便了最需要粮食的地区的粮食外流，还加速了流行病的传播。

其他作家并未为殖民地高官的冷漠无情开脱，但他们所描绘的画面很是矛盾。他们指出印度农村的生活与生存长期以来都 严重依赖降雨；印度的基础设施一日不完善，这种局面就不会改 变。地理学家桑贾伊·查克拉瓦蒂（Sanjoy Chakravorty） 写道：“（在殖民时期印度）饥荒经常发生，破坏性极强，但在印度被 殖民统治之前，这些饥荒发生的频率难道更高、破坏性更强吗？这点很值得怀疑。”经济学家们依然认为“铁路缩小了印度饥荒的范围”，使印度人民的生活“不那么危险”，但他们也指 、出，这种效果直到20世纪早期人们才广泛地感受到。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撰写的19世纪全球史中，他对比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和中国的饥荒。奥斯特哈默把印度的饥荒称为“现代化危机（的一种征兆）”，也就是说，这场危机是全球市场对印度农村内部影响不均衡的产 物。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的饥荒是“一场生产危机而非分配 危机”。中国北方的灾区早已处于窘境；饥荒发生在“一个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夹缝地带，数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天灾每每因政府的干预而得到抑制，未曾转化为大规模的灾害”。19 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几场大规模战乱冲击了政府的统治，而在 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加之欧洲列强蚕食中国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干预力与以往相比已变得力不从心”。奥斯特哈默在评价19世纪70年代大饥荒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时态度比较谨慎。他认为大饥荒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在中国，“清朝政权并没有因此受到致命的冲击”；而在印度，英国的统治“同样也没有因饥荒而动摇”。

除了饥荒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对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的灾难令诸如印度经济学家、英国官员、水利工程师和人道主义改革家等很多人对气候和水源感到忧虑重重。戴维斯早期曾撰写一部有关加利福尼亚的著作，借用其中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气候在新型的“生态忧虑”中，处于中心地位。

本文选编自《奔腾不息: 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题目为编者所拟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