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岁时节日不仅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和区域特色文化的独特表达。舞蹈活动是岁时节日民俗活动中最为生动、精彩的构成，也是用身体述说和延续历史记忆的代表性标识。作为某一特定时间内不可或缺、生动而具体的身体实践活动，岁时节日民间舞蹈的意义不仅限于表演、传承和纪念，更在于它或多或少地沉淀着群体的社会记忆。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为研究起点，以山西民间鼓舞为例，探讨作为体化实践的岁时节日民间舞蹈所承载的社会记忆。

我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大多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表演和传承。岁时节日民间舞蹈对于加深共同体凝聚、开发和丰富历史传统与历史资源、保存和延续历史记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作为一种身体实践，岁时节日民间舞蹈的现场性、情境性和这种内化为身体惯性的体化实践，能够将记忆更为深刻地沉淀在身体里。然而，体化实践对传递和维持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如“刻写实践”般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尽管“刻写”形成的音像、文本等为我们留下了社会记忆的痕迹与证据，但体化实践所特有的记忆功能和效果也为联系过去、把握当下以及启迪未来彰显出自身巨大的感召力。

一、理论架构

记忆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也是人们在当前着眼于未来从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可以说，社会记忆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发挥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社会记忆理论是社会科学整体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最初对社会记忆所进行的研究是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领域开始的，这些领域的研究以个体记忆为主，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记忆理论探索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自该理论走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就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与分析工具。如今，国内外对其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均对其发表了很多评论与著述，而且已有很多学者运用该理论对某些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尽管源于欧洲大陆、而后在北美也得到广泛传播的社会记忆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但可以看出，社会记忆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至少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记忆”一词是由涂尔干学派的第二代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的。对记忆研究的生理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反思与扬弃，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哈布瓦赫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他突破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所理解的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它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与精神需求，“当下性”与“社会建构性”是“集体记忆”的两个重要特征。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这一论断为社会记忆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但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论述发表之后，并没有很快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普遍反响。直到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后，许多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们对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村落历史记忆以及家庭记忆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注。保罗·康纳顿认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他用“社会记忆”的概念替代了集体记忆，着重强调了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和哈布瓦赫相比，康纳顿更多地关注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性与连续性。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观点区别，康纳顿概念中的“社会记忆”则是通过或多或少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这同时也为其社会记忆理论研究选择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他尝试回答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接受的，即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是如何传递“社会记忆”的问题。

康纳顿强调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为了具体说明什么是身体实践以及记忆如何在身体中积淀和积累，康纳顿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即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所谓体化实践，是“一个传达人以他们自己现在的身体举动来传达的信息，只有他们亲身在场参与这个具体活动，才能传达信息”。体化实践完全依赖于人的身体，无论是通过口腔和声带发出的有意义的声音的行为，还是由肢体语言构成的姿势和动作，都必须借助人的身体才能完成。作为体化的身体实践是一种身体的惯性，一旦我们学会并掌握了它，就自然具备了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我们无需再去想如何完成这个动作或技能，它就像嵌入我们身体的技能一样，我们如此自然、娴熟地协调身体的各部位，用身体的一系列和谐动作完成一项任务。这种内化为身体习惯的体化实践，不可否认，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他认为，在社会记忆的传递中，身体的社会记忆是保证纪念仪式具有操演性的基础，只有身体实践可以把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人类在不断的现场操演中进一步强化并保存了这两类社会记忆。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作为岁时节日这一特定时间内不可或缺、生动而具体的身体实践活动——民间舞蹈——在岁时节日特定的时空状态下如何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问题。

二、岁时节日中的民间舞蹈

我国的岁时节日是伴随着农业文明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些节日大多源于农耕节气（春节元宵）、宗教信仰（中元佛诞）、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端午节）等。节日是一种把生活群体结合起来，共同进入一段特殊精神状态的时机。多数学者从岁时节日产生的自然时间进程或期间所发生的各种人为活动等特征来描述岁时节日。如黄涛认为，岁时节日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统一约定的、在特定时间开展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日子，并且周而复始。岁时节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规律相结合，并且都肯定了“人”在岁时节日期间的主导作用。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发展往往经历了一个历史沉淀的过程，以季节性、地域性、民族性为特点，它折射出某一时间段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历史演进、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特性、审美旨趣等。

舞蹈活动是岁时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岁时节日民俗活动中最为生动、精彩的构成，也是用身体述说和延续历史记忆的代表性标识。这样的身体活动为群体社会互动中的情感效应提供了特定的能量场，所有的情感在舞蹈活动中尽情抒发、宣泄和铺陈。纪兰慰根据民俗舞蹈所涉及的岁时节日的内容将岁时节日中的民俗舞蹈分为年节民俗舞蹈、生产性节日民俗舞蹈和文艺性节日民俗舞蹈三大类别。年节是最有代表性的岁时节日，载歌载舞一向是各民族年节仪式中的主要活动和人们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如土家族过春节跳“摆手舞”、藏族人民藏历年跳“弦子舞”、水族新年跳“铜鼓舞”等等，尽情歌舞、辞旧迎新。生产性民俗舞蹈，主要是指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和舞蹈。如在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北方地区流传着“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这一天多地都会举行颇具特色的舞龙舞狮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文艺性节日多通过赛歌、赛舞及其他竞技活动以欢庆丰收、自我娱乐和进行社会交往。比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京族的“哈节”、白族“三月街民族节”等。

岁时节日中的民间舞蹈活动是具有一定形式的、持久的、高度重复的社会行为，社会化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人的社会化过程伴随着文化的传递和延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个体、群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习俗传统等。岁时节日是民间舞蹈展演和传承的主要载体，民间舞蹈又反过来以一种身体语言丰富了岁时节日的文化内涵。岁时节日为民间舞蹈的表演者和观赏者提供了精神练习和精神联系的最佳时机，舞者和观众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丰富和传承着岁时节日的历史和文化意蕴。作为一套特殊的习惯，岁时节日中的民间舞蹈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它将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带入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以舞蹈活动强化了群体的身份认同，彰显了群体的荣誉和自豪感，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总之，岁时节日中的民间舞蹈，这种非语言文字刻写的体化实践，它弥补了文字记载历史的不足，承载和延续着群体的社会记忆，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和研究价值。

三、体化实践何以承载社会记忆——以山西民间鼓舞为例

山西素有“民间舞蹈之乡”的赞誉，现存民间舞蹈200余种，其中以鼓类舞蹈最具代表性。它通常以群体表演方式为主，节奏铿锵有力，舞蹈粗犷豪放，充分表现了三晋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自然质朴之美。迎佳节、庆丰收、婚丧嫁娶以及各种民俗活动都离不开它。特别是在岁时节日如正月十五元宵节中，民间鼓舞表演最为集中。山西民间鼓舞既渗透着三晋民族的生活、习性与历史积淀，又体现了三晋艺术的无限魅力。

受不同地域环境、风俗民情、文化背景的影响，三晋地区的鼓舞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点。如晋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该地区的鼓舞也表现出粗犷豪放、雄浑壮阔的特点。晋南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深厚的原始文化积存，为民间鼓舞的产生和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鼓舞是该地区祈福、祭祖、消灾等仪式中的重要活动。晋中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经济的支持使得晋中地区的民间鼓舞更具技巧性和观赏性。山西民间鼓舞既是三晋人民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和区域特色文化的独特表达，它深深影响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连接着三晋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作为一种物化的社会记忆的典型代表——鼓，源之于雷，是人类受到雷鸣启迪后的集体创造。早在远古时代，鼓就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击鼓被看做是一种人神对话交流的神圣形式。《易·系辞》中“鼓之舞之以尽神”已表现出鼓作为一种伴奏乐器在原始民间舞蹈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鼓是三晋地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鼓舞相融的独特表演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劳动、生活、祈神、军事、庆典等各个方面，渗透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山西民间鼓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花鼓”、“扇鼓”、“转身鼓”、“花庆鼓”、“穿箱锣鼓”、“迓鼓”等二十多种。山西民间鼓舞多作为岁时节日民俗活动的压轴节目进行表演。山西民间鼓舞既是无数黄河儿女的精神联系，也是传递集体记忆的精神练习。而身体成为这两个层面的连接点，将对过去的感知复制和记忆。作为体化实践的民间鼓舞，不管是丰富的面部表情，还是娴熟丰富的击鼓动作，或是灵活多变的队形变换，都必须借助身体来完成。一旦学会并掌握了这种技能，就如同形成了一种身体的惯性，表演者即可自然、娴熟地协调身体的各部位，用身体的一系列和谐动作实现鼓、舞、人的融合。正如康纳顿所说，“每个群体都对身体自动化委以他们最急需保持的价值和范畴。”农耕文明造就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黄河儿女，也影响了山西民间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山西民间鼓舞以一种体化实践的形态参与到自然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功能。以节奏强烈明快、舞蹈矫健勇猛、场面气势如虹为主要特点的鼓舞活动，体现了三晋人民纯朴、豪放、粗犷的气质，如黄河之水奔腾着涌动在三晋人民的血液中，展示了三晋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文化记忆。岁时节日中的山西民间鼓舞通常参与人数众多、年龄跨度较大，影响颇为广泛，在这习以为常的身体操演与具体实践当中，人们用身体叙述着闪耀千年的三晋文明，群体记忆不断得到稳固与保存。

身体是唤起记忆的最好载体。一方面，作为体化实践的社会记忆在习得过程中得以传承。当我们能够动作熟练地运用某种技能时，便可以出于本能地用最少的肌肉运动达到效果。通过反复练习，身体开始能协调越来越大范围的肌肉活动，越来越变得自然而然，直到无意识，动作“不由自主地”发生，于是出现了一套从头到尾流畅进行的固定习惯动作。特定的动作、姿势为我们提供了身体的助记方法，只有通过长期的体化过程才能够达到。而一旦习得，它便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身体和记忆中。康纳顿认为只有身体实践可以把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培养习惯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的过程。显然，解释一种传统，才能更好地继承这种传统。对民间鼓舞特有姿势的记忆，是体化实践的一个例子。例如山西晋南地区的万荣花鼓，是当地岁时礼俗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万荣花鼓表演分为低鼓和高鼓两种形式。低鼓形似腰鼓的背法，击鼓手法通常为右槌击前半拍，左槌击后半拍，右手每次击鼓都配合着身体动作的流畅变化。脚下多为“骑马蹲裆步”，舞动中两脚始终不停地左右换动，两胯也随之左右扭动，伴以丰富表情且摇头晃脑。这些动作组合的意义是有所指性的，并伴随鼓点的节奏为表演活动提供了结构和重点，增强了喜庆与活泼的情感体验。岁时节日民间鼓舞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在人民群众的口传心授下不断传衍、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万荣可谓“村村皆有花鼓队，巷巷都有花鼓手”。他们的体态身姿、花鼓技艺在和那些习惯和擅长于花鼓表演的人共同生活中耳濡目染习得。这种习惯的行为方式自然而然地内化在他们的身体内，以至于他们甚至在无意识当中操演了这项技能，实现了身体的协调运动。可以说，对花鼓技艺的习得和操演，“既取决于群体成员的习惯记忆，也无声地让他们回忆起对这个社群的忠诚”。另一方面，作为体化实践的社会记忆在操演过程中得以保持。正如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强调，纪念仪式、习惯操演和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得以保持和传承的关键。在纪念仪式中，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继续表演某些技艺动作的能力，完全有效地保存过去。在他看来，操演语言可以是人的各种行为以及身体的各种姿势、手势、动作或各种技能。而体化实践的特别记忆效果不会独立于操演而“客观地”存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三晋地区各县市、村镇都要张灯结彩闹“红火”，鼓声喧天，热闹非凡。如被称为“华夏第一鼓”的山西威风锣鼓，震天撼地、气势如虹地将节日庆典推向高潮。威风锣鼓表演人数众多且一般均为男性，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表演者跨开双腿，挺起胸膛，手、眼、身、步、头协调配合，击鼓时身体动作粗犷豪放，展现出三晋人民开拓蛮荒、创造文明的雄浑力量。威风锣鼓表演者的节奏、动作、姿势、表情、衣着等的外部表现，成为不屈不挠、敢于担当的三晋精神的内部写照，将三晋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点，借助一种特殊的身体形式得以传递和保持。当然，固定的时空范围为社会记忆的传递和延续提供了现场情境的同时，也使社会记忆的传承受到了一定限制。而作为刻写实践的以影像资料形式留存的舞蹈表演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记忆获得更大时空范围内的稳定性和影响力。尽管刻写实践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记忆传递的效率，但归根结底，这种刻写实践也是一种被体化为视觉习惯的身体实践。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实践能力借助身体得以实现，身体操演反过来又一次次构建和强化了人类的身体实践，形成人类的习惯记忆，人类的社会记忆正是在不断的构成与建构中得以存续和发展。作为体化实践的社会记忆，本文中所论及的岁时节日中民间舞蹈是用身体述说和延续历史记忆的代表性标识。作为某一特定时间内不可或缺、生动而具体的身体实践活动，岁时节日民间舞蹈的意义不仅限于表演、传承和纪念，更在于它或多或少地沉淀着群体的社会记忆。正确地理解过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将来。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作为体化实践的民间舞蹈，将有助于我们找回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本我和价值，从中汲取力量，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把握历史演进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岁时节日中的山西民间鼓舞是体化实践传承社会记忆的一个示例，这种鼓、舞、人相互配合、融为一体的体化实践，通过声音、节奏、动作和表情，蕴含着浓郁的历史民俗和深厚的黄河文化。撼天动地的鼓点打出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强壮有力的体魄舞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振奋人心的鼓舞召唤起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岁时节日中的民间鼓舞，不仅缩短了历史距离感，似乎把在场者带到了那奔腾流淌的黄河古道，更重要的是，这种生动的体化实践，以黄土为根黄河为源，将族群的记忆深深的刻录在身体里。正是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实践能力（尤其是身体实践）的保存和传递，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而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由此，将社会现实深置于社会记忆的土壤之中，积极合理地搜寻和建构社会记忆尤其重要。

《节日研究》第十一辑

节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