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回应一下大家发言中的主题，比如说曹思源先生认为现在制定《宗教法》是可以的，而且是需要的。我从一个学法律的人的角度，简单谈谈我的一点观点，就是我也认为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宗教法规。当然,我知道今天也有实际部门的同志在场，但是由于我们做学问人的不了解实际工作部门掌握的丰富信息，所以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整，可能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行的。不过从过去我们的立法经验来看，我们现在至少有人去搞一个影子法律，或者是搞一个法律草案，等等，提供一个靶子，供批判使用。那么将来制定《宗教法》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不至于仓促行事，而是有一个方案供大家使用。说这些年来我们制定了好多法律，毛病百出，比如《公司法》、《证券法》，颁布实施不久，都发现问题很多。可是我们的《合同法》制定以后，大家就认为这部法律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合同法》制定之前，就已经有过三部法律，有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还有一部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三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为我们后来制定法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过程。所以有这样三部法典打前站，后来制定《合同法》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说《宗教法》的制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现在政府认识到制定这个《宗教法》时机尚不成熟，肯定也是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即使是政府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法》，也不是一会儿半会儿拿得出来的。所以越是不成熟的时候，越需要有这一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要到时候措手不及。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一点。

      下面我谈的具体一点：宗教与契约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的结盟，还有以及后来民间契约制度的建立过程等等，都说明这个“约”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原本跟宗教关系特别密切，后来宗教逐渐淡出了“约”。我想用从西方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一个差不多相应的过程。就是说宗教和公约、私约这些“约”，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讲，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在市场条件下，一方面我们的法律实施执行过程没有宗教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行之有效的民间信用制度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契约执行过程中，恶意违约、故意违约的情况特别普遍，为什么呢？如果仅仅靠法律去执行契约的话，而当事人不讲信用，也没有必要讲信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法律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当契约这样的东西失去它的宗教基础和民间信用基础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小。我想补充一点，明清时期民间契约信用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中保人的脸面。这对当时能够保证双方履约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违约的话，你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其实问题不大；问题大的就在于，你损害了给你出面做中人、保人的人的面子，而中国的面子是不能够受损害的，如果损害的话，你以后在面对面的社会里生活，那麻烦就大了。因为你不给人家面子，将来人家也不给你面子。

       另外，我想谈一下安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当然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看待这个例子。在安徽阜阳的谢桥镇那个地方，当地的党政干部在向领导接受一些任务、或做某些工作时，都要当场赌咒发誓。赌咒发誓的内容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比如说有咒骂的话语，包括祖宗八代父母、妻子、儿女、自己，咒自己狗杂种、天打五雷轰、出门遭车撞、坐飞机摔下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等等。这些话，都要被党委秘书原汁原味、一字不改地记录在他们会议的记录里面。这是记者采访该镇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吴奇才先生时发现的。他说这多少年来，这行之有效，上级领导也很满意。由于大家都害怕报应，所以说行之有效。因为行之有效，所以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有的学者就说，你这个政府，你这个地方党委，是政府行为，你靠这种迷信的方法来保证你的任务的实施、工作的完成，这个不太文明。但是我们在这儿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比较有用，而代之以其他的东西就没有用。在人家的东西比较行之有效，而我们没有为人家找到更有用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反对人家去这样做。当然我们不会提倡这种做法，我想没有谁会愿意提倡这种做法。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非要禁止这种办法？而且在这种办法背后隐藏的，是政党理论里面隐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不能帮助我们的地方党组织来保证他们工作的实际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采取以政党伦理来取代民间宗教及正统宗教这种政策的话，那么我们面临一个直接的问题：在微观层面，在某地的一个党委的层面，他的工作就没有办法保证实际的执行。所以说这里面可能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强调一下，本人并不主张地方党委开会的时候，都以这种方式来使工作能够进行。可是这让我们考虑宏观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对待宗教，就是怎么样看它的效益？我们一方面要考虑政治和宗教，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政治背后的宗教，法律背后的宗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是价值观念转变的问题。我们把宗教仅仅看作是鸦片，尤其是被列宁加上“麻醉”两个字以后。本来马克思只是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列宁却说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永不得翻身了。但是我们党和政府、实践部门的专家和学者，都越来越认识到这样的认识有问题。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宗教看成一种文化。

       我最后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不要想办法继续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宗教问题，把这些宗教的问题，纳入到法律的解决轨道中来，也许这是我们最终解决的办法。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