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八十年来，有关徽州茶商的研究在其资本来源、兴衰轨迹、国内外贸易、运销网络与区域社会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侧重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作为商品的茶叶除具有独特的贸易属性外，更是在跨区域、跨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徽州茶商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采用全球史的新视野，建立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注重运用多语种文献和跨学科融合的新方法，这样才能推动徽州茶商研究向纵深发展，充分展现徽州茶商研究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

徽州茶商是中国历史上内地茶商同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及外洋诸国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商人群体。徽州茶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内，分别沿着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与不同民族、地区、国家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从而实现文明互鉴。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界又提出“万里茶道”，使得海陆丝绸之路与万里茶道相联结，国内外市场联动起来。徽茶畅销世界各国、徽州茶商足迹遍及海内外，对内沟通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对外联结了荷兰、英国、丹麦、俄国、美国等异域文明，不仅加强了国内不同区域的联通，而且也为推动中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八十年来，徽州茶商研究作为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视角上逐渐由浅到深、由宏观到微观，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既有的研究多囿于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因此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时代的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为新时期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有鉴于此，笔者系统爬梳近八十年来徽州茶商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而从新视野、新理路和新方法等角度出发，探讨今后徽州茶商研究发展的新路径。

一、区域史：徽州茶商研究的既有视角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已有学者从方志、文集、笔记中爬梳大量徽州茶商资料，并发表相应研究成果。1947年，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使得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徽商，徽州茶商作为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其中，从而开启徽州茶商研究之路。1958年，傅衣凌辑录的婺源商人资料中也涉及婺源茶商。同一时期，日本学者藤井宏也对徽商进行专题研究，提及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重田德则深入讨论了婺源茶商的阶段性特征，揭开了徽州茶商专题研究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发展日新月异，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收集、整理，徽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徽商研究得到学界普遍重视。茶业作为徽商经营的四大主要行业之一，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近八十年来的徽州茶商研究历程，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与兴衰轨迹。明清以来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由小到大，从多种来源、多种组合形式发展到以借贷为主，其他形式为辅，并与西方新型金融组织紧密联系。学者对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及兴衰轨迹既有宏观角度的探讨，也有微观的个案剖析。 

徽州茶商资本来源是早期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议题。1968年，重田德借助民国《婺源县志》把徽州茶商的原始资本形态划分为共同资本、援助资本、借贷资本，并借此说明资本形成的过程、互相组合的形式相当复杂。唐力行、吴仁安、王珍、周晓光等从整体上对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兴衰轨迹和经营活动进行宏观考察，学界形成关于徽州茶商群体的最初认识。学界对近代徽州茶商资本来源的探讨不断深入。冯剑辉特别关注了五口通商后借贷资本如何依托西方新型金融组织逐渐控制徽州茶业经营。康健认为祁门茶商的资本组织形态在晚清主要以独资、合伙、借贷为主，民国以后则以借贷为主。

在徽州茶商兴衰问题上，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从依附于徽商向丰富徽商内涵不断扩展的过程。重田德认为道光以后婺源茶商迎来发展的高峰。这一发展是基于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以及徽州茶的品质优渥。张朝胜、周晓光、蒋甲琛等提出咸同兵燹、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是导致徽州茶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汪志国、陈勇认为税收负担过重沉重打击了徽州茶业，而周晓光、盛海生通过考察国际茶叶市场的盛衰，提出重新认识茶税负担过重的深层根源。吕维新、洪涛认为徽州茶商获取巨额利润后的奢侈消费、子弟的挥霍等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彭景涛、梁仁志等认为近代徽商成功实现了转型，在徽州茶商这里找到了突破口，迎来了新的发展。

二是徽州茶商的国内经营与对外贸易。徽州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产茶区之一，茶叶产量丰富，质量优良，形成内销和外销两大体系，但以外销为主的贸易格局。

关于徽州茶商的国内经营。徽州茶商的经营活动从本土辐射到外地市镇、各大城市、通商口岸。唐力行从整体上对徽州茶商在徽州本土、江南、西南等地的活动进行考察。叶瑜荪利用档案资料对徽州茶商在浙江桐乡的经营活动进行探讨。方超对活跃于徽州本土的晚清歙县毕氏茶商进行分析。马勇虎、马路利用茶商账簿，展现歙县茶商吴炽甫家族的组织化经营实态及扩大的产运销网络。章毅、黄一彪则从上海交通大学收藏的吴炽甫茶商账簿资料入手，进一步强调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与跨地域流动，并指出这种季节性经营超出了徽州一地，辐射到宁波、福州等。

关于徽州茶商的对外贸易。重田德、陈慈玉认为徽州茶商仅充当贩运茶叶至广州，由公行再转售于外国商人的中间商。江怡秱《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一文，细致考察江起焕、江有科、江明恒几代人历经的广州贸易体制时期、五口通商后咸同兵燹转战上海等不同时期的茶叶经营活动。王振忠对徽商贩运茶叶前往广州的路线及其与十三行商的交易情况进行探讨。陈国栋利用收藏在英国等地的海外文献，对乾嘉年间在广州进行茶叶对外贸易的婺源靝馨茶商的周转困局，及其与十三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的交涉进行细致考察。吕长岭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以数量统计的方法，直观地呈现屯溪茶的畅销情况。周筱华等论述民国时期徽茶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及屯溪实验茶场、休宁茶业公会等各种组织的建立对促进徽茶外销的重要作用。刘永华利用排日账资料，考察国际茶市的波动对中国婺源程氏小农家庭土地利用及活动地域的影响。

三是徽州茶商的运销网络及同业组织。遗存丰富的徽州路程图，为学界深入了解徽州茶商的运销网络提供了重要素材。王振忠利用路程图对徽州茶商的路程观念、运茶路线、运销网络和商业理念进行考察。刘芳正对徽州茶商在上海的运销网络进行详细论述。周雁等关注到五口通商之后，徽州茶商营销手段的变化，即开始注重使用中英双语茶叶广告进行商业宣传。随着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铁路、公路的出现给徽茶运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张小坡、章健认为津浦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在提高徽茶运输效率方面起到很大作用。陈琪关注到清光宣时期徽州茶商抗拒茶股的失败斗争，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一个生动侧面。周晓光、王国键认为，从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到五口通商时期，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是徽州茶商运销路线快速更替的催化剂。

关于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组织是徽州茶商在各地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纽带。冯剑辉以上海徽宁思恭堂为中心，讲述徽州茶商在其重建、运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何建木认为，徽商利用茶业同业公会组织有力地促进婺源茶业的发展。张小坡着重对上海星江茶业公所敦梓堂进行研究，认为茶业工人在斗争中显示出近代工人阶级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目前学界有关徽茶外销体系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于五口通商之后，对清前中期，特别是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徽州茶商所依托或建立的内外销体系的组织架构研究不足。新近出版的《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整理出活跃于九江、汉口、北京、上海等地会馆公所中徽州茶商活动的丰富史料，有助于深入探析徽州茶商自清前期以来在这些地区的长时段发展历程。

四是徽州茶商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马克思曾说过，“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要素……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对徽州本土、侨寓地中小城镇和通商口岸等不同区域的社会变迁都产生深远影响。对徽州茶商与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可分为两层面：一是徽州茶商与徽州本土的联动，主要表现为积极参与宗族和乡村的公益事业、文教活动等；二是茶商与运销地的区域社会变迁的关系，如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徽州茶商活动的影响。

徽州茶商在经商地获得利润后，积极将资金反哺徽州本土，在两地之间形成良性的内在联动。徽州方志、族谱、文集、征信录等文献中都记载有不少茶商建桥铺路、兴修祠堂、捐建书院等善举。何建木着重讨论茶商与茶业带来婺源地位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人群的流动，取代其他传统行业，实现徽州传统的地缘、业缘组织在近代的延续。康健从茶业与茶农经济、茶工生活、近代祁门社会生活、近代祁门教育事业的变迁四个方面生动展示了因茶而盛的祁门县域社会变迁。邹怡重点对“茶务都会”屯溪以及集聚在其周围的锡栈、箱栈等行业进行细致考察。这些成果为深化徽州茶商与徽州本土区域社会变迁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于徽州茶商与运销地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王振忠以汉口徽州茶商日记为切入点，从微观角度考察徽州茶商对汉口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罗威廉考察了汉口及其协同发展的长江内河航运业的集聚效应，详解徽州、山西等茶商及其行业组织通过茶叶贸易对汉口发展产生的影响。刘芳正指出，徽州茶商在上海不仅面临国内不同商帮的商业竞争、地方势力的侵害，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受到洋商势力的挑战。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徽州茶商往往寻求官府的保护，借助宗族势力加强内部凝聚力，利用同业组织来整合茶商群体，与洋商进行博弈。目前学界对徽州茶商与其他通商口岸的社会变迁研究较为薄弱，更遑论对徽州茶商在恰克图、新疆和俄国等地区和国家进行商业活动的探讨。 

近八十年来的徽州茶商研究成果丰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全球史、海洋史的兴起，为学界重新审视徽州茶商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而实现徽州茶商研究的新突破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新时代，徽州茶商研究必须引入全球史的新视野，采取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注重运用多语种文献和跨学科方法。全面更新徽州茶商的研究范式，成为推动该领域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全球史：徽州茶商研究的新视野

近年来，随着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的国家规划与申遗实践不断进行，不仅促使这些商道之间逐渐实现融合，而且成为联结世界其他区域与文明的商路网络。这些新趋势为突破徽州茶商研究局限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从全球史的新视野来重新审视徽州茶商研究的新路径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蓬勃发展以来，先后经历了宏观世界史、中观专题史和微观个案史三重研究旨趣的迭代，最终形成为一种新的史学发展潮流和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跨文化互动是全球史的一个核心概念，跨文化贸易是其重要议题之一。全球史学者对跨文化贸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贸易流散社群和作为文化符号的商品的流通。13世纪—15世纪，从印度洋到中国南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海洋贸易网络，而这一区域由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或民族构成，因此在主要港口城市中出现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贸易流散社群。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物品先后经海陆丝绸之路传入到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国家。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以和平的方式经由阿拉伯、中国等各国商人群体的贸易而在欧亚各个地域、国家中受到追捧，成为他国对“神秘东方”的最初印象。正是这一文化的绵长拉力，推动了欧洲人的东来。17世纪以后，泉州、广州等地发展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口。就茶叶而言，荷兰、英国、美国等外洋诸国与徽州茶商在广州经由十三行进行大宗茶叶贸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史逐渐被引入中国，先是在世界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继而在中国史研究中也逐渐得到关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史在中国学界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潮流，中外学界以全球史视野对近世中国的一些问题进行考察。万明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出发，考察了郑和下西洋和白银货币化在亚洲、美洲和欧洲构成一个白银流通的世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万明还从青花瓷这一全球流通商品切入，对其从明代中国传播到欧洲各国的过程及涉及的中西文明交融进行综合考察。杨斌探讨海贝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经济交流的媒介，继而扩散到印度、孟加拉、西非诸国乃至云南地区。仲伟民对19世纪的茶叶及鸦片贸易进行细致考察，通过二者透视其背后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这些研究都为从全球史视野考察徽茶及徽州茶商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随着茶叶贸易研究的深入，海外文献的发掘，不同文化背景学者的交流互动，学界逐渐意识到徽茶和徽州茶商在全球茶叶贸易中充当重要角色并深度参与了全球贸易。这就需要用全球史视野来重新审视徽州茶商研究，以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全球史的新视野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微观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史从注重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实证，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一些精彩的研究个案对于个体人物或小型群体的关注，有利于更好地洞察全球变迁进程。徽州茶商、福建茶商、山西茶商等都是中国代表性茶商群体，但以往这些个案研究多侧重于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

茶叶作为一种原本中国特有的商品，自12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步整合及与周边国家、外洋诸国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跨文明的贸易，使得茶叶除具有独特的贸易属性外，更是在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兼具有政治含义，因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徽州是中国最为著名的产茶区之一。明代僧人大方在休宁松萝山创制松萝茶，奠定了优质徽茶的地位。“松萝法”随后流传到武夷山地区，推动了福建制茶技术的提高。随着欧洲人的东来，武夷茶及松萝茶为外洋商人所喜爱，并渐次销往欧洲。“松萝法”优质技术的传播带来了市场的扩大。清中叶以后，以屯溪镇命名的屯溪绿茶蜚声海外。从“松萝山”到“屯溪镇”的演进过程，就是徽茶从内销转向以外销为主及徽州茶商参与全球茶叶贸易的历程。晚清以来，随着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徽州茶商不仅创制黄山毛峰，更是学习武夷红茶炒制技术，从而创制出具有独特“祁门香”的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名品。徽茶更是成为跨文化贸易的重要商品，通过跨国贸易流散社群互动形成的贸易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对各流通地的生活方式、世界经济结构与政治格局等都产生深远影响。

在全球微观史的新视野下审视18世纪—19世纪中国各地域茶商的茶叶贸易，比审视唐宋元时期中国的茶叶贸易更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唐宋元时期全球化尚未形成，茶商群体力量也尚在发展当中，多以国内贸易为主。我们从徽州这块特定的空间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来分析茶叶贸易，同时将其置于全球茶叶贸易的发展脉络之下，就能折射出全球茶叶贸易与徽州地方层面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大世界来理解小地方，从小地方来窥视大世界。美国学者韩洁西运用全球微观史视野，考察在马德拉、孟买、广州活动的同名的三位史密斯先生的人生轨迹，联结起茶叶、资金、人员的跨边界交换、流动。从个体生命起笔，最后却将宏大局势纳入视野，成为全球微观史研究的典型范例。国内外学者从茶叶及其关联的特定地方人物出发进行研究，通过相互整合，让人们关注到某些历史进程逐渐联为一体。这些进程创造出聚合现象，让某些特定地点或区域脱颖而出。例如三个史密斯先生与徽州茶商最终在广州产生关联，从而延展到徽州，让具体的历史细节更加鲜活。

第二个层面是融入全球商贸史、文明交流史的框架。以往的徽州茶商研究往往在徽州—通商口岸（广州、上海、汉口等）—国家层面进行。而在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地方—国家—区域—全球这个序列里，国家只是众多层级中的一个，徽州茶商研究亟需突破国家层面。在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区域层面，目前学术界提出了海洋这一空间。新海洋史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或者说视海洋为流动的网络进行研究。从空间上说，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水面上的交流通道（即“网线”）以及沿岸的港口城市与岛屿（即网上的“结”。对于徽州茶商研究而言，广州、上海等就是极其重要的联结）；从研究主题来说，包括远程贸易、文化交流、流散社群；从研究特色来说，所关注的是人在这种网络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网络运行的机制。印度洋被称作“全球化的摇篮”，13世纪—15世纪，从印度洋到中国南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海洋贸易网络，在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和印度洋及南海贸易圈中形成了一系列规则，从而成为支撑该海洋区域交往与互动的内在机制。而随着欧洲人的东来，这一内在运行机制被逐步瓦解。印度洋成为各种跨国、跨区域贸易群体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场域，因而不同的文化在印度洋共生共存。但是这种和平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最终随着欧洲人的东来演变为强权、暴力、殖民扩张。外洋诸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采取了和平、武力相交织的方式。就茶叶而言，从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使团的访华交涉，希冀扩大贸易，到广州十三行时期的贸易武力冲突，最终于1840年升级为国家政治层面的鸦片战争，其间历时长达三个多世纪。

在全球商贸史、文明交流史框架下，学界逐渐摆脱“欧洲中心论”以及中国“天朝上国”的固有观念，深刻认识到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欧洲人能远达印度洋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其文明就已经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得到演化的结果。穆斯林世界的商业惯例“康美达”即在8世纪—11世纪传播到地中海沿岸的城市，继而凭借欧洲人卓越的航海、造船技术形成为一种新型远程海上贸易经营方式。这种模式有助于荷、英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壮大。茶叶在18世纪后期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比重。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丹麦人、法国人、美国人等相继在印度洋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英国在18世纪的全球茶叶贸易中脱颖而出，长期主导世界茶叶贸易格局。茶叶作为一种商品，经跨文化贸易转运到欧洲，尤其是英国后，其象征性文化符号意义逐渐发生变化。英国人、美国人对茶的认知应时而变，并随着形势转换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最终实现在英、美等国的在地化过程。漂洋过海的茶叶从中、日两国的绿茶文化生长为英国的红茶社会，其背后是新兴资本主义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个层面是在全球史视野下体现现实关怀，助力“万里茶道”申遗。新时期以来，随着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相关研究的不断融合和申遗的成功，“万里茶道”在2019年进入《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为申遗作了重要铺垫。万里茶道以中国福建为起点，途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八省，进入现蒙古国境内，继而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万里茶道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继续延伸，又传入中亚和其他欧洲国家，总长达到了13 000余里。该茶道加强了中俄蒙三国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一条跨民族、跨区域、跨国家的国际商道。徽州茶叶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品，其中屯绿珍品熙春、祁门红茶等畅销俄国。徽州茶商抓住商机，不仅贩运徽茶往来于九江、汉口、恰克图等地，还深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等地进行茶叶贸易，成为活跃于万里茶道的重要商业力量。在国内，徽州茶商在国内与晋商、粤商、闽商等进行竞争，促进国内市场整合；在国外，徽州茶商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万里茶道跨民族、跨区域、跨国家的贸易融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万里茶道的盛衰对徽州地区的茶业经济、商民生计、社会变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时期以来，随着“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不断推进，安徽于2021年12月正式成为万里茶道联合申遗的第九个省份，黄山市祁门县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代表加入万里茶道申遗城市联盟。为助力“万里茶道”申遗，安徽省开展了祁门红茶与万里茶道相关史料的整理、编纂工作。最新出版的《祁门红茶史料丛刊》提供了大量有关祁门红茶运销九江、汉口、恰克图、俄国等地的原始史料，为万里茶道的申遗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开展万里茶道申遗工作，有助于整合万里茶道国内沿线九省与蒙古国、俄国茶道相关的文化遗产资源，为践行“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提供历史借鉴。“万里茶道”的申遗实践将促进国内各省的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新时期跨国合作树立良好典范。  

正是在全球史视野下，学者观察到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都是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外洋诸国进行跨文化、跨区域贸易，实现国内外市场逐步整合的重要途径。中国在与周边邻国、外洋诸国在跨文化、跨区域贸易中呈现出多样交往模式，丰富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在新时代利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徽州茶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徽州茶商在中国地域商帮群体和全球跨区域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有所裨益。

三、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

前文已谈到，以往徽州茶商研究多侧重于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研究视野存在明显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致使目前学界一直未能将徽州茶商研究融入到全球商贸史、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框架中来加以阐释。今后徽州茶商研究需要在全球史新视野下，以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拓展新的空间，注入新的活力。  

跨区域，是指以徽州本土为基础，关注徽州茶商途经的各大中小城镇、边疆地区，周边邻国以及外洋诸国。在全球史视野下，徽州茶商的跨区域研究在全球视野下，需要从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四个层面展开。

在地方层面，学者需关注徽州茶商在国内各市镇及亚洲港口城市的经营实态。从徽州本土至广州、福州、上海、汉口乃至香港等城市的茶叶贸易，一方面可以将徽州茶商的经营活动与徽州本土以及各市镇、亚洲港口城市联结起来，从而窥视徽州茶商在本土、国内各市镇及亚洲港口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茶商个体生命与全球进程串联起来。早在乾嘉时期，徽州“靝馨”茶商在广州通过十三行与洋商进行大宗茶叶贸易。随着徽商的发展壮大，在广州贸易体制后期，徽商刘德章家族经营的东生行大量贩运徽州茶叶，参与全球茶叶贸易，深刻影响广州贸易体制的运行。广州贸易体制向五口通商转变期间，一直以京津冀为主要市场的京庄吴氏家族捕捉到国际茶市变化，前往福州设厂经营，扩大市场。1851年—1864年，徽州本土遭受咸同兵燹蹂躏，包括婺源清华东园胡氏族人在内的徽州众多中小茶商业茶环境日渐艰难。19世纪后期，谢正安、胡元龙等创制茶叶新品，借助万里茶道远销俄国。徽州茶商历史剧变中勇于创新，进一步整合国内外市场，融入全球茶叶贸易发展新格局，迎来发展新阶段。徽州茶商的百年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传统中国商人群体在近代社会剧变下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更能窥视徽州文化如何丰富、拓展江南文化，进而丰富中华文明。近世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及江南文化为人瞩目，孕育徽州茶商的徽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徽州商人近世以来在苏浙沪等地域进行商贸往来，人口迁移、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而18世纪以后，随着全球茶叶贸易往来的密切，徽州茶商得到长足发展，构成近代徽州文化的某些要素得以酝酿其中。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联结了中国茶叶的国内外市场，徽茶和徽州茶商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国家层面，中国茶叶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始成为世界性商品，伴随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而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从中国自身来看，在1840年以前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与西方保持频繁的商贸往来，彼时广州等地汇聚各国商贸群体，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晚清时期，国库亏空严重，沿海各省的厘金和海关收入又为支撑国家机器运行的关键命脉。但清廷未能充分把握以茶叶为代表的中国土特产品向全球流通商品转型的机遇，实现国家发展路径的转轨，中西方最终在文明交流的不对称格局下爆发鸦片战争。从世界范围来看，荷、英等欧洲各国围绕茶叶运销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在北美殖民地引发“波士顿倾茶事件”，揭开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进入19世纪以后，茶叶贸易格局发生新变。作为华茶外销的主要国家，英国的饮茶风气在18世纪后期逐渐由喜饮绿茶向嗜饮红茶转变。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锡兰等英属殖民地的茶叶种植也发展起来，华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中原有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动摇。在英国的红茶市场中，华茶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锡兰红茶；在美国的绿茶市场中，华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茶。与此同时，更多国家与地区的商人群体加入国际茶叶市场的争夺，徽州茶商在承受国内其他地域性商帮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同时，更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如此不利的局势下，徽商迎难而上，创制出“黄山毛峰”“祁门红茶”两种新的茶叶品牌，为徽州茶商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黄山毛峰助力徽茶在式微的绿茶外销市场中不断扩大高端绿茶的市场占有份额，祁门红茶凭借独具特色的“祁门香”在英国被视为高端红茶而为人喜爱，同时借助万里茶道远销俄国。

在区域层面，全球史学者关注的海洋空间，除了前文提到的印度洋以外，还有大西洋和太平洋。15世纪以前，印度洋海域主要为中国、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海域，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主要在大西洋海域进行活动，造就了西方别具一格的海洋文明。15世纪以后，香料把欧洲人吸引到印度洋市场，印度洋与大西洋自此在全球贸易网络中联为一体。此外，美国独立之初即积极寻求与中国展开贸易往来。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美国出发，沿大西洋，经印度洋直航中国。1788年，“哥伦比亚号”直接取道太平洋夏威夷岛，直达广州，中美太平洋航线开通。美国商船来中国与华商开展了茶叶贸易。全球茶叶贸易使得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在人类文明发展层面实现相互连通。此外，万里茶道不仅是中俄蒙三国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商道，更连接了亚洲大陆从南到北方向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后，我们关注到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诸多商路相互贯通，成为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三者实现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后融通互鉴的重要基础。   

在全球层面，经由地方、国家乃至海洋史研究的联结，全球史视野下的徽茶及徽州茶商研究内涵更加丰富。以茶叶为代表的土特产品转型为全球流通商品的世界潮流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近代之前，中国的丝绸、瓷器早于茶叶远销海外，形成举世瞩目的海陆丝绸之路。欧洲人出于对香料的渴求，远航来到东印度群岛，开启大航海时代。此后，棉花、咖啡、可可、茶叶等多种世界各地的本土产品成为全球流通商品，并在某一特定时期及地域产生作用，进而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茶叶与可可、咖啡并称世界三大成瘾性饮品，在全球贸易的作用下，可可从南美洲外传到欧洲，咖啡从非洲外传到欧洲。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社会风尚和消费文化的差异，英国形成了饮茶的风尚，法国形成了喝咖啡的习惯，美国则对茶、咖啡、可乐等各有所爱，不同的消费文化又以各自国力为基础而不断向外传播。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围绕这些全球性贸易商品，深入考察它们是如何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进行流通，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社会秩序与治理模式，最终实现本土化过程。

随着这些专题性全球史研究的深入，在它们之间建立真正全球层面的联结成为可能。  

长时段，主要是指徽州茶商的茶叶经营种类、运销网络经历了从面向国内市场到拓展海外贸易的长期发展演变，学界可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关注徽州茶商从宋代至民国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包括市场拓展、经营理念演进等。这种长时段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继续深入有关徽州茶商的历时性研究。既有研究多侧重晚清民国时期，而对明中叶至清代前中期乃至更早时段的考察十分薄弱。晚清民国时期固然是徽茶外销的鼎盛时期，但徽州茶商作为影响广泛的商业群体，自身经历从宋代至民国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因此关于早期徽州茶商的研究亟待加强，继而从长时段角度出发，通贯考察徽州茶商的整体发展脉络和其阶段性特征。徽州茶商在本土社会中继续发展壮大外，更是前往东南沿海地区，与外洋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在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徽茶已逐渐在外销产品中崭露头角，其对外贸易过程主要由广州十三行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导，留存下来的中英档案资料较其他阶段更系统、全面，便于整理、研究。二是在全球视野下开拓有关徽州茶商的共时性研究。全球史的一个特质是对共时性的重视，强调历史现象在全球各地的横向关联与互动。全球史学者关注跨越疆界的事件及其同步影响，例如学界提出“万里茶道”是沟通亚洲大陆从南到北方向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的国际通道。万里茶道研究可与海陆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研究相互交叉，展现该时期中国国内茶叶市场逐步整合并向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徽茶远销英、法、俄、美诸国，但后者出于自身以及与他者进行利益博弈的考虑，制定不同的对华商贸政策，这些政策对华茶外销以及徽州茶商群体的经营状况均产生深刻影响。  

不论历时性或共时性研究，都需要利用比较视角。兴起于宋代的徽州茶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面临的挑战与竞争对手复杂多变。明清时期，徽商与山陕商人在活动地域、经营品种、组织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徽商南下与粤商、闽商进行竞争与合作；五口通商后，面对洋商以及印度、锡兰等产茶地的日益强大与激烈竞争，上海、汉口等地茶商群体在资金、技术、行业组织、运销网络等方面进行整合，提高参与国际茶叶贸易竞争的能力。这些比较研究便于生动展示徽州茶商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群体性特征。

跨文明，是指徽州茶商研究依托海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跨区域商路的整合，从而实现对中华文明与异质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表现出的深层联系的讨论。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过程中，这几条商路途经之处，几乎涵盖了世界上大部分重要文明，如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海上丝绸之路面向海洋，促进了东南地区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往来。在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人的东来，印度洋成为“全球化的摇篮”。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泉州、广州至今仍是中国的经济繁荣之地，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陆上丝绸之路则深入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沟通了中亚地区，在新时期“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下焕发新活力。茶马古道则通向青藏、川藏地区，促进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往来。万里茶道则把以往较少为人注意的中国内陆九省联结起来，并经蒙古国通往俄国，沟通了亚洲大陆从南到北方向的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徽茶、徽州茶商在陆海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上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加强了国内各地域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文明增添新活力。同时，以徽茶、徽州茶商为代表的中国茶叶及中国茶商群体在进行茶叶的跨民族、跨国家、跨文明、跨区域贸易时，成为中外语言、思想、物种、技术等文化要素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桥梁。  

综上所述，徽州茶商研究要寻求新的突破，要融入到全球商贸史、交流史研究的框架中，就必须借助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今后的研究既要关注徽州茶商本身的考察，更要致力于对徽茶和徽州茶商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探讨。

四、注重多语种文献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各区域贸易日趋紧密联为一体，中国茶叶最终成为世界性商品，因此，除中国本土拥有丰富的徽州茶商资料遗存外，海外各国还保存有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日文、俄文、法文等在内的多语种茶叶、茶商文献。这些海外多语种文献是深入考察徽茶、徽州茶商如何参与全球贸易的关键史料。

目前已有学者尝试利用多语种文献进行研究，但研究主题、研究力度都较为薄弱。徽州茶商在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就已通过广州十三行与众多外商进行贸易。马士详尽记载了1635年—1834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其中辑录的有关广州贸易体制时期荷、英、法、瑞典、美贸易史中徽茶的资料有重要参考价值。陈慈玉大量使用海关报告和英国国会文书之中的领事报告，力图还原真实的中国近代茶业经济图景，为徽州茶商研究提供参考。刘勇探讨1729年—1822年的中荷茶叶贸易，附录中载有大量有关徽州茶叶种类及价格的外文史料。这些论著对专研广州贸易体制时期的徽州茶商大有裨益。也有学者积极介绍国外收藏的徽州茶叶的档案资料。曾玲玲以广州十三行为中心，介绍了有关学者远赴海外所搜购的众多史料。吴义雄教授系统购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大英图书馆广州十三行中文书信、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等，以及美国庇博地·埃塞克斯博物馆等机构珍贵档案。这其中就包含有丰富的茶叶史料，亟待学者挖掘。此外，吴义雄介绍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档案中蕴含的徽州茶商史料，但未能进行具体考察。冷东对广州十三行后期怡和洋行中文档案进行整理，考述行商深度参与对外贸易的历程。其中有关茶叶贸易的往来书信、立议单众多，为徽州茶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从中既可窥视中国茶商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也反映出徽州茶商与其他商帮茶商的竞合关系。

此外，中国近代海关存留有大量海关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汇编的《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丰富的徽茶贸易数据，弥补了方志、文集、报刊等记载的不足。吴松弟教授整理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提供藏于海外的海关档案，为研究近代广州贸易体制之后徽茶出口贸易和徽州茶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可靠、系统的资料。这两者与国内各档案馆馆藏的零散海关资料相互印证，最大限度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上述这些珍稀馆藏档案为寻觅有关徽茶、徽州茶商对外贸易的相关史料提供重要线索。随着海内外有关徽茶和徽州茶商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我们相信对于徽州茶商的经营实态、群体面貌、历史演进将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目前学界利用多语种文献研究徽茶、徽州茶商初见成效。但对多语种文献的利用程度还有待继续加强。多数学者专以某种外文文献为主，如英文、荷兰文等，而对多语种文献的综合调动能力还十分薄弱。徽州茶商与各国商人进行多边贸易活动，必然存在多语种书信、立议单等的相互往来。因而我们亟需加强多语种文献研究的整合，并与方志、族谱、文集等典籍文献提供的信息相互印证，开展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才能助力徽州茶商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随着众多英文、荷兰文等史料的整理出版，学界尤为关注广州十三行时期徽州茶商的对外贸易活动。紧随其后兴起的万里茶道作为联结中俄蒙三国的国际商路，其本身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东南亚各国也遗存有相关茶叶史料，亟待我们发掘、整理、利用。因此，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是充分利用多语种文献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以来，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茶叶有不同的认识，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不少有关茶叶贸易的著作，这些著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如《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茶的社会史——茶与商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等。这些著作既展示了国外学者利用外文史料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明了跨学科、跨文化背景学者交流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徽州茶商研究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目前学界对徽州茶商的研究多从某一学科切入，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总之，徽州茶商研究要向纵深发展，我们亟待综合利用多语种文献和运用跨学科方法。  

结语

近八十年来，徽州茶商研究从无到有、从宏观到微观，研究成绩斐然，为该领域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基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研究在史料来源、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当下正值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全球史视野的运用有助于学界整合徽商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徽州茶商研究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深化既有研究寻求新的突破口。 

徽茶闻名海内外、徽州茶商足迹遍天下，两者都深度参与全球化贸易，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徽茶、徽州茶商研究不仅需要从茶史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茶政与国家治理、技术史研究路径、区域史脉络等维度继续推进，以图超越区域史的内源性阐释，更需要在整体史、全球史的视野下，以跨区域、长时段、跨文明的新理路，注重多语种文献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开展有针对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这样才能推动徽州茶商研究向纵深发展，展现徽州茶商研究在跨区域贸易、中外文明互鉴中的意义。不仅如此，徽学研究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瓶颈。采用全球史研究视野，不仅有利于深化徽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利于加强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因此，本文的考察可为今后徽学研究在视野拓展、理论运用和范式借鉴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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