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化为灰烬之日，愿我的侄子念出我的名。-麦考莱爵士

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经常被当作入门施特劳斯思想的著作。理由是这本书在其诸多著作中读起来最为浅显易懂。世人对施特劳斯的理解，也多半出自这本书，这本书由一系列的演讲集整理而成，施特劳斯透过对“现代自然权利”的批判，进而抨击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最终捍卫了”古典自然正当“。

由此，这本书就被简单理解为，”现代自然权利“和”古典自然正当“的古今之争，并且，”古典自然正当“获得胜利。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本书的第七版序言，也许能从中挖掘施特劳斯更深邃的思路。

在《序言》里，施特劳斯说，透过维柯《新科学》，他对“现代自然权利”的理解得到了深化。

为何透过维柯可以理解“现代自然权利”？并且，既然理解维柯对于”现代自然权利“有重要作用，但为何他在正文中又不提到维柯？

只有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接近这本书真正的意图。才能理解《自然权利与历史》扉页的两段《旧约》引文，和为何开头要提到《独立宣言》问题，接触整个施特劳斯思想的核心秘密。

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了一个深奥重点：神意是诸民族的基石，神意是城邦之所以能建立的核心。维柯意图抵抗当时方兴未艾的无神论社会契约思想。

然而，古典政治哲学早已有此"神明立法“的思想，柏拉图的《法义》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均是此线索的典范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阐释了城邦在神意指引下的立法，并成为和”古典自然正当“的来源。

那维柯与他们有何不同？

从维柯对柏拉图和斯多葛等的批判，可以看出，维柯认为古典神意论有着命运的“自然色彩”，也就是在天球宇宙下的封闭空间当中，”古典自然正当“。在维柯看来，神意是一种至高的主宰。尽管维柯并没有直接说这个神意就是上帝，但我们可以肯定，维柯运用了耶路撒冷的视野。

在这个视野下，将推导出一个冷酷的结论：“古典自然正当”本身是堕落的，只是一个天球宇宙內的假象。在“古典自然正当”所依循的天球宇宙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至高法则在运行。

在这里，要注意，古典哲人对于“古典自然正当”并不等于最高真理实际上是有清晰认识的，如伊斯兰哲人阿尔法拉比在《书简》147篇的说明：哲人出于一些理由，他会提出一些他并不真正相信的教导。

这个理由就是显白教导。

曾经，显白教导是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共识，显白教导的意义是什么？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给出了阐释：律法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灵魂与肉体完善，用施特劳斯在《论卡札尔人书》中的说法，就是透过宗教教导人道德上的好，以维持尘世的良好秩序基础。这一显白教导，实际上就是古典天球宇宙的基础。

显白教导的存在，意味着雅典和耶路撒冷更深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真理，只是各自的理解不同，这就是哲学与启示。这条隐密路径的探索，就是隐微教导，用隐微写作的方式给少数人。（也因此，基于显白理由，古典哲人可以居住于宗教中，同样的，基于隐微理由，他不会真正相信。）

既然，古典哲人们已经知道，关于“古典自然正当”的教导，并不是全部，那为何施特劳斯认为维柯之后的哲人们和古典哲人们有巨大差别？

这一点正是施特劳斯对于现代哲学最重要的思索。

施特劳斯提示我们，去留意他两篇文章，《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洛克的自然法学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施特劳斯推导出一个结论：霍布斯和洛克改变了政治体的根基，一种新的根基扫除了雅典和耶路撒冷曾经的显白共识。

什么根基呢？实际上就是维柯提到的那个对象：至高的神意。

在至高神意面前，古典自然正当的土壤，关于尘世道德的显白教导背后的天球宇宙，被彻底击碎。

可以说，原本属于耶路撒冷的隐微教导突然被以很直观的方式灌输给了大众。

这就是哥白尼以来的天文学革命的核心含义。也是近代以来，所谓对无限宇宙的恐惧。于是古典自然正当退位了。

然而，公众依然需要道德生活，因此需要新的显白教导。霍布斯和洛克必须创建一套新的公众教诲以实行新的显白教导。

那霍布斯和洛克直接以至高神意当作现代社会显白教导的基石了吗？

是，也不是。

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在此详述霍布斯和洛克的深邃意图。我们只需要把握这一点：一种根基是根据改写至高神意的“现代自然权利论”被提了出来，并被教化给了大众，这就是现代版本的显白教导。

这其中的代表性政治纲领，就是《独立宣言》。

因此，施特劳斯说，美国是“前现代”国家。“前现代”即是指，《独立宣言》包含了显白教导的部分真谛，尽管这套显白学说的根基已经被改变了，變成被改写的“至高神意”。因此，探索《独立宣言》，还能摸索到显白和隐微这一古老的命题。

这个现代版本的“显白教导”，最终成为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变成了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公众的主流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最高神意被隐去，显白的含义被彻底淡忘，雅典和耶路撒冷关于最高真理的争锋也一并消逝。剩下的，只有霍布斯以来，近代哲人们意图推动的世界性的政治理论和冲动。

于是马克斯韋伯和卡尔马克思出现了。

到这一步，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启示都被遮掩了，人文学也因此彻底变成了社会科学。

探讨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施特劳斯的良苦用心：透过反击现代自然权利论当中，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部分，施特劳斯真正要恢复的并不是那个美奂天球下的古典自然正当，而是古典自然正当的背后：雅典与耶路撒冷关于至高真理的论争。

具体的做法是，在书中透过串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与阿奎纳的论述，建构了关于“古典自然正当”的体系。接着，透过霍布斯与洛克的环节，运用他们的“现代自然权利”击碎了“古典自然正当”，为“”哲学与启示之争“开辟道路，接着，再透过对卢梭和伯克（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击碎了”现代自然权利“本身对于”哲学与启示之争“的遮蔽。

由此，《自然权利与历史》的隐微教导便是：哲学永远是可能的，正如同启示一样。

对这条可能性路径的探索，永远在哲人与先知之间展开。

因此施特劳斯在《序言》结尾处才会如此描述更高的“神法”。

如同施特劳斯在1950年代写给沃格林的一封信中所言：自然权利真正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于哲学与启示之争的永恒问题。

但施特劳斯依然温柔的留给了大众一个显白教导：从《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结尾关于伯克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测，对于“末人”时代而言，洛克-伯克式的帝国主义秩序是他们最好的、能维持道德的现代归宿。从东亚历史的发展来看，也完美印证了施特劳斯的洞见。

最后，回到本书的扉页引言，两个来自《旧约》的段落都直指神法的根本。

这个根本也就是探索哲学与启示的起点。

透过上述绎读的尝试，我们可以发现，《自然权利与历史》并不只是一本介绍自然权利史的现代著作，里面依然一以贯之的回到了哲学与启示的问题。

这或许也是施特劳在书中对维柯并未展开的理由：关于最高神意，他保持了缄默，所以在《序言》中他提到了他的色诺芬著作。色诺芬的克制，即色诺芬的显白教导，便是哲人对至高神意保持沉默，尽管他内心可能已经做出了决断，这是最深邃的保守。

 “知道人文”最新制作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研讨课”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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