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 译

摘要

近年来，vernacular作为英语民俗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已涌入日本的民俗学领域，并逐步推动民俗学理论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从“反霸权”和“反启蒙”的角度重新定义“民俗学”和“民俗”。这并不是对vernacular概念直接、机械地引用，而是根植于自身现实的理论尝试。结合当代学术史和个人实践经验，vernacular概念的嵌入，将有助于推动日本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更新，及其相关内在理论的构建。

在许多人文社科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直接引入产生于欧美的理论，并“适配”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中。而民俗学具有无法直接引入外来理论或无条件应用某理论的特征，因为这门学科具有“通过母语审视自身社会文化的内在，并通过在此获得的知识和见解将外在理论相对化的倾向”，这是由民俗学的“内发性”所带来的。然而，这种内发性不等同于封闭性，它并非固执地抗拒外来理论，反而很欢迎来自外部理论的刺激，并会充分理解、讨论其内容。民俗学绝非盲目地将外部理论应用到自我实践中，而是尝试建立根植于自身现实的理论，这就是民俗学建构理论的姿态。

20世纪末以来的美国以及近年其他英语国家的民俗学界，在表述研究对象时开始使用与传统术语folklore不同的vernacular一词。这一转变的背景是，folklore在社会中经常被误解为“乡村陈旧而奇妙的习俗”，民俗学本身也常被误解为是专门研究这种习俗的学问。因此，学界希望避免使用这样的词汇，转而采用更好的术语来表达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学界对vernacular概念的理论洞察也在不断深化，可以说现在这个词汇已成为英语国家民俗学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于鲁·瓦尔克（Ülo Valk）等人亦对相关动态有所介绍。

近年来，日本民俗学界也开始讨论源于美国民俗学界的vernacular概念。如前文所述，这种讨论并非简单地直接引入、使用vernacular，而是参考这个概念，灵活动态地更新日语汉字词汇“民俗”和“民俗学”的概念，使之适应日本语境。作为致力于参考vernacular概念以更新理论的日本民俗学者之一，笔者将在本文中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探讨日本学界对vernacular概念的理解，以及内发性理论构建的动态过程。

一、通往vernacular研究之路

我于1986年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民俗学。正如《大家的民俗学》所述，我是因为在生活实践中意识到一些关于民间信仰的实质性问题，而踏上了学术之路。我的学习始于阅读日本民俗学草创期的学者如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等人的经典著作，随后很快就开始了田野实践。当时，受欧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日本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也不再仅限于片段式的民俗“采集”（即要素主义式的“民俗采访”），我们逐渐普及了以村落作为“传承主体”，用以考察民俗的“有机关联”的调查方法。处在这一时期的我，接受了两者混合的民俗调查法的训练。

此外，当时都市民俗学也流行了起来。作为大学生，我也强烈希望能跻身都市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领域，于是在学校的民俗学研究会上译介了当时风靡美国的扬·布鲁范德（Jan Brunvand）的名著《消失的搭车客》。近来暂且不论，但在当时除了极少数人外，日本的民俗学者很少关注美国同行，相比之下我的志向有着强烈的独特性。正是这种志向指引了我后来对vernacular理论的积极参考。另一方面，当时东亚地区开始广泛兴起比较民俗学的尝试，我也开始考虑将来有机会要去海外进行实地调研。在相邻学科的学习方面，我还吸收了人类学特别是那一时期流行的象征人类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本科期间，我在日本冲绳县宫古岛进行为期三个半月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学位论文。我讨论了村落共同体中的公共祭司与私人巫师所传承的神话／祭祀世界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进入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冲绳的新宗教运动作为硕士论文研究主题。在冲绳固有的民间信仰世界中，一些人无法得到宗教救赎。而新宗教为这批人提供替代性的信仰世界。因为许多新宗教的信徒都居住在那霸市及其郊区，教团总部也位于那霸的卫星城宜野湾市，所以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定位为都市民俗学研究。

博士课程即将结束时，我得到机会前往韩国，在一所大学担任日本文化论的教师。我总共在韩国居住了三年，对韩国的都市传说进行了调查，并从日韩比较的角度撰写了专著，算是对大学时代起关注的都市民俗学、比较民俗学的一次海外实践。

这三年期间，我身为“在韩外国人”对社会有了更多元的观察，这段生活经历激发了我对“在日外国人”的学术兴趣。1998年我回到日本，受聘前往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任教，并基于上述兴趣提出了“多文化主义民俗学”这一概念。日本民俗学研究从发端之初，就不仅仅只关注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农民，也注重山地居民、流浪者群体、被差别化对待的部落人群和残障人士等，是具备文化多样性的。然而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还需要加入在日外国人问题、性别问题、阶层问题等内容，以进一步深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洞察。因此，建构“多文化主义民俗学”无疑是必要的。

我的个人具体实践是以在日朝鲜裔居民为对象的，我以福冈市、下关市、大阪市等地为田野点，开展了民俗志性质的调查。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关于朝鲜裔等在日外国人研究往往侧重族裔（ethnicity）问题，常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但我将族裔的讨论先搁置一边，直接对生活现场进行观察和分析，捕捉到了许多单纯依赖族裔理论无法解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现象。这就是我提交给筑波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它又以专著的形式得以出版。

除了在日朝鲜裔居民外，在多文化主义民俗学领域，我还以“引扬者”为对象进行了研究。引扬者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下移居到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南洋诸岛等地，在日本战败后又返回日本本土的日本平民。在这项研究中，我着重探讨了引扬者带回日本的民俗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并且关注这些文化是如何被整个社会所接受的。我将多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编撰出版为《引扬者的战后》一书。

二、民俗学与vernacular

在日本民俗学开始讨论vernacular之前，人文社科领域已经引介了这个概念。意大利思想家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在批判现代工业社会的同时，将作为人类自立和自我维系基础的生活世界定位为vernacular。他于1981年出版了著作《影子工作》，这本书次年即被翻译成日语，伊利奇的vernacular论在日本近代批判主义和社会学环境研究中被广泛接受。

另外，人类学者今福龙太发表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也较早地引介了vernacular概念。今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美洲，他曾在寓居德克萨斯州的美国民俗学者阿梅里科·帕雷德斯（Americo Paredes）的指导下学习，对美国民俗学也深有了解。今福基于对美国民俗学中的vernacular建筑和vernacular艺术的研究，将vernacular解释为“普通人（ordinary people）”或“日常场所（common places）”具有的文化力量。

此外，1987年日本出版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的日文版，译者将原文中频繁出现的vernacular一词译为“俗语”。该书探讨了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俗语”转变为“国家语”的进程。我在研究生期间阅读了该书的日文版，直观地感到频繁出现的“俗语”这一概念和“民俗”一词的含义十分接近。不过，直到很久以后，当我有机会阅读英文原版时，才得知“俗语”的原文正是vernacular。

相较于上述情况，vernacular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成为日本民俗学研究中的关键词的。其开端可追溯至民俗学者小田岛建己2007年的译作，他介绍了普利米亚诺（Leonard Primiano）关于vernacular宗教的论文。小田岛曾在本科时期赴美留学，并接受过普里米亚诺的指导。据他本人讲述，当时他就读于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正在进行日本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因为希望能将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的vernacular宗教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于是翻译了普里米亚诺的论文。然而在译文发表之后，除了我很快关注到之外，日本民俗学界一度完全没有关于该论文的讨论。或许是因为刊载译作的杂志即东北大学宗教研究室年刊《东北宗教学》，在学界中的普及度较低。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民俗学界对vernacular几乎一无所知，没有形成接受、探讨普里米亚诺这套精深理论的学术基础。到了2020年前后，民俗学界才开始真正认识“vernacular”这一术语，小田岛的翻译工作也才逐渐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菅丰于2012年将民俗学定位为“vernacular的学问”或“vernacular式的学问”。他指出“民俗学是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各不相同的近代背景的束缚下涌现出的vernacular文化理解和复兴运动，同时它还是将这种文化复兴进行自我学问化的运动”，并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vernacular文化，更确切地说，它本是一门vernacular式的学问”。虽然菅丰在这一阶段关于vernacular的论述并非是深入的理论性考察，但作为使用vernacular来解释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早期用例，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2013年，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论文《vernacular词源学（“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被谷口阳子译成日文发表。此文被收录在日本民俗学会主办的官方刊物《日本民俗学》第273号专题“美国和中国民俗学的前沿”中。该专题由菅丰策划，旨在向日本民俗学者介绍国外民俗学的前沿动态。谷口翻译的这篇论文是《日本民俗学》首次刊登以vernacular为主题的论文，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日本民俗学》又刊载了小长谷英代的《vernacular——民俗学的超领域视角》一文。小长谷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民俗学博士学位，曾于2010年为《日本民俗学》撰稿介绍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2012年又与平山雪美合作，选取美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论文编译出版了论文集《美国民俗学——历史与方法的批判性考察》。在2016年这篇论文中，小长谷回顾了美国民俗学界对vernacular概念的研究史，日本民俗学由此得以掌握美国同行关于vernacular论的全貌。该论文后来又收入小长谷2017年出版的著作《从“folk”开始转向——文化批判和领域史》一书中。

2019至2021年间，菅丰作为项目主持者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开启了课题“野之艺术论：建构以vernacular概念为基础的民俗学艺术研究视角”的研究。在该项目中，菅丰以vernacular art（野之艺术）为起点，对vernacular的具体案例和理论构建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上传至学术振兴会科研基金网站的结项报告中，菅丰是这样描述的：

Vernacular艺术是指没有接受过特别的艺术相关教育，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所创作的美术作品或户外建筑等。本研究先导性地将近年来在海外民俗学和艺术研究领域表现出强大影响力的vernacular art（野之艺术）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日本，探索该研究方法和实践在日本开展的可行性。结果表明，vernacular art可以成为改变传统日本民俗学研究方式的重要动力。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由菅丰主编，于2024年出版。如其所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能够昭示出，vernacular概念确实可能改变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方式。另外，该课题刚于2021年结项，菅丰主持的另一项目“建构以vernacular概念为基础的文化研究视角：为了民俗学的转向”又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上传至官网的开题报告书中，菅丰对研究概要进行了如下表述：

本研究致力于积累无名人群在生活中如何灵活支配身边资源或者勉强度日的技能、知识、创造力以及情感等vernacular文化的研究案例，从中解读与普通人的“生”息息相关的创造性生活策略。本研究将通过进一步探讨研究方法和理论，在日本民俗学中构建vernacular文化研究的视角，扩大其研究领域。

这项研究旨在超越vernacular艺术的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该项目将持续至2025年3月，我作为研究参与者期待在该项目的研究结束时，能够对日本民俗学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民俗学”及“民俗”的再定义

就个人的情况而言，从阅读小田岛的译作之后我就对vernacular十分关注，并独立收集美国民俗学的文献，继续探讨vernacular概念。我在2014年发表的民俗学理论相关论文中，首次提及vernacular概念，对“被亲历的维度”进行了概念化，并主张将其作为民俗研究的主题加以探讨：

Vernacular一词如今被普遍理解为“风土”“本土”或“方言”等意思，但它原本指的是与“正统拉丁语”相对的“俗拉丁语”。这个词包含着与正统相对的非正统、与权威相对的非权威、与正式相对的非正式、与制度相对的非制度、与霸权相对的非霸权的含义。

在美国民俗学中，使用vernacular这一概念时也蕴含着这种意味。我认为，正是这些含义才体现了vernacular的本质。通过审视民俗学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民俗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民俗学是由德国的赫尔德和格林兄弟在对抗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初拿破仑霸权主义的背景下草创，随后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并在各自的地区独立发展而成的学术领域。这门学科探讨了与“启蒙主义的理性、霸权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心主义”所不同的人类生活的多个维度。民俗学通过内在地理解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试图相对化并超越以固有的霸权式标准构建的知识体系。

民俗学是一门强调相对化和批判霸权主义的学科。那些拥有强大地位、自视为“主流”“中心”的人／物，他／它们试图将自己的逻辑作为普遍真理并强加于他者。而民俗学的最大特点在于，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相对化或超越这些霸权式立场，创造出具有超越性的见解。

不论程度如何，世界各地的民俗学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都多少具有“对峙霸权主义”的特征。日语中的“民俗（vernacular）”，是民俗学为了把握对象而设定的概念，可以这样定义：

所谓民俗，即在共享某种社会语境的群体中，在个人的“生世界”里被创造并实践着的经验、知识、表现。尤其是从民俗中（预期）能发现与霸权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意识、情感、感觉。

我认为本定义可以大大超越目前通行的解释，如福田亚细男对“民俗”和“民俗学”的说明，以及和歌森太郎无逻辑地将“民间传承”粗略等同于“民俗”之类的说法。在《日本民俗学大辞典》中，福田亚细男将民俗学定义为“一门通过人们代代相传的集体事件来揭示生活文化的历史发展并解释现代生活文化的学科”，关于民俗，他则表述道：“一般指民众的惯习、风俗、习惯……虽然也有人认为民俗与传承、传承文化、民间传承同义……或者是等同于惯习之类的看法，理论上说都是不充分。将民俗理解为传承和惯习的复合体或许更为合理。”在福田之前，和歌森太郎则解释说，民间传承可以被翻译为法语词tradition populaire，在内容上包含了英语词folklore的意义，指的是在没有文字介入的日常生活中，持续三代以上、以集体方式传承下来的言语、行为和观念，这与民俗学所研究的民俗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

在上述一系列考察之后，我开始思索我所定义的日语词汇“民俗”，是否也可以用来定义作为民俗学中的学术用语vernacular。通过对美国民俗学中vernacular概念的斟酌，我重新审视了世界民俗学史以及日语的“民俗”概念，并根据这些结果对vernacular概念本身进行了重新定义。

同时，我还对自己的研究履历进行了回顾，以验证我关于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的理论建构是否与自己以往的研究相吻合，也就是对第一个部分“通往vernacular研究之路”中阐述的内容进行检验。我迄今为止的研究，如宫古岛民间巫师的神话和祭祀世界、冲绳的新宗教运动、韩国都市传说、在日朝鲜裔居民的生活、引扬者的生活等，都处于与霸权主义、主流或中心主义相对峙的立场上，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峙启蒙主义的特征。可以说，我正是在“反霸权”和“反启蒙”的视角下选择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一以贯之，都符合我对“民俗”的定义，而我所进行的相关思考可以说正是“民俗学”。即使具体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但我的研究是具有一贯性和整体性的。

四、大家的民俗学

2020年，我把既往研究以及一些单篇论文整理出版为学术专著。后来我收到了来自日本一家大型出版社编辑的邮件，他读了那本书后，建议我写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民俗学入门书籍。该编辑表示：“民俗学往往被误解为专门研究‘乡村传统风俗’的学科，但岛村老师您所提出的民俗学框架可以消除这种误解，为读者开启一个新鲜有趣的知识世界。您是否能写一本为大众读者解释什么是‘新民俗学’的书呢？”

我觉得这是拓展民俗学的绝佳机会，于是欣然接受了编辑的建议，在六个月内完成书稿。这就是后来在平凡社出版的《大家的民俗学——vernacular是什么？》一书。我在书中解释了前文提到的民俗学定义，也简要地解释了“民俗”“民俗学”“vernacular”几个重要概念。这些解释只是把学术性定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与我在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中的定义内容本身并无矛盾。

所谓民俗学，指的是从“俗”的观点来研究“民”（人类、人们）的学问。我认为“俗”，包含下述四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或是它们的任意组合。这四重含义分别是：（1）与支配性权力相左的事物；（2）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的事物；（3）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悖的事物；（4）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而本书书名中的“vernacular”，则是“俗”的英语表达。

我在该书中呈现了很多有趣的当代案例。例如，在家庭内部传承的小咒语，校园都市传说和习惯，在消防员、卡车司机、铁路工人、水道工、法官、白领等群体间产生的民俗，去咖啡馆而不是在家里吃早餐的习惯，平民美食文化，水上居民和水上餐厅，能量石或能量场等现代宗教性民俗等等。

幸运的是，这本书吸引了许多普通读者的关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了书评文章。我也凭借此书被报刊、电视台邀请做了几个系列访谈。趁此机会，我多次向广大民众介绍vernacular这个词汇，以及现代民俗学到底是什么，在做哪些有趣的研究。此前vernacular概念一直被束缚在学术界，而没有渗入到更广泛的一般社会中去。通过该书的出版，社会也有了了解vernacular的机会。

也就是说，《大家的民俗学》的出版确实产生了一些很值得期待的影响。如我前面所言，虽然有时民俗学确实在研究乡村风俗，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俗学“专门研究传统乡村风俗”的误解。然而，这本书呈现的具体案例与理论阐释，足以说明只要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就可以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我使用vernacular这个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熟悉的词作为解释“俗”的术语。随着本书及相关媒体对该词汇的频繁使用，或许可以改变人们的印象，让人们意识到存在一种不同于以往观念的vernacular民俗学。

这本书出版后整一年，又有一本以vernacular为关键词的民俗学入门书出版。这就是加藤幸治的《民俗学：vernacular编》，该书根据加藤本人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开设的民俗学课程讲义总结而来。第二年，姊妹篇《民俗学：folklore编》随之出版。通过这两本书，作者将vernacular和folklore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以突显他对vernacular的理解。加藤认为vernacular是指“特定社会中固有的”且“持续变动的生活文化”，folklore是指“在文化传承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生活和惯习的传统本身”。

然而，我对这种理解持反对意见。加藤从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认为vernacular等于流动的现代生活文化，folklore等于历史传承文化。在我定义之下的vernacular即“俗”“民俗”，同时或任一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即（1）不驯服于统治权力；（2）未必能被启蒙主义式的合理性所切割；（3）不符合“主流／中心主义”的立场；（4）与官方制度之间存在距离。从这一观点出发，vernacular即“民俗”既包括现代的内容，也包括历史、传统的内容。更重要的是，vernacular不是用以指代单纯的生活文化、地方文化或现代文化，它是一个用以捕捉人们所持有的“俗”力量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超越“霸权”“普遍”“合理性”，将它们相对化。这才是我们应该从“vernacular＝民俗”中发掘的民俗学的独特性。

五、琐碎、酷儿、深层民俗

日本民俗学领域目前对于vernacular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在2021年出版的民俗学教科书《民俗学的思考法》中，我执笔了第一部《捕捉“此刻此地”的思考法》中第一章的总论《为了亲历的民俗学——日常与vernacular》，以及第二部《解读现代民俗学的关键词》中的vernacular一词。当时我也介绍了本论文中提出的“民俗学”和“民俗（vernacular）”的定义。当然，“民俗学”和“民俗”的概念界定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同的学者可能持有独立的见解，其中也应该包括对我的定义的批判和超越。但姑且在现阶段，我的定义尚且具备时效性，是可以通用的。

另一方面，近年在美国民俗学中，除了vernacular之外，还出现了诸如trivial、queer、deep folklore等概念。例如，在2021年出版的《尖端民俗学（Advancing Folkloristics）》一书中，这些概念就有着明显的呈现。

《尖端民俗学》一书的主体框架是“琐碎化的政治（politics of trivialization）”。“Trivial”一词意为“琐碎的”“微不足道的”“平凡的”，而民俗学所研究的“日常的凡俗之事”正是社会中被视为trivial的事物。因此民俗学本身也被视为琐碎的学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质上是琐碎的”或“本质上是重要的（significant）”事物并不存在，它们只是由某人“分配（assigned）”而来。“琐碎”是琐碎化之后的结果，本质上琐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民俗学作为一门被琐碎化的学科，应当正视自己被琐碎化的过程，并从“琐碎”的视角出发批判那些持有琐碎化权力的霸权。在编辑们的上述观点中，“琐碎化”与“反琐碎化”的动力学构成了该书“琐碎化的政治”的核心。

此书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对琐碎的民俗研究（trivial folklore studies）和酷儿理论及它们之间亲缘性的讨论。“Queer”最初意指“奇怪的”“古怪的”，如今通常用来指对固有的社会规范的批判和超越的态度，尤其是在性别和性取向领域。长期以来，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计划中的“国民文化”论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学界已经在1980年代进行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尽管民俗学在大学术界里被边缘化，但也积累了与“国民文化”截然不同的folklore。这种不同指的是跨越了由文化所设定的边界和分类，甚至消解了文化的folklore。

执笔者之一的美国民俗学会前会长凯·特纳（Kay Turner）将这种folklore称为deep folklore，即深层民俗。她列举了很多关于民间圣者、女神、女巫、鬼魂、治疗师、人鱼、搭车客、旅行者、流浪者、恶作剧者、拼装（bricolage）、戏仿（parody）、混乱（てんやわんや）等等的典型案例，用以说明什么是她所指的深层民俗。这些例子都相对化了或破坏了现有的“分类”或“秩序”。此外，她将以前被边缘化的女性民俗学者、LGBTQIA+的民俗学者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等民俗学者的研究也纳入了深层民俗的研究范畴。她指出通过深层民俗研究，民俗学者们正在挑战“分类主义决定论”，这和同样与“二元对立结构”作抗争的酷儿理论几乎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于是，特纳进一步提出了民俗学整体酷儿化的主张。所有的民俗都可以被归类为琐碎的，处理这些琐碎的民俗学就是“琐碎之学”。然而，在此之中还有一个更加琐碎的领域，即深层民俗，这一部分与酷儿的世界相通。特纳主张未来的民俗学应该扩大这一领域，消解掉民俗学的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的边界，也就是通过酷儿化推进民俗学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解除束缚的学问。

虽然《尖端民俗学》中没有直接讨论“琐碎”（trivial）、“酷儿”（queer）、“深层民俗”（deep folklore）等概念与vernacular之间的关系，但很可能这些概念是被提出来用以强调vernacular作为一种反霸权、反启蒙的概念的对抗性，即“琐碎”是用以表示针对“vernacular”的“琐碎化”政治力学的术语。另外，在“vernacular”中，多少都可以寻找到一些与“酷儿”相关的特征。我认为“深层民俗”，实际上就是deep vernacular，可被视为对这一部分进行提取的结果。

现在，日本民俗学界也正在咀嚼、检验这些概念。我与辻本侑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尝试将日本民俗学史的积累与酷儿概念相结合的实验性论文集《酷儿民俗学》。此外，我在负责编撰普及类民俗学入门教材《现代民俗学入门》中，也提到了酷儿民俗学。通过这些工作，我对酷儿民俗学研究的可能性有了初步把握。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正如开篇所述，在民俗学中不应简单地直接引入、适配外来概念，而是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审视，然后才能构建与自身现实相关的理论。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也期待着学界能够围绕trivial、queer、deep folklore等概念，在未来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当然，在讨论过程中也有必要反复审视我所定义的“民俗”概念。

至此，本文对日本民俗学与vernacular概念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兼而述及我个人的学术经历。如果这些思考能对中日两国的民俗学理论研究有所帮助，那将是一件幸事。

《民俗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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