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末中亚形势发生的变化，既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内斗而造成的衰弱相关，也与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的强势大规模入侵有关。此前也曾发生过游牧民族的劫掠，帕尼人甚至冲进了帕提亚地区，但新一轮迁徙的冲击力和游牧部落的繁多，可与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人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参考汉文史料的记载，那么这些游牧部落是从中国西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迁徙而来的。根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发现的干尸在内的考古资料可知，中国西部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属于欧罗巴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然而据此也并不能假设他们就是最早操印欧语的人群，因为他们可能很久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一区域。历史的帷幕在公元前2世纪拉开，当时这些生活在甘肃的游牧部落受到了另一群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汉文史料中称后者为匈奴。

毋庸置疑，汉人与其北方邻居的不断冲突由来已久，但在周朝（公元前3世纪之前），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坐大，加之游牧部落之间不睦，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似乎保持着一种力量上的微妙平衡。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出现了诸侯割据，其中秦、赵和燕三个诸侯国直接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它们开始防范游牧民族的袭扰。这三国北筑城墙，以御游牧民族南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些城墙连接起来，成为专门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公元前202年，秦朝被一个更强大的王朝—汉朝所取代。与此同时，零散的匈奴部落也统一起来，一个游牧帝国很快就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这种农耕帝国和游牧帝国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匈奴同时还攻击了甘肃河西走廊的另一个游牧民族，在汉文史料中后者被称为月氏。月氏被匈奴打败后分裂为二，即小月氏和大月氏。前者南下进入了吐蕃人生活的高原地区，而大月氏则在约公元前175年西迁，穿过准噶尔盆地来到富饶的伊犁河谷。大约12年后，匈奴人联合臣服于自己的乌孙部落一起攻打了大月氏，并将他们赶出了伊犁河谷，伊犁河谷很快就被乌孙人占领。于是，大月氏南下进入了中亚西部，迫使其他游牧民族向南迁移或逃散。匈奴人控制了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这些小国的居民在汉文史料中不再被称为月氏或其他人群，而被统称为胡人（Hu）。

如前所述，有大量涉及月氏的文献，这不仅可以确认月氏人身份的历史学问题，也涉及一个语言学问题，因为人们认为月氏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西支（颚音类）的吐火罗语，在库车和塔里木盆地北部等地发现了他们的后裔用这种语言书写的两种方言文献。人们从古汉字拟音提出了许多有关吐火罗人身份问题的观点，但始终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现在一般认为，吐火罗人应是建立贵霜帝国的月氏部落联盟中的一部，并用自己的名字给其活动地域命名，即中世纪的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也就是古代叫巴克特里亚和现在的巴达赫尚。月氏部落联盟中的一些人群在迁移过程中可能留在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他们的后裔书写用的语言被现代学者称为吐火罗语。

公元1世纪时，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匈奴还没有进入中亚西部地区，并且匈奴内部四分五裂，比如南匈奴臣服于汉朝，而北匈奴不受汉朝控制。匈奴分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统治者的承嗣问题，匈奴单于去世后的王统通常是兄终弟及，而非子承大统。这一规则出现了诸多变乱和叛离。这一时期，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先开始进入蒙古高原西部，然后进入伊犁河谷及其周边地区，这些人与操伊朗语的民族还有其他人群混居在上述地区。这些“其他人群”中，可能存在早已消失的操乌拉尔语的人或民族。

公元前150年左右，中亚地区的政治状况大致如下：汉朝在中原已经取代了秦朝，并于公元前198年与匈奴达成了和平，承认匈奴对包括西域绿洲国家在内的长城以外地区的统治，汉朝每年向匈奴冒顿单于大量纳贡。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后，尽管他的继任者对汉朝发动过几次袭击，但双方基本保持和平。在伊犁河谷和今天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大草原上，居住着匈奴的附庸乌孙人。乌孙人可能是奄蔡（As，阿斯部）的祖先，是后来阿兰人（或阿兰聊）的一个分支，都操伊朗语。南方的月氏人征服了位于今塔什干的康居国，也征服了粟特的部分地区。应该说月氏人只是建立了对中亚绿洲定居民地区的统治，因为联盟是游牧民族建立统治的一种方式，而根据汉文史料记载，月氏人还没有建立一个囊括农耕地区的帝国。

公元前15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属于攸克拉提德斯统治时期，可能仍然掌控着希萨尔山以南的土地。阿姆河西岸的土地可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或是由当地的粟特领主统治，甚至可能是在帕提亚人统治之下。此时的帕提亚人似乎同时控制着梅尔夫绿洲和赫拉特，以及帕提亚在中亚西部固有的土地。但这一时期没有证据表明，包括印度在内的东部地区有小领主与帕提亚人存在关联。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由弥兰王在内的希腊统治者控制，但弥兰王与攸克拉提德斯，或所有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只能猜测。

希腊人与中亚人也不断在融合，希腊人在长期接触中接受了中亚人的万物崇拜，或者与希腊人自己的众神对应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艾伊哈努姆的神庙遗址和今天位于阿姆河岸边的塔赫提 · 桑金遗址清楚地反映出来，将希腊神灵和当地神灵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就像西方（宗教）的状况一样。但钱币上依然保留着希腊尊号，如soter，意为救世主，这表明虽然希腊王国在政治上衰落了，但是其文化的影响力并未衰弱。巴克特里亚的管理机构可能仍发挥着作用，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已经转移到了印度地区。

公元前150年塞人具体在什么地方仍是未解之谜，他们应该是生活在中亚绿洲附近的人数最多的游牧民族。但我们知道后来塞人在曹炬吒（Drangiana）建立了王国，即现在的锡斯坦，该词源于“塞人”一词。塞人还在阿富汗南部、印度以及和阗一带建立了王国。塞人是何时迁入这些地区的呢？

根据查士丁（XLII）和斯特拉波（XI.8）的记载，大约在公元130年，一个游牧部落联盟摧毁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当时巴克特里亚在位的应该是攸克拉提德斯的继承人赫利奥克勒斯。一般而言，在游牧民族征服过程中，结局要么是征服者将对手赶走，要么是征服者并入对手的联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看起来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塞人南下进入锡斯坦，甚至到印度，而其他游牧民族则留在了粟特和巴克特里亚。

如今我们所称的和阗—塞语（Khotan-Saka），其得名源于它和印度塞人统治者的碑刻与钱币上的语言根本上是相同的。根据用这一语言写成的文献，我们能判断出，塞人曾经占据了西域南部的绿洲，可能占领了疏勒（喀什噶尔）、莎车（叶尔羌）与和阗绿洲，还有东边的其他一些小型村落。另一种说法认为塞人征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许吸收了现在浑扎地区的布鲁夏斯基人先祖，兼并了印度的贸易城镇，其证据是比和阗—塞语文献更早的俗语（Prakrit）残卷。有人推测说塞人可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就已经进入西亚的东边。到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这些塞人可能已经生活在西亚的东部。也有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末，有一群塞人从中国的西部翻越高山进入印度平原，但这一点有待求证。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手中成功地夺取了中亚的政治控制权，因此在公元前100年，我们看到西亚东部呈现出了不同的政治景象。此时在位的帕提亚国王是米斯拉提德斯二世（Mithradates II，公元前 123—公元前87年在位）。塞人已经占领了锡斯坦，并在之前的战争中击杀了两位帕提亚国王，但后来被米斯拉提德斯二世击败，后者“万王之王”的名号意味着对小藩属统治者们的征服，他还恢复了帕提亚人在东部的霸权。定居在锡斯坦的塞人首领是否成为帕提亚人的藩属，或者以特定方式接受了帕提亚人的统治，我们并不清楚。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帕提亚人与印度的贸易路线得以恢复，得到很好的保护。公元前100年，锡斯坦、阿富汗南部和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塞人和帕提亚的地方统治者开始统一。

现在普遍认为，著名的贵霜人建立了政权，并以其部落名称命名其国家为“贵霜帝国”，他们是汉文史料中记载的月氏人的一支，正是他们推翻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但在印度史料中，通常一并提及希腊人（Yavanas）、帕提亚人（Pahlavas）、塞人和贵霜人的前身，视他们为生活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人群和统治者。确定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的君主王统的办法，就是依据他们发行钱币的文字、款式，以及一位君主对另一位君主发行的钱币的重复铸造。根据这类钱币，特别是钱币上君主的名讳可以看出，塞人、希腊人、帕提亚人的小藩属君主同时统治着不同地区，所以从米斯拉提德斯二世去世到公元 60 年左右的贵霜王阎膏珍（Vima Kadphises）时期，可以看成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时期，而阎膏珍统治时期的贵霜人逐渐巩固了兴都库什山以北的统治。

本书的意图不是探讨诸如各小国君主的王统之类细枝末节的内容，而是从宏观角度对中亚的历史性变化作总体性考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的结果是，游牧民族进入中亚，开启了统治的时代。毫无疑问，在新的统治秩序之下，被征服地区的官僚机构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官僚机构和社会在新统治之下究竟能保留多少呢？如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机构中加进了希腊元素，并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得以延续一样，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制度一定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一个示范。但是在巴克特里亚的核心地带，塞琉古王朝的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希腊语完全取代阿拉美语，成为唯一的行政语言。但在粟特和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帕提亚地区，阿拉美语仍然是主要行政语言。直到 1 世纪，用阿拉美变体文字书写的当地语言才取代了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官方阿拉美语。但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印度的影响更大，包括使用佉卢文（Kharoshthi）以及婆罗米文（Brahmi）。此时帕米尔以东的地区是什么情况呢？

公元前 100 年，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平早已结束，汉朝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诸国。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 126 年回国，并写下了他的旅行报告，此后中原与费尔干纳（大宛）盆地和中亚西部其他地区建立了联系。根据这一时期中国的重要史书《史记》的记载（第 123 卷），公元前 101 年，李广利率军包围了费尔干纳的王城并使之臣服，遥远的西部邻国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从此，蒙古高原、中原和西域的局势影响着包括西部在内的中亚各地。根据一些游牧部落后来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判断，许多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从中亚的一处迁到另一处，但相关记录阙载。我们的推测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汉文史料中出现和已消失的游牧民族名称，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由于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西部，所以他们的记载多半以传言的方式呈现，而不完全是真实记录。

中亚东部和西部的绿洲诸国都经历了遭受游牧民族入侵和统治的历史，而东部的绿洲各国还受到汉朝的影响。借助汉朝的力量来对抗北部游牧民的策略成为中亚政治的关键，对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政权而言更是如此。当然汉朝人也擅长分而治之，他们也同样利用绿洲各国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亚西部地区一直处于外族统治之下，最早是波斯人，后来是希腊人。但这两股外来力量都没有给中亚地区的人民带来沉重的枷锁，新到来且更大的游牧民族也乐于接受此前建立的文明，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传统之中。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在中心地带受到游牧民族入侵（约公元前 130 年）之前的几十年，就丢掉了希萨尔山脉以北的领土。古典史学家称，入侵巴克特里亚的游牧联盟大体有阿斯部（奄蔡）、吐火罗部（Tokhari）、帕西安部（Pasiani）和塞劳卡伊部（Sakarauli， Sakaucae），但各家说法不一。最后一个应该是塞人，或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部落。而其他则是来自中国的月氏人，但很明显月氏人在前往阿姆河的一路上吸收了其他游牧部落。阿斯部可能是后来被称为阿兰人的部落；而另一个入侵者帕西尼人，其名有不同写法的变体，可能他们是普什图人的祖先，但这只是猜测。能确定的是希腊 — 巴克特里亚王国在遭到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入侵后，一些塞人留在了巴克特里亚，而其他游牧民族南下去了锡斯坦和印度。根据汉文史料记载，还有一些游牧部落留在了阿姆河以北，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渡河进入巴克特里亚，这些部落应与贵霜有关联。关于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的中亚西部，我们完全不清楚其情况，无法确定各个部落的统治范围，唯一能确定的是在公元前 130 年至公元前 20 年，各种游牧群体统治着中亚，也许是和希腊 — 巴克特里亚灭亡后遗留的小邦一同统治的。

如前所述，汉使张骞提到塔什干地区有一个叫康居的王国，而后来从撒马尔罕来中国的商人和其他人都被称为康姓。这意味着康居和撒马尔罕在特定时期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更重要的是，汉朝将康居和费尔干纳都描述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地区。这意味着这两个地区的人可能又重新回到了游牧生活，因为这两个地区以前都存在城镇。此外，这两个地区此时似乎不像南方地区那样人口稠密。可能费尔干纳河谷和塔什干平原的城市都不多，游牧民族很容易就可以占据农村地区。

显然在汉朝人眼里，月氏是一个重要的部落，否则他们不会派使者不远万里去寻求结盟以共同对抗匈奴，尽管这种结盟从未达成。西域的绿洲诸国也都处于汉朝的管辖之下，因为匈奴已经因内讧而衰落。在汉武帝（约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长时间的统治末期，中国在中亚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甚至遥远的费尔干纳也与中国派去的军队缔结和约。匈奴失去了在塔里木盆地以北的统治权，但汉朝人在该地区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当地不断反抗，最后汉朝内乱，只能从当地撤出。

游牧民族入侵没有给中亚西部的农耕民族带来很大的变化，定居者的文化深深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同时游牧民族也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巴克特里亚艺术与文化的精华带去了新风。

已经出土的游牧民族墓葬，充分体现了公元1世纪巴克特里亚的文化态势，特别是阿富汗北部的黄金之丘（Tilla Tepe），从中发现了大量黄金制品。这些黄金制品中有皮扣、各种首饰珠宝和牌子。我们发现其中有希腊写实特征、充满想象的游牧风格，表现猎人和猎物或二者搏斗的扭曲变形的动物形象，僧侣体的“帕提亚”风格，甚至还有来自印度风格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是游牧时代在贵霜帝国形成之前的特征。它是一个典型的变革时代。

艺术风格的丰富和宗教盛行相呼应，各种各样的神灵在中亚地区受到崇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贵霜时期，在此时的钱币上反映得很明显。很难说有些神灵只在特定的地方被尊崇或被一些特定的部落尊崇，或者万神殿也四处传播，受到普通崇拜。但希腊众神和波斯神以及印度神一起受到崇拜，这一点与近东在希腊化时代所发生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外，已经证实了存在着面向特定地区的神灵献祭或供奉，如在塔赫提 · 桑金遗址神庙发现了向阿姆河的献祭就是明证。而祖先崇拜在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中都是存在的。我们推测，游牧民族可能还将自己的萨满信仰和仪式带给了农耕民族，后者将之融入了多元文明体系之中。但是此时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庞大的、组织良好且等级森严的宗教阶层，比如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教会那样的等级体系。当然，基督教和佛教这样的全球性宗教此时尚未开始传播，尽管在贵霜人来到之前，在中亚已经有了佛教的僧侣和信徒。而贵霜人会像整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一样，通过捏合不同的文化流派，在中亚的艺术和文化领域建立起一项帝国的传统。

本文选编自《中亚古代史》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