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丝绸之路考古再认识中国都城考古学优势

中国考古学，特别是都城考古学，有自己的学科发展脉络。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最早的城邑遗址，到秦汉帝国统一之后，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封建帝国都城。中国都城规划有自己的特点，以隋唐长安城为例，它由三重空间组成：皇帝占据的宫城空间、官署府库等国家机构占据的皇城空间、一般人居住的外郭城空间。此外，由城墙城门等构成的防卫系统、道路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公共系统空间与上述三个空间交错存在。直到元明清的北京城，中国封建帝国都城依然保持了这样的设计方案：紫禁城（宫城）、皇城、外城。

在都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我们非常重视线性遗迹的考古工作，线性遗迹指的就是防卫系统、道路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等遗迹，如果确认了这些线性遗迹，就能够更好地厘清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思想。如果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能够画出这三个线性系统遗迹的位置，古代都城的平面图就可知概略了。

秉承这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根据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一直到元明清的北京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像拼七巧板一样，一点一点地积累各类遗迹位置，最终，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脉络形成了自己的认识。长期、持续、有计划勘探发掘，着重寻找确认古代城市线性遗迹，这是中国古代都市考古学的一个特点。

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脉络逐渐明晰起来。西汉长安城是多宫制度，还没有全城中轴线。曹魏邺城首先出现了中轴线，还创立了单一宫城制度。此后，北魏时期都城洛阳城，有了三重构造：内城、宫城和外城。隋唐长安城继承了全城中轴线、单一宫城制度规划思想，建立宫城、皇城和外城都城格局，这样的成熟设计理念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北京城。

二、明铁佩遗址

古代丝绸之路是由一个一个遗迹的节点组成，有的是军事、商贸据点，有的是都市。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学科建设的需要，决定开展境外丝绸之路遗址考古工作，最终选定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明铁佩古城遗址。

明铁佩古城遗址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东部，翻过天山就是中国喀什，距离中国非常近。这里是张骞出使西域到过的区域，出土了与汉唐文化有关的文物。在当地语音中,“费尔干纳”的发音对应的是汉文典籍中的“大宛”，《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大宛国的一些情况。这一地区是汉帝国权力影响的最西端，因此，认识这里的古代文化对于了解秦汉帝国和中亚地区的关系非常重要。

从汉代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到隋唐时期都非常活跃。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商团，在从事贸易的过程中，也融入文化的交流，在古代东西方交流中贡献极大。他们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还有印度佛教、西方文物等，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丝绸之路文化文物的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能够见到西亚、中亚甚至西边更远的文物，同时在中亚特别是在费尔干纳盆地，也能够见到中国的文物。在费尔干纳盆地，墓葬中出土的丝绸，从纺织方法看，能够辨认出属于中国内地生产。可以说，费尔干纳盆地在整个丝绸之路的交流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关于明铁佩古城，发掘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卫星照片上能看到地面上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城墙，南城墙破坏较多，地面上基本看不见。它是一个东西500米、南北800米的古城，基本接近一个规整长方形，在研究中亚的学者当中一般认为，这种规整设计的古城规划，可能是受到了东方或者说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卫星照片上除了能够看到一些城墙，还能看到两个高台遗迹和城内地貌的情况，高台遗迹可能与宫殿或官署有关系。后来我们利用中国城市考古的方法，在已知的古城外侧更大的范围，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外城。

三、中国城市考古勘探发掘方法理念及应用

面对这样的遗址，如何利用中国考古学方法作出独特的贡献，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到国外发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带去了中国考古的铲探技术，这是洛阳铲在境外的首次应用。我们是和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共同发掘，双方共同讨论工作与研究的思路，而最初乌方学者对于洛阳铲钻探技术完全不了解。其次，我们应用了先进的遥感考古测绘技术，引入多学科合作，利用多旋翼的无人机拍摄以及大数据处理平台，非常迅速地完成大比例的矢量地图，然后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上处理考古勘探发掘获得的资料数据。这使得我们在短短的5年内，对整个城址的平面格局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

发掘过程中，我们培养了一批当地年轻人跟着我们进行考古勘探，以中国技师为核心、当地人为主体的勘探工作提高了效率。由于勘探面积非常大，想更多了解到城内文化层的内涵，就要详尽测量。我们使用RTK测量技术，记录每一个探孔的测量数据，根据勘探出来的土壤的细微差别，来判定地表下古代道路、沟渠以及建筑和城墙等遗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田野考古，基本上都是考古学者眼睛能看到什么，才发掘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类似于洛阳铲的铲探技术。地表下面纵使有重要的古代城墙，如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谈何发掘呢？在明铁佩遗址，利用中国铲探技术，同时结合RTK精准测量、数据分析，使我们可以在地面没有任何迹象的地方找到遗迹，再通过发掘确认遗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明铁佩古城的南城墙地面上已经没有了，是我们利用铲探技术，加上试掘确认出来的。这样就能把明铁佩古城四至位置确认下来。此次利用航拍绘制的地图非常精确，而旧地图的误差非常大，如果在这样一个误差非常大的地图上分析数据，是不可能获得科学研究成果的。

四、明铁佩古城遗迹与遗物

首先，我们对于城墙、城门、城内的建筑遗迹、道路等进行了发掘确认。总的来说，明铁佩古城城墙的保存还是很不错的，达到7-8米高，宽度14-15米；出土的遗物也非常丰富，对我们断定时代，提供了很大帮助。在原来的复原研究里，东南西北各复原有一个城门，但是经过发掘，南城门和东城门都被否定了，现在唯一能确认西墙有一个城门，北墙城门复原地点破坏非常严重，暂时还不太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问答。西城门遗迹经过发掘能够看到，两边有非常大的“马面”拱卫城门，马面的墙壁上还有“射击孔”设施，是用来射箭的地方，这与中国的城墙马面形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古代城墙的马面是实心的，中亚地区古代的马面是中空的，类似炮楼一样的建筑，非常高大。西城门是现在能确定的唯一城门。在中亚有一些古代城市有一个城门的实例。

考古勘探，首先要确定勘探出来的土是什么土。在中国中原地区，对于土层我们已经有一套认知系统，所以判断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到了中亚地区，什么土是夯土，什么是城墙，什么是道路，什么是沟渠，就令我们非常困惑，开始就是两眼一抹黑。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逐渐建立起一套认识判断土层的认知系统，以此为出发点，然后才能够确认不同土质的遗迹。像其中的夯土（当地学者叫“帕克萨”），与中国传统的夯土不同，它有点像软泥，一层一层堆筑起来，一旦干燥也非常坚硬。它和土坯结合起来，可以建造很高大的建筑。我们审视整个古代中亚城市建造技术，完全不同于中国中原土木建筑技术系统，而具有当地的特点与传统。

其次，在城南发现了手工业作坊。作坊房址保存状况还可以，残存的墙还有一定高度。它由一间间房子组成，这些房间至少属于两个不同时期，可以看到早期、晚期房子之间的叠压关系。房子里有一些大陶瓮和灶台。还发现了磨石，它很可能与熟制皮子有关。我们在房址、大陶瓮中都取了土样，计划今后进行土样浮选等，并请植物考古学者鉴定植物种类。这样将利于科学判断手工业作坊的性质。

第三，发现明铁佩古城外城。2016年秋季两个月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明铁佩古城外城的东南西北四面城墙，这样明铁佩城址的面积扩大到了南北2100米、东西1300米。经过5年的艰苦勘探，最后确认了宏大的外城遗址。现在中亚考古队员正在明铁佩遗址发掘，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外城范围内到底还有什么重要的建筑，它的性质是什么，外城和内城是不是同步建造的，等等。

第四，发现墓葬区。在外城东墙发掘中，偶然遇到了古代墓葬。这些墓葬非常重要，它正好压在城墙上，也就是说，它建造时，城墙很可能已经被破坏了。我们做了一个样本测年，大约相当于东汉末期。该墓葬出土的一些遗物，包括具有中亚、西亚特点的戒指、玻璃珠子、陶器等。这一区域陆续发现的一些墓葬，构成一个古墓葬区，今后期待深入考古工作。

五、中乌联合古城考古工作的收获

（一）建立了覆盖城址区的精确矢量测图，形成处理基础数据的平台。

勘探的探孔达到3000多个，包括采样。明铁佩古城平面格局的认定、成果的取得，是基于中国都市考古理论方法。我们从线性遗迹入手开展工作，在城门、宫殿等重要遗迹重点勘探，再结合较大面积的发掘，两者相互支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可喜成果。明铁佩古城的规模在费尔干纳盆地是数一数二的，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期偏早至西晋时期。从其时代、规模上可以推断，它是大宛国一个重要的、类似王城的城邑。

（二）展现中国城市考古特色，初定了明铁佩古城格局。

考古勘探是中国考古学所特有的技术手段，也是被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在都城遗址等大遗址考古发掘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迄今为止，通过勘探发掘，订正了之前关于城门址的认识；明确了城内一号建筑台基、二号建筑台基的范围；探明了城内主要道路系统的分布和走向；初步建立起了城内、外地层堆积的序列；确定了外城范围与规模，初步确定了古城遗址的布局。

证明了明铁佩城是迄今考古发现中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时期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它的时代和地理位置与汉代文献记载的大宛王国接近，其内外城双重城墙构造又显示出它的独特地位。

在勘探基础上，对发现遗迹进行必要的试掘，不仅可以丰富勘探的认识，更可通过出土遗物的时代确定遗迹的时代。目前，在城内共发掘探沟、探方面积逾千平方米，发掘对象涵盖城墙、马面、道路、夯土建筑等。通过发掘，揭露了一批重要遗迹，明确了城墙的宽度和构筑方式；了解城内道路和建筑地面的分布和保存状况；确定了城内一号台基和二号台基的范围、布局和建造方式；在内城南墙内侧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遗物。通过发掘，获取了一批出土层位明确、时代特征明显的遗物，其中部分样本获得了重要的测年信息。这些都为建立明铁佩城址地区的出土遗物的编年序列和城址的绝对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四）促进中外考古研究机构的协作及交流。

明铁佩遗址发掘是中乌合作发掘项目，中方考古队和乌方考古队既分别承担不同区域内的发掘工作，又密切合作共同研讨发掘的遗迹现象、城址格局等。中乌两国学者的工作思路、发掘理念各不相同。中方学者，长期在大遗址工作，有丰富的城址考古实践经验，中方团队更在测绘、测试分析、摄影摄像等技术方面有优势；而乌方学者具有长期在本国调查发掘的经验。因此，中乌学者积极交流，加强相互之间在工作理念、工作思路方面的理解与互动。

同时，通过科学、规范的现场发掘工作，也展现了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中的技术、思路与理念，增进了中乌两国考古学者的交流与互信，极大提高了中国考古学在中亚考古研究中的影响力，也促进了中乌两国学术界的交流与民间友好交往。

总之，通过中亚考古项目的开展，我们对于明铁佩城址的时代、性质、演变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该城址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前后。同时，该城址近长方形的平面形态，与中亚地区常见的圆形和不规则形的城市形态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出该城址独特的文化背景。这表明该城址是费尔干纳乃至中亚地区重要的遗址，在该地区古代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1期，第21-25页

丝绸之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