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1147年开始，天主教会发动了“北方圣战”，强行将易北河以东、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斯拉夫人、利沃尼亚人、爱沙尼亚人、普鲁士人等异教民族纳入拉丁基督教世界体系。与上述东北欧民族不同的是，立陶宛人在宗教皈依问题上同东西方教会长期博弈，最终通过与波兰的联合主动接受了天主教，而并非是在十字军战争后的被动臣服。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对东欧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弱化了“北方圣战”的思想理论基础，加速了“北方圣战”的终结，而且改变了欧洲宗教力量格局，加深了东西方宗教的矛盾冲突。它还构建起立陶宛与波兰之间宗教文化的相互认同，从而引发14-17世纪东欧政治版图的重组和东北欧新争霸局面的形成。立陶宛皈依天主教虽已过去七个多世纪，但其影响并未消散，当代东欧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从1147年开始，天主教会发动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旨在征服东北欧异教民族并迫使其改变宗教信仰的“北方圣战”，来自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十字军通过“剑与火”的征伐，将易北河以东的异教世界强行纳入拉丁基督教世界体系。到13世纪末，除立陶宛之外的整个东北欧地区均已皈依天主教。自11世纪初与基督教世界接触以来直到1386年正式接受天主教，立陶宛在宗教皈依问题上同东西方教会一直长期较量。与其他东北欧国家不同的是，作为14世纪晚期欧洲仅存的异教国家，立陶宛的最终选择是通过与波兰的联合主动接受了天主教，而非被动臣服于十字军的战争。表面上看，立陶宛是否皈依天主教是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然而若将它置于当时整个欧洲大背景下来考察，则不仅关乎立陶宛自身的利益取舍，还牵涉整个东欧乃至东西方教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博弈，更影响了东北欧地区未来的发展走向，甚至当代东欧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能从中找到源头。关于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系统的论述。外国学者主要是从天主教和北方十字军扩张的角度来叙述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过程。在国内，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少有人问津，在波兰通史著作和有关北方十字军运动的研究中偶有提及，笔者认为有进行专题研究的必要。基于此，本文拟运用不同语种文献，从中世纪盛期宗教扩张和东欧新兴国家形成的视角，通过剖析各种力量的交锋过程，揭示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事件对东欧政治版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12-14世纪天主教在东北欧的扩张与立陶宛的宗教压力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是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扩张的产物，是天主教世界对东北欧发动“圣战”的结果。中世纪盛期，西欧天主教为扩展势力相继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与地中海十字军运动、伊比利亚再征服运动不同，“北方圣战”不以收复基督教“失地”、“挽救”基督徒、驱逐异教徒、掠夺财富为目的，而是旨在强迫东北欧异教民族改信基督教并迫使异教区臣服天主教世界。因此，这场“圣战”注定“只有洗礼和死亡两种选择”。

日耳曼人充当了“北方圣战”的先锋，这场“圣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德意志向东拓殖运动结合在一起。最先向外拓殖的是德意志商人，表现形式为城市殖民化。11世纪开始，德意志商人被日益繁荣起来的波罗的海贸易吸引，起初在沿波罗的海南岸建立起商业据点，并由此向外辐射，“定期造访波罗的海东岸，在德维纳河河口经营盐与布匹贸易，并前往诺夫哥罗德”。随着11世纪后半期德意志王权衰微、地方贵族实力增强，德意志东部的边疆诸侯垂涎波罗的海的商业财富，于是在12世纪掀起新的东侵浪潮。

中世纪的宗教狂热推动了德意志地方诸侯的东扩行动。早在1108年，汉堡-不来梅主教就恳请贵族承担起对异教徒的战争，并向他们承诺日后“将在天堂得到巨大回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基督教“圣战”普遍化，教皇尤金三世于1147年授权北欧基督徒在哈维堡主教安瑟姆领导下对各自土地上的异教徒发动战争，并享受与地中海十字军完全相同的待遇、特权和标志，首次“将十字军战争的术语、规范和实践带入东欧”。此前用以界定耶路撒冷之旅的诸多要素--十字架、誓言、全免罪罚，被完整地移植到德意志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可以看到，“对斯拉夫人掠夺性的远征呈现出一场圣战的特征：物质利益的获取被与他们灵魂的拯救结合在一起，打击异教敌人的行为在上帝眼中将会受到欢迎。”于是在新的环境下，“德意志商人开始追随着僧侣，而僧侣则追随着骑士”，中世纪盛期的德意志东扩在一片宗教狂热声中拉开帷幕。

在“北方圣战”中首先被征服的是易北河下游以东的西斯拉夫人。“北方圣战”开始前，在日耳曼人中就弥漫着东征斯拉夫人的想法。1147年3月，在基督徒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骑士圣伯尔纳铎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号召向斯拉夫人展开十字军进军，并承诺“参与对异教徒进攻的人享有与前往巴勒斯坦的人同样的宗教特权”。同年夏末，由萨克森人和丹麦人组成的基督教联军开始对居住在易北河以东、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民族中的一支--文德人发动进攻。这次战争不仅揭开了“北方圣战”的序幕，而且树立起“北方圣战”的“榜样”。在征服文德人的过程中，十字军被禁止与异教徒达成休战协议，“直至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或是皈依基督教或是民族灭亡”。1160年以后，萨克森公国和丹麦王国多次联合进攻文德人，到1185年基本完成对文德人的征服。在征服过程中，天主教僧侣纷纷涌入文德人的居住地，建立教会，修筑修道院，“破坏异教信仰，把植入基督教会和修道院作为政治上征服斯拉夫人的一种方式”。至此，易北河下游以东包括整个西波莫瑞在内的原斯拉夫人居住区被纳入天主教势力统治之下。

斯拉夫人的臣服强烈地刺激了天主教征服世界的欲望，使之看到了波罗的海地区皈依天主教的前景。于是，十字军紧接着把“圣战”扩大到波罗的海东岸。地处德维纳河流域的利沃尼亚是波罗的海东岸最早受到“北方圣战”影响的地区。12世纪末，西欧传教士就在该地进行传教活动。1195年，教皇塞勒斯汀三世颁布圣谕赋予利沃尼亚基督徒以十字军特权，据此迫使当地的利夫人和列托人接受洗礼。1200年春，主教阿尔伯特率十字军到达德维纳河河口，次年建立了里加城作为征服利沃尼亚的基地，并作出承诺：“前往利沃尼亚的人与前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一样同受教皇保护。”1202年，阿尔伯特组建起以武装僧侣为基础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骑士团--圣剑骑士团作为征服该地的主力。1237年，由于圣剑骑士团在与立陶宛人的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来自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接管了利沃尼亚。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复争夺，条顿骑士团最终控制了利沃尼亚全境。到1290年，“从多瑙堡到默默尔一线建立起大量要塞……把立陶宛阻挡在外，把传教士保护在内”。

在征服利沃尼亚的同时，圣剑骑士团也把目光转向北部的爱沙尼亚。1219年，圣剑骑士团征服了爱沙尼亚南部，迫使爱沙尼亚人接受天主教洗礼。次年，来自丹麦的十字军占领爱沙尼亚北部。1224年双方达成瓜分爱沙尼亚的协议，并将其置于罗马教廷保护之下。1238年，吸收圣剑骑士团残部的条顿骑士团与丹麦就瓜分爱沙尼亚达成一致：丹麦分得爱沙尼亚北部，再次获得东波罗的海地区据点；条顿骑士团分得爱沙尼亚南部。

由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还征服了居住在维斯瓦河以东、涅曼河以西的普鲁士人。1225年，波兰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Konrad  I Mazowiecki，1187-1247)邀请条顿骑士团进入普鲁士，帮助马佐夫舍人征讨不肯皈依基督教的普鲁士人，并承诺“将库尔兰给予条顿骑士，作为他们对普鲁士发起十字军征服以保卫波兰边境的回报”。1230年教皇发布声明，允诺将保证条顿骑士团拥有在普鲁士获得土地的权利。条顿骑士团据此于1231年春再次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经过近60年残酷镇压，条顿骑士团最终于1283年征服了整个普鲁士，并迫使大部分普鲁士人皈依天主教。到13世纪末，除立陶宛之外的整个东北欧地区均被纳入天主教世界，“波罗的海成为内湖”，只有土地广袤、军力较为强大、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立陶宛仍然在基督教世界之外，保持着其原始宗教信仰。

早在11世纪初，西欧传教士就试图向立陶宛地区传播基督教。此后几百年间，不断有传教士在立陶宛地区传教，但都未能取得成功。随着十字军“北方圣战”的开展，在利沃尼亚活动的圣剑骑士团再次把目标指向立陶宛，试图通过战争迫使其改变宗教信仰。1236年夏，在团长瑙姆堡的弗克温率领下，骑士团入侵立陶宛，但在苏勒(Сауле)附近遭到立陶宛人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此后，立陶宛不断遭到条顿骑士团、诺夫哥罗德、波兰以及鞑靼蒙古的轮番侵袭，到13世纪40年代末，立陶宛几乎遭到周围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敌视。为了抵抗外来入侵，立陶宛各部落开始团结在一位名叫门多格(Mindaugas，1236-1263年在位)的部落首领周围，形成了立陶宛人的早期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

随着北方十字军运动的深入，西方天主教世界再次将目标对准立陶宛。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神父安德鲁(Master Andreas)赴立陶宛劝说门多格皈依天主教，向后者许下诺言：“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将给你无限荣誉，除非我先于你而死，否则我将为你赢得一座王冠。”

　　出于缓解宗教战争压力的考虑，门多格大公采取了一些灵活变通的措施。一方面，他在1251年与条顿骑士团结盟，接受天主教洗礼，1253年接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授予立陶宛王位；另一方面，他邀请德意志商人、修道士和移民进入立陶宛境内。然而，门多格“这种洗礼只是表面上的”，“背地里仍向神敬献祭品，进行公开的异教礼拜仪式”。他之所以敬奉基督教，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他实现政治野心，为他带来新的政治同盟和贸易协定”。立陶宛的上层贵族也没有皈依天主教。1263年，门多格被其内兄谋杀，立陶宛重归异教信仰。

为了使欧洲这块最后的异教土地真正皈依天主教，条顿骑士团在全面征服普鲁士后，对立陶宛发动了连续进攻。从1283年直到立陶宛皈依基督教很久之后的1406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战斗”，立陶宛人也多次深入骑士团领地进行报复。双方的战争逐渐演化为持久的消耗战。在格底敏(Gedyminas，1315-1341)统治期间，立陶宛仍与骑士团处于战争状态，但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有所松动。格底敏在继续允许本国臣民崇拜原始神的同时，也为居住在立陶宛境内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提供保护。14世纪中期，格底敏的两个儿子奥尔盖德(Algirdas，1345-1377)和凯伊斯图特(Kestútis，1381-1382)相继掌权时，条顿骑士团加强了对立陶宛的征服，经常深入其腹地威胁首都维尔诺的安全。凯伊斯图特曾经派遣使者觐见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建议用接受洗礼来换取骑士团归还所有夺占立陶宛的领土，但查理四世偏袒骑士团，因而未能达成任何结果。

　　14世纪下半期，立陶宛宗教皈依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380年，奥尔盖德之子雅盖洛(Jogaila，1377-1381，1382-1392)为了夺取叔父凯伊斯图特的大公之位，与条顿骑士团达成秘密协议，允诺使立陶宛人皈依天主教以换取骑士团的支持。可是，在1382年凯伊斯图特将大公之位让与雅盖洛之后，后者却于翌年撕毁了与骑士团的协议。双方再次兵戎相见。然而此时，立陶宛所处的周边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北面和西面是信仰天主教并对其虎视眈眈的条顿骑士团，西南面是同属天主教势力范围的波兰，东面则是正在崛起的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立陶宛已经完全被基督教势力包围，面对着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宗教压力。

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与立陶宛的宗教选择

　　立陶宛在西边屡屡受到骑士团侵袭，在东边则利用罗斯分裂的有利时机，不断攻城略地，抢占原属于基辅罗斯西部的大片土地。这得益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建立与蒙古征服几乎同步进行，蒙古征服造成罗斯东西部之间的割裂，客观上推动西部罗斯加速与立陶宛交融。

立陶宛主要采取联姻和战争两种方式将西部罗斯土地收入囊中。据史料记载，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有16位留里克家族公主嫁给立陶宛王公，同时罗斯王公也娶了15位立陶宛公主。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时为立陶宛王储的奥尔盖德娶了维捷布斯克公国公主玛丽娅为妻，当1320年维捷布斯克公国王公雅罗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去世且无子嗣后，奥尔盖德就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了维捷布斯克公国。

立陶宛侵占罗斯土地的另一种方式是战争。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时，立陶宛人便开始对邻近的罗斯公国进行掠夺性袭击，但冲突规模较小，主要局限于边境地区，有时甚至还会“和罗斯王公携手联合”对付其他部落。蒙古征服后，立陶宛人“更频繁地入侵罗斯各公国领土”。格底敏统治时期，图罗夫、平斯克、明斯克、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布列斯特、加利奇─沃伦相继并入立陶宛，格底敏自称是“立陶宛和罗斯国王”。到奥尔盖德和凯伊斯图特统治时期，现今白俄罗斯全境和除黑海沿岸的乌克兰都被纳入立陶宛版图，立陶宛大公国被称为“立陶宛-罗斯大公国”。

立陶宛通过对西部罗斯的占领，将边界推进到东部罗斯地区，这导致其与东边正在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发生冲突，给立陶宛带来了更直接也更沉重的军事和宗教压力。一方面，立陶宛与莫斯科公国矛盾不断激化。逐渐摆脱鞑靼蒙古统治的莫斯科公国实力日益壮大，试图统一整个罗斯地区(“罗斯祖居地”)。因此，立陶宛向罗斯地区东扩的举动愈发遭到莫斯科公国强有力的抵制。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莫斯科公国与立陶宛之间战争不断。为了遏制莫斯科公国的势力扩张，立陶宛与东北罗斯地区以特维尔公国为代表的“反莫斯科”力量联合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矛盾。1372-1375年，特维尔公国在立陶宛的支持下与莫斯科公国两度开战，但都以失败告终。特维尔王公米哈依尔被迫臣服，“承认自己是莫斯科大公的跟随者，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谋求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保证结成同盟采取共同的政策对付金帐汗国和立陶宛大公国”。据此，立陶宛便成了莫斯科收复西部罗斯地区的最前沿敌人。两国的冲突以及遏制莫斯科失败给困境中的立陶宛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与莫斯科公国争夺全罗斯宗教中心的斗争中，立陶宛逐渐处于下风。作为多神教国家的立陶宛大公国是在东西方世界的夹缝中建立起来的，一边是东方的希腊东正教世界，一边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世界。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立陶宛历任大公采取的均是摇摆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宗教政策。14世纪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罗斯土地和东正教徒被并入立陶宛，立陶宛向东正教靠拢的趋势愈发明显。但是，立陶宛若加入东正教则意味着承认了莫斯科在罗斯的宗教统治地位，这是它不愿承认的。因此，整个14世纪立陶宛主要的外交目标便是从拜占庭手中获得一个独立的都主教区或将罗斯宗教首府迁往立陶宛境内。出于维护教会统一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君士坦丁堡始终没有批准立陶宛设立独立都主教区的请求，莫斯科作为全罗斯宗教首府的地位也从未动摇过。至此，统一罗斯并成为全罗斯宗教中心的目标未能得以实现，立陶宛不得不将政治与宗教合作的目标转向西方。

波兰的困境最终改变了立陶宛的命运，也给长期困扰立陶宛的宗教皈依问题画上了句号。位于立陶宛西南面的波兰虽然早在10世纪就已经皈依拉丁基督教，但自12世纪以来一直遭到同为拉丁基督教信仰的德意志封建主的侵略，德意志移民“几乎像潮涌那样”流向波兰边境。14世纪下半期的波兰王国尚未实现统一，其领土仅包括大波兰、小波兰、库雅维和马佐夫舍，而西波莫瑞和卢布什地区处于勃兰登堡统治之下，东波莫瑞被条顿骑士团占领，西里西亚则属于卢森堡王朝统治下的波希米亚王国。波兰王国的外交处境也十分不利，“几乎被敌视它的国家所包围”。在北方，占据着维斯瓦河下游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是波兰的主要敌人；在南方，和条顿骑士团联合起来的波希米亚从侧翼威胁着波兰的安全；在西边，控制着西波莫瑞和卢布什地区的勃兰登堡同样是波兰的敌人；在东边，莫斯科公国正在逐渐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力图统一罗斯地区，与小波兰封建主向东方的扩张发生冲突，是波兰的潜在敌人。立陶宛虽然是波兰争夺罗斯领土的对手，但它自身也面临着“如果不寻找其他出路的话，立陶宛公国注定要毁灭”的困境。在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众多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波兰王国便把结盟的对象转向同处困境的立陶宛。

波兰王位继承问题推动了立陶宛和波兰的最终联合。1382年，统治波兰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Ludwik Wegierski，1370-1382年兼任波兰国王)去世。为了防止德意志贵族接近波兰王位，波兰贵族强烈反对丈夫为勃兰登堡侯爵的路易次女玛丽娅(Maria)继承王位，极力推举路易幼女、12岁的雅德薇佳(Jadwiga)加冕为波兰国王。可是，雅德薇佳在5岁时已被许配给了哈布斯堡的威廉，饱受条顿骑士团和勃兰登堡侵略之苦的波兰人无法接受德意志人威廉成为波兰国王的丈夫，他们“开始在东欧范围内为雅德薇佳寻找合适的丈夫”。立陶宛大公雅盖洛成为最佳人选，原因在于：一方面，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均面临着条顿骑士团入侵带来的巨大威胁，两国都急切地希望能够摆脱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另一方面，波兰与立陶宛都对国土以东的罗斯土地提出要求，双方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摩擦逐渐加深，若是通过联合的方式加强彼此的密切合作，这种紧张状态便可得到缓解。因此，波兰贵族纷纷要求“中断同匈牙利的联合，而同立陶宛结成巩固的同盟”。

1385年1月，波兰和立陶宛就王朝联合问题达成协议。同年8月14日，双方签署《克列沃协定》。协定规定：“雅盖洛与雅德薇佳结婚，前者加冕为波兰国王，成为波兰实际的统治者。雅盖洛加冕的首要条件是同意与他的臣民一起皈依罗马天主教。”1386年2月雅盖洛正式接受天主教洗礼，3月加冕为波兰国王，称瓦迪斯瓦夫二世(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1386-1434)，由此开始了波兰-立陶宛王朝联合。至此，立陶宛正式皈依天主教，并确立起天主教在立陶宛的优势地位，“代表原始宗教的圣橡树林被砍伐；佩尔孔的雕像也被推翻，异教的火焰熄灭了”。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13世纪30年代立陶宛与德意志骑士团发生冲突开始到1386年立陶宛大公雅盖洛受洗入教为止，其间历时150多年。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漫长过程呈现出反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立陶宛并非一味坚持原始宗教而顽固排斥天主教，一些上层人士尤其像门多格和格底敏等有作为的大公，并不反对天主教的传播。然而1386年之前，每次改宗新信仰与坚守旧信仰之间的较量都以后者的胜利告终，信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内矛盾、多边外交关系及纷繁的国际形势等因素，都能够凸显出皈依历程的复杂性。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既非外敌征服的结果，亦非自身主动向往，而是出于反对共同敌人而采取王朝联合的产物。换言之，立陶宛人皈依天主教的目的在于联合其他势力抗击敌人以及获取他国的王位。彼时的立陶宛经济繁荣，社会组织严密，通过威胁或战争的方式难以使其接受天主教，而相邻民族信仰基督教的模式对其也没有吸引力。雅盖洛最终于1386年接受洗礼，主要是“被获得波兰王位的前景所打动，而非出于仁慈的考虑”。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过程呈现出长期性、反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除了国内原始多神教发展程度较高、宗教体系较为完善导致立陶宛对天主教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之外，还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立陶宛上层统治者在东西方宗教势力之间寻求利益平衡是其长时间未能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原因。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之后，双方在争夺势力范围和新组建教会的控制权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北方圣战”的战场便是东西方宗教势力博弈的舞台。由于波罗的海东岸地处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与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意志之间，是东西方宗教力量的缓冲地带，因而东西方教会都希望把这片欧洲最后的异教土地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针对东西方宗教势力在波罗的海的竞争，立陶宛大公态度谨慎，将宗教皈依当作筹码，既对希腊东正教会频频示好，又不时地向天主教会伸出橄榄枝。格底敏统治时期，立陶宛通过政治联姻将罗斯西部大片土地纳入版图，“谨慎地统治其新臣民，尊重他们的旧习俗，保护希腊教信仰，不阻止当地居民在教会事务上依赖莫斯科都主教”，并给予东正教会较高地位和广泛特权。在与东方正教合作的同时，立陶宛大公并也没有放弃与西方天主教联系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致力于在波罗的海地区与德意志商人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并鼓励西方贸易商、工匠以及土地所有者来立陶宛定居。格底敏对皈依基督教的态度就是“等着瞧”。“他非常精明，一直不对皈依基督教做明确的表示，直到他确信皈依基督教对于消除条顿骑士团的威胁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方法为止。”

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立陶宛大公既不完全倒向君士坦丁堡，也不纯粹依赖罗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从而在二者之间寻找自身利益的平衡点，以使东西方教会既要尽全力争取立陶宛，又不敢过分压迫立陶宛以免其倒向自己的对手。“总是存在着使他们成为基督徒的诱因，因为大多数臣民是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人，而且教皇曾在一段时期表现出通过赠礼和外交说服把他们纳入拉丁教会的兴趣；但是只要他们的权力依靠立陶宛骑士，就能避免使自己成为希腊人或拉丁人。”在立陶宛的统治者看来，皈依天主教或是东正教已经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在13-14世纪的百余年里，立陶宛大公始终在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在东正教与基督教之间犹豫不决，从而导致立陶宛的皈依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其次，立陶宛贵族的反对态度是其皈依过程漫长曲折的内在因素。中世纪立陶宛贵族势力强大，大公在制定内外政策时经常受其制约。在皈依天主教的问题上，立陶宛贵族始终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使得立陶宛的皈依道路异常艰难。据《利沃尼亚编年史》记载，名义上皈依天主教的门多格在临死之前，曾遭到萨莫吉希亚贵族当面训斥：“你被骗了，兄弟会灌输给你改变信仰的一切东西都是谎言。你的父亲曾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他那个时代，无人能与之比肩；当你现在可以自由生活的时候，难道你还希望为自己和子孙套上一副枷锁吗？你已经十分愚蠢了！如果基督徒征服了萨莫吉希亚人，你所有的荣誉和财富都将被夺走，你和你的子孙最后都将成为农奴。你是何等糊涂！”“如果你想摆脱基督徒，那就站在忠实于你的萨莫吉希亚人一边并抛弃基督教。”1263年，门多格被心怀不满的贵族暗杀，立陶宛在短暂皈依天主教十余年后便在其贵族的激烈反对声中再次回归。

　　最后，特殊的国家体制是立陶宛皈依天主教道路上的明显阻碍。立陶宛大公国建立伊始便利用东欧混乱的国际形势向处于分裂状态的罗斯进行扩张，至14世纪末，立陶宛已兼并了西部罗斯的大片土地，发展成为东欧最大的政治实体。但是，立陶宛对西部罗斯的扩张并非像蒙古人和德意志骑士团那样一味采取血腥的军事征服，而是善于利用和平的联姻方式达到目的。因此，“留里克王室的许多后裔自愿承认立陶宛的统治权，以换取其保护而免受蒙古铁骑的蹂躏。”立陶宛使西部罗斯避免了像东北罗斯那样遭受被蒙古人奴役的厄运，对罗斯人实行温和的统治方式：除征收贡赋之外，各城镇依旧保持原有的罗斯特征；在服从立陶宛大公的前提下，罗斯王公继续统治着各自的公国；罗斯法律继续沿用；双方贵族之间互相通婚。立陶宛人从罗斯人处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技术，这尤其体现在宗教问题上。罗斯居民多信仰东正教，立陶宛统治者对东正教采取了保护政策，允许东正教会继续享有原有地位和特权，“立陶宛大公宣传他们是在与罗斯联合而不是征服它”。许多历史学家由此认为，扩张过程中的立陶宛国家实质上是立陶宛-罗斯二元制国家，是基辅罗斯的继承人，而非强加于罗斯的外族政权。基于这样一种二元性国家体制，保持国家稳定无疑是立陶宛统治者内政的重中之重。考虑到全境四分之三甚至更多居民是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这一事实，立陶宛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必须非常谨慎。东西方教会本就针锋相对，若是贸然皈依天主教、接受罗马教会的领导，疏远与罗斯贵族的关系，必然会使立陶宛国内宗教形势更加复杂，进而危及政权的稳定，这不是立陶宛上层统治者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对东欧政治版图的影响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不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但它对东欧宗教形势和政治版图产生的深刻影响却不容忽视。

　　第一，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弱化了“北方圣战”的思想理论基础，加速了“北方圣战”的终结。北方十字军运动与地中海十字军运动、伊比利亚十字军运动一样，是对中世纪西欧十字军思想理论的实践。“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十字军思想和实践的可塑性确保了其流行和长久。”按照西方教会的十字军理念，宗教“圣战”是由教皇授权、针对教会的敌人而发动并使参与者获得免罪权的战争。其战场范围西起葡萄牙，东至罗斯西部平原，北抵波罗的海，南达中东沙漠，打击对象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突厥各民族、信仰原始宗教的西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和希腊人以及基督教异议者等所谓的异端。根据这种理论，从8世纪到16世纪的八百多年时间里，天主教会先后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圣战”。“北方圣战”的征服对象便是东北欧的西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以及西北罗斯的东正教徒。

然而，随着14世纪末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北方圣战”遭到空前挑战。长期以来，十字军对抗的主要敌人立陶宛人已经不再为宗教问题所困，整个欧洲业已融入一个完整的基督教大家庭中。因此，鉴于宗教格局的实质性变化，十字军打着宗教旗号继续征战，不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是道义上均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圣战”主力条顿骑士团却无视宗教格局改变的客观现实，依然对波兰-立陶宛继续进行所谓的“圣战”，“通过拒绝承认雅盖洛皈依基督教和立陶宛改宗而支持自己的领土要求”，这样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北方圣战”舆论基础的瓦解和民众宗教热情的退潮。

这种宗教热情的减退集中表现为西欧教俗统治者对待“北方圣战”和骑士团的态度发生转变。1413年，勃艮第出兵支援骑士团对抗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但由于后者“成功地使欧洲其他国家相信他们既非‘异端’也非‘萨拉森人’，而是信仰天主教的君主”，于是前者退出了战争。“北方圣战”的最主要鼓动者和支持者罗马教皇在立陶宛皈依后也开始怀疑继续进行“北方圣战”的合法性与存在价值。1431-1449年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教皇尤金四世写信给总团长冯·埃里希豪森，建议他“鉴于如今的骑士团‘不被异教徒所困扰’，为了调解与东正教会关系而筹集的资金应该用于征服或消灭里加大主教及其他支持议会而对抗教皇权威的人”。到16世纪初，教皇甚至已经不再关注东北欧的十字军运动，所以当利沃尼亚面临莫斯科入侵而向教皇求助时，没有得到来自教皇的任何响应。

随着立陶宛的皈依而使整个欧洲完成基督教化之时，“圣战”理念逐渐丧失根基，当十字军不顾客观现实而继续进行讨伐时，“北方圣战”在悄无声息中走到了尽头。骑士团在格伦瓦尔德战役和十三年战争中的惨败被西方各国所漠视，未能招来同情和拯救骑士团的十字军。随着1525年普鲁士世俗化以及1561年利沃尼亚被俄国、波兰等国瓜分，“北方圣战”终于落下帷幕。

第二，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改变了欧洲宗教力量格局，加深了东西方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立陶宛国王的加冕礼注定会是波罗的海历史上最值得铭记的时刻，因为它将立陶宛和基督教世界紧密地联结了起来。”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标志着欧洲最后一片异教区域不复存在，原本介于西方天主教世界和东方正教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随之消失，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基督教欧洲最终形成。然而，由于东西方教会之间本身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天主教通过扩张势力范围所造成的双方直接接触更激化了原有矛盾。

这种宗教矛盾的加深一方面表现在皈依后的天主教立陶宛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正教势力之间冲突加剧。立陶宛对西部罗斯的统治客观上导致罗斯人在语言、宗教和民族上被分裂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虽然他们都起源于同一个基辅传统，但政治上的分裂逐渐拉大了彼此在文化宗教上的差异，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影响尤甚，特别是立陶宛改宗天主教导致波兰势力介入之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更加明显地与波兰-立陶宛拴在一起，被融入天主教文明圈，而大俄罗斯人则团结在莫斯科周围，依然坚守东正教信仰。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并与波兰联合后，成为中世纪后期东欧最重要的天主教势力，成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斗争的关键棋子。由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统治着东正教会的传统势力范围--西部罗斯地区，加之波兰统治者缺乏像立陶宛人那样的宗教宽容度，而东正教会与正在兴起的莫斯科又视收复该“祖居地”为己任，双方的宗教矛盾之中交织着民族矛盾，从而“使得俄罗斯帝国在莫斯科新建的首都变成了抗击西方基督教侵略的边境要塞”。当15世纪波兰-立陶宛向东方更远的地方扩张时，莫斯科便成为反抗天主教力量的中心，双方之间的仇恨由于宗教情绪和民族情感而日渐加深，东西方之间原有的宗教壁垒由此更加坚固。

另一方面，东西方宗教冲突加深还表现在西方“圣战”重心的转移。由于欧洲最后的异教区已经皈依天主教，“北方圣战”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盘踞在波罗的海东岸的德意志宗教骑士团不得不重新定位“北方圣战”的对象。而在15世纪依然符合“圣战”标准的，除信仰伊斯兰教、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的土耳其人外，只剩下利沃尼亚的东邻、被骑士团视为“异端”“教会分裂者”的罗斯东正教徒。格伦瓦尔德战役之后，骑士团便把精力转移到“异教徒”罗斯人身上。整个15世纪，利沃尼亚骑士团对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等西北罗斯展开持续不断的入侵，后者则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对骑士团予以反击，双方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当15世纪后半期逐渐摆脱蒙古统治的莫斯科不断向西北罗斯地区和波罗的海东岸施加强大影响时，利沃尼亚骑士团“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信仰东正教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能够像波兰国王蛮横地对待普鲁士那样来采取措施打击他们。尤其是，莫斯科人如同利沃尼亚人一样，将其扩张解释为一场从拉丁教会的渎神仪式中拯救西北罗斯人的圣战”。

拜占庭帝国的覆亡更加强化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的对立。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莫斯科逐渐成为东正教的中心，并自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使命。1515-1521年，普斯科夫叶利扎罗沃救世主修道院(Спасо─Елеазар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院长费洛菲(Филофей，约1465-1542)公开向莫斯科公国大公瓦西里三世提出：“旧罗马教会由于亚波里拿留派异端的不信神而崩溃，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大门被夏甲人用板斧劈掉。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教会……虔敬上帝的沙皇，在您的强力领导下，所有基督教王国将统一于您，您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徒的唯一沙皇。”“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将不会有。”这个“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从此成为莫斯科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俄罗斯向东欧扩张的指导思想。

第三，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加强了波兰立陶宛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刻影响着14世纪之后东欧政治格局。立陶宛改宗天主教，构建起与波兰之间宗教文化的相互认同，客观上夯实了两国王朝联合的基础，为后来两国合并创造了条件。两国实现王朝联合后，波兰-立陶宛成为14-15世纪东欧领土面积最大的政治实体，从而带来该地区政治版图的重组。这一方面表现在因波兰-立陶宛联合而导致骑士团淡出东北欧国际舞台以及随后由此引发的东北欧新争霸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联合后的波兰-立陶宛国家与后起的大国莫斯科罗斯关系的重新建构。

波兰、立陶宛联合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自身遏制力增强、条顿骑士团走向衰落并退出东北欧。经过1410年格伦瓦尔德战役、1414-1422年战争以及1454-1466年十三年战争，骑士团由此一蹶不振，对波兰-立陶宛国家不再构成重大威胁，并在东北欧的大国角逐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从此，“利沃尼亚已成为在一场游戏中被更为强大的帝国势力所操控的筹码，因为这些帝国势力中的任意一国都能够部署比利沃尼亚多得多的人力和武器装备。”

随着骑士团的没落并退出东欧舞台，昔日东北欧地区大国争霸的格局遭到解体。但是围绕争夺骑士团在东北欧的遗产问题，新的大国争霸格局从15世纪后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原本孤立的立陶宛已经成为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合势力，西北罗斯的身后则出现了新兴巨人莫斯科公国并最终发展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觊觎波罗的海东岸发达贸易的丹麦、瑞典等北欧强国也开始频繁介入东北欧事务。于是，东北欧地区三方争霸的格局逐步形成。“莫斯科、波兰-立陶宛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共主邦联的崛起是一场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意味着东北欧地区在宗教信仰旗号下的防御与扩张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且意味着普鲁士和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已经十分虚弱，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加物。”到16世纪中期，这一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经过这三大力量之间围绕争夺利沃尼亚土地而爆发的战争(1558-1583)而固定下来。这场战争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由此奠定了此后近两个世纪东欧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

波兰、立陶宛联合带给东欧国际关系的另一变化是波兰-立陶宛与莫斯科俄国关系的不断恶化，昔日骑士团与莫斯科罗斯的战争逐步演化为波兰-立陶宛同莫斯科的争夺。这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对原基辅罗斯土地的争夺引起。在与波兰联合之前，立陶宛就已经占有西部罗斯大片领土，并渴望在罗斯地区得到更多利益，而波兰尤其是小波兰贵族长久以来垂涎黑海贸易也对西南罗斯保持浓厚兴趣，因此共同的目的和不断增强的实力使双方在联合之后对西部罗斯展开进一步角逐。1387年年初，雅德薇佳利用匈牙利王国内乱之机，统帅波兰和立陶宛军队驱逐了加利奇的匈牙利官员和驻军，将其置于波兰统治之下。1387-1396年，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相继接受立陶宛为宗主国。到15世纪初维托尔德统治时期，立陶宛的边界向东扩展得更远，以至于给人一种似乎要征服整个罗斯的印象。然而，波兰-立陶宛的扩张政策遭到新兴莫斯科国家强有力的反对，这个逐步摆脱鞑靼蒙古统治的东北罗斯国家不仅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自视为整个东正教中心，而且以“收复”所有罗斯领土为己任，因此其向西扩张的政策与波兰立陶宛的东扩行为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双方在西部罗斯边境进行数次较量，并对西北罗斯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到1558年最终酿成一场规模更大的国际性战争--利沃尼亚战争。双方经年累月的领土争夺成为16-17世纪东欧平原冲突的主旋律，它在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由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掺杂，也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的民族情感，甚至助长了民族仇恨，为近现代波俄关系的恶性发展埋下了祸根。

第四，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导致自身全面波兰化，从而改变了立陶宛文化发展的走向。立陶宛通过王朝联合的形式接受天主教，决定了其文化走向深受发展程度更高的波兰文化的影响。虽然立陶宛与波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它逐渐开始按照从波兰借用来的模式管理自己……通过波兰的风俗、文化和制度而日益趋近于西方”。

立陶宛波兰化涉及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并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天主教会成为波兰影响力的强大载体，在立陶宛波兰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陶宛改宗后，由于境内教士短缺，波兰教士便“承担起15世纪发展起来的教区教堂的神职工作”。波兰神父大量涌入立陶宛，所占比例庞大，“前四位维尔纽斯主教中有三位确定无疑是波兰人，直到15世纪末波兰人依旧占了维尔纽斯的神职人员的多数”。紧随宗教影响而来的是教育影响，大量由波兰神职人员担任教师的教会学校在立陶宛建立，从建筑师、艺术家到外交家在内的波兰专家纷纷出现在立陶宛。波兰主教们和立陶宛大公共议国政，许多因接受教育而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也参与国务活动。波兰化给立陶宛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文化教育方面，还波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致使立陶宛的“公爵宫廷和上层贵族已将波兰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立陶宛社会上层的波兰化最为深刻。立陶宛地主被波兰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和自由所吸引，甚至连西部罗斯许多信仰东正教的罗斯地主也被波兰化。强调贵族独立和荣誉的波兰习俗及思维方式逐步在立陶宛贵族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卢布林合并很早以前就已随着语言和文化开始的立陶宛贵族波兰化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立陶宛的地主们开始称自己为gente Lituani，natione Polonia(出生地是立陶宛，但国籍为波兰人)”。总之，从1386年两国实现联合到1569年卢布林合并之间将近200年的时间里，立陶宛的上层阶级基本上实现了波兰化。

第五，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成为日后波兰-立陶宛国家宗教矛盾的源头。立陶宛皈依天主教所带来的直接后遗症是宗教宽容度的缺失。如上所述，与波兰进行王朝联合之前，立陶宛统治者对其东部罗斯居民的宗教信仰持温和宽容的态度。然而，立陶宛改宗天主教信仰之后，由于它在王朝联合中处于依附和从属地位，不得不追随波兰人对东正教及罗斯人的不宽容政策。为了在立陶宛全境推行天主教，波兰人只把贵族特权授予同意皈依天主教的人。例如，在加利奇地区，“官方语言为拉丁语而非鲁塞尼亚语，而且天主教贵族被赐予土地以换取对波兰王室的效忠”。1569年卢布林合并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加强对波兰的控制，强迫波兰东部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接受罗马教廷领导，波兰统治者对此持支持态度。由于非天主教徒不能成为贵族，东正教的高等教育机构遭到关闭，因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贵族面临皈依天主教和波兰化的巨大压力。17世纪一位罗斯居民抱怨道：“他们(波兰人)通过教化一步步诱使罗斯贵族投向罗马人的宗教。”1596年，在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波兰统治者对境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进行了合并，针对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建立了新的教会--东仪天主教会，规定东正教会在保持原有东正教仪式的同时要接受西方罗马教皇的领导。

　　天主教势力的进入以及宗教宽容度的缺失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两国联合不久，由于宗教矛盾激化，立陶宛暂时中断同波兰的联合。此后两国时分时合，直到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合并。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合并会议更是引发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居民的激烈反抗，并最终导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正教分裂为两派：接受罗马教皇领导的称为合并教派(东仪天主教)，反对合并的叫做反合并教派，波兰东部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因宗教矛盾的加深而更加尖锐。更为严重的是，宗教矛盾所导致的分离倾向和社会动荡被外部势力所利用，给波兰-立陶宛国家的生存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15世纪50年代，当正在崛起的莫斯科宣布自己为东正教信仰守护者及东正教中心时，一些不满波兰亲天主教政策的乌克兰东正教徒试图寻求莫斯科的帮助。15世纪90年代，当莫斯科军队在第聂伯河左岸与立陶宛人交战时，当地居民对莫斯科人的到来表示欢迎。1508年，部分受莫斯科支持的乌克兰贵族发动起义以保卫自己的信仰，失败后逃亡莫斯科。1654年，沙皇俄国利用波兰国内的乌克兰民族起义，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并于1667年波俄双方签订《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以及部分白俄罗斯领土被并入俄罗斯。

结语

　　立陶宛皈依天主教，肇始于12世纪西欧天主教势力发动的“北方圣战”，经历了与德意志骑士团的长期斗争之后，最终通过与波兰王朝联合得以实现。围绕宗教皈依问题，立陶宛与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展开了百余年的战争，导致中世纪东欧政治版图的重构。围绕宗教皈依问题，立陶宛最终选择和波兰进行王朝联合，给东欧国际形势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将自身命运与波兰紧紧联系在一起。围绕宗教皈依问题，立陶宛长期在东西方教会之间犹豫徘徊，显示出东西方宗教势力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争夺。

此后，立陶宛的历史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次宗教皈依的影响。1386年的宗教皈依选择使得立陶宛与波兰紧密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到荣辱与共的程度。因此，15世纪、16世纪波兰的繁荣对立陶宛此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合乎同样历史逻辑的结果是，1569年卢布林的合并协定终结了立陶宛大公国独立发展的历史。虽然这种合并是通过协议的方式而非被征服，立陶宛人在新的联合体中仍享有广泛的自治地位，但波兰强大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影响力导致了立陶宛从属于波兰的现实状况，从而使立陶宛无法成为基辅罗斯的继承者，直至完全投向波兰。

　　17世纪下半期，当波兰的政治经济全面衰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之时，立陶宛也无可避免地随之开始衰败，与俄国、瑞典和土耳其长年的战争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到18世纪，随着羸弱不堪的波兰被俄、普、奥三国无情瓜分，立陶宛最终也成为俄国的战利品。在此后将近两百年的沙皇俄国及苏联统治时代，不论是俄罗斯化政策、东正教化政策，还是苏维埃化政策，都未能消弭立陶宛人与俄罗斯人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双方的敌视和仇恨。立陶宛的国家选择和历史命运在雅盖洛受洗加冕的那一刻似乎就已经注定。当1569年立陶宛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被标注于东欧版图时，世人并未感到惊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立陶宛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世界历史》2024年第3期

世界历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