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即光绪皇帝在位的第28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沧桑，记下了一个世纪的国家兴亡。目前香港版的《大公报》仍在出版，并由此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曾被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称为“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   

提起《大公报》，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等这些知名报人的名字，而作为《大公报》的开山鼻祖——英敛之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英敛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大公报》自创办之初，就与天主教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风雨10年，英敛之的办报理念和主笔风格与他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联系密切相关。穿越时光隧道，《大公报》由桀骜不驯、汪洋恣肆，渐渐归于平静，而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却将长久地弥漫于后人心间。

“文武全才”英敛之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7年（一说为1866年）生于北京。幼年家贫、出身寒微的英敛之，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完全靠自学成才。少年时代，英敛之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其后，他又对做学问产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这一时期是他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无不广泛涉猎。  

英敛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列强窥伺，清廷昏庸无能。这时候的英敛之读书习武，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强国御侮的伟大抱负，而主要是迫于生计，希望借此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弱冠之时，是英敛之的生活、学习、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

第一，从习武到“知耽文学”，这是一大转变。他后来之所以能诗善文，长期从事笔墨生涯，主要是依靠这个时期刻苦自学，博览古今群书，成才涉世的。第二，由于黑暗沉沦的社会和穷愁坎坷的生活，还因为古今群书的影响，使他“酿成第二天性”：“愤世嫉俗”，尤其痛恨那些“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贵人。第三，在探索救国救民和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当他要求对社会进行点滴改良的愿望遭到严重阻碍时，他希图对人们进行抽象的“人心”改造。英敛之先遍求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再研读天主教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徽》等书，最终在22岁时笃信了天主教。

奋力筹办《大公报》   

1901年4月，英敛之从上海来到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拜会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柴提出“愿设报馆”，并告知已“集股本逾万元”，承诺“甘为赔垫”，约他主持其事，并让他放手去干，不必顾虑赔赚。经过短暂讨论之后，英敛之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差事，并开始了草拟章程、吸资纳股等筹办报纸的活动。   

从英敛之留存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大公报》是合股经营的。在其筹办时期的资金中，既有一般人的股本，也有不少教堂、主教等的资本，特别是与法国人和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到1901年9月9日，所收股本已经超过了最初所定的万元目标，但当时身为《大公报》创办人的英敛之，并无财力入股，最初连一股也没有。 

资金到位后，英敛之开始张罗为报馆选址、选主笔、选翻译等具体事宜，随后决定到上海去购置机器设备，聘请主笔。当时报馆实行主笔制，全权负责报纸编印发行，但是聘请主笔的过程却一波三折，令英敛之头痛不已。为寻觅一位有知名度的大家充任《大公报》的主笔，英敛之两下上海。他遍求马良（马相伯）、张元济、汪康年等名人推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主笔。最后，百般无奈的英敛之，只好退而求其次，请资历不深的方守六做了《大公报》的首任主笔，而事实上，在民国之前10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许多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其手。可以说，英敛之本人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言论立场。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终于问世了。

1902年，看似平常，实则玄机重大。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前，慈禧因听信满族权臣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了京城。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废除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慈禧废除科举制度，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

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还是1902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10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即是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以敢言、严肃、非营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报纸。

“敢言”精神开一代“舆论监督”之风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派，在《大公报》创刊词中，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并且将报名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敛之他们办报，同戊戌变法一样，仍然要对国民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英敛之特别主张学习西方新闻思想，多开报馆。他反复强调，报纸不是一般消遣性读物，而是国家的耳目，国民的喉舌，所以它的责任一为国民之向导，二为政府之监督。在充分发挥《大公报》的“舆论监督”作用时，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对官场怪状和社会不良风气大胆抨击，毫不留情，有时甚至敢于在悍后慈禧的头上“动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袁世凯长期卓绝的抗争。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此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做直隶总督。可是英敛之压根儿不买袁世凯的账，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秕政。1905年，《大公报》热烈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拒登美商广告，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袁世凯大为震怒，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同年8月17日，英敛之著《说官》一文，带有影射性地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大官，否则就“永无改革之望”，就“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后来，袁世凯见强力迫害无效，又几次想以利诱的办法收买英敛之，还派马车去接他，但均被严词拒绝。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逝，摄政王载沣执政，袁世凯回到原籍河南项城。后来有人力主重新启用袁世凯，《大公报》针锋相对地坚决予以反对。如此坚决、长期反对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在当时舆论界，可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大公报》问世后的“敢言”，正如著名学者何炳然先生（1924-1994年）生前所著《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探究》中说的，“既是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清王朝统治日渐衰弱的表现，更是资产阶级要在北方为自己开一个舆论的‘窗口’、要为失败了的维新事业继续呼喊的产物”。

也有人说，英敛之之所以“敢言”，是因为《大公报》设在租界，有洋人保护。诚然，英敛之是满族人，英姓是慈禧所赐，而英太太爱新觉罗·淑仲本身就是皇族血脉。因此，《大公报》对清朝的一切激烈批评，均是出于改革的考虑，而不是要革掉清朝的命，但其指斥权贵、为民请命的“敢言”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仍然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水流云在，皈依宗教

前面已经提到过，英敛之从22岁起就开始信奉天主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因主持《大公报》而闻名。1912年，英敛之离开《大公报》，隐居于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钻研天主教教义，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领袖，当时与南方的马良（马相伯）并称为“南马北英”。1917年，北京和河北发生大水灾，殃及103个县600多万百姓，英敛之在《大公报》主办的游艺大会上天天登台募捐，这是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最后一次联系。水灾平息后，200名孤儿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给熊希龄和英敛之，营建慈善学校。

在毛1949年从河北西柏坡迁入静宜园双清别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曾全部归慈善学校所有。1920年，英敛之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再后来，凭借自己巨大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外，英敛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苦百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

1926年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60岁，而香山顶裸岩上留下了他的4个大字：“水流云在”。这4个字，恰好可以明鉴创始人已经故去，但他创办的《大公报》仍在流传的意境。

2009年11月《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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