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15条保护所有人“信奉和传播宗教”的权利，禁止为个人自己的宗教以外的宗教征收宗教税。也认可宗教团体依法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维持宗教或慈善机构以及取得和拥有自己管理的财产的自治权。政府和法院承认公民享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和改变宗教信仰的绝对自由。[5]上诉法院在Nappalli Peter Williams诉技术教育学院一案[6]中称新加坡的模式是“包容的世俗主义”，“我国宪法禁止限制个人选择宗教信仰，在此基础上保护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实践可能受到第15条第（4）款限制“无权实施违反关于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的一般法律的行为”。因此，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不能以他们的信仰为由，免于《兵役法》[7]规定的强制服兵役的义务。[8]不允许小学生违反国家的制服政策戴盖头（穆斯林头巾）上学。[9]此外，《维持宗教和睦法》(Cap 167A)等法律允许对于以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煽动不满政府情绪或者实施其他形式颠覆活动的信教人员，发布限制令实际阻止他们行使言论和出版权利；也允许部长对于危及宗教和睦的过于积极地劝人改信宗教的人员，发布不可在法院裁决的“言论限制”令。历史上，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经历过种族和宗教骚乱，政府如今对此保持警惕。

      但是，宪法第152条规定政府有责任“持续保护新加坡少数种族和宗教群体的权益”，承认作为土著居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保护他们的政治、文化、语言和宗教权益。第153条要求制定法律，“对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和成立穆斯林宗教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的委员会做出规定。”政府据此制定了《伊斯兰法律管理法》(Cap 3)，保护穆斯林少数群体在家庭和婚姻事务方面践行他们的属人法和教法的权利。因此，新加坡实行有限制的法律多元主义，尊重本土的宗教少数群体，在某些方面豁免他们适用一般法律。例如，穆斯林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但自出台规范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妇女宪章》(Cap 353)以来，法律禁止其他种族和宗教团体实行一夫多妻制，包括华人原来实行的纳妾制。这种模式符合世俗主义的特征，并且由于穆斯林在一些方面享有优惠待遇，使新加坡成为“准世俗”国家。例如，政府保障在每个新城镇留出建造清真寺的土地[10]，并且提供政府设施帮助征收伊斯兰教的什一税。[11]宪法不禁止国家与宗教机构之间的这种联系。法院已经认定新加坡宪法不同于美国宪法，“不禁止‘建立’宗教”，[12]这关系到向宗教提供资金或非金钱支持。实际上，根据第153条在1968年成立的伊斯兰教委员会（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是法定机构，负责穆斯林社会的福利事务。它宣称的使命是“扩展和加深新加坡穆斯林社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奉行，同时增进国家的福利”。[13]

      第3(2)(c)款授权MUIS“管理依成文法或信托享有的所有穆斯林捐赠和资金”。根据第3(2)(d)款，MUIS的职责是“ 依据本法，为支持和促进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福利，管理天课[14]、斋月税征收事宜和其他的慈善捐赠”。例如在2007年，MUIS为帮助贫困穆斯林家庭支付了420万元的天课资金。其中350万元是作为直接的每月资助支付的，700,000元用于授权和能力建设计划。[15]因此，什一税是伊斯兰社会的一项成熟制度。

       二、政府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法治

      1.“尊重灵魂的世俗主义”

      外交部长Zainul Abidin Rasheed先生把新加坡的政教关系称作“尊重灵魂的世俗主主义”。他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制度尊重宗教生活能够发挥的作用”。[16]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的某种方面值得我们注意，有助于理解“世俗主义”在新加坡背景下的含义。

      首先，新加坡的世俗主义并不要求国家敌视宗教。George Yeo部长准确地指出并不意味着反对无神论或者敌视宗教：“新加坡的政府是世俗的，但肯定不是无神论的，而是中立的。因为这里有全世界的所有主要宗教，因此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17]政府的姿态是保持“在宗教问题上的严格中立”。[18]这意味着政府不做宗教正统的仲裁者。例如，政府不决定一个教派是否异教，因为“世俗”机构不关注“宗教学说是否纯粹性或异端的问题”。[19]相反，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公民人人享有选择自己宗教的自由，行使宗教或其他权利时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和敏感性”，[20]不得破坏种族与宗教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此保护宗教自由。

      其次，只要宗教不被用于实现政治目的，例如信教人员利用宗教获取民众的选举支持或者推翻民选的政府，宗教便被视为“建设性的社会力量”[21]。但是，政府欢迎“宗教”或“世俗”（假设可以这样划分）的所有方面参与公共政策辩论，例如是否允许开设赌场，哪种是正确的民主方式。[22]政府认识到，对许多新加坡人而言，宗教是“他们道义感、社会责任和同伴关爱的源泉”。[23]

      再次，政府在寻求合作型的政教关系模式时认识到宗教机构作为新加坡社会的“积极因素”，能够通过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福利。政府特别提到，许多宗教团体“从事教育、社区和社会工作，开办学校，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办孤儿院”。[24]他们对这些公共生活领域的参与受到欢迎和鼓励。由于新加坡不是福利国家，而是个讲求绩效的社会，因此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尽管国家对人的发展投入巨资，例如教育、健康和交通运输体系等，但是宪法没有规定任何社会经济权利。此外，政府已与宗教团体合作实现社会目标，例如由宗教学者和教师组成的在2003年[25]成立的旨在改造伊斯兰祈祷团恐怖分子[26]的志愿团体宗教改造小组(RRG)。RRG的这项举措是社区参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各种族和宗教间的互动，消除相互的猜疑。

      2.法治

      在新加坡，“法治”首先被视为正式用语，经常作为“法律与秩序”的同义语，[27]政府对其赋予了额外的意义。它不是指的法律的实体内容，即善法之治或者应当如何最好地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司法部长Prof S Jayakumar认为不能“抽象地”看待法治，而是必须“根据每个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来确定。[28]在这一点上，他指出“像新加坡这样的亚洲社会在实现这种平均时，通常更看注在的社会利益。西方社会更多地倾向于个人权利。” [29]

      被定义为“法律而不是专断权力至上。另一项重要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还包括法律的透明度、公开性和适用的可预期性，尊重自然法原则，司法独立，以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30]因此，从政府的角度看，独立的司法机构应当对国家权力施以“明确的限制”。从公民的角度看，保护个人权利是法治的一部分。[31]从而政府与公民作为这种专断权力的对立面，都受到法治的制约。

      在全球化和面临恐怖威胁的时代，和平仍然弥足珍贵。副总理（DMP）Wong Kan Seng在2008年2月指出的善政的两个基本要素与维持这样的制度有关：“我们尊重各宗教群体的敏感性，不诋毁其他的宗教或种族”。[32]也就是说，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宽容气质是社会持续稳定的关键。此外，Wong副总理在指出法治是善政的基本原则时谈到“世俗法律至上对多宗教社会特别重要”。[33]为此，所有公民必须“履行平等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不容许”公民抗法。这是因为“与政治利益集团相比，信教的个人更多地以道德为根据违反不符合其信仰的法律。如果我们容许这种情形，我们的社会将会四分五裂”。[34]因而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则，合法性必须源于政治选举而不是宗教训令。

      这一点对于新加坡这样的非同质社会特别重要。这些国家面临“截然不同的考验”，有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法律务必规定防止摩擦的明确规则避免“持续的冲突和误解”，因为“自由放任的制度不能实现多元社会的和睦”。[35]司法部长指出：

      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社会有多个不同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如果不实行法治，即便违反法律，个人可能并且将会在他的伦理观念的指引下按照他们的信仰行事。所有的人都自行其事，无疑可能是真诚的，满怀激情的。结果将是斗争和冲突。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人人必须根据共同的基本交往原则和冲突解决办法尊重法律，尽量保证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的世俗空间，不论他们的种族、语言或宗教。[36]

      因此法治促进支持多种族及宗教和睦的文化。由于必须“积极培育”这种文化，尤其是通过社区互动与对话进行培育，从而更需要“好的立法和执法的意志”。[37]但是，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立法和执法应对当下“利用和滥用宗教的”恐怖主义以保卫国家安全，新加坡为此制定了预防性的拘留法，确保“阻止少数宗教极端分子通过他们的行为分裂我们的社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种族及宗教和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始终对威胁我们的文化与宗教和谐的行为做出迅速反应”。[38]如果有人借宗教的名义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政府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坚决行动，把这种威胁消灭在雏形阶段以维护法治。

      三、政府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

      1.社会福利计划：社会安全网而非社会保障

      作为“亚洲小虎”，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于健康、教育、生活标准和预期寿命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39]的排名很靠前，富国的指数较为靠前。[40]

      新加坡虽然在推进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混合式资本主义制度，但不是信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高福利国家。国家不提供养老金、失业福利或儿童补助等补助。新加坡没有采用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采用了社会安全网体系，以最低需要为导向，在设计上有意识地不为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41]政府不执行基于税收的养老金计划，而是执行1955年建立的名为中央公积金（CPF）的确定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基本是强制性的私人储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CPF成员只能支取他们缴存的资金，以此为他们自己提供收入保障。[42]政府也提供大量的教育和医疗补助。

      反国家福利主义是政府的基本政策[43]，最重要的考虑是消除“依赖思想”。[44]新加坡的社会安全网是辅助性的，[45]严格遵循需要标准。为了避免削弱工作积极性，国家按照依靠自己和不牺牲经济生产率的原则提供帮助，因为归根结底工作是“经济独立和人格尊严”的最好保障。[46]据认为对待社会保障的这一原则能够期待的良好劳动精神、个人责任和作为第一位的支持来源的家庭。[47]

      现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不足受到批评，理由是与其他富裕社会相比，这一体系虽然越来越多地把老年人、低教育层次人员特别是妇女和马来人纳入在内，但不能充分满足穷人的需要。[48]现在已有一项公共协助计划[49]帮助由于不能工作或者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确实需要经济援助的公民。[50]因此只向急需的人员发放福利，以免侵蚀依赖自力的思想意识。但是，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时更多的关注低工资群体，利用公共资源“提高低工资人群收入”的就业入息补助方案是“主要的社会干预”方式。[51]现在正考虑优化社会安全网，但不以牺牲社会协助计划所依据的两个价值为代价：“我们最不该做的是削弱个人找工作和继续工作的积极性或者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责任心”。[52]公共资金主要拨给社会关爱捐赠基金(ComCare)之类由MCYS管理的基金，支持政府帮助弱势群体找工作，满足他们子女的需要，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以便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1）超越市场理性

      新加坡是“绩效社会”，政府的政策“强调理性和经济效率”。[53]由于首先注重有力的经济增长、机会平等、个人依靠自我和慈善德行，因此财富的再分配不是经济政策的优先导向。不过，尽管政府不改变“社会中的财富和身份的等级次序”[54]，但认识到社会需要支持不久弱势或者不幸的个人。政府倡导的五项价值之一便是“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支持”。

      因而，新加坡“不只是个高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社会成员为追求自己的利润而置他人于不顾”，同时也力图成为“成员相互信赖与关爱的社会”。[55] “通过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培训、传授技巧提升自身技能、为他们的子女有个好的人生起点，特别是接受教育，使贫困家庭可以像许多其他人那样在下一代改善境遇”，从而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56]所以政府大力推进公民志愿主义，希望以此“保持新加坡社会的仁爱”，同时避免“许多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福利国家的依赖意识和多种社会问题”。[57]

     （2）同情心私人化Privatising Compassion

      为了促进自助精神，政府努力通过鼓励同情心的私人化，鼓励志愿主义、与自愿性福利组织（VWO）合作、通过政府补助支持它们的工作，确保满足全国的福利需要。VWO是非赢利组织，它们向一般意义上的社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这些组织包括基于种族的自助团体、社会团体、慈善机构以及基督教、佛教、伊斯兰堡和印度教这几大宗教的机构。它们的工作包括个人社会服务，例如老年人照护，教育服务，支持残疾人，改造吸毒人员，帮助贫困人群的住宅体构，以及家庭咨询服务。

      这项战略符合政府“众人携手相助”的原则。政府按照这个原则与相关的公民和组织合作，本着培育富于关爱和同情心的社会的精神鼓励人们从事社会工作。[58]政府担负着“新加坡国家—志愿者合作型福利计划模式”提供者和管理者的职能，[59] VWO的角色是运作和履行社会服务。这符合Jones所指的国家——VWO合作基础上的“东亚或儒家福利模式”，它的核心特征是包括宗教机构在内的志愿部门、社区、家庭、企业在管理和提供福利服务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基本是管理者和协调人而不是服务提供者”，政府和志愿部门共同负担福利计划的资金。[60]

      正是通过政府调动私人团体参与社会福利的这种基本理念，使宗教组织能够发挥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找见它们的“福利位置”，[61]这是下文探讨的内容。

       四、作为福利提供者的宗教团体——与国家或国家下属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

      1.法律框架

      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确认宗教团体在现代社会的建设性角色，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宗教博爱文化”。[62]政府提供法律框架，使宗教团体能够根据宪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维持宗教或慈善机构，拥有和管理财产，从而促进宗教团体提供的福利服务的正式化。国家以此鼓励宗教团体担负起为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服务的职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和其他福利团体实际上是跨国性的；新加坡慈善总监在2008年5月批准大型福利团体为缅甸纳尔吉斯飓风受害者筹款，其中就有慈援会、红十字和救世军。[63]

      （1）法律地位

      VWO通常组建为社团（受内务部管辖）、担保有限公司（受《公司法》调整，在审计方向受到会计与公司管理局管辖）或者信托，这也适用于宗教团体。此外，有些宗教团体是根据国会法案组建的，便于它们从事慈善活动。

      例如，圣安德鲁教会医院是根据法令设立的，[64]作为基督教会医院它的使命是服务于“贫困妇女和儿童，不论其种族、语言或信仰”；除此以外，根据第5(1)d)款它的目标是“向希望获得的人提供基督教知识”；因此，它有医院总体运营所需要的控制财产和资金的法律人格。如此以来，拥有法人身份的宗教组织可以取得财产，可以起诉和应诉，享有永久存续。例如，根据《新加坡主教法令》，新加坡圣公教会是法人机构，以新加坡主教的名义持有在新加坡的全部不动产。[65]圣公教是新加坡殖民时期的法定宗教；因此政府支付主教和殖民地牧师的部分薪俸，这是其他教会没有的优待。[66]《英格兰长老教会法令》(Cap 373)、《锡克教中央委员会法案》(Cap 357)、《印度教徒捐赠法案》(Cap 364)[67]和《犹太教会法令》(Cap 365)也有类似的规定。

      非政府组织可以注册为慈善机构，完全以慈善为目的的非赢利机构免缴企业所得税。为“慈善或博爱目的”向公众募捐必须具有慈善机构的身份。[68]部长根据《慈善机构法》（Cap 37）第3条任命的慈善总监的一般职能是确定各机构是否属于应当接受审计的慈善机构。根据国会法案设立的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等慈善机构属于享受免税的慈善机构。

      (2)管理慈善机构和公共机构

      2006年9月1日，慈善总监职务从新加坡内税局(IRAS)转到社区发展、青少年和体育运动部(MCYS)。[69]慈善总监的任务是促进有效利用慈善资源，改进慈善机构管理，调查慈善机构管理层明显的不当行为并就此采取补救或者保护措施。[70] 慈善委员会向总监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由部长任命，职能是促进慈善部门的自我规范和良好治理。[71]

      作为选择，取得公共机构（IPC）身份可以为捐赠人取得双重税收抵免，从而帮助非营利机构吸引捐赠。[72]例如， Sanctuary House提供危险妊娠和专业家庭教育方案领域的特殊服务，具有慈善机构和公共机构的双重身份，与MCYS一类的政府机构、NCSS一类的非政府机构、医院和各类家庭服务中心开展合作。Sanctuary House提供两类服务；婴儿放在富于爱心的家庭环境当中，他们的母亲得到筹划下一步骤所需的时间和帮助。[73]

     《慈善法》第八A部分第40条规定了“公共机构”概念，指的是以下的新加坡机构或者基金

      (a) 非营利医院；

       (b) 非营利的公共或慈善机构；

       (c) 非营利的公共当局或社团，从事人类疾病的原因、预防或治疗研究或其他工作；

       (d) 大学或者建立、维护、扩大或改进大学的公共基金；

       (e) 非营利的教育机构，或者建立、维护、扩大或改进此类教育机构的公共基金；

        (f) 为非营利的大学或教育机构提供、建立或捐赠奖学金、展览品或奖品的公共或私人基金；

        (g) 为缓急公众的困苦而建立和维续的公共基金；

        (h) 仅为慈善、博爱目的而建立的机构；或者

        (I) 非营利的机构，从事促进文化、艺术或体育的工作或者相关活动， 经该机构提出申请由部长、总监或行业主管批准为公共机构，或者根据成文法律被视为公共机构；

      部长可以任命一人或者组织担任行业主管根据第40B条规范本行业内慈善机构和捐赠的管理事宜。部长也可发布条例规定如何使用捐赠、签发抵税收据和保存捐赠记录：第40C条。

      有6名行业主管协助总监监督它们所属行业的慈善机构和公共机构(IPC)，它们是：

      · 教育——教育部

      · 卫生——卫生部

      · 艺术与遗产——信息、通讯和艺术部

      · 社会服务——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

      · 社区——协进会

       · 体育——新加坡体育运动委员会

      根据《慈善法》（2007年公共机构条例）第12和13条，IPCS有义务保存收到的捐赠和收入的记录，行业主管有权检查这些记录。

      批准IPC资格的一项要求是可能由宗教团体管理的机构或基金的活动必须“完全有益于整个新加坡社会，不仅限于基于种族、信仰或宗教的局部利益或群体”。[74]同样，IPC收到的捐赠必须用来造福整个社会。

      (３)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协调社会福利服务，与政府合作

      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NCSS）与社区发展委员会[75]和各种族的自助团体等其他组织是社会服务领域的重要参与者。NCSS是根据《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法》(Cap 195A)设立的法人机构，宗旨是协助政府进行战略性的社会服务规划，为实现协议会的宗旨筹集和分配资金：NCSS法第10(e)和(j)款。它是志愿福利组织（VWO）会员的全国性协调机构，任务是引领和指导新加坡的志愿活动。[76]NCSS通过规划方案咨询服务为会员提供支持，协助会员申请使用NCSS设施，申请机构场所、筹款许可、车辆免税、[77]电话补贴、[78]和微软软件许可。[79]这有助于支付VWO的隐性的运行成本。它还支持VWO申请公共住房用地，比如HDB的空置平地或废弃的政府建筑。

      NCSS还管理着VWO慈善共济基金(VCF)[80]等基金，以加强各VWO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例如，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向该基金注入45亿元拨款。[81]符合NCSS资助条件的团体必须具备资质条件 (如NCSS所属机构，在慈善总监处登记，并且愿意在NCSS监督下遵守最低的服务标准) 和相关服务标准(如符合社会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计划达到专业服务标准，以及面向贫困和弱势群体)。[82]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注册的慈善机构和/或公共机构(IPC)，后一资格由新加坡国内税务局授予或者通过健康捐赠基金成员资格取得。

      虽然NCSS不是政府机构，但由于它隶属于社区、青少年发展和体育运动部（MCYS），因此与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协议会委员会主席由部长任命。协议会代表其会员对政府的看法(第10（b)款)，确立其会员提供社会服务的指导规范(第10(d)款)。因此，它已融入官僚架构。根据第11条，NCSS有权运营信托，通过合法方式筹集资金，设立法人或非法人机构，或者为履行协议会职能进行合资。根据《NCSS法》(Cap 195A)第11(2)款，协议会无权“介入任何宗教事务或者政党政治争议”，要求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划清“政治”和参与公共生活的界限。

      根据第15条，目标与协议会一致并且主要职能是“帮助满足社会当前需要的真正的直接社会服务的”组织可以申请完全的协议会员资格，而那些不以社会服务为首要职能的组织可以成为协议会的联系会员。

     NCSS会员按照《商事登记法》(Cap 32)或《社团法》(Cap 311)登记，或者根据《公司法》(Cap 50)组建，或者按照成文法律设立。[83]NCSS会员（完全会员）有义务在财务年度结束后6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经证明的年度报告和经审计的账单副本，遵守NCSS发布的管理协议会员执行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标准与指导规范。[84]NCSS会员资格提供的激励是在其监督下的机构可以获得资金和其他支持设施。

      NCSS的基本理念是“向需要者发放物品的传统福利方式”正在让位于“提高需要者的技术以使他们能够应对生活考验的理念”。[85]除根据VWO的需要分配资金外，NCSS还为其会员提供最佳方法指导以促进它们的专业化，例如筹款方面；[86]这意味着宗教慈善团体像任何其他慈善团体一样遵守这些标准，接受NCSS监督。这是根据《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法》(Cap 195A第37条)发布的《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条例》（调查程序条例）规定的。如果NCSS委员会接到投诉称协议会员有某种事实情形，比如没有按照法案第10(d)款遵守NCSS指导规范，被认定实施欺诈或者资金管理不当，委员会可以调查或者驳回投诉。政府干预不当行为的法定义务，部长可以根据第9条与委员会磋商后就协议会职能的履行事宜向协议会做出指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政府介入和监督。根据第11(1)(h)款，协议会的一项职能是经部长批准，为履行协议会的职能，成立或者参与成立法人或非法人机构，或者与个人或组织进行合资。

      (4)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支付资金与税收减免

      宗教组织参与的福利工作包括教育、卫生服务、社会和消遣活动。例如，基督教会学样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学校是指“为10人或10人以上提供教育的组织”，全部适用教育部负责执行的《教育法》(Cap 87)规定的条件。根据第3条，部长可以豁免授业“纯属宗教性质”的学校不受该法限制。[87]

      佛教寺庙也作为配有中医的善堂或医疗诊所提供服务。目前， 更为正式的佛教免费诊所已经取代了这些善堂，[88]它们是为新加坡人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慈善组织。这些实体作为非赢利机构，在公司登记处办理正式登记。它的章程规定诊所的宗旨是“促进穷人和病人的福利”；通过提供免费的中药和治疗，为所有病人服务，“不论其性别、种族和信仰”。《佛教联合会免费诊所章程》[89]遵循佛教伦理，规定诊所“不治疗性病患者或者因为打架受伤的人员”。[90]

      今天，新加坡佛教免费诊所有六个分支机构(五个诊所和一个疗养心)[91]，现为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员。

      (5)国家作为协调人和提供者

      1.社会服务机构的慈善组织登记：税收激励

      如果NCSS授予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资格，并且该组织至少把80%的收入用于新加坡的慈善用途，便可免缴企业税。慈善用途被定义为：(a) 济贫，(b) 促进教育，(c)促进宗教，或者(d)有益于社会的其他用途。其中包括(i)促进健康；(ii)促进公民或社会发展；(iii)促进艺术、传统或科学；(iv)促进环境保护或改善；(v)接济需要帮助的青少年、老年人、疾病、残疾人、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处境不利者；(vi)促进动物福利；以及(vii)通过身体技能和运用促进健康的体育事业。[92]登记的慈善组织适用《慈善机构法》，后者规定了登记、资金筹集和账目与报表提交事宜，确定一定程度的质量控制和责任追究。

       2.公共机构

       如果须在总监处注册的VWO具有公共机构资格(原为NCSS慈善基金会员计划)，便可为收到的公众捐赠签发抵税收据。

       3.免于适用一般许可法律：公开筹款

       为了便于筹集资金，[93] NCSS会员和根据《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法》第13（1）款设立的社区福利基金[94]可向NCSS申请免于办理筹款许可；非NCSS会员需要从新加坡警方的许可处领取执照。自2003年12月26日起，对于涉及逐户收取和街道出售的NCSS公开筹款活动，内政部根据《逐户和街道筹款法》(Cap128)给予豁免。[95]

      4.补贴和其他资源投入

      国家努力与宗教团体合作，借助他们向贫困和弱势的社会群体表达爱心和同情，帮助把这一理想转化为对弱势群体的有形服务。

      政府通过财政和其他激励体系积极鼓励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社会团体为整个社会提供社会福利服务。除了使用国家预算的共同资助计划外，还包括以象征价格向宗教机构提供土地，不过这些机构必须自行负担福利所和住房的建筑费用。此外，如果宗教机构把提供服务作为他们服务社会的使命的一部分，可以向它们收取象征性或低于市场价的房屋租金。由于新加坡的土地市场价很高，这可以为它们节省大笔开支。例如，众圣家园是成立于1987年的社团，在1993年按照《慈善组织法》办理登记，宗旨是在基督教环境下为社区所有种族和宗教的老年病人提供住院护理。该机构有两处场所。政府为Tampines家园提供资金，因此它的179个床位中有90%留作接收卫生部(MOH)转诊的病人。Hougang家园由众圣纪念堂支付资金，因此只有10%的床位留给卫生部转诊的病人。2006年，它收到312,000元的政府拨款，总收入为550万元。

      除了帮助提供设施和免税外，政府也可提供培训。

      运作慈光福利协会（MWS）的金塔寺等一些宗教团体参与“佛教福利社团”活动，提供多种福利服务。[96]其中包括智障者、老龄服务中心、学生看护中心和收容所。目前，这个有136名职员的协会每年的开支为4.3万元，资金来自私人捐赠、赞助和政府拨款。[97]例如，慈光智障学校的部分资金由教育部拨付。它的服务面向的所有种族的人员，支持政府建立有凝聚力的多宗教多种族社会的政策。[98]基督教慈善机构卫理会福利机构也向所有信仰的人员提供服务，例如指派儿童护理人员为穆斯林妇女提供免费服务。MWS的部分资金来自政府和NCSS，但主要依赖直接捐赠每月为4500名左右处境不利的人员提供服务。[99]

      经营福利设施的宗教组织每年可以申请政府拨款帮助支付这些设施的运行费用。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NCSS)为经营福利设施的宗教组织拨款。NCSS的优点是官方认可的批准及合法性，便于向国家申请拨款和获得公共支持。因此，有些宗教团体“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官僚机构的关联单位，有利于维持可行的政教合作关系”。[100]

      (i)国家作为VWO的监管者：确保公共责任

      接受政府援助的代价是受政府管理和控制。为VWO提供资源的相关政府部门认为VWO在资源管理方面对它们负有责任，保证提供的社会服务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各部门还负责防止它们管辖的VWO虐待老年人、智障者和未成年人。

      例如，社区发展部有权监督孤儿院和儿童福利设施的运行情况。在Darul Ihsan孤儿院滥用针对儿童的纪律处罚方法的事件中，虐待人员被开除，部里派出社会工作人员为住院儿童提供心理咨询。管理委员会由于不遵守该部规定的护理标准以确保儿童的安全而受到了指责。[101]

      (ii)宗教慈善组织：运行方面的便利与激励

      在向宗教机构提供激励以促进全民福利的过程中，国家按照《慈善组织法》(Cap37)规定的条件，以特殊财政援助的形式为依据《社团法》登记为慈善组织的机构提供激励。这些激励可以是政府补贴或税收减免。

      佛教免费诊所等非赢利机构的运行依赖公众或者寺庙信徒的捐赠。由于它有所得税局根据《慈善组织法》第八A条授予的公共机构资格，所以免费依据的所有捐赠均可免税。

      卫生部已设立健康捐赠基金，新加坡佛教免费诊所等会员机构得到政府的大额拨款帮助它们经营福利项目。

      (iii)与政府部门合作，遵循最佳惯例

      有些宗教组织与政府的社会福利局(SWD)和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服务的福利机构合作，只接收SWD推荐的接济对象。新加坡佛教福利服务机构养老院等华人佛教寺庙得到国家补贴，只接收SWD推荐的老年人。[102]这些福利设施不仅满足住院人员的医疗需要，也通过宗教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为了保护福利接受者的利益，政府规定福利提供者必须遵循的指导规范。慈光学校必须遵守教育部发布的特殊教育指导规范。[103]经营福利设施并且得到政府支持的宗教团体要遵守针对志愿福利机构的指导规范。这表明了国家管理这些机构的利益。

      (iv)责任

      为了保证履行责任，国家鼓励宗教或非宗教类的福利团体建立正式的组织结构。例如，现在所有的佛教寺庙均为公共机构，国家努力把它们限定在向穷人提供福利设施和慈善救济的领域。公共机构(IPCs)是不能收受抵税捐赠的慈善组织，包括救世军。相关的政府部门有权监督它们管辖范围内的慈善组织。

      慈善委员会[104]在2007年发布了慈善组织良好治理准则初稿，旨在促进良好的治理和自我规范。这个文件可能适用于新加坡的大约1900个慈善组织，其中一半是宗教团体组成的，[105]用于处理利益冲突等问题。其他的行为主管是教育部、信息、通讯和艺术部、国家社会服务协议会、协进会和新加坡体育运动委员会。

      这引起了宗教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因为宗教职务可能与良好的法人治理惯例抵触。例如，宗教领袖可能同时担任他们的宗教团体经营中教堂或福利机构董事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如仁慈医院和医疗中心。治理准则规定这两个职位应当独立，受到拥有15,000名信徒的强大的新创造教会的挑战，他们的高级牧师兼任6人董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这催生了世俗当局干预宗教权威和教义的问题，特别是在捐赠人出于某种宗教上的原因认为他们的牧师在生活上可以奢侈浪费的情况下，难以看出捐赠者的意图。[106]这与对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的慈善捐赠有明显的不同，在此情况下捐赠者希望提供的服务有可以衡量的绩效标准。[107]对给予宗教机构的捐赠，可能无法理性地评价慈善组织的需要，从而必须依据不同的考虑模板评价可信的资金支出。

      但是，为了达到法人治理最佳惯例的要求，医院的董事长兼荣誉首席执行官释明义法师称他将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使医院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遵循相互独立的最佳惯例。[108]

      考虑到全国肾脏基金会“在注定会导致财务混乱的氛围中出现的无法解释的会计行为、法人责任制度与财务披露制度的缺位以及可疑的管理方式”[109]所造成的影响，政府在2007年开始审计其监管的大型慈善组织。2007年11月，卫生行业的主管者卫生部宣布将调查医疗慈善组织仁慈医院的财务，查清是否存在《慈善组织法》第8条规定的不规范现象。本次调查牵扯到给予多家公司的无息贷款， 释明义法师持有其中一些公司的股份。对于这个佛教慈善组织不能解释它的一些慈善交易，政府要求商务局(CAD)调查仁慈医院的财务状况。[110]虽然仁慈医院仍然可以900万元左右的政府补贴资助其病人医护服务，但这可能它丧失作为IPC的慈善组织资格以及为支持者的捐赠免税的权利。[111]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担负着加强宗教慈善组织诚信的职能。

       五、结语

       国家通过促进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并配合它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以及通过建立法律框架或共同出资，确认宗教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这体现了政教合并的模式，在新加坡的背景之下，促进超越种族界限的公民慈善德行和志愿精神；这种跨种族宗教的互动的融合效应，也为社会信托资本提供了支持，这是不成文的社会宪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的尊严，关注社会的共同福祉。

*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英国格雷律师学院大律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教授，（第十一届）新加坡国会提名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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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新加坡人口普查局2000年第2批先导数据发布，载于http://www.singstat.gov.sg/pubn/papers/people/c2000adr-religion.pdf

[2] 1966年第1章，Wee报告附录D，Kevin YL Tan和Thio Li-ann《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宪法》（亚洲：Butterworths 1997年版），第38段。

[3] 副本见于http://www.mcys.gov.sg/MCDSFiles/download/Dec_relig_harmony.doc。关于这份文件动机和内容的分析，参见Thio Li-ann《“软”宪法、宗教自由管理与秩序：2003年宗教和睦宣言》，载《新加坡法学研究》（2004年刊），第414-443页。

[4] 关于新加坡政教关系的深入分析，参见Li-ann Thio《控制、选举与合作：管理多种族、准世俗新加坡国家的宗教和睦》，载《黑斯廷斯宪法学季刊》（2005年）第33 (2)和(3)期，第197-253。参见Joseph Tamney《新加坡灵魂的挣扎：西式现代化与亚洲文化》(Walter de Gruyter：柏林和纽约，1996年版)。

[5] 政务部长Ho Peng Kee 2007年10月22日的83号《新加坡国会报告》（编号2175ff），《刑法修正案二读》。In discussing section 298 Penal Code in relation to the wounding of religious feelings, Minister Ho noted: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hold his own religious beliefs and to accept or not to accept any religion. As such, it is not likely that a person who shares his testimony of his conversion from one religion to another in his personal Internet website, stating how he found fulfilment and meaning in life after he converted to the other religion, without denigrating another person's religion, would be caught…”. Nevertheless, he advised Singaporeans to “recognize the sensitivities of other religious groups. It is one thing to preach to a person who is interested to hear your views. However, it is quite another to try to convert a person to your

religion by denigrating his religion, especially when he has no desire to be converted.”

[6] [1999] 2 SLR 569 at 576

[7] See Colin Chan v PP [1994] 3 Singapore Law Reports 662.

[8] Second Defence Minister, BG Lee Hsien Loong, Second Reading of the 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Bill, (Hansard, 23 February 1990, p 1181 noted: “National Service is clearly a secular issue in Singapore. Most religious groups recognize that. But one group maintains otherwise — the Jehovah’s Witnesses. They refuse to do National Service, claiming that their religion does not allow them to do so. They do so in all sincerity, with great courage of conviction. Each year, a few dozen young men who are Jehovah’s Witnesses have to be court-martialled because they refuse to do National Service, and then sentenced to detention….In many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would count as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But the idea of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does not apply in Singapore. There is no such tradition in Singapore. If we try to introduce the practice here, the whole system of universal National Service will come unstuck…the Enlistment Act in Singapore does not recognize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National Service is a secular issue, subject to government laws. Everybody accepts this, including all the other religious groups. In this case, the line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s drawn clearly.

[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udung controversy, see Thio Li-ann, ‘Recent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Of Shadows and Whips, Race, Rifts and Rights, Terror and Tudungs, Women and Wrongs’ (2002)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28-373 at 355-370.

[10] Statement, Minister for Social Affairs Othman bin Wok, 37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29 June 1977, (Mosque Building Fund Scheme), col. 62-63.

[11] Dr Ahmad Matter, 42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 3 Dec 1982 (Contributions from Hindus for Temples etc and Monies from Muslims for Mosques etc) col. 309-311.

[12] Yong Pung How, CJ, Colin Chan v PP [1994] 2 SLR 662 at 681G.

[13] MUIS Mission and Vision: http://www.muis.gov.sg/cms/aboutus/mission.aspx?id=181

[14] The definitional section of AMLA states "zakat" means th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required to be made by a Musl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uslim law

[15] The 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Minister-in-charge of Muslim Affairs (Assoc. Prof. Dr Yaacob Ibrahim 84 SPR 5 March 2008 (MICA Budget Committee of Supply Debates).

[16] Mr. Zainul Abidin Rasheed, 84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26 Feb 2008

[17] "Government is secular: not atheistic: BG Yeo" Straits Time (Singapore), 8 Oct 1992 at 2.

[18]Para 46, 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 (Cmd 1. of 1991).

[19] 71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6 March 2000, (Cults) col. 1141.

[20] Para 5, 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white paper (Cmd 21 of 1989

[21] Para 45. 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 (Cmd 1 of 1991).

[22] See Li-ann Thio,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 Wall of Division or Public Square’ in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Civil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ryan S Turner ed., (Oxford: Bardwell Press, 2008) 73-104

[23] Para 45, 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 (Cmd 1 of 1991)

[24] Para 6, 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white paper (Cmd 21 of 1989).

[25] The Deputy PM Wong Kan Seng launched the RRG’s rehabilitation manual in December 2003

[26] http://www.rrg.sg/main.asp

[27] Li-ann Thio, "Lex Rex or Rex Lex: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in Singapore' 20 UCLA Pacific Basin L.J. 1 (2002).

[28] Jayakumar, supra, note 24, paras 4-6.

[29] Id, para 14

[30] Minister of State for Law and Home Affairs, Ho Peng Kee,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24 Nov 1999 at col. 592.

[31] Para 2, DPM Prof S Jayakumar,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the Rule of Law’ Keynote Address, IBA Rule of Law Symposium, 19 Oct 2007 available at http://notesapp.internet.gov.sg/__48256DF20015A167.nsf/LookupContentDocsByKey/GOVI-785D9X?OpenDocument

[32]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Mr Wong Kan Seng, 84 Singapore Parliament Official Reports, Part III of First Session, No. 7, 28 Feb 2008.

[33] Id.

[34] Id.

[35] Para 17, DPM Jayakumar, supra, note 26.

[36] Para 18, Id

[37] Para 23, Id

[38] Para 36, Id

[39] In 2003, Singapore ranked 28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ut of 175 countries.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undp.org/hdr2003/pdf/hdr03_HDI.pdf

[40] On how Singapore handles social welfare issues, see Thio Li-ann, “Pragmatism and Realism do not mean abdication”: A Critical Inquiry into Singapore’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2004) 8 Singapor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41-91 at 79-83.

[41] Ramesh critiques the minimal state involvement and reliance on family and community mechanism as resting on ‘an exaggerated notion of the level of communitarianism in modern Singapore’, in the face of the individualism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 engenders: M Ramesh, ‘Social Security in Singapore: Redrawing the Public-Private Boundary’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 1093-1108 at 1106

[42]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ingapore’s hands off welfare state’, 1999-04-26 (EM100) at http://www.fcpp.org/main/publication_detail.php?PubID=124

[43] See generally David Seth Jones, Welfare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State and Voluntary Sector Partnership’ (2002) 24(1)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7-85.

[44] “Measures to help jobless adequate: Eng Hen” Straits Times (1 July 2003) H4, noting 6799 jobless

Singaporeans received interim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V.W.Os and C.D.Cs in 2002.

[45] In 1995, the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welfare related programs was 2%. In 1989, only 53% of applications was successful. The average monthly allowance in 1998 was $200 (Single person) and $570 (four person family). William KM Lee, ‘The poor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options’ (2001) 3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7.

[46] “Measures to help jobless adequate: Eng Hen” Straits Times (1 July 2003) H4, noting 6799 jobless Singaporeans received interim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V.W.Os and C.D.Cs in 2002.

[47] Welfare Spending: Is it just about money? Straits Times, 22 March 2008, S10.

[48] William KM Lee, ‘The poor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options’ (2001) 3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7

[49] This was increased in 2008 from $290 to $330 per month.

[50] Para 381, Mr. Chan Soo Sen, ‘Social cohesion, 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well-being of our people are just as critical as good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vitality to our national survival.’ Para 19, Address by the Singapore Delegation, 34th Sess., CRC Committee, 26 Sept 2003.

[51] Minister of Finance T Shanmugaratnam, 84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15 Feb 2008, Annual Budget Statement

[52] Id

[53] Para 31, 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 (Cmd 1 of 1991)

[54] Supra, note 53 at 63.

[55] Para 32, id.

[56] Para 33, id.

[57] Para 38, id.

[58] “Regard and community support for the individual”: 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 (Singapore Parliament Cmd. 1 of 1991)

[59] David Seth Jones, Welfare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State and Voluntary Sector Partnership’ (2002) 24(1)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7-85 at 58.

[60] Id. 62.

[61] Kuah-Pearce Khun Eng, ‘The Poetics of Religious Philantrophy: Buddhist Welfarism in Singapore’ in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Civil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ryan S Turner ed., (Oxford: Bardwell Press, 2008) 167 at 172

[62] Kuah-Pearce, id. at 168.

[63] Welfare groups get approval to raise funds for victims’ Straits Times, 9 May 2008 at p. 9.

[64]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Ordinance (Cap 376)

[65] Bishop of Singapore Ordinance, available on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AG’s Chambers) . See Frank G Swindell, A Short History of S.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Malaya Tribune Press, 1929) http://anglicanhistory.org/asia/sea/swindell-1929.pdf

[66] Anglican Missions in Singapore the 1850s to 1880s, Extract from Charles Burton Buckley's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538-539, 660-662, 676. http://anglicanhistory.org/asia/sea/ang1850-80.html

[67] This is administered by a Board whose members are appointed by the Minister and must be Hindus and Singapore citizens.

[68] Part VIII, Charities Act (Cap 37).

[69] http://app.mcys.gov.sg/web/comm_charities_charitynipc.asp

[70] Section 4(2), Charities Act (Cap 37).

[71] Sections 4A, 4B, Charities Act (Cap 37).

[72] IPC status can be for an organisation’s General Fund or Building Fund, and can be issued to either an agency or a programme. IPC status can be given for a period of 1-5 years. See FAQ at http://www.ncss.org.sg/documents/IPCs_and_Charities-FAQ.doc.

[73] Their website is at http://www.sanctuaryhouse.com.sg/home.html

[74] Section 3(1)(c), Charities (Institutions of a Public Character Regulations, 2007).

[75] CDCs disburse funds from certain government public assistance programmes.

[76] A list of VWOs, including religious VWO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ncss.org.sg/vwocorner/about_vwos.asp,

[77] The COE Exemption Scheme allows VWOs to be exempted from payment of the COE/Prevailing Quota Premium (PQP) and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 (ARF), for Category 5 vehicles (i.e. passenger vans/goods vehicles) that are used to run their direct welfare services. Eligible applicants must be members of the NCSS or has the support of an overseeing Ministry, a Member of the NCSS Central Fund or Health Endowment Fund or which has IPC status. This results in substantial savings as vehicle taxes are high in Singapore and can treble the price of a vehicle.

[78] Singtel Sponsorship Scheme, details at http://www.ncss.org.sg/vwocorner/provisions.asp#MS

[79] Microsoft Open License Charity Program, details id.

[80] http://www.ncss.org.sg/vwocorner/vcf.asp. The VCF was first launched on 22 July 2002 to strengthen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s (VWOs) capabilities and to improve services in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in Singapore. From April 2007, the VCF has been extended for another five years till March 2012 for NCSS member VWOs and MCYS funded VWOs

[81] http://app.mcys.gov.sg/web/comm_comminv_infonewvwos.asp?szMod=comm&szSubMod=vwos#6

[82] See NCSS ‘VWO Corner – Funding for VWOs’ at http://www.ncss.org.sg/vwocorner/funding.asp

[83]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Membership and Fees) Regulations, 31 Jan 2001.

[84] Section 7, NCSS Regulations, Id.

[85] Social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CSS Vision, Reprint Nov 2001 ‘Reaching Out, Changing Lives’.

[86] http://www.ncss.org.sg/ncss/donate/tipsongiving_main.html

[87] However, in relation to madarasahs (Islamic religious schools) which are exempted fro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 certain minimal standards still apply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

[88] Kuah-Pearce, 176.

[89] On 12 May 1969, the approval of its registration was gran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No 46 on 16 May 1969.

[90] Kuah-Pearce, 176

[91] Its website is http://www.sbfc.org.sg

[92] http://www.ncss.org.sg/vwocorner/schemes_all.asp#CharityReg

[93]For a list of NCSS-approved fundraising events, you may wish to visit the NCSS website: http://www.ncss.org.sg/events/index.asp

[94] A state-managed charity fund established in 1983.

[95] http://www.ncss.org.sg/documents/exemption_order.doc

[96] Kuah-Pearce, p. 179

[97] Metta Welfare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2001, Kuah-Pearce, p. 179.

[98] For example, the supervisor of Metta Hospice Care is Muslim while the principal of the Metta School is a Principal: Kuah-Pearce, p. 181.

[99] ‘12 help centres for those in need;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helps the poor and elderly, regardless of religion’, Straits Times 5 May 2007

[100] Kuah-Pearce, p. 182.

[101]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Dr Vivian Balakrishnan 83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27 August 2007, col. 1331 DARUL IHSAN ORPHANAGE (Incident involving abused children).

[102] Kuah-Pearce, p. 178

[103] Kuah-Pearce, p. 182.

[104] https://www.charities.gov.sg/charity/index.do

[105] ‘Charities get guidelines on good governance’, Straits Times, 13 June 2007. Charities in Singapore are grouped under 6 sub-sectors: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health, the arts and heritag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sports and can advice from their respective Sector Administrators. Religious and other charities falling outside these 6 groupings come under the direct purview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106] Andy Ho,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Caesar and God’ Straits Times Review 2 Aug 2007.

[107] Not by faith alone’, Straits Times editorial, 16 June 2007

[108] ‘Charities get guidelines on good governance’, Straits Times, 13 June 2007

[109] Justice Rajah, Chee Siok Chin v MHA (2006) 1 SLR 582 at 626.

[110] ‘CAD called in to probe Ren Ci’s finances’, Straits Times, 19 Feb 2008

[111] ‘Ren Ci chief steps aside as inquiry begins’ Straits Times 20 Feb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