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了解不多，今天仅就藏传佛教史上的有关藏传佛教和政治的关系，把这个线索给大家提供一下，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我简单讲一下**。**是一个王子，他父亲给他准备了很多世俗的权力、金钱，那就太多了，但是**他对这个恰恰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他的兴趣要出家、要修行、要悟道。这个大家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故事，但是佛教传到西藏以后，藏族的高僧，对政治是非常的关注。第一个要谈的就是松赞干布了。佛教是由松赞干布，是从咱们汉地和印度请来的。当时传到吐蕃以后，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佛教的“十善法”，和吐蕃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立了吐蕃法律20条。文献记载，这20条法律，对于当时的吐蕃社会起到了一个对善者奖励，对恶者惩罚，对贫弱者扶持，对豪强者压制的作用。可见这个作用是很大的，佛教一传入吐蕃大地，松赞干布，就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就为佛教的本土化，在这一点上可以是指出了一个方向。从松赞干布起，佛教就和政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

      第二，到了藏王赤松德赞时期，他创立了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个有僧人的寺庙，就是桑耶寺。第一次出家7个人，第二次出家300多人，出家的僧人。出家的僧人，离开了社会，离开了社会以后，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由谁来解决呢。他首先就想到这个问题，当时规定由三到七户贫民赡养一个僧人，这样，僧人的生活来源就解决了。

      第三，到了藏王赤热巴金时期，这个时候僧人数量增加，吐蕃大地上僧人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七户或者三户贫民赡养一个僧人很困难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规定，比如讲这个地方有一个寺庙，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民、土地、牲畜，及一切财产要归这个地方的寺庙所有。这样的话，赤热巴金时期，就出现了寺院经济。寺院就掌握了这个地区的一切经济大权。这就是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和政治发生的关系。到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以后，产生了很多的宗派。产生了很多的宗派以后，这些宗派在寺庙里面，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不仅掌握了这个地区的财政大权，而且还掌握了这个地方的政权，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的雏形。首先就表现在萨迦派上。萨迦派出现了叔侄传承的关系，或者是伯侄传承。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寺院的权力的继承问题。这个僧人又不能结婚，这样的话，他采取了一个叔侄传承的方法，或者是伯侄传承的方法。就是说一家有两个兄弟，老大出家，老二在家娶妻生子。老二有了孩子以后，这个聪明的孩子，送到伯伯的地方当僧人。这就叫叔侄传承，也叫血统传承。这样一个叔侄传承，传承财产和传承权力，在萨迦派的时候已经确定，这样一个传承叫家族传承，也叫血统传承。

      到了噶举派以后，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家族传承或者是血统传承的方法是不完备的。这样，噶举就出现了活佛转世的一个苗头。当时噶举派里面，第二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关键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僧人的财产和政权的继承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方法，最后发展的格鲁派，到第四个阶段，活佛转世制度，这样一个制度完全确立起来。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大徒弟，一个是**喇嘛系统，一个是班禅大师这个系统。这是格鲁里面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最后，西藏在格鲁派里面，就完整的全面传承了一种系统的活佛转世这样一个传统。这个里面，**在前藏，班禅在后藏，他们各自掌握着这两个地方的政治和宗教大权，这样的话，活佛转世制度就这样完成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完成，这也意味着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的完成。为什么要产生政教合一这样一个制度呢？藏传佛教的喇嘛也好，活佛也好，对权力产生这样一个留恋，或者是关注呢？关键还是一个财产问题。关键还是一个权力问题。权力的继承就是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这个派别的继承权就成了问题，他们这个派别的延续就成了问题。

      提问：您认为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对于西藏民族和地方的发展起到的是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

      回答：江泽民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面，讲到宗教积极作用的时候，讲到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宗教对那些信教群众，有一种精神安慰的作用，第二点：宗教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第三就是宗教的很多伦理道德思想，确实是非常好的。好像是从这个三个方面的总结。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正好是适应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它的整个内容来看，也有着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关于对信教群众的精神安慰，这个作用是特别的大。藏族人一般到了40、50岁以后，那年何其敏老师去了也可以看到，就开始要信来世了。要行很多善，做好多好事。现在我们不是讲终极关怀嘛，人到了50、60岁以后，就要想自己死的问题。藏族人根本不怕死，无所谓，死了以后，我的灵魂还可以转世，只要我这一世做好事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对这几个问题你得提供一个解释。它的作用上看，对藏族人来讲，确实有这个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关于它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在历史上，政教合一给藏族人民和藏族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很大的。这个里面，就是昨天何其敏老师、牟老师，今天张践老师也提到了，宗教按照大乘佛教的宗旨，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社会，不可能和政治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你距离保持到什么程度，这个非常重要。历史上藏传佛教和政治的关系太近，以至最后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样一个结果在西藏社会最后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当然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可能是用不太贴切的语言“四罪”来概括西藏。谁造成的？归根到底是政教合一造成的恶果。因此历史上很多学者，很多大师们，对政治很感兴趣。第二个问题，而藏族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信教群众，又对现实，又对当下的生活，又对入世的东西，感到很淡漠，对现实的这一套，看得非常淡，归根到底在于他要追求来世。因此从现实角度看，从心眼里，最信仰佛教的，对佛教最虔诚，还是广大的信教群众，他们是完全按照佛教的教义。今生今世究竟怎么样，无所谓，反正就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为了来世可以抛弃一切”，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应该改变。一方面你不能丢掉未来的信仰，你那样的追求不能改变。另一方面，你也要入世，你也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现状。现在藏族人，一方面帐篷，寺庙，我们需要，另一方面电视电话我们也需要。这个回族有一个两世的观念，我们藏传佛教也可以提出两世，我今世也好，来世也好，何乐而不为。对藏族群众最根本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怎么样既出世，又入世，改变观念的问题，既神圣又世俗，这两个达到统一的话，那么来世的东西也有了，现实的东西也有了。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