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围绕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对宗教立法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确实准备搞一个《宗教法》，曾经有过这种考虑，因为我参加过两次宗教立法的讨论，但是究竟为什么被搁置了呢？这个情况很复杂，但是根据我参加的会议，其中一个重要的难题不好解决，就是我们国家的合法大教是五大宗教。要不要开口子？新兴宗教和民间宗教，要不要承认它的合法性？因为在《宗教法》里面，必然要对宗教有一般性的定义。如果有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表示遵守宪法，又合乎宗教的性质，你给不给它合法地位？这就很麻烦。因为到现在为止，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并没有纳入我们管理的视野范围里面，还处于自发自留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宗教立法在当时时机不成熟，确实不成熟。我觉得最大的不成熟是在观念上。如果把民间宗教拿到政治范围里面，就不好说了。但我个人觉得，现在理念在逐渐改变。因为左右我们思想的几十年的鸦片论现在已经不大讲了。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看作是宗教的本质，这是列宁提出来的。马克思并没说这句话是马克思全部宗教观的基石。我觉得这个解释恐怕有问题。现在一般讲宗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宗教是文化”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把它直接拿到政治体系里面，但是它可以被社会各种力量所利用，可以被进步力量所利用，可以被反动力量所利用，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也可以被农民起义所利用，被社会改革运动所利用。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让宗教回归宗教，但并不等于说，宗教没有政治功能。以往的主要问题什么地方？第一，把宗教的各种复杂的功能简单归结为政治功能；第二，把宗教的政治功能简单归结为麻醉人们的鸦片和消极的、反动的阶级压迫的工具等等。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来看，宗教的政治功能还是有的。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对宗教的政治功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本身也是多方面的。从正面来讲，首先，它有整合的功能。在这个社会既然有大批的教徒，做得好就可以在精神上稳定这个社会，起稳定作用。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稳定，不稳定没有办法搞改革开放。这就是它的政治功能之一。其次，它可以加强种群的认同。从正面来说，比如现在海峡两岸，道教佛教的根都在大陆，因此它实际上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座的张继禹道长也是经常跑台湾。台湾的道教界的主流都是“统一派”。所以这个功能是不可小看的。再次，宗教是一个扩大中国的影响，广泛结交世界各国的朋友的重要渠道。在国际生活和政治生活里面，宗教界也是一支世界和平的力量，反对战争。我们有一个“世宗和”——世界宗教和平大会，还有一个“亚宗和”，中国的宗教界都参加了。所以这些都是宗教的正面的政治功能。宗教的核心是信仰，是思想问题，是文化问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有教会组织，因此它和社会生活一定要建立各种联系，对政治有所参与。这是从正面来讲。

       但是宗教也有两重性，弄的不好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力量。因为它可以被敌对的势力、各种居心不良的势力所利用，那就成为不稳定的力量。它也可以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称之为宗教极端主义。它和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也成为一个极大的破坏力量。在中国，像东突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我们进行渗透、破坏。但应该说，广泛的宗教界在国际范围内对中国是友好的，这是主流，这一方面要多说。不要老看消极的方面。所以下面我就想讲，宗教既然本身不是直接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它和政治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能过长。所谓的过长，就是产生一种极不协调，甚至对抗，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讲，那就是宗教不能和社会主义相协调。这个当然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这也对宗教的发展不利，它不能得到一个合法的健康的发展。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能太短。所谓太短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使用。宗教界在教言教，它有它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活动。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教内的事情不能干预。我们现在讲政教分离，所以要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依法管理——虽然这句话说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实际并没有完全落实。在我们很多干部的脑子里面，习惯了行政的直接领导。必须随着法制和民主法制的建设，改为依法间接管理。管理还是要的，所以我不赞成说，有的国家不管。没有不管的，尽管它可能没有设一个宗教部，它的法律法规也管理它，它要依法管理，不只是行政管理。所以，宗教和社会主义一定要协调，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但是协调本身包含着什么呢？还有对社会的批评。就是宗教要保持它的批判精神。因为宗教都是理想主义的，它有一种宗教的处世理想，和现实生活不可能一模一样的，肯定对社会生活有很多不满意的东西。它有一种批判的作用。但是这个批判并不是简单化的。我们应该主动来支持它这种善意的、主动的、积极的批评建议，不是简单地消极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个距离一定要恰到好处。这样的话，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双方都能够比较好地得到发展。

      我总的一个想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要与时俱进，确实是这样。我把它概括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对宗教本质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宗教的态度就是一个革命论。革命论不革宗教的命，既然宗教的根源在社会，因此要对社会实行社会革命，不主张向宗教宣战。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到列宁、斯大林的阶段。列宁讲了很精彩的东西，他讲了很多好的东西，要把宗教信仰变成私人的事情等等。但是列宁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把宗教的本质定义为鸦片，就是这个鸦片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几代人。很多人没有读马克思的书，没有学习宗教理论，但是知道宗教鸦片论。虽然现在不说了，但是在基层干部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地方的干部，因为它那里五大教都有，他就跟别人讲，我这里是五毒俱全。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反映他的情绪啊。都是鸦片论的影响。但列宁接着又根据这样一个定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这是列宁原话。所以他把宗教看成是敌对的、异己的。当然列宁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必须善于同宗教做斗争，那就是策略的问题”。

      那么现在第三个阶段呢，看来显然有问题。苏联、东欧没有给我们提供教会和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的正面经验。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反省，特别是对文化革命的反省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结。我觉得就是江泽民同志的这句话值得肯定——这句话不是他个人的，在这之前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对这句话的评价很高。在这以前，上海很多学者，如罗竹风等，就在研究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者是无神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和宗教妥协。这是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现在提出的适应论对待宗教是什么态度呢？是引导论。适应论是引导论很具体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就感觉到，由于社会主义政党是无神论，可能带来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因为我是无神论，你宗教有神论，我就压制你，我就限制你，甚至说取缔，批判。用这种态度，我们在历史上的做法是很左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消灭宗教。另一方面，因为你是无神论，你的领导集团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不可能像现在很多国家一样说政教分离，因此对待不同的宗教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又是辩证唯物论者，我们完全可以超脱任何一个宗教，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包容任何宗教，我们可以做的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好。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者不是一般的无神论者，你是辩证唯物论者，是国家的管理者。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引导宗教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和社会主义相适应，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这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要把力量花在怎么样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在理论上把它向前推进，更加符合宗教现实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根本理念如果解决，如果往前推进了，我们相关的许多的具体问题都好解决。如果理念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调整，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至为重要。

      提问：牟教授讲政治与宗教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宗教与政治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比较好？

      回答：关于距离的问题，我是说依法间接管理。所谓的依法间接管理，就是宗教的内部事务一律不予干预，只要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的，没有违背，就一律不干预，让它自己做去。我们现在又有一个现象：对于宗教界要求太多的政治表态，而且对宗教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太多的政治化，这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因为宗教领袖归根到底要有崇高的威望，除了爱国、爱教以外，要有很高的宗教学识，才能够影响到广大的信众，不能够把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要求。所以今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有一些投机分子，投其所好，每天都非常积极地去做一些政治性的表态，实际上脱离群众，而这样容易被提拔上来。所以内、外事务一定要分清楚。我们有关的文件对依法管理做了很明确的说明，就是依法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制止非法活动，保护健康的合法的活动，并不是要替代，要具体指挥，这个说得很清楚。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这个空间太狭窄，长期下去是不利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没有理顺。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