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捷

 

 

    论到俄罗斯精神，就不得不提到东正教信仰在其中所起到的深远影响，此影响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开始，就如一股清泉浇灌干渴大地，不断流淌在每个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不断更新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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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娶拜占庭马皇族公主安娜为妃并于988年归信东正教，带着新娘和一批拜占廷神父返回基辅后，他下令把异教的偶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然后率领全体军民集体跳入第聂伯河受洗归向上帝，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罗斯受洗无论是作为文化事件还是作为信仰事件，都对整个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东正教信仰的印记从此烙在罗斯冰冷广袤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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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正教信仰的教义方面，承认前七次大公会议信条，但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于神的，不死的生命。圣事中基督的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紧接着，罗斯（基辅）都主教于1037年被按立，一直到1448年，基辅都主教均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任命；1448年，罗斯自行召开主教会议选举都主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教会的权力逐步加强，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1589年俄罗斯成为宗主教区（牧首区），宣布自己取得了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平等的地位。并且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体现在三个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中。前两个基督教国家即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莫斯科理所当然地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而且第三罗马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不会有第四个罗马出现。正是这种被东正教精神所浸泡的的精神，培育出罗斯民族中强烈的救世主义情结，罗斯民族从上到下，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都深深地确信第三罗马是人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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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救世主义情结不仅仅是东正教里面所存在的，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广义基督教之中的，正如圣经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21-29）”圣经认为，上帝对人类的要求乃是基督在《马太福音》廿二章37-40节教训：“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但是因为人类始祖犯罪，因此每个人都堕落深沉，以致完全无心向善而只倾向于恶，倾向于憎恨神和邻舍。而且上帝极厌恶人们生来就有的罪和本身所犯的罪，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 公义的审判去刑罚罪恶。而只有藉着上帝的独生子主基督耶稣的代赎，人类才能脱离上帝永远的愤怒，因为上帝使他成为信徒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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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如此，当人们被上帝救赎之后，他必然会在上帝的恩典的激励下在自己生命、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为人，从而以这种感恩的生活来影响自己所在的地界，并在其中宣告上帝的主权，这可以用荷兰改革宗神学家、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的话来概括：“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生命；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始终鞭策着我的灵魂； 一旦偏离这神圣的呼召，愿生命的气息离开我。 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对，上帝的律法必定要坚立，为了民众的福利，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要遵行。全部圣经和整个世界见证，上帝的诫命要刻进国家的良知，万国要奉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圣经》中确实记载上帝拣选了一部分人作为他自己的选民，并且赋予他们荣耀上帝的任务，如同他曾经拣选了以色列民作为自己的选民一样。在改革宗的预定论中，强调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以自己在尘世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即作为上帝的选民来到世间，他有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法影响世界。抱着这种上帝呼召的观念，英国的清教徒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北美大陆建立自己的梦想中信仰自由的国度，从此一个自由强大的国度屹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同样在罗斯民族中，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肩负着保存基督教最正统的宗派——东正教的重任，并且肩负着以东正教信仰拯救世界的重任精神武器，以及上帝将拯救世界赋予罗斯民族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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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结出现了两支分流，其一高扬东正教信仰，其二高扬无神论。当时高扬东正教信仰的代表诸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特别吸收了斯拉夫派的俄国救世主义的主张，以俄国、俄罗斯东正教和俄国人民而自豪，认为像俄罗斯这样伟大的民族不能甘心于在人类历史上充当默默无闻的配角，而是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窥探到东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虽然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显得病态、非理性，漫步在他的小说中，就仿佛行走在巨大的精神病院，迎面而来的每个人物都处于精神崩溃或歇斯底里临界状态，他们身上流露出各种矛盾对立的精神特征，既罪恶又善良，既伟大又渺小，既狂热又冷静，既痛苦又快乐，时而理性刚硬如石，时而软弱如芦苇……众多病态非理性的人物总让读者深感震撼又困惑迷茫，譬如地下室人、白痴、杀人犯、妓女莫不如是。但是，无论是对《罪与罚》中的卢辛，《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等反面人物，还是诸如梅诗金公爵、阿辽沙、佐西马长老等正面人物，再或者是对《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等处在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中的的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都表现出非常浓重的怜悯和同情，他深深地为世上的各种罪孽感到痛苦。因为杀人，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崩溃，伊凡为思想的弑父罪而痛苦，佐西马在预感到罪恶前而下跪，最具基督精神的梅诗金身上，我们更是看到他身上闪烁着的耶稣基督精神——真诚、充满怜悯、为所有的罪行而忧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不少人物都在等待永恒的回答，他们在痛苦的深渊之中呼求拯救……当时如同在作者在《罪与罚》中把永恒的答案归结在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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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鼓吹无神论的革命者身上见到东正教信仰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结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东正教信仰在革命者身上所闪现出来的影子丝毫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回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罗斯经济落后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的关注而对造成现状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归咎与沙皇的专制制度。当时俄罗斯最为出色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车而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全部都高举推翻沙皇统治，消灭东正教，建立人间天国的旌旗，思想界到处流传着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实证主义，他们以“人民”为上帝，又崇拜“科学”等等。但是这些无神论者之所以不能够忍受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在国家、社会、民族的各方各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清教徒的天职工作伦理和禁欲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之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第三罗马却经济落后民生多艰，丝毫没有第三罗马应该有的尊严、作用和影响。要么任凭罗斯民族在这种态势下继续衰落下去，要么使用无神论的武器摧毁东正教和沙皇统治，奋起振兴第三罗马。因此，19世界俄罗斯知识分子高扬无神论背后潜藏着东正教信仰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影响到后来的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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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这些所谓无神论革命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同样窥见到东正教信仰带给他们巨大的精神资源和影响。1825年12月1日，在南方塔甘罗格军港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令到俄国出现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时不我待，利用此时机，一群出身贵族而思想激进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起义，后世即称这次起义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五位领袖被处绞刑，一百二十一位参与者被流放到人烟稀少、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二月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贵族，作为青年军官，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般的人看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背叛自己的阶级，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他们生活安舒，他们拥有大片的庄园、土地和农奴……但是，他们彻底地背叛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带给自己梦想和荣誉的制度，他们是一群高贵的叛徒！这些高贵的叛徒中，不仅出身名门贵族，而且还有不少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如被处绞刑的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便是创作了《公民》、《致宠臣》等诗作的杰出诗人，因涉案被捕被流放者中，就有格里鲍耶陀夫、别斯土舍夫等当时俄罗斯一流的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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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让十二月党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制度和家庭的呢？是什么让他们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的呢？在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纲领《俄罗斯法典》中，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上帝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俄罗斯法典》又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读到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否认基督教信仰对无神论革命者（十二月党人）的巨大影响吗？同样在19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清教徒政治家，也是普世废奴运动的象征人物，英国的威伯福斯带领“克拉朋联盟” 7名基督徒，不费别人一兵一卒，只耗费自己45年的光阴，终于在1807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当威伯福斯写下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只有他一人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他站在一起的只有上帝和《圣经》，和十二月党人宣告地一样，他在议会上宣告：“上帝造人，人人平等”。令到威伯福斯勇敢掷出手中的长矛的，就是令到十二月党人奋不顾身的，那就是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巨大威力和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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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令人更为感动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的长期流放的生活。沙皇下令，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被付与选择权，她们只要宣布和作为俄国囚犯的丈夫离婚，可以选择留在莫斯科继续享受贵族生活和荣华富贵。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义无反顾地放弃贵族的封号、地位以及公民权，舍弃财产、自由以及上流社会的优越生活，甘愿和丈夫成为一无所有的囚徒，一起奔赴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相濡以沫。婚姻在基督教中是永恒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婚姻既是男女在上帝面前立约的确定，也是指上帝把一男人和一女人结合成一人。在基督教婚礼上，牧师会问新娘：“某人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并愿意承认某人为你的丈夫吗?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温柔端庄，来順服这个人，敬愛他、幫助他，唯独与他居住，建设基督化家庭。要尊重他的家族为本身的家族，尽力孝顺，尽你做妻子的本份到终身，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愿意这样行吗? ”在得到新娘确定的回答之后，牧师会要求双方在上帝面前立约起誓，新娘必须起誓说：“我愿意承认某人做我的丈夫。诚实遵照上帝的旨命和他生活在一起，无论在什么环境愿順服他、愛惜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以至奉召归主。”在新郎和新娘如烈士一样逐字地宣读他们的誓言时，他们就是在承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和彼此，而十二月党人妻子抗击世俗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做出跟随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上帝面前坚立自己的信仰和曾经的誓言。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是第一个冒着风雪严寒动身到西伯利亚去的勇敢女性，她一生追随她英雄的丈夫并因此病死在那里。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一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俄国，并向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最后双双死在西伯利亚……每当我读到十二月党人高贵的妻子的抉择之时，总是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得妻如斯，夫复何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真是苦难的俄罗斯的冠冕，但编织这冠冕的基督教精神却常常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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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没有一个超越信仰的中国在面临抉择时刻之后，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要么像《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在作品中只有绝望和失望，只有一种任其沉沦的无奈，完全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浓重的怜悯和同情，更不会把永恒的答案归结在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上面。要么像那条来势汹汹的《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 X 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能量）的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据说《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诗歌中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当时历史告诉我们，这条张扬人性自豪感的天狗在政权面前变成一条没有脊梁骨的癞皮狗，完全没有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为了信念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甚至放弃生命的纯粹。是什么使到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这两个同样苦难深重的民族不同的呢？是基督教信仰，是信仰让罗斯民族长成一个巨人，也是信仰的缺失令到中华民族缺乏巨人成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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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历史上，东正教信仰在罗斯民族中也曾经被人所遗忘抛弃，教堂被充公，被炸掉，神职人员被流放，圣经被焚毁……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就曾经试图将东正教信仰连根拔起。这个曾经是人类希望所在的庞然大物——苏俄，依靠强大的宣传机器，不仅让自己成为人民心中的救世主义的代表，而且还获得了包括英国肖伯纳、法国居里夫妇、美国爱因斯坦、西班牙毕加索、法国罗曼•罗兰等成千上万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和神往。但是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高尔基却为我们呈现了埋藏在美丽新世界后面的某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民主派就是这样审判自己的罪犯的：在亚历山大市场附近抓住了一个小偷，人们立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进行表决—该用什么样的死法来惩罚这个小偷：是淹死他还是枪毙他？后来人们决定淹死他。于是这个小偷被扔进了冰河里。但是他却不知怎么竟挣扎着游上了岸。于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把他枪毙了。”“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每天夜里，人们成群结队地洗劫酒窖，酗酒狂饮，互相用酒瓶砸打脑袋，用碎玻璃片割划手掌，还像猪一样躺倒在烂泥和血污中。在这些天里被挥霍掉了价值数千万卢布的酒，当然，不久还将挥霍掉上亿卢布的酒。……在抢劫酒窖期间，当场就开始了像射杀野狼一样的杀人行动，这样也就在慢慢地教会人们冷漠地杀戮别人。”“人们在掠夺和出卖教堂、军事博物馆，出卖大炮和步枪，肆意盗窃后勤储备，掠夺过去大公们的宫殿，盗窃一些可以窃走的东西，出卖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在菲奥陀西亚，士兵们甚至在贩卖人口：他们从高加索运来土耳其女人、亚美尼亚女人、库而德女人，将她们以25卢布一人的价格卖掉，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因为类似的情况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根本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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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而喻，对于罗斯民族而言，民族的精神源头被生生堵死之后，失去了精神资源和不断更新的集体意识就如同一潭死水一样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败气味，高尔基所记载的事件不过是腐败气味的冰山一角罢了。苏联无神论政权在摧毁了俄国的救世主义情结之后，表面上摧毁东正教信仰，却没有为罗斯民族建立并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因此十月革命后的政权和意识形态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罗斯民族的精神问题，反而让自己的国民丧失了判断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让让国民不再像吮吸东正教信仰精神资源的十二月党人那样高尚、纯粹、理想、富有活力。因此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走到尽头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建立在践踏人类尊严的，亵渎上帝形象样式的人的政权，它必然因为人性的败坏而最终败亡，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通往美好的未来的道路一定不是暴力和血泊，一定也不是专制和肮脏！大地的罪孽是不能以血来洗净，而只能用耶稣的血来洗净的。正如东正教所认为的，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只有靠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得救。圣事中基督的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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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教信仰的长期熏陶和更新之下，罗斯民族崇尚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民族。但是从精神源头被生生堵死之后所产生的社会观念和心理的强烈震荡中，不少罗斯人开始了慎重而意味深长的反思，从而在精神道德危机重新回眸凝望东正教信仰。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正教徒约占总人口的10%，苏联倒台之后，出现了东正教的复兴，90年代东正教徒达到了俄罗斯总人口50%。这不仅仅是政府放宽宗教政策的结果，更也是经过沉痛挫折教训的俄罗斯民族在经过慎重反思之后的一种回应，是深渊中的呼告。黑暗之后是光明，虽然黑暗有时候会遮蔽光明，虽然黑暗也在不断地挣扎着要吞没光明，但是，既然真理的阳光又再一次照耀着俄罗斯，黑暗最终必然会逐渐退去。正如传统的罗斯人所认为的一样，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惟一原则，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只有依靠信仰所提供的强大而持久，并且是透过人心的最深处所发出的光芒，曾经乳养罗斯民族成为一个巨人的信仰，曾经支撑起罗斯民族脊梁的信仰，曾经帮助俄罗斯走过漫长黑夜的信仰，也必定能够让俄罗斯走上崛起复兴之路，因为那位至高的上帝曾经应许过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7章13－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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