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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团经济”:对商业和公民社会合作寻求变化的一个个案研究
发布时间: 2009/1/8日    【字体:
作者:罗娜·戈尔德(LornaGold)
关键词:  1  
 

 

                              罗娜·戈尔德(LornaGold)
 
 
[内容摘要] 最近几年,北方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它们在南方作为主要"再分配"机构的角色受到了批评,促使它们寻找新的方式来定义自身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一个广为采用的策略是越来越强调倡导社会公正,另一个则是同非国家的以及国家的行动者建立合作关系,包括私营部门。这种合作关系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都是与(尤其是北方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背后的价值观和公民合法性相关。这篇论文通过研究"教团经济"这一案例,考察了公民社会组织和商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它是一个全球项目,汇集了许多志在消除贫困的小企业和教会组织。
  
 
     一、北方组织的角色变化
  
    ⒈背景
 
   近些年来,北方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中的贡献变得更显著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贡献尤为明显。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政府开发援助基金"(ODA)逐渐减少,以及想让这种援助更有效率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北方的发展型非政府组织成为了政府资助和非政府资助的中介。当它们试图把自身角色再定义为"社会变化的推动者"时,这种变化着的全球环境在北方和南方都对非政府组织提出了新的挑战(Pearce1993)。北方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努力打破殖民主义和冷战遗留的桎梏,它曾经在历史上限定了它们的工作日程,现在它们尝试着向一种与正式援助相关的赞助模式转变(Escobar1995;Fowler2000:593)。它们还要回答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它们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传递"安抚性(社会-)经济服务"的角色是否实际上有利于全球化激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否加深了依赖,是否解除了政府应负的义务(Fowler2000:591)。同时,非政府组织面临着平衡同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这一新关系的挑战,并希望保持独立(Smillie&Helmich1999)。现在大约50%的北方非政府组织预算来自政府基金。这种资助的转变自然带来了新的、受欢迎的资源,但同时也产生了风险极高的"公众不信任",担心这种转变的结果会危及非政府组织长期保持独立。当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和负责模式受到挑战的时候,保持这种独立性对于支持他们的工作的公民合法性很关键(Edwards&Hulme1996)。最近的论述和会议已经清楚说明了要适应变化着的全球环境、应对培育新式国际合作的挑战,非政府组织需要做出各种变化(Edwards等1999)。
 
  ⒉公民社会和商业企业
 
  这种角色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社会组织和商业企业间的关系,这是本文的重点。传统上,公民社会组织和商业化世界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解释为敌对性的。非政府组织被看作是支持团结、合作和善意等价值观,把它们作为工作的基础,同时担当着商业化世界中的"良心"。另一方面,市场企业被看作是在人际关系上采用工具性逻辑的领域,营利动机压倒了人权和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关注。从事宣传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动员公众舆论,在提升公司的"企业责任"和"伦理商业"意识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就(Zadek1997)。有关公司社会责任(CSR)的著述最近几年很兴盛,还有大量由多方出资的行动正在探索着商业和社区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限制。在整个1990年代,众多高姿态的运动,如尼日利亚壳牌石油的行动,揭露出跨国公司对人权和环境的破坏,对国际商业领域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压力,促使其改革行事方式。尽管对于商业部门内变化的实质和程度仍然存在怀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问题已经开始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融入到企业的战略中。在整个1990年代,企业的慈善行为大为增长,证明了商业界要积极进入传统上是非政府组织舞台的领域的新愿望。但科顿(Korten1995)和其他人已经强烈主张,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市场企业三者依然彼此分离,因为在"企业责任"的掩盖下所进行的合作只会进一步扩展大公司的权力。
 
  与私营部门的对立关系依然是非政府组织领域内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主导特征,而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则变得多少有点更加暧昧了(Davis1997)。1990年代,非政府组织与商业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共同投资大为增加,模糊了私营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界线。人们成立了许多专门针对促进和研究这样的合资企业的中心,这些专业中心的成立助长了这种合作关系。正如戴维斯(Davis1997)所阐明的,在一些案例中,合作关系采取的形式是与非政府组织相联系的非慈善性质的子公司,其初衷是交叉辅助非营利性质的活动。在其他案例中,拥有商业支撑的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担负起了投资银行的角色,支持"本地成长和本地所有"的企业的起步和发展,以益于地方社区(Fowler1998)。在许多案例中,市场与非营利企业之间假定的障碍逐渐开始瓦解,非政府组织与地方商业实体合作,来为穷人创造财富,这种做法只有在能够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情况下,才能长期存在下去(Harper&Finnegan1998)。但是,初步的研究还不足以断定这种合资经营和合作关系对于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是否具有正面影响。
 
  二、新的框架和闪光点
 
  这种变化着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一种需求,要对北方公民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进行重新考虑,重新评估他们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无论就非政府组织文化的价值基础而言,或是就实际的操作中的合作关系而言,这种与私营部门间出现的新关系的意义都还不明确。这一关系与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第三方"或"自愿部门"的主流看法并不一致。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对市场机制以及采用基于市场的思想仍然存在抵制,许多人把这看作是一种"滑坡",等于抛弃了那些与这一逻辑不合拍的基本的理想和原则。尽管饱受争议,许多非政府组织仍然把自身的角色看作是为市场和国家的后遗症提供一张"安全网"(Uphoff1993)。另一方面,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这对于那些想要"利用"市场机制的利润来为自己服务的组织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它们认为新的合作形式必须从现存的市场模式中产生。传统的非政府组织被看作是"历史上会过去的一刻",如果要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生存并对消除贫困产生持久影响的话,我们从根本上需要新的思想(Fowler2000;Smillie1995)。
 
  人们已经提出过几种可能的新框架来阐述这一新关系。尤其是法勒(2000)建议,发展型非政府组织需要追随社会实业家或公民创新者的榜样来阐述这一新的作用。在他看来,社会实业家身份的特征是"创造可行的(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制度、组织和实践,让它们能够产生和维持社会利益"(第649页)。换句话说,他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重新定义为支持创立新的社会企业,这种企业不仅为其所有者提供利润,还对其所处的社区的现实社会利益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公民创新涉及"从那些在持续的、自愿的公民参与和支持中已经得到证明的公民利益出发,改革现存的习俗、结构、关系、制度、组织和实践,或者重新创造它们"。在法勒看来,这些类型的行动应该把自己与商业企业精神和公共福利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产生一种社会利益,而不依赖于利润的重新分配或调用税收得来的补贴。这些框架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新模型:所谓"不以利润追求利润"的模型。"保障"的功能将涉及产生和维持支撑这些活动的"社会资本"的价值基础,还涉及经济支持--为没有这种社会资本支持的企业减少风险。
 
  法勒所设想的组织类型超出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传统概念。他指出的方向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里,"市场"和"自愿部门"之间生硬的区别会被越来越模糊。他的观点是,这种组织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价值基础,以及证明自身在市场交换的模式下确实具有生产社会利益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它们将占据"第四个位置",既不是"第三部门"意义上的自愿,也不是市场或者国家。相反,它们将利用商界流行的专业技术和最好的做法,来使它们对投资者富有吸引力,但同时直接利用这种能力为现存经济体制下的弱势人群谋福利。根据法勒的看法,这种组织的重点应该是成为"以价值为本的"组织,主要任务是"重新平衡驱动人类能动者的竞争理性和合作理性"(Fowler2000:594)。
 
  在许多方面,法勒所描述的各种以价值为本的组织在通过支持"内心的改变"(重新平衡"竞争理性和合作理性")和培育社区精神以产生地方公民创新模式的能力方面,实现了教会和其他宗教群体的传统职能。大多数北方非政府组织都起源于这类机构,尽管其中许多已处于衰落阶段,尤其是在西方。此外,这种机构也没有积极地看待与市场企业的结合。但是在整个1990年代,许多这类机构经历了一场复兴,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其运动形式阐明了相对于主流资本主义观点的一些替代性选择(Escobar&Alvarez1992;Green1996;Kirk1995)。正如下面要讨论的教团经济(EconomyofCommunion,EOC)一样,这些运动鼓励在商业社区、现存的非政府组织和建立在强烈道德原则上的全球社区网络之间创建新的联盟。这种合作关系为克服上述问题和有效消除贫困贡献了富有新意的策略。
 
  三、案例研究:"教团经济"
 
  ⒈教团经济的使命
 
  教团经济是最近几年在商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出现新型联系的一个例子(Bruni2002;Gold2001)。作为一个计划,教团经济同样持有传统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许多目标--如通过国际合作缓解贫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但教团经济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却大不相同。这个计划最初是由普世博爱运动(FocolareMovement)1991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发起,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基础的泛宗教运动,约有五百万追随者,他们致力于为社会各阶层创造更多对话和社会整合的机会。它建立于1940年代,现有764个中小型企业,分布在34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利益进行利润再分配和技术交流。从1960年代开始,普世博爱运动就庇护着许多为根除各种贫困而工作的地方组织、宗教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由普世博爱运动所发起的绝大多数"小型项目"都是非正式的,由地方上支持,形成了社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普世博爱运动背后的团结精神的核心是以分享为基础建立关系的思想,强调主要通过极大的共享来克服物质不平等(Bruni2002;FOCOLARE2001;Lubich2001)。这种精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被称为"给予的文化"的自愿捐助主义态度和动机上,是所有普世博爱运动工作的基础。因此其重心不是减轻贫困本身,而是以互相关心和团结为基础建立关系,这当然也会涉及到处理经济匮乏的问题。传统上,普世博爱运动的济贫工作的主要基金来源是成员的私人捐赠,有极少量资金来自各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济贫工作的演化主要围绕着个体自身在贫困社区内的私人计划而发展起来,例如巴西的"圣母颂歌"(Magnificat)和菲律宾的"BukasPalad"。这一由当地人领导的工作,当需要支持的时候可以得到来自全球普世博爱社群的外部资金或其他资源(例如志愿者、专家技术和物流支持),导致发展出一个"有机的"项目网络,该网络几乎完全建立在地方社区明确提出的、通过其代表表达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它都符合"公民创新者"观念的发展模式。
 
  1990年代初期,普世博爱运动在与贫困做斗争的工作中围绕新的重点。那些直接同普世博爱运动相关的人们中间也存在不平等,其创始人查拉·鲁比什(ChiaraLubich)在一次到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有多严重。她在访问期间发表看法,认为应该通过商业的创造来增加捐献。这里所说的商业将由同样拥有普世博爱运动精神的人们来经营,然后根据社会和环境原则,把他们的利润分成三部分来共享。第一部分将重新投资在商业中,第二部分将用在穷人身上,第三部分用来帮助维持项目,以产生新的共享精神。预想中的一些商业将设立在全世界25个普世博爱村附近专门建立的商业园区内。在过去十年间,有764家中小型公司成为了教团经济企业:246家在意大利(普世博爱运动创立的地方),232家在欧洲其他地方(包括东欧的60个),176家在拉丁美洲,45家在北美,36家在亚洲,15家在澳大利亚,9家在非洲,2家在中东。大多数都是小企业,但其中10家有100多名员工。
 
  ⒉商业园区
 
  教团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立专门的商业园区以支持众多企业。在1992年启动后,教团经济立即在圣保罗附近设立了第一个园区斯巴塔克(Spartaco)。建成这个园区的是一群与普世博爱运动有联系的企业家,他们想要参与到计划中来,意识到从一个普通的方法中可以收获许多东西。教团经济通过建立一个公共有限公司ESPRI筹集到了启动的资金,ESPRI购买土地,建立基础设施,然后把它分成小份出租给有希望的教团经济公司。在这个公司的3300位股东中,大多数都是遍布全巴西的普世博爱运动的成员。许多人都比较穷,但是都希望参与到计划中来,做一个小投资者。现在商业园区有9家企业,一些企业另选了新地址。ESPRI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有启动激励,如一段时期的免租等。关于谁会有希望在园区内建立企业的意见一般来自普世博爱运动内部。把那些有好的商业点子的人和普世博爱运动中手持资本等待投资的人搭配起来,也是资本的一个来源。比如在斯巴塔克园区内,一个意大利金融家已经建立了一个投资基金,来支持其他教团经济企业的资金流动。但最终决定谁能在公园内设立企业的是ESPRI董事会,其中的大多数人也是教团经济的企业家和普世博爱运动的成员。
 
  目前在建设中的其他商业园区设在阿根廷的奥希金、托斯卡纳区的罗皮亚诺和纽约州的海德公园附近,它们都以巴西园区为模型。每一个园区都成立了控股公司来进行管理。资金主要是来自人们众多的小额捐赠,这些人或者是与普世博爱运动有关,或者是同情教团经济的目标。但最近这段时间,教团经济成功地找到了一些外部机构加入,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对教团经济而言,无论是从产生财富的能力,还是为整个教团经济乃至其他组织做出"榜样"的能力来说,这些商业园区都被证明是无价的资源。这些园区的存在从地区和国际水平上促进了教团经济内部的部门发展和部门间合作(Gold2000)。园区还培育了技能、知识的共享,推进了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
 
  ⒊部门多样性
 
  教团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参与计划的企业的多样性。其中194家从事生产活动,161家是商业企业,327家在服务领域。所涉及的企业从事着种类繁多的商业活动,从钢铁铸造到地方杂货店。例如,普罗戴特医药(ProdietPharmaceutics)是一家巴西的教团经济公司,它已经从4人扩展到50人,在过去几年里营业额增加了50倍,现在已经在圣保罗商业园区的另外八家教团经济企业旁边开了一家子公司。在菲律宾,大多数卡巴亚农村银行的股东都参与了教团经济。银行在一家也参与了计划的咨询公司的协助下,以储蓄额计,已经从第123位上升到菲律宾第三大农村银行。它已经开了8家支行,有150个合作者,凭借其在行业内外赢得的信任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另一个例子是23个德国企业家建立的一个发展投资基金,叫做索利达资金(SolidarCapital),旨在促进东欧、中东和拉美的新的生产活动的建立和成长(Gold2001)。
 
  ⒋利润再分配
 
  教团经济起动12年来,通过全球普世博爱运动进行的利润再分配尽管规模不大,却在稳步增长(Bruni2002)。许多小企业白手起家,在巩固和扩张主营活动时不得不投入很大一部分资本。但无论如何,在过去几年中,为教团经济再分配的金额超过了250万美元。企业所捐赠的利润都集中到一个中心基金里,由罗马的普世博爱中心来管理。但是基金如何分配的决定是由各国普世博爱团体在地方上通过每年的"需求调查"做出的。这一调查涉及权衡地方上与普世博爱运动有关联的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需要,同时评估那些还不能自立的正在进行的项目的需要。利润就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与其他私人捐献一起每年再分配。到目前为止,每年平均有1500个家庭以这种方式得到资助,这有助于满足他们的一些基本需求,并通过协助他们在既有的教团经济企业工作或开办自己的小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普世博爱运动使用既存的结构、网络和会议来推动再分配,所以消除了项目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高成本的费用(Gold2000)。
 
  ⒌对商业产生的转型效果
 
  上面对教团经济演化的记叙表明,教团经济的原意是商业会产出剩余价值,可以用来交叉资助普世博爱运动消除贫困的工作。但一段时间之后,教团经济的角色就远不再是另一个集体施舍的体系了,尽管原来确实如此(Zamagni1999)。这个网络成为了商业领域内部转型的一个催化剂。一个独特的教团经济商人群体出现了,为这种变化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动力。对于那些设立企业以襄助教团经济计划的人来说,在其商业活动中自然要采用某些符合自己的更高信念的做法。因此,这些企业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部门上,如福利服务和改善环境,这样企业过分集中的情况就立刻变得很明显了。
 
  教团经济企业家感觉到这种更大的目标使得他们有义务在内部做出变化,以符合普世博爱运动的团结精神。要这样做的压力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首先,做出这样的变化与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来自外部的压力来自于要对另一些企业家进行社会化,这些企业家通过参加教团经济/普世博爱运动,专门为教团经济建立企业。随着教团经济的发展,普世博爱运动和大众的眼睛继续监查着企业的活动,各企业于是草拟了一份志愿行动规则,使他们能够用教团经济精神这一更大的框架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教团经济企业开始将自身看作是推动工商业内部社会变化的力量。
 
  ⒍社会利益
 
  许多教团经济企业本身(不仅仅是分配机构)带来的社会利益在很多实践中都显而易见。比如在计划启动之地圣保罗,几个教团经济企业出现在教育部门,为地方社区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例如在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小学,计划的精神促成了一个程序,即每个客户要付多少钱在入学的时候就确定下来了:哪怕家里付不起,孩子也不会被勒令退学。同时,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推动学校扩展,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孩子。教团经济的精神渗透进课程的每一个方面,把学校变成了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公民机构。学校已经设立了几个外延项目(如市里第一个口述史档案计划和回收利用计划),增加了那里的社区参与感。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其他教团经济企业中,证明了这种活动中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深度的整合。
 
  在许多方面,教团经济反映了法勒提出的"社会企业家"范式(2000)。那些建立教团经济公司的人已经这样做了,目的是回应他们社区内的需求,更是通过将利润捐献给普世博爱运动更广泛的贫困工作,来为消除贫困这一更大的全球目标做贡献。通过在地方上创造高质量的工作,支持同样有社会利益的企业,他们可以努力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尽管这些企业承认工作效率的重要性,但竞争的原则被吸收到一种合作的精神之中,这种精神强调"双赢"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普世博爱运动的作用既是为企业提供价值基础,也为其提供地方上和国际上的联系网络。它还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
 
  与此同时,教团经济在许多方面取代了社会企业家的范式。法勒预测到,这种社会-经济混合活动出现后应该将其自身与其他市场活动区分开来。然而教团经济企业并没有这样做。不过,国际教团经济企业网络的出现引起人们讨论有没有可能设立一个商标。这样一个商标能够代表区分教团经济企业的一种方式,为营销创造新的可能。教团经济的商人们已经决定就此打住,至少目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同主流企业融合,而不是成为"道德"商业这么一个专门的市场。他们不希望与其他企业分开,只是想以其团结精神在商业活动的每一个层次上运作。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商业大领域内开启参与的新途径,而不仅是专门划出一块地盘来,比如道德贸易。
 
  ⒎再分配的维度
 
  此外,教团经济保留着一个重要的"再分配"的维度,这是社会企业家模式所忽视的。尽管再分配并不被看作是教团经济的唯一维度,但在这一社区建设精神的背景下,作为解决市场体系内现有的不平等现象的方法,共享的一面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还有重要的协作效应,通过将"谋利动机"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更有合作精神的原则内,对公司的内部组织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Bruni2002)。这样一种原则并不反对市场,而是利用现存的商业和生产结构为全世界最需要帮助的人创造新的资金流。
 
  四、重新思考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对于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和商业部门之间合作关系的讨论而言,教团经济的经验能提供些什么启发呢?正
如本文开篇所概括的,在适应全球化政治经济新环境的时候,发展型非政府组织面临着许多挑战。教团经济与传统的发展型非政府组织有许多共同目标,但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它整合社会企业家的方式为发展型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困难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包括例如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志愿部门中确保地方-全球之间的互补作用(Edwardsetal.1999)。过去,这种互补作用主要是为了联络"在当地的人们",比如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教会传教组织。这种网络能确保在根据需求分发资源时有一种快速、有效和灵活的方式。可是这种网络瓦解了,现在雇佣职业发展人员开始大行其道,这悖谬地削弱了许多组织的全球-地方互补作用。教团经济将自身同既有的、反映出全球特色的地方社区这一广阔网络联结起来,克服了这一问题。这样,普世博爱运动能够建立一种再分配和消除贫困的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在地方水平上得到指导和调控,但全球统一协调。它涵盖全球,但回应的是个人的需求和地方社区的愿望。
 
  发展型非政府组织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政府和大企业合作所产生可信性困境。教团经济通过主要同无数的小公司和小项目而不是大企业和大规模项目合作避免了这一问题。通过处理相对较小的利润捐赠,教团经济能够不依赖大企业和政府而建立起一个很大的资本基础。"贫穷但人数很多"背后的原理承认大的并不是最好的--至少在给予的时候。实际上,将许多小型私有和管理得很好的企业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来为穷人服务,这比起从一个私人慈善家手里一次性接受一笔巨额捐赠来有许多好处。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联合许多小商业企业所产生的协作效用已经超越了施与行动本身,开始转变市场的基础结构。
 
  同时,教团经济也正视一些困境和陷阱,即努力消除私营部门以利润为导向的动机和建立团结减少贫困的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分野,方法是创建一个多样化的股东群体的计划。我们从教团经济过去12年历程中汲取的教训,能够对现有非政府组织将来如何同商业组织合作提供一些借鉴。
 
  ⒈保证涉足商业不会带来消极影响
 
  教团经济所学到的第一个重要教训是很难(但绝非不可能)产生实际利润,尤其当一个人是受"善良的
意图"驱动的时候。光有这种意图是不够的。普世博爱运动对教团经济企业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这延缓了实现可以再分配给穷人的潜在利润。并且,教团经济企业无法改变其自身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后,教团经济设法为商业部门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以克服这一困难,它们不仅传授普世博爱运动的理想,也传授商业管理的基本原理。最近几年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咨询组织,能够就如何在商业背景下运用教团经济原理提供建议。
 
  ⒉解决身份模糊问题
 
  教团经济在头十年中面临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法勒所谓的"部门模糊"(Fowler2000:596)。换句话说,尽管有上面所提到的高度的善意,还是存在着商业目标和慈善目标发生混淆的危险,其结果对相关企业来说是致命的。当教团经济最初在90年代初期建立的时候,企业应有什么样的主要特征,它们在目前的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领域内部应该占据什么位置,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理清。虽然它们的动机和价值来自非营利部门,而且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分享利润,但毕竟也得牟利。随着计划的发展,人们系统研究了教团经济的各种成分,这种模糊性减少了,它在商业领域内建立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⒊避免"使命蔓延"
 
  最后一个教训是同商业世界接触时的"使命蔓延"(Fowler2000)这一现实。尽管拥有良好的愿望,许多教团经济企业在实施教团经济的方针和持续地重新分配其利润的时候,遭遇很大的困境。这些困境都来自商业企业的压力,也就是在工作场所内很难保持高度的理想主义和连贯性。普世博爱运动在通过支持网络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非常成功,保证了企业和运动的精神基础之间有持续的沟通。但也要意识到,在尊重企业家的自主性和施加沉重的外部压力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教团经济背后的价值观,它在建设共同体的基础上与普世博爱运动直接联系,既为企业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为项目本身提供了实际的支持和分配网络。
 
  五、结论
 
  教团经济的经验证明了具有强烈价值基础的公民社会组织,如普世博爱运动,同商业领域结合可以产生强有力的(经常是出人意料的)协作效果。旨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新的合作形式已经通过在商业领域内应用普世博爱运动的团结精神而建立起来。这种合作关系利用现存的网络来确认需要,保证资源的最优使用。但合作关系也证明了这种结合有某些缺点和限制,如"使命蔓延"。教团经济展示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许多方面,法勒强调这是发展型非政府组织的未来。同时,它还保留了国际再分配这个重要的维度。对于教团经济企业来说,维护再分配维度是它们活动中一个关键因素,它为增加企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引入了一个额外的动力。超越企业范围进行利润再分配的愿望对于企业自身的内部结构和战略具有积极的影响,还引发了对市场结构的系统改革。在新的教团经济氛围中,某些会削弱合作关系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基于教团经济,人们可以在现存的"以价值为本的全球共同体",如宗教运动和教会、商业以及发展型非政府组织之间设想新的合作形式。这些运动可以通过与赞同其精神并且直面不平等现象的商业群体建立协作关系,提供新形式的福利资助。在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组织实践中奉行共享原则,这就是起点。
 
(声明:为本文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在英国约克大学做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时完成的。这里所表达的都是我自己的观点。)
 
 
说明:
 
  对这一领域的重要贡献包括简·尼尔森等的工作(Jane Nelson et al. 2001)和NGLS(2002)。在本期《实践中的发展》里面还有塞布·比洛(Seb Beloe)对黛博拉·莱布齐格(Deborah Leipziger 2003)的《公司责任规章手册》的评论。尽管我知道有这些文献,但关于CRS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中心。
 
  一个例子是信托基金,如全球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基金组织,都是在联合国机构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但以公司的私人捐赠为基础。其他主要的参与者还有比尔·盖茨和美莲达·盖茨基金(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索罗斯基金(Soros Foundation)。
 
  在有些翻译中也称作"共享经济"(Economy of Sharing)。
 
  普世博爱运动大约有1000个社会项目,主要受两个非政府组织的赞助: New Humanity和Azione per un Mondo Unito。
 
   1991年5月21日,查拉·鲁比什在巴西的亚拉西里所作的教团经济就职演讲。
 
  一个发展出了与教团经济一致的管理原则的公司是意大利的Unilab,它制定了一个手册,概括描述了一种与教团经济一致的管理风格的基本原理。参见戈林和帕洛林的著作(Golin & Paroli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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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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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娜·戈尔德(Lorna Gold)现在的工作是爱尔兰非政府组织爱尔兰天主教会海外发展机构(Trocaire)的政策分析师。她先前在约克大学政治系工作,从2001年到2002年担任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研究员。她的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发展伦理(具体研究涉及非国家行动者的角色)和基督教社会教学(Christian Social Teaching)。   
 
 

                         (本文转载自:《实践中的发展》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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