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因在计量经济史方面的出色工作，荣获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中，他的自选作品为《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显然，这是一本集大成之作，是作者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本论著。

    我首次读完《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这本书已近5年了。当时就有写一点评论的冲动，但无数的杂事消磨了这一想法。最近又将此书翻出，更觉得有写一点粗浅认识的必要。在网上搜索的结果也表明，这本书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虽然已经出版近6年了。

    虽然推迟了很久才写这篇评论，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必需的和有益的。因为这5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使我今天能够有能力更深刻地挖掘和扩展作者的思想。简要地说，这些事包括：一是多次参与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高层论坛，从各位专家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宗教活动的历史与现状，深入理解了宗教需求与宗教市场的普遍性。二是学习了合约理论的最新进展，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重大转变及其本质。三是对文化、宗教与经济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梳理，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有了这些理论积累与实践认知，我才能够更好地解读福格尔的这本格局宏伟、立意精深的著作。

 

 

    在《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这本书中，福格尔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文化危机、宗教危机和政治危机等问题串连在一起，提出一个宏大的假说：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变化周期以及由这些变化周期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影响着现行的政治和道德趋势以及将来的经济发展。这一假说所试图解释的事件长达两百多年，涵盖了美国历史上大部分的“大事件”，超越了通常经济学所解释的时间范围。

 

    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是指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通常被视为延续了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福格尔总结并提出，美国宗教热潮的兴起呈现出周期性，其周期大约为100年。每个周期可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要持续一代人的事件。周期从宗教复兴开始，这时人们的信念得到强化，并且会导致新的伦理和教义的产生。在宗教复兴阶段过去之后便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时新的伦理会引发强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在每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宗教复兴时期培育起来的伦理和政治观会受到挑战，而由宗教复兴所促成的政治联盟也将逐步瓦解。这些周期是相互重叠的，一个周期的结束与另一个周期的开始同时存在。依据福格尔的划分，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大觉醒，分别是第一次大觉醒（1730—1830）；第二次大觉醒（1800—1920）；第三次大觉醒（1890——？）；第四次大觉醒（1960—？）。当然，这只是采用了宗教史学家多种阶段区分中的一种观点。

    判断宗教复兴阶段的标志并非仅仅在于信仰改变人数的众多，而在于一套独特的教义、伦理观以及由热情的改革运动所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贯的改革方案的诞生。在第一次大觉醒时期，美国宗教的特征是：宿命论的影响减弱；认为罪人天生是可以获得拯救的；仁慈观的兴起。在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美国宗教复兴表现为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罪恶的外在和内在斗争来得到上帝的恩典；仁慈观被广泛接受，相信千福年的人急剧增加。在第三次大觉醒时期，宗教复兴从强调个人罪恶转向强调社会罪恶；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更为世俗化。在第四个大觉醒时期，宗教体验再次出现，重申个人罪恶观。

 

    在福格尔的理论中，四次大觉醒（即宗教复兴时期）对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第一次大觉醒的成熟造成了反对英国皇室统治的美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大觉醒导致了反奴隶制的产生，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第三次大觉醒导致了福利国家以及推进社会多元化政策的产生。第四次大觉醒的中心任务是宗教改革，其经济与政治后果正在显现之中。

 

    既然大觉醒对于美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是如此重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觉醒的出现呢？福格尔的解释是：“与技术使用有关的伦理道德以及控制技术使用的人类制度往往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正是由于技术进步与人类适应这种进步的能力之间存在的差异，才导致了各种危机的不断出现；同时，也正是这些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深入反思，导致了新的伦理和社会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使得旨在贯彻这些改革方案的政治运动爆发开来。（第51页）”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福格尔是将技术进步被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即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固有热情推动了新发明的不断出现。而技术进步在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主流文化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普遍的道德危机。

 

    福格尔所描述的技术进步及其伦理争议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在今天也未停止过。然而，将大觉醒完全归因于技术进步却难以让人苟同。且不说在经济学中，技术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商品而已，技术进步同样受到经济激励的制约，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即使从宗教复兴本身来看，向技术进步开展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而已。无论福音派还是分裂出来的其它教派，都还是从基本教义出发来提出自己的伦理观的。显然，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催生大觉醒。

 

    按照宗教经济学的观点，不同时期的宗教复兴运动只不过是宗教市场的供给方推出新“产品”的过程，这些新“产品”被设计成为能够迎合广大信众的口味，满足独特的宗教需求，从而可以在众多的竞争者（特别是提供旧产品的竞争者）中赢得市场。例如，在18世纪90年代，卫斯理教以及浸礼教等宗教极端主义的带领下，第二次大觉醒时代的信徒们提出非常庞大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正地对待土著美国人、女权运动、禁酒运动、城市改革、奴隶制的废除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只有各种狂热宗教增长迅速，从而使得各主流教会的人数下降。在这些狂热教派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生存权运动；70年代后期爆发了抗税运动；80年代初期出现了要求媒体改革的运动。

 

    大觉醒运动并非总是从上层社会开始。一般来讲，它们产生于下层社会。教会中的下层牧师及新任领导常常是运动的代言人。例如，新光明派的领导人向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对现成的宗教理论进行了反思，并设计出与变化了的环境（正是它导致了危机的产生）相适应的新的宗教理论。他们还构思出了一些公共政策方案，以减轻人们的不满。这也说明了，大觉醒与宗教市场的创新是紧密相关的。然而，对大觉醒原因的进一步解读并没有削弱福格尔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无论何种原因引发了宗教复兴运动，这一复兴运动对政治活动、政策改革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

 

 

 

    几乎所有宗教信仰在为人们寻找终极解释（神学）的同时，都渗透了某些特定的伦理价值观。而在多个伦理价值观中，平等是一个核心而且普遍存在的准则。这一点也为实验经济学家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最终博弈”实验所证实。该实验表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还是在经济极端落后且知识低下的人群中，被实验者都无法接受他人所采取的不公平分配金钱的行为，虽然这一接受的比例各地有所差异。可见，对于人们普遍认知到的平等及公平问题，各个宗教或教派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回答。

 

    宗教和政治运动导致了美国平等主义信条的形成。为什么平等问题被数次大觉醒运动都作为一种核心诉求呢？说到底，所有的冲突和危机都是意味着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如何分配社会稀缺资源反映在伦理判断上就成为了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引发民众抗议活动的因素主要包括：腐败、独裁统治下的税收不公及贪污活动；对已有的宗教和文化构成威胁的移民浪潮；对工作、市场和生产者传统的生活方式构成破坏的新技术革命；企图密谋控制政府的某些经济同盟（银行家、奴隶主、铁路巨头、行业垄断者、烟酒利益集团）或政治集团（游说者、媒体、宗教权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出现等等（第52-53页）。宗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只有在其教义和伦理价值观中及时体现民众所要求的平等观，就能够得到主要抗议者的认同。

    福格尔系统回顾了现代平等主义道德观兴起的过程，显示出平等主义道德观与宗教运动日益密切的关系。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是教会的教义直接导致了平等主义伦理观，还不如说是慈善理念和平等主义观推动了教义的改造。也就是说，不少教派为了与自己所坚持的道德观相一致，不得不逐步修正了传统的教义。例如，卫斯理教就修正了加尔文教教义，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抵制上帝的安排来避免自己再次陷入罪恶的生活”，“对上帝和人类的热爱一级完全避免罪恶来获得圆满。”这些信仰与1908年通过的“卫斯理教社会信条”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该信条的内容包括：“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完全的公正”；“每个企业所支付的工资都应该能保证工人生活的需求”等。

   

    福格尔认为，平等主义是一种民族道德准则，或者更准确地讲，平等思想的产生是导致美国从分散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最终导致平等主义成为全民族信条的主要因素之一（第4页）。福格尔的这一认识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美国的历史可能还有争论，但平等确实是团队和群体得以合作的前提。对于特定平等观念的认同也是逐步演变的，只有认同该观念的群体日益增大，更大范围的联合与更大规模的组织才成为可能。

  

    仅从美国历史来看，宗教与政治活动者所提倡的平等范围是在逐步扩展的。从男性白人到女性、从白人到黑人、从白人到土著美国人（印地安人）、从老移民到新移民、从富人到穷人。随着每一次平等观外延的扩展，就有更多的群体被赋予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资源。可见，平等观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的诉求，它也蕴涵了认同的力量；平等观也绝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新，它通常意味着人们在获得稀缺资源上的规则修改。

 

 

 

    尽管起初推动大觉醒的至少少数人或极端教派，但该运动能够通过占领思想阵地进而制定新的平等主义政策。也就是说，大觉醒运动都属于改革运动，通常形成密切联系的宗教政治周期，在伦理或实际性的改革阶段过去之后就进入了立法和政治改革阶段。

 

    在美国，宗教复兴运动通过形成改革联盟、影响选举以及修改法律等途径来转变为政治周期的。例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了各种改革联盟，它们都是围绕着禁酒、保护加工业和采矿业中妇女及儿童的利益、争取妇女选举权以及消除政治腐败等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联盟中的许多人的道德观都来自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觉醒时代。改革运动十分有效：仅在6年时间内就使得4次新的宪法修正案获得了通过。美国大多数州的相关法律也作了规定。福格尔还强调指出，尽管平等主义在多个宗教、多个国家中存在，但就美国而言，将平等主义信条引入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过程中，以及在确立改革方案以便使平等主义信条与技术进步和文化危机相适应的过程中，福音教始终都居于中心地位。

 

    显然，大觉醒运动所要做的不仅是在思想上与上帝重新订立“救赎”的合约，而是要在人世间重新修订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制度合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重新划分人们的权利，约定竞争的规则与准则。在此，我不想详细探讨宗教复兴运动对于政治周期的影响程度，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新合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依据合约理论，法律等制度都是合约，合约不仅影响到资源配置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和经济绩效。在人类历史上合约中出现过多种的竞争准则，例如：种族、民族、等级、肤色、性别、职业等等。但经济学研究表明，只有采取市场价格作为竞争的准则，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意味着，制定合约的人应采取机会平等的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竞争者都以市价来定输赢。除此之外的所有竞争准则都会降低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从福格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美国大觉醒运动所主张的是机会平等。也就是说，持续地推进不同种族、性别、地位的人具有同等权利。在这样一个新的合约安排中，美国也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然而，第三次大觉醒的领导人认为，条件平等应该取代机会平等而成为基本的平等主义观念（这是20世纪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被福格尔称为现代平等主义）包括了三项内容：首先，它认为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其次，它认为这种财富的再分配应由政府来完成；第三，它认为应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并设立各种机构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现代平等主义认为，这种收入转移行为将使得福利水平从整体上得到提高（第118-119页）。这一观点建立的基础是：贫穷和罪恶的责任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这与新教伦理已有很大的背离。在这种平等观的推动下，美国的合约也得到了重新修订。例如：工会权力的增加、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从19世纪80世纪年代开始工会和社会福音派一直在努力推动该法律）、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其他促进收入再分配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的福利国家。

 

    我们无法断定美国因为条件平等取向的改革而进入了经济衰退。但至少可以从多个侧面到美国社会因激励而导致的竞争力下降，近期美国汽车巨头的困境也可见一斑。上述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宗教复兴所提倡的观念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当然，也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它只是人们的一个选择而已，选择不仅有对错，也要受制于传统的道德观念。

 

 

  

    福格尔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使得发达国家达到了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阶段：各类主要消费品都出现了饱和。美国第四次大觉醒时代的改革集中在精神（或者说是非物质）平等方面，并希望回到以前的机会平等原则上去。他指出，美国平等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家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一套全新的平等主义改革措施来解决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这就是精神需求（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问题。目前，精神（或非物质）上的不平等相当于甚至可以说是大于物质上的不平等。精神资源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种族团体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

    

    什么是精神资源呢？按照福格尔的界定，就是那些影响到人们选择的质量和范围的有助于自我实现的多种观念，包括目的感、机会认识能力、家庭观念、集体感、仁慈观、劳动观、纪律性、自我教育能力、对知识的渴望、品质鉴赏能力、自信心等。需要说明的是，精神资源（资本）这些词又被翻译为灵性资源或灵性资本，虽然学者对该词所蕴涵的意义有多种理解，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却日益成为新的热潮。

 

    在福格尔看来，精神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但又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精神资源并非只局限在宗教领域，而是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资源。这种资源在人们医治精神创伤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时常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私下进行转移，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懂得人生的目的、了解人生的机遇、有集体感、有很强的家庭观和劳动观、有自信心等等都是拥有精神资源的表现。虽然大多数美国，尤其是那些40岁以上的美国人都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了一些精神资源，但在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以及各种困难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行为准则和生活理念可以激发人们向上并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目前已经出现了各种准宗教组织和准宗教运动，比如世俗人文主义、公民宗教和各种世俗哲学等等，学者们正在对它们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广泛的探讨（第205页）。

 

    福格尔提出了精神资产与物质资产的重大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精神资产的转移和发展都是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此外，一些最重要的精神资产，比如目的感、自信心、纪律性、认识机会的能力、求知欲等等，都是在年少时形成的。为此，他认为，政府不能够像对待货币收入那样通过立法来转移美德。精神资源再分配的方案是精神资源富有者对精神资源贫乏者进行教育、提供精神安慰和道德帮助，提供机会和行动方面的指导以及提高他们的自信心等等。这种精神资源再分配的做法不仅对精神资源贫乏者有利，也能够增加那些精神资源富有者的精神资源。

 

    可以进一步商榷的是，在宗教本身也是一个市场的时代，精神资源的再分配似乎也离不开市场运行，至少需要一些物质或非物质的收益来激励人们去自愿从事。毕竟，即使自愿者也希望从自己的奉献中获得认可和回报（更多是精神性的）。事实上，在福格尔设计的方案中，他提出了由越来越多的退休男女（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建立起一个帮助系统来解决年轻人的精神资源贫乏问题，这种帮教计划不仅对婴幼儿以及他们的父母有帮助，而且对希望丰富自己退休生活的老年人也是有益的。福格尔进一步设想鼓励教堂把地下室和其他未使用的地方改建成托儿所。这种依托教会的方案好处在于能吸引众多的更为专业的自愿者（退休人员）。当然，福格尔还强调指出，在利用教会进行非物质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要确保宗教自由及确保政教分离（288页）。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在资助项目上引入竞争，使那些希望加入这一工程的教会必须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宗教组织在精神资源生产、配置和管理上的重大作用，也认识到了宗教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福格尔的论述也引导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来思索精神资源的问题。启发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人类历史上精神资源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恰恰是各精神资源提供者（如教会）之间的竞争才改变了精神资源的分配状况，并影响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这些猜想能否证实还需要对精神资源（资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传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都重视不够，而宗教社会科学研究应该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最有价值的答案。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福格尔的论著也凸现了福音教派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如果将大觉醒理论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一问题又可以做两方面的区分，一是在那些具有明显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否存在着宗教运动推动社会平等取向改革的事实；二是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依据宗教信仰的不同定义）的国家又是什么因素代替了大觉醒运动来推动平等主义信条的实现。

 

    事实上，界定宗教的困难的一件事。同样，决定那些国家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在那些号称完全无神论的国家，也不能截然就定义为不存在宗教。实际上，即使那些不信神的人也会在思维中为超自然的“上天”或“革命导师”留下了空间，不管这些认识来自于传统还是教育。因此，为了避免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笔者建议将宗教大觉醒扩展为信仰的阶段性大转变。以此来考察平等主义信条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的提出、影响和改革措施。并进一步深入揭示这些平等主义价值观在信仰层面的理论体系。考察这些转变并不仅是为了纯神学上的探讨，它还影响到人们如何进行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冒着过于粗糙的危险，我们可以进一步回顾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信仰大觉醒”和平等主义改革的状况。如果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来看的话，中国自近代以来，各阶段所推动的平等主义信条是有所区别的，在晚清后期实现“皇权”与民权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是主流；其中争取国家平等的诉求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在解放以后，中国的平等主义取向发生了转变，从机会平等向条件平等转向；而改革开放以来，机会平等重新得以复苏，强调了人们在身份、职业上的平等。值得深思的是，推动这一平等主义进程的是什么呢？是传统文化？外来的西方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是一个比美国更为复杂的过程，难以用宗教大觉醒来概括。

 

    即使福格尔的理论无法应用于中国的情况，也无损于其价值。毕竟，在这本论著中它给我们提供了多个方面值得深思的论题，使我们认识到宗教的神学、价值观和改革是理解社会变革的“暗物质”；不同的平等观从深层次上影响了经济绩效；宗教在实现精神平等和精神资源在分配上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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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著，王中华、刘红译，《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

（Fpgel,R.W. .2002.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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