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新有　熊芳芳　单文桂

 

 

 

    目前中国学界对宗教研究大多是从宏观视角进行概括和分析，主要从宗教功能、总体性特征及宗教信仰社会样态等方面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指出宗教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不仅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秩序，而且论证着整个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在政治、教育、道德、法律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的信条、戒律，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进行相互交往以及日常生活中必需遵循的规范[1] 。陈昌文、李丹对西部宗教的行为及其社会样态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宗教行为的表现方式与信仰及其地理环境、心理结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2] 。毛毅对我国宗教信仰的人群特征、分布特征进行了总体概括[3] 。而官方文件一般认为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和复杂性等五个方面的特点。从这些研究可知，无论学界或官方，很少从微观角度，特别是从宗教信仰个体进行宗教信仰特点分析。本文将试图从宗教信仰个体出发，依据笔者对宗教信仰个体访谈材料和相关文献对教徒宗教信仰特征进行概括分析。

    文中多次提到铁村村民宗教信仰状况，因而先介绍铁村和铁村黄庄自然村基本情况。铁村是南方某省C县一个典型平畈村，雨水多，易受灾尤其是水灾，由于地势低，稍下大雨就涨水。铁村共有390户，1720人，耕地面积3210亩，水田3004亩，旱地206亩，山地400亩，可养水面约100亩。该村离县城较远，以种植稻谷为主，辅以棉花、甘蔗和黄豆等经济作物，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除个别外出打工赚到了钱的农户生活好点(村里外出打工并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普遍，外出打工赚到钱的农民就更少) ，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在500-800元之间，不少家庭处于温饱边缘。交通滞后，乡与村之间为泥沙公路，下雨天泥泞而难以行走。铁村文化活动(如建祠修谱、建庙开光、上演夜戏等) 相当普遍。这些文化活动成为当地村民聚族和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

    铁村黄庄也不例外。黄庄位于村委会西北角，距村主干道五十米左右，村子很小，只有15户人家，房屋呈一字排开。村前有一口池塘，面积约5亩，池塘北面有一口压水井，供应这十几户生活用水。在黄庄东北角，曾经有一个庙，文革期间遭到破坏。2005年该村张氏老人在县城女儿和女婿(县银行行长) 资助下，和黄保文发起建庙活动，在庙旧址建立了一座小庙。①

    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对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特点进行概括分析，认为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信仰意志的脆弱性、信仰对象的多元性和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等四个方面是中国个体宗教信仰基本特点。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和国家政策进一步落实，特别在“十五”期间，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得到适度增长，生活质量逐步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从整体上而言，农民仍处于社会底层，收入很低，抵御风险能力弱，天灾、人祸、疾病、意外事故等往往使一个家庭一蹶不振。无论耕作生活，还是市场竞争，或者社会政治层面，中国农民均处于弱势地位。现实环境和社会制度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无奈，农民缺乏安全感、稳定感、保障感，加上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源有限，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好向神、佛和上帝之类寻求安慰，寻找寄托和庇护，希望得到冥冥世界诸神保佑，可以祛病去灾，求财得子等。

    笔者实地调查发现，信仰主要有四个诉求：一是平安、二是无病、三是升官、四是发财；求平安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有关，平安是传统文化中对出门在外家人最实际的祝福。无病无灾诉求与农村生活水平有关，农民看不起病是众所周知的。“小病拖着，大病去药店” ，“ 家中有个病人，全家都得拖垮”，无病无灾是农民最大愿望。而升官发财更是中国人一种普遍心态，这在农村宗教信仰群体具体表现为祈求子女能考上大学，儿女在外打工能发财，期望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这表明农民信仰宗教原始动机具有一定程度功利性。这与西方教徒信仰动机明显有差异。

    农民宗教信仰动机的功利性特征，既反映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对整个农村社会秩序具有维系作用，又表明农村宗教信仰温床是对现实的无奈。

 

    农民宗教信仰动机的功利色彩决定了农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徒，对信仰的宗教在思想上没有达成共识。功利性的认知态度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当认为某种宗教有用时，农民可能会接受、吸纳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认为无用或者损害既得利益时，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信仰随之转化为背叛。另外，中国农民对宗教产生信仰，往往与某个时期受到某个刺激或外界作用力有关。外界因素在信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对农民信教起导向作用，有时会令农民摈弃所信宗教。

    笔者实地访谈发现，铁村黄庄(当地人叫红家咀) 共十五户，七十年代时，全庄大多数人还没有明确信仰，按照传统习俗在清明节或过年时有敬祖烧香的行为，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至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末，国家对宗教信仰政策有所放宽，尤其在当地人曾景牧②主教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下，纷纷加入天主教，后又因外界影响改信佛教。该庄有位村民黄保文，最初不信教，但在外界因素影响下先是信了天主教，再改信佛教。保文母亲是个神婆，吃斋念佛，信仰佛教，解放前就以巫术“看病”为业。即使是“文革”期间，也仍然在私下里“行医”。改革开放以后，保文母亲公开重操旧业，然而好景不长，恢复旧业不久于1980 年去世。之后保文家发生了一连串灾祸：先是保文大女儿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紧接着二女儿发病，治疗及时而没有发生人命大祸，但却欠下一笔债务。保文二女儿病愈后，保文妻王氏紧接着患病了。这些灾祸对保文打击很大。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保文的堂叔，一个解放前就信天主教的乡村老教徒，纵意保文改信天主教，要他“请求天主保护，这样可以驱邪”。之后，保文成为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徒。保文参加了天主教活动后，自己精神大为好转，也许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他爱人的病日渐好转，也成了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此，红家咀在这两位教徒的影响下，信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事有凑巧，就在保文信天主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家咀有好几家不信教的农民家庭发生了天灾人祸。一时间，小小的红家咀村庄，闹得沸沸扬扬，说是天主教徒将鬼神从自家赶走，使邪气被赶到这些不信天主教的人家里。这样信奉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1997 年以后，该村庄信奉天主教的人数急剧增加，整个村庄除了一户外，其他十四户村民都信了天主教。[4]

    然而，至2005 年，村中发生了诸多意外：有人英年早逝，有人出外打工被雷电劈死，有人发疯癫离家出走。保文家里也出事了，保文妻子王氏再次患病，查不出病因，整日没有精神，全身没有力气。在这样的环境下，村民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十几户的小村庄里会出现如此多的变故。在找不到科学合理解释后，村民认为村里有邪气，对天主教颇有微词，认为天主教没有作用“， 信天主，上天不但没有保佑我们，反而害了我们”。保文认为自己天天跪着祷告，每周做礼拜，“一跪至少半个小时，膝盖都跪烂了”，但并没有保佑自己及家人“， 人要讲良心，上天更要讲，我这样的态度，都不保佑我，我不能再信了”。此时，铁村另外一个自然村一位老人劝保文妻子王氏改信佛教，说“改信佛教就会好，佛是老祖宗传下来信的教”，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每月初一、十五烧支香就行，比信仰天主教每天跪地祈祷要省心得多。王氏听从老人的劝告，或许心理作用，病情有所缓解(后来去南昌查明病因并作了手术，病完全好了) 。这事坚定了保文夫妇改信佛教的决心。

    黄庄有位黄张氏老人，她全家皆信天主教，不料儿子在广州打工被雷电劈死，其丈夫正值壮年，却旧病复发逝世了。这些事给信仰天主教的黄张氏带来沉重打击，认为“我信天，老天却把我儿子劈死了”，见保文妻在改信佛教后身体好转，毅然摈弃天主教改信佛教，积极筹措建庙。黄保文、黄张氏的现身说教和黄保文的个人影响力，一些原来信天主教的教徒见此情景纷纷改信了佛教。为了表示对佛祖的真心，村民积极组织筹建了前文提到的村中小庙。

    这表明农民信仰宗教的意志相当脆弱，他们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外界因素影响，一些偶然事件、意外变故和旁人的劝说都可以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

 

    神佛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部分，传统节日莫不与神佛有关，如春节贴的门神，清明节的烧纸，中秋节的嫦娥传说，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神明之类心存敬仰之意，“举头三尺有神明”，但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信徒，农民也是如此。

    一般而言，一个人只信仰一个教派。而我国一般的信教徒，大都没有严格的教界之分，多数是既拜佛教的菩萨，又拜道教的神仙，还拜民间俗神和供奉自己的祖先，呈现出一种跨越教派的多元信仰特点。这种信仰对象的多元化是我国宗教信仰一个特殊现象。这与传统文化渊源有关系。“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要求“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五位均为人们所要尊崇的对象，最初的尊崇多位一体到宗教信仰对象多元性，就不足为奇了。

    农民心中并不明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自己所崇拜的神。例如：农民在外经商打工崇拜财神赵公元帅(有的奉关公为武财神) ，若膝下没有儿子会尊崇送子观音，家中若有人长年患病会供奉平安观音，农民种地少不了尊奉土地公和灶王爷。不同的神在农民家中“和睦相处”：家中正堂上挂着送子观音画像，正堂香案上供奉着平安观音、灶王爷，门上贴着财神爷像。信仰对象的多元兼容性是农民信仰功利性一种必然表现。

    农民对于传统宗教的信仰并不妨碍以后对西方宗教的接受。功利性再次指导他们宗教信仰行为。只要能给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农民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如其它地方一样“， 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引自《莱阳县志》) 功利性是农民信仰西方宗教的心理基础。天主教和基督教能在农村得到广泛传播，与这关系紧密。调查发现农民宗教信仰会在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之间出现反复，但不会两者兼为。这与教义排斥性有关。例如，天主教认为世间男女皆为兄弟姐妹，无父母为尊之说，无供奉祖宗之例，这与中国传统宗教教义迥然不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四、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

    宗教信仰对农民而言并非一种精神上的认同，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农民对教义的理解往往是在进行主观解释后的自我理解，对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教义理解上均如此。

    我国信教大众对佛教和道教教义知之甚少，一般只知道“因果报应”、“积善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对宗教教义理解来自神话、传说和日常文化的潜移默化等方式，没有受过正式布道施教，对教义理解具有不准确性和模糊性。西方宗教在农村传播时往往对教义采取变通解释、“断章取义”等方式，以适应农村特有文化和思想。教徒发展方式和农民教育程度导致农民对教义理解的片面性。例如有些天主教信徒认为天主教崇尚的就是天，天能保佑自己及家人。而此时的天与中国文化中“天地君亲师”中的天已基本等同。

   
    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导致信教仪式简单化、随意性。“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求神拜佛”、“心中有佛，佛自在”反映我国农民没有严格或强制式的信教仪式，随意性强。除宗教节庆外，一般信教大众很少求神拜佛的，有些地区只要求初一、十五上支香。平常有所求才会去烧香磕头，如为求子，为祛病，或为发财，或为避邪，或为消灾，或为子女升学等等。西方宗教在进入我国农村后，繁琐的宗教仪式不适应忙碌的乡村生活，仪式随之入乡随俗地简单化了，在操作上原本应一日三餐的祷告减为每天至少一次，早晚定时向天主祷告转为晚上跪拜，周日做礼拜可以因为有事而中断。

    需要指出，中国农村宗教信仰个体在信仰行为特征上表现出的四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内在逻辑性。信仰动机的功利性是农民宗教信仰最基本特征，信仰动机的功利性决定了信仰意志的脆弱性，衍生出信仰对象的多元兼容性。正因为信仰动机的功利性特征，对教义理解不重要，关键要保佑自己，出现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就很自然了。

    宗教信仰是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从个体出发研究我国农民宗教信仰特点，可以具体理解农民信教的心理机制和外部动因，从微观层面把握其根本动机。这对深入研究我国农民宗教信仰特点，对于制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宗教政策，创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宗教信仰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积极意义，具有塑造社会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功能，有助于形成一致价值取向，改善人际关系，形成文明风气，这对当前建立农村和谐社会有一定启示意义。个体宗教信仰的微观研究只是一个很初步的分析，期待抛砖引玉，引起学界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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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建菩萨庙在当地相当普遍，这是当地佛教徒与天主教徒软冲突的一种方式。

②曾景牧：天主教江西省余江教区主教，现年84岁，在当地天主教教徒中影响颇大。

 

参考文献：

[1 ]高师宁. 宗教的现代价值与社会意义[J] . 中国宗教，2003，(5) .

[2 ]陈昌文，李丹. 西部宗教的行为及其社会样态[EB/ OL] . http：// www. sociology. cass. cn.

[3 ]毛毅. 浅析我国宗教信仰的特点[EB/ OL] . http：// www. sczy. gov. cn/ 2005/ 8 - 10/ 08482779897. html.

[4 ]邱新有. 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稳定——对铁村文化活动的解读[J ] . 中国农村观察，2001 ， (6) .

 

 

        （本文转载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4月第40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