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平 陈付龙

 

 

 　当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它“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1]。而宗教信仰在农村社会历来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宗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自身的功能来发挥作用的。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在文化建设普遍滞后的广大农村，基于匮乏的娱乐活动，基督教作为一种“人性升华和放射，并客观化、对象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2]得以较快地传播和发展。笔者在2008年2月和5月先后多次以赣东临川的4个行政村(斯和村、连城村、大桥村、秋溪村) 为调查个案，采用实地参与和访谈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对当地部分基督教信徒进行了走访调查。通过调查，认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既要主动引导其积极功能为新农村建设作贡献，更要努力调适和克服其消极功能，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临川座落于抚河中游，位于江西省东部，属于丘陵地带。现有人口一百万左右，其中男女比例大体持平。该区历来村民都是以农业为主，经济状况在本省属于中等。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更多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该区已从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发展，人们开始走出家门，接触外面的世界。自古以来该区一直是著名的“瓦刀之乡”，从事建筑业的泥水匠比较多，该地有相当一部分青壮劳动力靠这个手艺外出打工。从这些方面看，本个案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基督教最早是在1922年由一位姓陈的传道人传到临川的，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49年，信奉基督的教徒只有数10人。从1949年到1978年，因政府的宗教政策未落实，基督教在临川的传播基本处于停顿甚至萎缩的状态。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发展，国际交往的增多，人们精神需要的发展，加之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落实，使临川基督教的传播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从此开始走向缓慢发展的阶段，到1996年，已有信徒207人，合法活动场所3处。1996年以后，基督教在临川的传播力度得到较大的增强，1998年11月份，该地已拥有2座基督教堂，信徒增至456人。这种情况在整个抚州市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基督教在临川的传播与发展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截至2008年5月，基督教在临川已有合法活动场所10处，信徒4658人。目前，临川共有神职人员42名，其中牧师3名，长老29名，传道士10名。同中国中部其它地区相比较，临川基督教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只处在中等水平。

    笔者在进行实地观察和访问过程中发现，信奉基督教的群众虽然分布较广，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呈现出很明显的聚居性特征。就目前而言，基督教徒在结构上呈如下特点：性别上，女性居多；年龄上，中老年人居多；学历上，普遍偏低；职业上，下层劳动者居多。女性信徒远多于男性信徒，这是“由于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所造成的一种女性信教者的某种补偿心态”[3]的必然反映。同时，“老人生理死亡的终极关怀需要和恋世厌世心态以及孤独感的消解需要”[3]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宗教亲近”现象。而在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奥秘还怀有迷惑之情，对生老病死还怀有恐慌和敬畏之情，这就导致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常常通过乞求神明来解释和适应自然现象。信徒中下层劳动者居多是“宗教群众性的重要特征”[3] 。

 

  
    中国社会是一个二元分化的社会，在农村社会中传统和习俗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方式都受传统和习俗的支配并因此而形成较固定的模式，那人们是如何抛弃传统的信仰而成为基督教徒的呢? 卢曼认为“宗教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4]，它与人是一种契约关系，没有人的供奉它也无法生存。笔者从社会、个人本身两个方面来探讨江西赣东基督教徒信教发展的原因。

    1.社会因素

    现在赣东农民信仰基督教已成为一个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只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必然会对这一社会事实产生影响。而中国社会现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势必会对农民信仰基督教产生影响。

    (1) 中国政府政策的允许

    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来看，政府的政策是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一个主要原因。唐代的景教因受唐王朝六代皇帝的庇护，一度出现“法流十道，国福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但一旦失势则遭到灭顶之灾；明末清初之际利马窦等人在中国的传教因政府的支持而兴又因政府的压制而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和保护，在中国得到普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虽然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几近灭迹，直到80年代中国的宗教政策才实然与应然相符，中国的农民才被允许信仰基督教，农民信仰基督教才成为可能[5] 。

    (2) 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二元分化严重的社会，城市社会较为开放，农村社会非常封闭。封闭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很少有机会接触新鲜的事物，他们的思想保守，同质性强且较少流动，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因而基督教在改革之前甚至在改革初期能传到农村的机会很少，而且即使农民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他们也难于接受它。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农村社会逐渐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外面的新事物也越来越多的涌入农村社会，基督教也借此机会传到农村。同时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农民所接触到的新事物越多，相应思想也就越开放，也就越愿意接纳新事物，基督教慢慢被农民接受才成为可能。

    (3) 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督教现在传教的手段之一是通过磁带、VCD碟片等科技手段。农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现在在农村，录音机、电视、VCD 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4) 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以结构的转型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农村社会是改革的试验田，以经济为中心的浪潮席卷了农村社会，导致农民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等发生变化，这必然给以传统为导向的农民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新鲜事物的层出不穷让农民心理上也会产生巨大压力。虽然他们怀念从前农村生活的简单与纯朴，但无力抵抗这股现代化的大潮，这让他们感到迷茫、困惑与痛苦。卢曼认为宗教是化约复杂性的一种策略，宗教的其他功能诸如提供安全感、巩固道德等都在这个一般性的宗教功能架构内。因而当农民想要保持传统、保持心理的宁静时，宗教便乘机而来。

    2. 个人因素

    尽管信徒的入教动机千差万别，但也有相对的共性。

    (1) 成长环境上，受家庭及亲朋好友的影响而信教。一些信徒家庭信仰基督教已有二、三代。作为农村社会最核心的基本单位，家庭氛围对家庭成员具有超强的熏陶功能，尤其是当这个家庭的核心成员信教时。另外，亲朋好友“信主”也是信徒增加的催化剂之一。

    (2) 生理需求上，渴望治病驱邪而信教。相当一部分信徒是缘于自己或家人有疾在身而长时间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开始信主的。在实际生活中，部分信徒因信主病好的偶合性情况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选择信主的倾向。因身体中邪而精神不好进而选择信主求平安的信徒也不乏其人。

    (3) 心理需求上，寻找精神寄托而信教。当前，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现实中还存在着一些生活相对失意的人，除了老年人“亲近宗教”现象之外，那些事业受挫、婚姻不顺等诸多烦恼在身的中青年农民也常常通过信主来寻求精神的寄托。

 

    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积聚了不少落后因素，又承受着许多精神压力；改革开放后，小生产者的保守性与现代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入世后，农民和农业所承受的压力又是最大的。如果不重视农民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困境，他们可能会成为时代的观望者、徘徊者，甚至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一个平静快乐的精神家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基督教，这实际上是选择了逃避和退却，并不能真正摆脱精神的困境。因此，帮助农民重建一个既能够满足其多重精神渴求，又能够引导其改变落后思想的，文明、科学的精神家园，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6]。

    1. 政府要特别注重宗教活动的管理和指导

    首先是加强对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的建设。一是寺院(或堂点)主持(牧师、神甫)的培养和选配。一个好的主持须具备以下条件：(1) 有正确的思想认识：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原则；(2) 能够同党和政府真诚合作，自觉抵御外来渗透；(3) 有比较丰富的宗教专业知识；(4) 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能够正确解析经义或讲经布道； (5) 有言传身教的品质和团结教民的能力。二是堂管会主任(或民主管理小组组长) 的培养和选配。一个好的堂管会主任(或组长) 须具备以下条件： (1) 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即前所述的“四个认同”、“五个维护”) ；(2) 能够同党和政府真诚合作，自觉抵御外来渗透；(3) 有一定的宗教专业知识；(4) 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5) 有能够团结大多数教民的能力[7 ] 。

    其次是对讲经布道的引导和规范管理。正确解经或讲经布道应该是通过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时代发展、有利于人民健康生活的内容，对宗教教义进行符合时代发展的阐释。经讲好了，可引导人走正道；经讲歪了，就会引导人走邪道。政府对这一工作必须始终重视、常抓不懈。

    再次是对重要宗教活动的指导和管理。如按基督教教义，洗礼(圣洗) 与圣餐是基督教的两大主要圣礼，均应在主礼牧师负责主持或引导下进行，一般人不能随意主持。

    2. 要尽快有效地遏制基督教的无序蔓延势头针对目前农村基督教方面存在的“滥发展信徒、不顾教规乱行圣事、不懂教义乱做布道、不讲规章乱设堂点”的“一滥三乱”状况，决不能任其发展、坐大成势。要严密关注和高度防范境外势力趁机渗透。为此，笔者认为：

    (1) 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宗旨和“六不准”的规定，按照边清理、边规范的步骤进行集中整治，坚决打击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各类邪教组织，果断取缔各类非法聚会、传教窝点，严厉查处外来人员进入临川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2) 加快临川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临川基督教协会的指导工作。这样一是可以积极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信教群众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宗教管理工作，正确解决宗教内部事务，自觉抵御外来渗透；二是可以更多数量、更大范围地团结信教群众，控制非法宗教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可以从正面积极教育引导信教群众依法进行宗教活动，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3) 要尽快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中短期培训，培养和选配一批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同党和政府真诚合作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队伍，积极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

    (4) 从标本兼治、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应将临川基督教活动尽快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之内，纳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教务指导范围之内，最终实现临川基督教活动及其管理工作完全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

    3. 要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目前农村出现的农民信仰宗教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深层次推进，在农村也出现了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疏忽和滞后问题，农民己成了各种宗教势力争夺的重要目标。一是一些非法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利用农民中存在的年老体弱、久病不愈、生活困难、文化水平低及社会辨别能力差等特点，以敛财为目的，以宗教为手段，大肆渲染信教能治病、信教能免灾、信教能降福、信教能致富的谎言，极力诱骗农民盲目信教。二是一些自由传道人为了尽快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以所谓“传福音、结果子”为名，将目光主要盯在了这些农民群体上。三是一些宗教组织以传播“信义爱”的名义，针对这些农民的实际困难情况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探视、劝解、募捐和救济活动，由此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投入了宗教的怀抱。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建议：

    第一，要加强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抽出一部分财力建设以村镇为单位的剧院、图书馆、群众娱乐场所、文化站等。规模不求宏大，重要的是突出地方特色，方便村民的自娱自乐；并对某些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间艺术和娱乐形式加以扶植和发展。

    第二，加强村级领导的文化意识和民主意识。以村支书为首，要及时疏通村民的不满低落情绪，引导他们摆脱悲观消极的生活态度，并对其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使他们在经济上和精神生活上都能不断有所提升。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参政、议政活动，提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感召力。

    第三，重视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进各种互助活动的开展。对原有的敬老院、五保户、合作医疗制度，应加以完善，有条件的地方应大力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等新的事物，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为广大农民、尤其是困难农户解决后顾之忧。

    第四，合理利用宗教的影响，培养农民对宗教的正确态度。宗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有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基督教的人文关怀意识、群体活动形式以及灵活机动的策略，很值得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学习和借鉴。但宗教的虚幻和空无特性，又极易与农村特有的迷信、愚昧结合起来，产生不良后果。如果被居心叵测者利用，更有可能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对江西赣东当前农村基督教传播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农村工作者必须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眼光来审视。正确引导基督教主动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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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N] . 人民日报，2006-10-19 (1) .

[2 ]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上)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89.

[3 ] 陈麟书，陈霞. 宗教学原理[M]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4 ] 卢曼[德] . 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5.

[5 ] 苏祥. 中国农民基督教徒信教原因探讨[J ] . 法制与社会，2008， (12)：282-283.

[6 ] 颜敏. 中国农村基督教的重兴与农民的精神需求[J ] .唯实，2003，(8-9)：28-31.

[7 ] 曾和平. 新疆基督教问题调查[J ] . 新疆社会科学，2005，(6)：56-59，118.

 

 

            （本文转载自：《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