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保 孔凡保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研究分支之一。为了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在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的同时,也在逐渐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宗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是一个突出例证。宗教不但是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宗教现象和行为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们理解各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或许是因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被译成英文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研究宗教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功归之于韦伯。实际上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亚当·斯密就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宗教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试图对宗教的产生构建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而是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即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经济动机,宗教信仰对个人乃至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看来,个人的宗教信仰函数是受到其感知和行为准则约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效应,尽管宗教信仰是无形的和难以验证的,但宗教惯例是可以观察到的；宗教活动和其他可以公开观察到的行为一样,均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可以从相关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换言之,亚当·斯密是想将经济学一般原理的运用扩展至宗教活动。

    亚当·斯密对个人参与宗教活动的经济动机的分析是建立在其独到的声誉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亚当·斯密的讨论从表面上看涉及了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并没有讨论个人声誉的人力资本价值,但从《国富论》中的多处论述来看,亚当·斯密很明显地是在探讨个人声誉的资本价值。例如,他认为当教会牧师的薪水是其工作绩效的函数时,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会使牧师忠实履行自己的勤勉职责。【1】

    亚当·斯密也十分关注宗教团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宗教团体作为企业进行分析,而且特别关注宗教的市场结构。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学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宗教活动分析。他认为某一宗教组织一旦在宗教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维护本组织的利益,它会对一切不利于本组织发展的行为采取压制措施,以至于置人类的自由、理性和幸福于不顾。【2】尽管亚当·斯密表面上是在描述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压迫,但却暗含了极强的经济学含义,即作为经济组织的教会垄断不但不利于宗教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害的。或者说,并不是任何宗教组织都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为了使宗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提出了教派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即在各教派势力小到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对各自教派教义的过度热心就会减退；如果政府允许宗教自由,并禁止任何教派干预其他教派,那么教会势力就会迅速分裂。【3】

    亚当·斯密关于宗教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扩展的情况下,G.M.安德森(G.M.Anderson)才对亚当·斯密的宗教研究进行了总结,即(1)以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亚当·斯密提供了解释个人参与宗教的理论；(2)他将宗教供给者作为自利的收入最大化者；(3)将其市场竞争理论扩展至宗教供给；(4)从企业角度分析了教会,并且更多地关注教会在中世纪对垄断的经济影响；(5)他企图表明自利的牧师和政治领导人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

    马克斯·韦伯对新教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洲崛起的分析基本上是亚当·斯密研究的继续。正如上文所言,亚当·斯密并不认为任何宗教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类自由、理性和福祉的反对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韦伯则从社会职业分层的视角发现了宗教信仰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针对欧洲现代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高级技术工人中新教徒占据多数这一现象,韦伯就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因素,即(1)天主教徒易于接受人文科学教育,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专门技术学习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的教育,这决定了新教徒的职业选择。(2)末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韦伯将加尔文教“天职”观念中所提倡的勤勉、纪律、克己、节俭以及个人阅读圣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些因素正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4】

 

    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类宗教行为无疑是认识宗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当代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C. Azzi and R.Ehrenberg)首次构建了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人们将其时间和商品在宗教和世俗之间进行配置,以获得今世和来世的效用最大化,来世消费是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主要原因。这样,人们的跨时效用函数最大化就取决于今世和来世消费,以及以约束条件为标准的生命周期预算约束,且宗教活动的边际产品不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这一模型预测,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时间和金钱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时间价值较低的家庭将会以时间密集型方式生产宗教产品,在同一家庭之内,有更低收入的家庭成员将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宗教活动。

    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时间和商品的投入,而且也依赖于自己的宗教知识、对宗教教义和仪式的熟悉程度以及与教友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只要在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的模型中加入宗教人力资本这一变量,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宗教行为。劳伦斯·扬纳科内(L. R. Iannaccone)扩展了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即宗教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时间、金钱和宗教人力资本,而宗教人力资本的积累取决于边干边学。由于宗教资本会因宗教和教派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人们最初的宗教经历多半来自于父母及其支持的宗教机构。那么这一扩展的模型对人们宗教活动的解释是：当未成年的家庭成员逐渐成熟到须自己作出宗教决策时,他们首先会考虑父母亲的宗教信仰和教派,即使存在动摇也是在相近的宗教团体中间进行选择；宗教背叛在人们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可能发生,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益递减；同一家庭之内丈夫和妻子的宗教为互补性投入,这一力量驱使人们皈依父母的宗教或教派,也导致同一宗教内的婚姻产生,不同宗教之间的婚姻会导致其中一方皈依另一方。

    罗杰·芬克和罗德尼·斯塔克(R. Finke and R.Stark)分析了1906年美国城市的宗教市场结构和教会的发展规模,发现教派越是多元化,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就越多。伊娃·汉贝格和索利夫·彼得森(E. Hamberg and T. Pettersson)分析了当代瑞典的宗教市场结构,发现宗教的分散性和人们的宗教活动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类似实证性研究还有不少,这充分证明了亚当·斯密对宗教市场结构分析的远见性与正确性。

    宗教行为的现代经济学分析基本上是亚当·斯密研究的继续,但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将宗教组织作为企业来处理,而是作为公共俱乐部来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宗教组织的本质。宗教家庭生产模型的构建与扩展将宗教经济学置于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似乎也使其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些进展均依赖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工具的发展,但现代经济学向宗教领域的扩展仍存在一些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即将效用最大化并运用到道德和宗教领域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经济方法还难以解释宗教信仰的形成问题。在现代宗教和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宗教偏好”(religious preference) 和“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这两个概念是互用的。将宗教行为解释为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很自然就需要将“宗教偏好”与效用、“宗教信仰”与概率联系起来。但“宗教偏好”(效用) 和“宗教信仰”(概率) 概念区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概念区分本身,因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效用的个人特质和概率是不一致的,詹姆斯·蒙哥马利(J .Montgomery)认为,这是导致经济学对宗教的解释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上文所引文献来看,现代经济学对人类宗教行为的分析基本上是对亚当·斯密分析的进一步拓展,只不过这些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且是以严格的经济学模型呈现出来的。这些分析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将经济学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宗教领域,而是想进一步认清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文献基本上是将宗教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来分析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宗教资本通过影响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方式来影响产出,通过提供教育机会使宗教资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有重要影响,从而也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宗教网络不仅与宗教服务有关,而且与卫生和教育等问题相关。

    瓦尼克·博拉和斯里亚·伊耶(V. K. Borooahand S. Iyer)根据印度16个邦农村地区的1765个村落的313万个家庭的调查资料,分析了印度教育、宗教和社会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计量分析发现,印度教和穆斯林男女儿童的入学率比例,受到宗教等社区因素影响的分别为54%和52%,印度教和贱民相比则分别为37%和27%。穆斯林和贱民家庭子女入学的问题尽管和父母文化层次有关系,但是和宗教歧视也密切相关。尽管印度政府在1986年就制订了就近入学计划,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如何提高这些群体的子女入学率是印度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后非洲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如果按照人均实际GDP计算,非洲经济不但没有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对此经济学家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疾病、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但是这些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都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政府公共政策加以解决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产生合理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呢? 威廉·埃斯特利和罗斯·莱文(W. Easterly and R.Levine)认为导致这一后果的是各国的种族差异,即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行为准则。势力较大的种族集团左右着国家政局,其寻租行为导致国家的公共政策出现了严重扭曲,从而降低了经济的运作绩效。这是大部分非洲国家政府不能够采取正确的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原因。

    乔纳森·格鲁伯(J. Gruber)运用当代统计资料对美国社区宗教活动参与与教徒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地区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的人数越多,即宗教的市场密集度越高,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比例就越高,相应地,教育和收入水平也越高,而享受社会保障的比例也会降低, 人们的结婚率会升高, 离婚率会降低。【5】该项研究从方法上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如何选择变量测度宗教和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该项研究也表明,宗教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以上三份文献仅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宗教和经济增长关系机制的分析文献,并且仍然有许多领域需要探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并不是任何宗教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都可以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释。

    关于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教是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丧失其社会影响力。亚当·斯密认为：“技艺、制造业及商业的逐渐发达,是大领主权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师们在欧洲大部分的世俗权力全部瓦解的原因。”【6】这就是所谓宗教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世俗化假说的来源。但是据劳伦斯·亚纳肯对美国的考证,美国国民信教比例从独立战争时期的17%,上升到19世纪中期的34%,而当代的比例则超过了60%；有40%的美国人参与礼拜活动；宗教捐献占到美国慈善捐献的一半以上。这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宗教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反而有所增强。

    宗教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尽管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数量极其有限,但其研究成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

    韦伯对新教和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关系的分析,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教殖民地的经济增长是否比天主教殖民地要快呢? 尽管这是一个历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工具的缺乏,历史学家也难以从整体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罗宾·格里尔(R. Grier)对63个西班牙、法国(天主教)和英国(新教)殖民地的经济增长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新教与实际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韦伯的论断。但是他又认为,宗教的差异不能完全解释两类殖民地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因为控制新教发展这一变量后仍然不能够消除两类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因此,宗教差异仅仅是影响这些殖民地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罗伯特·巴罗和雷恰尔·麦克利里(R. J . Barro and R. M. McCleary)利用国际宗教调查数据分析了当代礼拜活动、宗教信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既定宗教信仰的条件下,礼拜次数和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为宗教部门消耗了经济资源；在既定礼拜次数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宗教影响了个人的行为和品德,如诚实、节俭、敬业精神以及对陌生者的开放等。伊兰·阿朗和格雷戈里·蔡斯(I.Alon and G. Chase)则进一步利用数据检测了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经济自由(包括政府规模、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等37项)、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等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7】由于宗教容忍度与政治和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的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即宗教自由和经济增长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计量分析宗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难以消除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卢基·吉索、保拉·萨皮恩扎和卢基·津盖尔斯(L. Guiso,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利用《世界道德价值统计》的资料,并区分不同教派以及某一宗教是否在一个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等情况,分析了人们的经济态度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平均水平而言,宗教信仰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尽管宗教信仰者具有较强的种族主义色彩,对职业妇女非常不利,但这一**影响视不同教派而存在着差异。总体来看,基督教更有利于人们培养经济思维,因而也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几项跨国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缺陷,但毕竟为我们从整体和实证的角度认识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们以前对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建立在非量化的、局部的分析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些量化研究显得更为翔实。同时,宗教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作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与政治是否分离,或者说宗教是否具有绝对垄断地位,宗教以及宗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相互容忍程度,宗教信仰是否有自由,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确有着密切关系。这不但为亚当·斯密的有关分析所证实,而且现代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不结合其他学科,单纯依赖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来解释宗教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例如,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是一种心理渴求,即使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宁愿相信有这样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以求得心灵的安宁,以抚平心灵的创伤。因此,对很多宗教问题经济学家无法单独作出解释,必须依赖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宗教的确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有的宗教有利于创新和竞争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因此促进经济发展；而有的宗教窒息人们的创新行为,则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在探寻经济增长和发展等各种因素时,将宗教这个社会存在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是必要的,它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注释：

【1】亚当·斯密,2002,《国富论》(中文版),下卷,第347页。

【2】亚当·斯密,2002,《国富论》(中文版),下卷,第361页。

【3】同上,第351页。

【4】马克斯·韦伯,198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第55～69页。

【5】Jonathan, Gruber, 2005,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outcomes: is religion good for you? NBER Working Paper 11377, in http://www.nber.com.

【6】亚当·斯密,2002,第362页。

【7】关于宗教自由使用了P.Marshall(2000)的资料,政治自由使用了Freedom House的资料。两项指标分别给出1～7不等的数值。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2002,《国富论节选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等译,198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Alon, Ilan and Chase, Gregory, 2005, Religious freedo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ATO Journal, Vol.25, No.2.

4. Anderson,Gary M.,1988,Mr. Smith and the preachers：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8,No.5.

5. Azzi, Corry and Ehrenberg, Ronald, 1975, 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3,No.1.

6. Barro, Robert J. and McCleary, Rachel, M., 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5.

7. Borooah, Vanik K. and Iyer, Sriya, 2005, Vidya, veda and varna：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caste on education in rural India,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1, No.8.

8. Easterly, William and Levine, Ross,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2, No.4.

9. Finke, Roger and Stark, Rodney, 1988, Religious economies and sacred canopies： religious mobiliz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1906,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3, No.1.

10. Grier, Robin, 1997, The effect of relig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ross national study of 63 former colonies, in Kyklos, Vol.50, No.1.

11. Luigi, Guiso；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3,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i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0, No.1.

12. Hamberg, Eva and Pettersson, Thorleif, 1994, The religious market： denomi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Sweden,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ce Study of Religion, Vol.33, No.3.13. Iannaccone, Laurence R.,  1990, Religion practice：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in Journal for the Science Study of Religion, Vol.29, No.3.

14. Iannaccone, Laurence R., 1992,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0, No.2.

15. Iannaccone, Laurence R., 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 No.3.

16. Marshall, P., 2000,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 Nashville, Tennessee, Broadman & Holman.

17. Montgomery, James, 1996, Contemplations on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religious behavior,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本文转载自：《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