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菊  崔金霞  张蓉  王妍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宗教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所占地位的日益突出,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基督教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农村也得以较快地传播和发展,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也开始竖起了一个个十字架,基督教活动也从秘密走向公开,且不断地组织化、规模化。

    20世纪90年代初,张巨乡蒋村新教堂建成时信徒只有100人左右,近几年来,教徒人数迅速增加,目前该教堂的教徒已经发展到500人左右。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所展示的外貌更深刻地对应和表现于人类自身在认知、情感、言语、行动等方面的发展。基督教徒在信仰基督教之前大多数信仰佛教和道教,为什么他们放弃信仰多年并且在中国生长多年的宗教,转而信仰一种所谓的洋教,为什么这些年来基督教在农村能够发展这么迅速,其中的原因除了国家的宗教政策放宽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这些是笔者需要探讨的问题。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心理层次的研究,所以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实地参与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蒋村教堂为中心,涵盖蒋村所在的张巨乡9个村庄和徐营镇宣阳驿1个村庄的教徒(因为宣阳驿村距离徐营镇教堂路途较远而距离蒋村教堂较近,经过县教堂批准,该村所有基督教事务由蒋村教堂负责) 。

    基督教分为三大派别：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文的“基督教”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在学术上是指基督宗教各教派的总称；而习惯上则单指“基督新教”。为避免称谓上的混乱,本文根据当地情况,这里的基督教专指基督教新教。

 

    张巨乡坐落于黄河北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西部,属于平原地带。现有人口15000人左右,其中男女比例大体持平。该乡人均收入2400元左右,经济状况在本县属于中等。该乡地势平坦,历来村民都是以农业为主。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更多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该乡已从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发展,人们开始走出家门,接触外面的世界。该乡所属的蒋村有三个砖瓦厂,是该村重要的经济支柱,能吸收本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并由此带动砖瓦运输业的发展。陈庄村现在发展花卉经济,该村人均收入超过该乡平均水平千余元。自古以来获嘉县一直是著名的“瓦刀之乡”,从事建筑业的泥水匠比较多,该地有相当一部分青壮劳动力靠这个手艺外出打工。从这些方面看,这个乡具有华北地区传统外向型乡镇的特征,本个案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多年以来,该地佛教和道教比较盛行,各个村子都有几个大大小小的庙宇或者道观,供附近村民参拜。近几年,基督教在该地也逐渐盛行起来。在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奥秘还不能完全了解,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总怀有恐慌和敬畏之情,加之农村的医疗设备相对缺乏,人们通过乞求神明来解释和适应自然现象的情况相当普遍。

 

    根据“中华基督教会蒋村支会创修碑记”的记载,基督教传入该地是在1925年以前,蒋村修建的第一个教堂是在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破“四旧”时期教堂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宗教活动全部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活动又逐步开展起来,1983年教堂临时设在一个教徒家里。1985年,村委会最终同意将本村原来废弃的卫生院划拨给基督教会作为教堂使用,教堂转入村卫生院。1991年村委会将村边一块地划拨教会建新教堂,在信徒们自己的合力下建立了新教堂,新教堂规模宏大,并且有教职人员住房、厨房、仓库等。新教堂可容纳800人左右。该教堂有不同层次的人员分工,具备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功能。

    据该教堂负责人介绍,原来所有的基督教徒的具体情况都有严格的登记,近几年来,人数增加比较快,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平常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或农忙时候才回来做礼拜,所以现在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信徒人数。估计现在信徒有500 人左右,其中女性有400人左右,占总人数的80%；男性有100人左右,占20%；6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人左右,占40%；35～60岁的信徒有200左右,约占40%；35岁以下的信徒有100人左右,约占20%。整体上出现了信徒年龄偏大、但逐渐年轻化,女性占大多数,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特点。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信教原因对15位教徒做了深入访谈。信徒信教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人因素

    信徒各有不同的入教动机,但归纳起来有一定的共同性,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受家庭及他人影响而信教。基督教徒称这种情况为“平安信”,即在自己及家人没有遭受什么磨难的情况下信教。在调查中发现这在教徒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有些全家都是教徒,甚至家里几代人都是基督教徒。24岁的赵红娟,娘家5口人全是教徒,她自己也是因为受家庭影响从小信仰基督教,结婚后其丈夫家也全部是基督教徒。48岁的刘明芹结婚以前不信教,结婚以后因为丈夫家信教是从上辈传下来的传统,所以自己也在丈夫家的影响下开始信教。42岁的王荣战属于家里几代人都信教的情况,他信教是属于从祖辈传下来的传统,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

    受别人影响也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途径。陈宗兰,今年51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在信仰基督教之前信仰佛教,后来听别人介绍基督教义,被感化,从1980年开始信教,信教三年后就开始受洗。用他自己的话说“信主之后能将自己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随着对基督教理解的加深,他现在的信主是要追求灵魂的永生,之所以要受洗最终皈依基督教是因为“上帝还要来给咱安排住处,受洗之后不再犯罪”。

    (2)驱邪、治病为目的。农村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自己或家人染病在身医治不好的情况下走进教堂的。今年57岁的浮秀英,现任蒋村教堂的保管,为教堂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她说：她现在信教有20多年的历史,受洗也有15年。在信仰基督教之前信仰佛教,得了食道癌之后久治不愈,听别人介绍说信主能治病,就抱着试试看的目的参加聚会,“在第一次聚会主就抓住了我：能死后永生,不下地狱。从第一次就坚定了信主的信念,没想到病真治好了”,所以积极主动要求受洗皈依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彻底诀别。

    董素青,今年53岁,信主有14年了,但一直没有受洗。她说自己在信主之前信仰佛教,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最重要的就是经常中邪、说胡话,影响到正常生活。听别人说信主不招邪,就开始信教,“信教之后身体好多了,也不招邪了,心情好多了,这些年也未得过什么大病,感谢主。当问及为什么没有受洗时,她说自己经常在外打工,不怎么上教堂做礼拜,用她的话说就是“受洗之前是小孩,上帝对你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受洗之后说明你长大成人了,受的管教也多了”。

    我们认为,教徒信教,可能由于心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精神和心理负担,有助于身体疾病的治疗,久治不愈的疾病也可能因此痊愈。但对一些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疾病,利用宗教去解决,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同时由于大部分农村教徒文化水平非常低,常常把偶然巧合当作必然性,他们坚信“耶酥保佑信徒健康,除病御魔”,所以, “基督教治病说”成为大量农民信教的原因之一。

    (3)打发无聊时间,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对于一些生活不如意的农村人尤其如此。在现在的农村,文化体育等娱乐设施很少,并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加强,农民在田间劳作的时间减少,除了正常家务外,无所事事。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贫富差距拉大,这就使得一些农村比较老实本分的人,心理上感觉到不平衡。再者旧社会的许多封建残余仍然存在,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事还时有发生,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遭受不幸与意外挫折,又得不到所期望的关怀与帮助,无法克服实际中产生的困难和战胜思想上的痛苦、烦恼,就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基督教宣扬的是一种人人平等、彼此互为兄弟姐妹的思想,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歧视,所以这些人最终走向了十字架。王某,早年丧妻,一直没有再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子女,后来抱养一有残疾的女孩,两人相依为命,生活也比较清苦,他的家就在教堂附近,没事也上教堂去转转,听教堂讲道,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在这里他能感觉到一种家庭的温暖,排遣了生活的烦恼,同时也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二)社会因素

    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与文化上的落后。人们往往寻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希望摆脱贫穷和不幸。然而,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单从经济上的贫困、文化上的落后来解释基督教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原因已显苍白,应该挖掘比较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现在的农民虽然不再为最基本的衣食担忧,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给予农民的是一种相对剥夺感,粮食产品市场一度疲软,粮食增产农民却不增收,隐性失业人数不断上升。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惠及不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农村人基本上是生不起病的,“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带着农村的乡土气息走进了现代都市,走进了都市人的家庭生活,他们感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都市生活,同时也感受着现代都市人对他们的排斥与歧视,具有明显的“双重边际人”的特征,这一切对他们的心灵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另外,在目前一些农村,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丑恶现象,治安混乱,一些村干部贪污腐化,横行乡里,农村的社会分化严重,农民对社会的不正之风日益感到不满。社会转型期许许多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滋生宗教的温床。格尔茨(Clifford Geerts)说过,当人们因痛苦而想否定整个世界时,宗教每一次都给予同样的响应,“借助象征手段来系统地表述这样一个真正世界秩序的形象,用来解释甚至颂扬人类经验中的模糊、困惑和矛盾[2]。”基督教教义充满仁慈和关爱,宣扬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中有了一定的市场。

    (三) 基督教自身的魅力

    基督教在农村受到崇拜还在于基督教自身所展示出来的魅力。耶稣被解释为人民的一分子,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样,无权无势,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最终代替所有的民众受难致死。基督教义宣扬人人平等,倡导男女平等,人在罪恶世界中的苦难是无法摆脱的等等。耶稣的经历和这些教义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同时基督教形式也越来越本土化,为其扎根农村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基督教曾四度闯入中国,而每次又几乎被驱赶出境。原因就在于基督教本身的独特要求和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及民俗信仰存在着基本矛盾,以致冲突在所难免[3]。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传入农村后本来比较严格的仪式逐渐简单化,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方式。

 

    通过此次乡民信教的原因调查,我们发现,近几年基督教在乡村社会发展迅速,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与此同时,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现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功能,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基督教流行的积极功能

    主要包括政治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两个方面。

    其中,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现在的基督教在党的宗教政策引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倡导教徒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基督教的社会控制功能表现在,基督教许多教义比如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克勤克俭等等,对教徒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许多教徒把教义奉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行为规范,这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基督教作为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它开辟了反腐败、反卖淫嫖娼、反赌博、反投机等一系列社会丑恶现象的“第二战场”、“第二法庭”。

    (二)基督教流行的消极功能

    首先,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容易使广大农村信徒产生宿命论思想,过分逃避社会现实。很多教徒总是觉得自己幸福的多少是由上帝决定的,缺乏与现实生活抗争的勇气；其次,由于基督教同其它宗教一样强调对信仰的虔诚,强调“神谕”的不可变更性,很容易形成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妨碍人们对时代及社会变化的适应[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教徒不能适应这种转变,看不惯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排斥社会的积极变化。

    在当今的农村,社会发展远远没有超越“宗教信仰”的阶段,人们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在生存和信仰之间达致一种平衡。而现在的一些基层政府往往过分夸大宗教的消极作用,笔者在教堂做调查时被当作是上面下来查“黑教”的,引起他们的恐慌,这说明基层政府对宗教认知还存在很大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徒对政府的感情。在主体性的时代,我们应该对基督教正确引导,使其健康发展。为此,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普及科学文化素质,遏制迷信。农村教徒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迷信很容易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作用,通过这些人的言传身教,又会对青年一代产生影响。因此,通过提高乡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神学迷信成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其次,教会应该积极提高神职人员素质,通过不断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神学理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来遏制异端邪说在农村教徒中的产生和蔓延,保持基督教在农村的积极健康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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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3]杨宏山. 皖东农村“基督教热”调查与思考[J].江淮论坛,1994(4) .

[2]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顾亚林,侯星芳. 逐渐走进更多农民心中的上帝——对农村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分析[J].绥化师专学报,2004,24(2) .

 

 

              （本文转载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