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峰

 

 

    毫无疑问，随着SW教会事件的公开化、社会化、国际化（以及去年的洛桑事件），中国的基督教局面已面临一个全新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关乎家庭教会的生存状况以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对峙局面，也牵涉到海外教会与中国教会的全新关系，尤其是牵涉到教会与政府关系之间新一轮的重要博弈。

 

    笔者之所以有如此的敏感度和警惕性，原因在于这几起事件把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以及政教关系的重大议题和纠结焦点完全暴露出来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事件已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教会内部、学术界、海外群体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思索和探讨。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笔者坦言，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所有机构，如果不明智和严肃对待这种局面，我们留给历史和后代的只能是教训和遗憾。

 

    鉴于以上的考虑，笔者通过个人的视角来分析目前的局势，以表对中国基督教局面的关切，同时也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良性的沟通和讨论。

 

 

    有关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笔者不得不要先提到三自机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三自机构的决策很重要，也不是因为三自系统的态度很关键，而是因为三自机构的角色和身份非常特别。换句话说，中国教会之所以在普世教会里非常特别，那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三自机构。三自机构的特别在于他既象教会也象政府部门，反过来说，它既不象教会，也不象政府部门。有的时候，它以教会的形态出现，有的时候它又以政府部门的组织现身。这种源于政府构思的机构，本是出于政府的一种战略性的宗教政策，可事实上它却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局势趋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隐形阻力。（在这里笔者必须要声明，对三自机构的评价不是针对三自教会的牧者和信徒，而只是针对三自这个机构本身。）三自机构的存在给很多群体带来了的误区，政府以为有了三自机构的设立，中国基督教便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三自机构的领导人以为自己在里面任职，似乎就认为自己在承担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使命。

 

    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区，笔者并不反对中国有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和机构，笔者也不反对有“中国基督教协会”存在的必要性，笔者反对的是不应只有一家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中国完全可以有“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教联合会”等类似的多家信仰机构，尤其是不应该让这些信仰机构充当垄断性的、类似政府部门的宗教组织。如果政府部门和三自体系的领导人不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基督教的局面是永远无法达致和谐、健康的未来。尤其是三自机构的领袖们应该要主动站出来，带着信仰的魄力勇于向政府部门昌明情况，尤其是要带着基督“舍己”的精神主动请缨放弃不该有的身份和角色。如果三自机构的领导者有了这个层面的意识，如果他们能主动向政府部门说明信仰团体和政府组织的本质差异，那中国基督教的局面一定会朝着更良性的局面发展。

 

                                                

 

    笔者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也希望中国教会能有一个更良好的发展局面，尤其是政教关系方面能有更健康的状况。只是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决策者理应要有更开明的政策，不仅仅因为当下的中国正逐渐与国际接轨，也因为中国基督教的信众人数已达几千万。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而言，政府要审慎决策不言而喻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可否认，政府部门一直在努力这样做，不过，努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要了解宗教，要更深、更广、更透彻地了解宗教的本质和它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更健康、更合理地处理宗教问题。因为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它本身独特的情形和性质，教育工作有教育工作的规律，卫生管理有卫生管理的体系，民族事业有民族事业的特点，同样宗教问题有宗教问题的情形。笔者认为政府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神圣空间，也就是说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教理解读。

 

    其实，政府在信仰上尊重教会是最好的管理和政策。因为事实上教会群体非常愿意顺服政府的世俗权柄，他们并没有有意要挑战政府部门的权力，只是希望政府尊重他们独有的信仰空间。就当下的中国基督教局面来讲，政府应该要打消这种垂直管理宗教的方法，应该允许中国出现多个全国性的基督教机构，而且赋予这些基督教机构本身的信仰作用和功能，比如可以允许体制外的教会建立自己的全国性机构。至于国家宗教局的部门，应该只赋予他们服务部门的角色。

    

    三、家庭教会

 

    就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笔者认为他们应该要自然地浮现出来，这种公开化的做法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自然地见证自己的身份。家庭教会要始终认识到自己是世上的光和山上的城，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就是见证，因此教会在家庭以及社会的形象决不应该是一种躲躲藏藏的角色，而是一种自然、坦荡的角色。不是因为我们要努力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应该要这样做。还有，对于三自系统里的牧者和信徒，我们不应该要敌视他们，我们应该要认同他们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不是因为别人没有软弱，而是因为人人都有软弱。对于政府部门，我们除了信仰因素外，应该要尊重神所赋予他们的世俗权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和祝福。当然，就当下的SW事件以及去年洛桑事件所出现的局面，笔者认为在其中教会的确没有有意要挑战政府的权威，而是因为教会不得已这么做，因为教会应该有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

 

    就未来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体走势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应该要在政教关系上有更合一的看法，以便能更有效地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交谈，以使政府部门能更明确知道家庭教会的整体意见和看法。

     

    四、海外机构

 

    对于处在“局外人”角色的海外教会以及福音机构，笔者认为他们应该要有智慧来关切中国的基督教局面，尽管海外教会对待中国教会的态度千差万别，但在基本形势上应该要有比较明朗的认识，尽管他们无法直接参与中国基督教局面的协调，但至少应该要在可能有的机会里给予真诚的关切。不管海外机构与中国基督教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或与官方教会保持关系，或与家庭教会保持关系，这一切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乃是他们要明确地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并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本分的工作。比如说一些与中国官方以及官方教会有关系的机构，他们应该要从整个政教关系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们尽管不能直接参与和干涉，但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很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于中国非体制内教会的局面和处境，他们应该要给予同情和理解。他们可以按着自己的立场选择所接触的中国教会群体，但是他们应该要借着“局外人”特有的身份积极帮助中国基督教走向更合乎神的旨意、更健康的未来。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软点和缺点，他们也都完全可以提出真诚的看法和建议。

 

    五、学术单位

 

    作为中国基督教目前相对可以保持公开表态的群体，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们应该要珍惜自己特有的身份和空间，积极来探讨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不过他们更多是停留在纯理论的学术层面，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就当下的中国基督教处境发挥自己更重要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观点有时更为合理和整全，他们应该对当下的中国政教关系有更深入的调查和考究。不仅仅在理论方面做研讨，更应该要身临其境地走进教会群体里，更直接地了解实际的情况，以便使学术层面有更广泛的实际果效，同时也能使自己领受更真实的信仰过程。

 

    无可否认，近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展，对中国教会的现实问题就有了非常直接的讨论和研究。很显然，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能从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渠道来分析中国教会的整体局面。深信如果能更深地从生命角度来接触信仰，此类的研究就会对中国教会的前景带来非常有效的果效。

     

    六、结论

 

    中国基督教的局面绝非三言二语能分析清楚，而解决起来也绝非二步三步能促成，但是如果每一方都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事情的本质并采取有智慧、有魄力的决定，那么整个基督教的局面一定会得到改善。如果三自领袖能认识到三自机构的误区，如果家庭教会能在各种环境里更合一和有肚量，如果政府部门能更开明地颁布政策，如果海外教会能更真诚地关切中国教会的局面，如果中国学术界能更关切当下的实际问题。那么中国基督教的局面也一定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