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满堂

 

 

    本文通过胡润百富慈善榜的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并辅以个案调查材料，探求在慈善事业表现突出的福建省籍企业家群体背后的宗教因素，并认为这种宗教是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传统宗教文化是指制度化的佛教、道教、儒教，还有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如祖宗崇拜与神明（社区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核心伦理是有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思想，道家的长生思想，儒家的忠孝思想，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功利主义思想等。[1]

 

     一、《胡润慈善榜》中的闽籍企业家群体

   《2009胡润慈善榜》共有100位慈善家上榜，从2004年至2008年底，共捐赠了近157亿元，其中累计捐赠过亿的慈善家有33位。从事酒店、房地产事业的余彭年获得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的称号，五年捐赠金额30亿元。金源集团的黄如论，五年累计捐赠额14.5亿元，名列第二。合生创展的朱孟依以11.5亿元的捐赠额排名第三。有78名《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入选《2009胡润慈善榜》，其中7人是《2008胡润百富榜》前十名富豪。100位慈善家平均捐赠额达1.6亿元，占《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的4%。2008年被誉为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一年，当年发生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集体提升。教育、救灾、社会公益这三个领域是慈善家五年来集中捐赠的方向。

 

    根据胡润百富《2009中国千万富豪生活方式与品牌倾向报告》显示：企业家们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依次是：纳税、环保、慈善捐款、维护职工权益、提高就业率、引领行业等方式。慈善捐款从2008年排名第五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三位，表明中国企业家们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在逐年提升，有51%的富豪通过慈善基金参与慈善，42%的富豪通过直接设立项目，亲自参与慈善。[2]

 

    分析2009年胡润财富榜，拥有富豪最多的前五省依次是：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在2009年胡润慈善排行中，从事慈善事业最多的前五位依次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与辽宁。富豪们从事慈善的比例最多则是甘肃、广西、福建、辽宁、重庆。考虑到从事慈善的绝对数不多，故将甘肃、广西、辽宁、重庆排除去，余下则有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四省。针对四省籍企业家在慈善事业的卓越表现，“胡润百富榜”在2010年还特别制这四个省单榜名单。在《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共有15位闽商慈善家上榜，在2005年至2009年底，这15位闽商慈善家共捐赠48.6亿元，人均捐赠额达3.3亿元，平均捐赠额全国最高（见表2）。

 

    在2009年胡润慈善榜中，广东、浙江、福建省等三地富豪上榜最多，与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相比，其从事慈善事业的比率也相对较高，这其中的原因与三地经济发达，富豪数量相对较多有关。胡润百富榜撰稿者也认为，三省富人能自觉从事慈善事业与地方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不过，作者并没有指出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导致富豪能主动行善。[3]从表2以省籍划分企业群体来看，企业家群体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与其群体拥有财富总量有相对关系，即财富越多捐赠越多，但也有例外，如GDP总量名列第二的山东省。富豪从事慈善事业与地方GDP总量或人均收入也没有绝对关系，如福建省2009年GDP总量在全国排名是第12位，只有广东省的1/3，但不影响其企业家的经济实力与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数与捐赠额。从企业家富豪个人财富来看，福建省籍企业家总体财富并没有广东、浙江两省籍多，但捐款总额与平均捐资额却名列全国之冠。

 

    二、地方传统宗教文化对闽籍企业家的影响

 

    企业家的宗教信仰问题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作为宗教社会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以“天职观”为中心的新教伦理所提供的精神动力在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后，有不少学者循着韦伯的思路，从宗教学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大都强调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5]在西方国家，企业家富豪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因，一般认为有三个推动因素，一是企业家内在的基督教信仰；二是国家有关税收法规，能引导富人自觉从事慈善事业；三是运作透明规范的慈善基金组织。[6]西方企业家从事慈善都有一种宗教情怀，闽籍企业家从事慈善也有一种宗教情怀。福建是中国大陆传统文化保留较多的地区之一，福建省村庙与祠堂数量之多，全国为冠。“村村缘有庙，无庙不成村”，每年的村庙神诞庆典与春节期间的游神赛会活动经费都来自捐助。祠堂是血缘群体团结的纽带，而村庙则是地缘群体团结的纽带。福建乡村公益事业办得很好，路桥亭阁都由村民出资修建，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其中富人捐资也非常积极，这与村庙宗祠文化发达有关。

 

    在传统村落社区中，祠堂与村庙是民间信仰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在祠堂内所开展的信仰活动主要是家族群体开展的祖宗崇拜，而村庙内的信仰活动则是全体社区居民的社区神崇拜。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来看，祖宗崇拜的社会组织性非常明显，通常家庭就是祖宗崇拜最基本的单位，宗族则是祖宗崇拜最高一层单位，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另外还有宗祠作为供奉祖先牌位和祭拜祖先的场所，有族谱作为宗族历史的书面记载材料，既有物化的东西，也有精神化的东西，更有无形的血缘纽带关系。福建家族祠堂大都成立了宗祠管理委员会，这实质是一种宗族血缘组织。通过族人捐助，维持宗祠日常开销。福建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宗族都成立助学济困性质的基金会，而带头发起这种基金会的多是经营企业而发家的富裕族人。

 

    除祖宗崇拜具有显著的社会组织性之外，民间信仰中的神明崇拜也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性，在当今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福建，村庙神明崇拜的社会组织性丝毫不逊色于入世型的制度化宗教信仰（如基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村庙信仰是笔者在研究福建群体性民间信仰时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社区性、群体性的民间信仰，其活动是围绕着村庙所供奉的神明（通常是一种社区神）而展开，一个有村庙信仰的传统社区就是一个社区神崇拜共同体，笔者称之为村庙信仰共同体。村庙是社区的公共建筑，而村神是社区的保护神，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联合起来举办聚餐、演戏酬神、斋醮、游神巡境等仪式，以祈求神明保佑全体社区居民的平安发达。为了推动村庙信仰活动的开展，社区中一些热心于公益事业，并有社会威望的老年人出面组成村庙管理委会或祭祀组织对村庙事务进行管理。村庙信仰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宗教的心理慰藉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交往功能，更有一般制度化宗教所没有的娱乐功能。就影响力而言，村庙由于具有开放性，多功能性，因而比祖宗崇拜的社区影响力更大。在村落社区中，祠堂中的祖先崇拜具有以血缘姓氏为前提的排它性，而村庙中的神明崇拜则没有这种排它性，它是社区宗族之间联合的纽带。[7]

 

    福建的村庙祠堂没有固定财产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家族与社区居民的捐献。另外，地方流行富人要多捐款，花钱买面子等传统，这促使更多的富人群体自觉从事公益与慈善活动。[8]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与居民对村庙信仰也较热诚，即使借贷也要交纳村庙信仰中派捐款，他们希望崇拜神明能给他们带来好运。福建泛宗教文化信仰的伦理，是糅和了佛道儒家的思想，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思想，道家的长生思想，儒家的忠孝思想，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功利主义思想等。[9] 这种宗教伦理文化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左右了其社会责任，导致他对亲友、同乡的关照较多。

 

    在《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有15位上榜企业家（见表3），来自沿海县市区的有13名，来自闽南泉州市的有11人。福建沿海是传统宗教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泉州最盛。企业家是拥有深重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情节的，这是地方传统宗教文化熏陶的结果。

 

    闽南地区家族企业深受地方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企业主通常在办公场所供奉家乡村庙主神像，还经常敬献香花水果及香烛。个别企业家还在公司办公楼建“佛堂”。闽南企业的食堂在每月农历的初二与十六要加餐，这原因是闽南地方村庙烧香时间（在福州是每月初一与十五）。而逢“佛生日”（村庙主神诞辰日）这天，老板则要请全体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到酒店或食堂内聚餐。个别小企业主也会宴请全体普通员工吃饭。企业经营遇到问题也会求诸神明。也许从基督教的眼光看来，这种信仰不是一种纯正的信仰，但它却符合福建人普遍所遵从的传统宗教信仰法则。

 

    三、结论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将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投身到社会慈善事业，尽管这种慈善事业还存在些问题，我们都应当肯定这种行为，并希望有更的企业家参与到社会慈善与社会公益事业中去。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地区的企业家积极从事慈善事业，不仅三地民营资本发达，也与当地文化传统有关系。闽籍企业家在慈善事业表现最为突出，我们认为其背后有传统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宗教伦理文化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是信任、社会责任都是呈现出以企业主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本文认为讨论传统宗教文化信仰对于福建籍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影响很大，在此提出问题以期待更多的人展开专题研究。不过，我们希望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进一步拓展，企业家要特别重视企业产品质量责任、员工责任以及环境责任。企业家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家应该本着思利及人的观念去经营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当前中国企业与企业家在社会责任方面热衷于在一种特定的媒体聚焦的场合，比如赈灾的时候大量地捐款等，试图造成企业社会责任良好的公众印象。而一些媒体也热衷于搞类似捐款的排行榜，好像捐款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10]“以捐钱为代表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公益’固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最关键的要素，更不能将此作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因此，中国企业家如何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慈善事业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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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胡润百富《2009中国千万富豪生活方式与品牌倾向报告》，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11/13/84746_all.html.

[3] 胡润百富：《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集体提升——“胡润慈善榜”连续六年寻找中国的卡耐基》，http://www.hurun.net/listreleasecn348.aspx.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5] 参见金耀基：《儒教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见于《金耀基社会文选》，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6] 黄妙玉：《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思考》，《改革与发展》2009年第4期。

[7]参见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8]福建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编：《宗教与现代社会——福建省宗教研究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9]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17页。

[10]骆闻：《“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被消费者认同》，《公益时报》2009年12月08日。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