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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能否有宗教信仰是个问题
发布时间: 2014/2/21日    【字体:
作者:毛牧青
关键词:  党员 宗教  
 


                                        毛牧青

      两年前,我在半岛博客转载了一篇我们的邻邦同志、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关于“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的报道,结果遭到小编删除。想想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神论”的先锋组织,自然与上帝、真主、佛祖敏感,连普通小编也深谙内幕很畏惧怕饿饭,变得谨小慎微不得不下狠手斩草除根。呵呵~~~在中国 我深表理解!
 
      或许老久同志看到苏共垮台的诸多教训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先辈布尔什维克当年犯下的最为愚蠢的错误,就是没能同信徒和教会搞好关系。”。然而即便“列宁当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一年后,列宁就已要求尊重宗教信仰”(久加诺夫)。
 
      但后来苏联的历史教训,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前主任冯今源先生几年前在谈到前苏联政权对宗教的态度失误所言,“列宁同志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前后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早期,他强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劣质酒。’并且一直强调要同宗教做斗争。这些认识存在不切实际之处,列宁同志晚年在革命实践中有所察觉,但是为时已晚,已无法纠正”;“苏共几代领导人都认定宗教是政治异己力量,而不承认宗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只积极力量,不承认广大信教群众与党的血肉联系。整个宗教界长期处于被排挤、被打压的境地,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被人为的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
 
      冯先生还说:“在实行农业集体化后不久,苏共几代领导人都没有坚持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没有始终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反,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把宗教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和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大肆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宗教的位置’,大张旗鼓的开展限制宗教、反对宗教的‘无神论宣传运动’,妄图人为的削弱、消灭宗教,用‘无神论’占领一切思想领域的阵地。前苏联宗教界曾力图在新社会寻到自己的位置以尽一份贡献,也确实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努力却未获苏联党和政府足够的理解和回应。

  前苏联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为地制造了人民群众中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对立,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前苏联的这一历史教训是惨痛的,他告诉我们,不注重民族、宗教工作,不能用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理顺他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不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贯彻执行错误的敌视与压制宗教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不仅不能淡化和消灭宗教,反而会给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带来危害。”
 
      在分析苏联的“宗教政策”教训后,冯先生得出以下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

  前苏联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他说明绝不能以对实现共产主义和宗教消亡的盲目乐观为基础制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政策;不能一方面主张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否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并力图促退、淡化、遏制群众正当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宗教政策如不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加以调整与纠正,并让其恶性发展,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反面;执行这种政策不仅不能消灭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反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埋下骚乱、动乱、不安定乃至民族分裂的危险因素。”
 
      当然,作为身临其境切身感受国内曾经的宗教政策失误,俄共党魁久加诺夫更有发言资格更有说服力。
 
      所以久加诺夫同学审时度势,毫不掩饰自己对宗教的好感:“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他还不加掩饰坦诚阅读了许多宗教书籍,更仔细研究了《圣经》。他还发现,苏共曾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完全抄袭《圣经.马太福音》中基督耶稣所说的“山上宝训”。而“山上宝训”,一直被认作是基督徒的言行准则。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当年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感召力的口号,这些动听口号的灵感同样来自圣经。因此他产生了“坚决主张修改共产党党章,取消党章中有关无神论要求的条款”的决心,绝非头脑发胀如同儿戏的一派胡言乱语,而是接受苏共宗教历史教训调整党的宗教政策、结合俄罗斯国情采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很务实很得民心的理智之举。
 
      俄罗斯的现实也如此。如今俄共不少党员已不再严格遵守意识形态禁锢成了虔诚的东正教教徒,许多党员在向列宁和斯大林像献花同时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俄共高层也在调整和建立与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让自己和所领导的党能获得更多俄国公众的支持。
 
      老久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可以有宗教信仰。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因为信徒们都比较忠诚,不会从一个政党跑到另一个政党。“以任何形式打击和侮辱宗教以及教徒的做法,对他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如果没有理想和道德规范,那这个社会将无法存在下去更不能发展”。
 
      有意思的是:早已不是苏共党员的铁腕人物普京,更懂得根深蒂固宗教的社会作用。去年他宣布法令,从该年9月起,宗教基础教育将纳入俄罗斯全国各级学校必修课程。据亚洲新闻社在报道:中小学的学生可以在《传统宗教历史》,与《宗教文化基础》或《公共伦理基础》中择一选读。依照普京的命令,俄罗斯教育部从2月份开始培训宗教课程教师,3月份家长们必须决定子女要上的宗教课程。至于原本的特有宗教组织存在,以及其他政党对待宗教意义的认知,早已超越意识形态在宗教态度上达成共识,这已不是什么新闻,早成了世界诸多国家的公认制度。
 
      如果不是故意闭眼不闻、有意否定宗教的作用的话,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类的进步影响极大。应该说,西方的文明,主要来自宗教的巨大威力,是西方精神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源泉。实际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影响,早已超越意识形态为世人包括共产党执政国家所接受,并与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譬如世界仅基督教徒(含天主教、东正教)就超过20亿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大多国家认可和实行周七记时制、公元纪年制、红十字会;以及一些宗教词汇超于意识形态被广泛使用,等等,便可一目了然。
 
      但党员能否有宗教信仰,在我国的确是个问题。
 
      2007年,财政部的《经济研究参考》杂志,曾在56页码中用了将近一半篇幅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三年前完成的一份政治改革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而来自《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在胡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为今这篇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改革措施,将可以在未来20年完成。报告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基础上强调,如果施政能依此报告而行,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景况。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报道指出,中共高层可能接受这种改变,因为在近期的中共官方论述中,对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上已经抱持积极态度。韩国《朝鲜日报》驻京特派记者朴胜俊当年7月6日对此也曾做了报道。
 
      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里,在肯定信仰绝对重要的前提下,应开放宗教信仰及允许党员信仰宗教的探讨文章出现不少。其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2001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2006年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空军中将、空军副政委刘亚洲2007年的《论宗教》、赵晓2008年的《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2009年的《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等等。而探讨国民宗教信仰缺失的文章就更多了。
 
      但党校的那份报告和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呼声,似乎与1991年1月中组部就《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发出通知成了截然鲜明对比。《通知》指出: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而后来的实际,也验证了这份早年通知和此前后各类党内“红头”的份量。似乎如今在“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问题上并未有所突破。近些年来“地下教会”、宗教问题夹杂民族问题等事件频发,反倒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躲之不及,估计中央党校这个建议坐了冷板凳,暂且放置高层议程之外了,时至如今“楼梯声也没听到”,更不用说有人下楼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里的《宪法》是高于一切党纪国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它首先认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问题来了,党员是不是公民?如果是,根据大法,公民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党员公民难道就不可以有宗教的信仰?岂不前后矛盾么?所以说,宗教自由不应受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而应由公民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这是其一。
 
      中共是我国法定的执政党,作为一个法定的执政党,根据“三个代表理论”更应面向全国公民更具最广泛的代表性,不应仅仅局限在“无神论”的群体,仅仅代表中国的无神论群体而忽视一群有神论者,是不是有些特殊性。有人说,“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我认为不太妥。信仰特指宗教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理想,绝不是宗教。把理想和宗教混为一谈,这本身就对理想的曲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追求宗教信仰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不矛盾,宗教的终极和我们理想的终极本质是一致的。这是其二。
 
      纵观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各类政党组织都是有宗教家信仰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也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实践证明,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既利于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情操的升华,也有利自我反省忏悔罪恶从源头上遏制非分意图,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将来实现世界大同。只为其三。
 
     《党章》在总纲党的性质里,强调了“三个代表理论”,并未明确道明禁止党员宗教信仰自由。第一章的《党员》里明确指出“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但在党员的八条义务和八条权利里,更没有明文规定党员不得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一些党内“红头文件”要求并不能代表、盖过或超越“党章”这个最大的“党纪”的规定,必须屈从《党章》的权威性。况且党员大多数也非仅局限在“工人阶级”队伍,而是涉猎各个阶层的“先锋战士”群,早就超出狭义的工人阶级范畴约束了。既然没有明文“法定”约束宗教信仰自由,就意味着默许或认可,那党员为何不能有宗教自由呢?再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未必不是“先锋战士”。是为其四。
 
      ……所以“十八大”修改的党章说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应该落实在具体实践中,更应面对现实国情的客观存在,而不是“鸵鸟政策”。
 
      久加诺夫说得妙:“共产党员应该有宗教信仰,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己的事业一般很忠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都是投机分子;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是抄袭《圣经》的理念,基督宗教的最高境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当下共产主义事业在全球的失败缘自无神论,没有敬畏之心,只有革命和破坏”。这话在理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这话拿到我国衡量一些党员干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实际上,如果不是故意否认或孤陋寡闻的话,现实中我们不少共产党员还是有“宗教信仰”的,甚至不少还是“三教九流”拥趸,唯独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至于那些狗屁不懂却要为自身利益故作“信神信鬼”的更不在少数。这些年来各地揭露媒体曝光的许多地方大员、贪官庸官迷信风水、财神、数码、权力等“实用信仰”的丑闻,越是随处可见一些高喊“三热爱”口号的,往往越是最扯淡的家伙。当然,那些公开或私下加入宗教开始有信仰的党员,往往都是些工作任劳任怨、处处时时用“神的警示”约束自己言行、很懂得感恩和悲悯的老实厚道人。实践证明:用陈旧的所谓“无神论”纪律约束党的“无神论”行为早已过时,也早被许多党员干部的行为所打破所唾弃,早已成了一道自欺欺人的公开秘密。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上各类“伪科学”和歪理邪说“大师”出笼,竟也唬得我们许多老革命、老部长、老将军、社会名流纷纷成了它们的铁杆粉丝。昔日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笃信宇宙真理”的信仰,早就抛到九霄云外。直至如今,打着各类“大师”旗号的坑蒙拐骗的“信仰”徒子徒孙更如过江之鲫,就像有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胡长清、刘志军、李双江等大人,居然让王林骗子罪犯成了“座上宾”和密友……
 
      而大量的基层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敢于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不妨拿他们在信仰神鬼财神崇尚封建迷信,去与急功近利谋取私利的不择手段做一比较,你就会发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实现远大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在这些狗官嘴里早已成了挂羊头卖狗肉上的空谈忽悠。在他们眼里心里,共产主义是侈谈而功利主义最实惠。这才是活生生缺乏真正信仰的空虚和浮躁的严酷现实哩。我相信一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社会,肯定是个行尸走肉的畸形社会。在无真正信仰的芸芸众生面前,也只能是道德缺失唯利是图害人害己的一片混沌。难道不是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正扬善抑恶的宗教,我是心存敬畏之心,对它的教义是持赞许态度。原因很简单,几千年了,在社会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生活大幅提高下,它仍有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正在队伍壮大,绝不是人类的头脑变傻了,而是懂得宗教在精神上的巨大作用。因此我那位当十几年前下岗后心态畸变的太太,当时皈依基督我是予以热烈掌声的,在精神上物质上鼎力扶持和鼓励的。我曾给她购置许多今天她认为是“神为她早已预备”的历来基督教名著、如今很难买到的《圣经后典》等书籍音像。10多年宗教熏陶让她改变了病态性格,待人处事很宽容、大度和助人为乐,家庭生活更和谐更有意义。她不是党员,但一言一行很规范,远比一些披着党员外衣的人要高尚得多。我不为别的,就是主观为我的家庭和谐平安,客观为社会多一个有信仰行善的人——这就是宗教的魅力,这丝毫不影响我的理想追求,更与“敌对势力”风马牛不相及!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说白了,它不是宗教更不是任意梳理的实用说教,用一句朴素的白话形容就是“实现世界大同”。为了这个目标,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善良之人前腐后继鞠躬尽瘁为之奋斗,尽管方式方法各异但终极殊途同归,都是倾力去消灭阶级差别社会不公、实现人与人和谐平等的大同世界。而我们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教科书上解释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是“人的思想极大地提高、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性质无二吧。
 
     “物我同根,是非一体,根尘同源,缚脱无二”,“魔佛同体,善恶由心,心正成佛,心邪成魔”。是否行善是否心正,一个双重性格的人或组织,绝不是看他口头上纲领上高喊什么,而是看他实际行动在做什么。是善大于恶、佛大于魔、正大于邪,还是相反。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党员宗教信仰多寡优劣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那才是实实在在的鉴别东西呐!
                                                                2013年8月6日中午
 
     (本文原载:作者天涯博客201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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