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十年。过去十年间，港人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禽流感、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回归后不久即出现惊人的经济衰退；二零零三年的沙士疫症；失业率一度高达百份之七以上，就业不足率亦超过百份之三。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为拥有一个自置物业而节衣缩食，但由于地产市道不景，他们的单位也随之变成负资产。即使最保守的说，过去十年也应算是香港最动荡的年代！

 

     但是，尽管香港经历这一切不幸，但它确实已振作起来。如果以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为指标，相对于十年前的一万五千点，本文下笔之时已升至二万二千点。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香港人的适应力；另一是中国的鼎力支持。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为港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数以百万的内地游客有助香港旅游业的复苏。QDⅡ （准许国内机构把他们的庞大资产投资香港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这些富裕繁荣是十分表面的。本质上香港并未如它所表现的那么成功。在过去两三年，香港确实经历经济增长，但没有人可以说，香港在过去十年有真正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创造出来的财富只落入极少数人的口袋里。

 

    在一九九六年，最高收入的十分一人口与最低收入的十分一人口比较，前者平均是后者的三十八倍；在二零零六年则跃升至五十一点七五倍。在过去十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坚尼系数（量度贫富差距的指数，以一作为极限），一九九六年是零点五一八，在二零零六年竟是零点五三三！实际上，香港有愈来愈多人生活在国际认可的贫穷线下。今天，香港有超过一百万人每月收入为五千元或以下！假如真正的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这两个基本元素，则香港过去十年在财富分配这方面表现十分恶劣。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香港出现这样严重的不义。最重要的原因是，部份令香港在过去得以成功的基础正在倒退。它们包括法治、克制和均衡的政府，以及担当监察角色的传媒。

 

     首先是，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一开始就倾向较不民主。他在区议会重新引入委任制，又解散两个（由直选议员组成的）市政局。他亦削弱了立法的权威。结果是董建华的政府只会照顾富人的利益；却极之漠视穷人的需要。有关官商勾结的指控都不是空穴来风。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二年两次对基本法释法严重削弱香港的法治。虽然没有重大事件显示出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干预（事实上，愈来愈多传媒老板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者在内地享有的商业利益），然而，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有不断增加的学者和传媒工作者自我审查。这是因为自一九九七年以来，香港的整体社会气氛已采取企图不开罪中国当局的态度。

 

     一般说来，香港人（其中百份之九十八是华人）迟迟未完全认同祖国。有些人在接纳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唯一统治构机这方面存在困难。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有超过五十万人上街行游，这标志很多港人的醒觉，他们将香港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渴望一个更开放和民主的政府，可回应他们的要求：给不幸的人更好的待遇；为保护环境和香港文化遗产制定更好的措施。  

 

 

      基督教是十分多样化的，包括圣公会、信义宗、浸信会以至五旬节会等，共约有四十个宗派。在基要派教会（例如：浸信会、宣道会和播道会）的数目有显着增加。现时粗略估计约有廿五万教徒以及约一千二百间堂会。这些教会总体上在过去十年甚至变得更保守，与整体社会进程有点脱节。

 

      首先，主流基督教如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主要是改革宗和公理会）、信义宗（在本港至少有六个信义宗团体），以及继续在本港经营一个庞大社会服务集团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需要大量财政资源。因此他们必须依赖政府和富人的全力支持。教会领袖为了回报，几乎甚少转过来批评倾向漠视弱势社群的富人和政府。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有时发觉支持当权派是有好处的。

 

      董建华于二零零二年寻求连任时基督教会的表现可以作为一例。尽管董建华在首任任期内表现差劣，但圣公会大主教对他鼎力支持。二零零三年，董建华处于困境之际，基督教领袖没有要求他下台，反而为他举行祈祷集会。在殖民统治下，香港的基督教会享有很多特权。这主要是由于英国传统中政教关系密切。教会可安全地负起忠诚的反对派角色。但是，一九九七年后，这情况已改变。基督教会的影响力减少。例如，在殖民年代，圣公会主教和罗马天主教主教在官方外交礼节名单上排行第四位。在回归后，他们被降至第十一位。现时政府和大众视基督宗教不过是主要信仰，好像佛教和道教一样。这一切应给予基督教会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教会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的特权机构。

 

      根据圣经传统，教会是上帝在现世的仆人。教会应该在这大地参与“上帝的使命” （Missio Dei）。主前第六世纪以赛亚先知叙述上主的使命是：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抹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赛61:1）

 

      基要派基督徒与香港实况同样脱节，在减轻香港普罗大众的痛苦方面做得很少。多数领袖，不论是平信徒或神职人员，极力避免触怒当权派，就如第二以赛亚同时代的耶利米所形容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4）。过去十年间，保守派教会只顾“教会的成长，传福音是主要策略。他们不遗余力地宣讲福音，不但在香港，也在大陆，因为国内的十三亿人口确是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为了前往大陆工作，香港的教会必须通过一个检验他们态度的试金石：他们对中国当局是否友善？他们是否紧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路线？

 

      一般来说，基督教领袖从不公开质疑政府当局，尽管在心底深处并不满意中国当局如何对待他们在大陆的兄弟姊妹。他们决定对所有因管治差劣而造成的社会不义佯装不见。按照释义，作基督徒就是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四福音给我们说，耶稣尤其照顾年轻的和软弱的人、贫穷的和弱势的人、被遗弃的和受压迫的人。…那么，在香港这些人是谁？是外劳吗？寻求庇护人士吗？新移民吗？…基督教领袖何时代表这些人讲话？他们何时努力争取整个社会的改进和势弱人士的福祉？

 

      香港反而在过去几年间目击许多教会领袖挑选香港其中一个少数社群——同性恋者，作为他们恶意攻击的对象。他们声称同性恋者会摧毁传统家庭价值观。但实际上，更具破坏性的是教会的僵化和武断的态度，以及他们封闭的思想。他们消灭了容忍和包容，这两点正是基督信仰的重要质素。

 

      总而言之，香港教会在过去十年的社会参与是十分贫乏的。社会参与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社会——最终定义为改善众人的生活，而不只是改善富人和当权者的生活。

 

      香港教会的角色在过去十年已减少。其主要原因是香港教会潜意识地选择了自我膨胀和自我保护的道路。面对一个颇为专断的香港特区政府，而且其幕后是由甚至更加专制的政府控制，自我中心的教会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默默顺从，因为那些当局根本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

 

      这暴露了香港教会一个固有的问题：它缺乏足够和适当的教会论。“教会”（或德语的Kirche）源自希腊文kuriakos，字面上解作“那属于主（Kurios）的。”教会属于上帝；它是上帝的教会。作为上帝的教会，它主要寻求天国，而不是自己的王国。天国是为贫穷的人、为受苦的人、为哀恸的人…（参阅太5:3-10）。诗篇的作者们简明扼要地说：

 

      耶和华守诚实，直到永远。耶和华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诗146:7-9）

     耶和华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诗22:22-23）

     神在祂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诗68:5-6）

     上帝把这一切具体地展现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格位。耶稣来不但为照顾穷人和处于边缘的人，祂完全与他们共鸣（参阅太25: 31-46）。

 

      为了作上帝的教会，所有基督徒，特别是香港的基督徒，必须学习肖似耶稣。耶稣度一个牺牲之爱或虚己的生活，所以祂的门徒也必须这样做。事实上，这就是耶稣所命令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8:34；太16:24；路9:23）。归根结底，基督徒福音讲的全是这样。基督徒的福音不是个人得救或拥有个人福祉的福音，而是舍己的福音。直至香港的教会重视这福音之前，它不能而且将永不会有意义地参与社会进程，并为香港更美好的未来作出重大贡献。

 

（陈爱洁 译）

 

                      （本文转载自：《鼎》2007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