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请回来吗？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罗马，一个是希伯来。以往我们更多是学习希腊、罗马，科学、民主、法制等都是从希腊、罗马这个源头发展来的。其实向西方文化学习，还有希伯来的问题，学习基督教的上帝文化。只不过与希腊相比，这是一条隐线。若隐若现，但又不绝如缕。杨鹏先生的这本书就属于这条隐线，近些年由于基督教发展得比较快，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了。但是，一旦说到学习希伯来，学习基督教，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今天说学习科学、民主、法制谁也不会反对。但如果说到学习希伯来基督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学习？
 
    杨鹏这本书叫《“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其焦虑的是上帝的问题。那么，中国人今天需要一个上帝吗？是否需要将上帝重新请回来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讨论的，大家的看法可能也很不一致。认为需要的，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一是我们缺乏信仰，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够真诚，比较实用、比较现实，所以需要有一个上帝，需要一双上帝的眼睛，使我们变得虔诚起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利就有弊，重实用对于信仰而言固然是一种弱点，但也可能不那么偏狭，具有了包容性，而信仰过于绝对，就会有严苛、排他的一面，所以仅仅以信仰为理由还是不充分的，除非你认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都还不算是信仰。
 
    还有一个理由，认为如果没有上帝，就缺乏限制、制约君权的力量。杨鹏的书中也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神权同样是需要制约的，而且神权往往比君权更严酷、更可怕。想想中世纪神权下的欧洲与同时代君权下的中国，哪个更为严酷？哪个社会老百姓生活得相对自然、轻松一些呢？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君权下的中国。皇帝只管你交税纳粮，虽然也有教化的问题，但对思想不会管那么多。中国古代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引水，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基督教的社会中恐怕就没有这么自由、洒脱了。
 
    另外还有独立人格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中国人没有培养起独立人格。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仅仅从儒家传统来看，哪些儒者最具有独立人格的呢？显然是心学一派，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以后有陆王。可是这一派恰恰是不那么强调天或者上帝的，他们重视的是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对于心学派的独立人格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说明独立人格不一定非要上帝。信仰上帝是否就一定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研究过，不好下结论，但我感觉恐怕还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救赎精神，是否是独立人格很难说。反过来说，独立人格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有上帝，通过信仰其他的超越者，比如天命、天道，或者本心之类的，也可以有独立人格。
 
    学习基督教文化是时代课题
 
    所以以上所列的几点，理由并不充分。不过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向基督教学习，相反，我认为向基督教文化学习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近些年在国内传播迅速的宗教文化，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呢？所以就像当年宋儒曾经“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反之六经”，通过学习、借鉴同时也是回应佛老，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一样，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向基督教文化学习的问题。如果个人选择了基督教信仰，自不必说。即使你持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也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并做出回应。所以基督教的话题越来越受人关注，是有原因的。
 
    中西方的上帝类型不同
 
    回到杨鹏的这本书来，我觉得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有没有上帝？是否信仰过上帝？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绕一个弯子，绕到利玛窦、南怀仁等人那里去，用传教士的观点来证明中国曾经信仰过上帝，这个弯子绕得有点大。其实人类学、宗教学已证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一个神权时代，有一个信仰神的时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上帝在中国”是成立的。但我们有过什么样的上帝？这个问题很关键，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国文献比如甲骨文中的“上帝”是不是就是西方的God、耶和华？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上帝？或者说上帝为什么隐遁了？让位给“天”或者“天道”？这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此上帝非彼上帝，上帝类型不一样。而类型不同发展也就不同，不同的上帝类型决定了不同中西不同的宗教发展路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后面的讨论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