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后来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流传到欧美等国，对很多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年西汉末期。‘’至此，佛教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经过与中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本文想尝试探讨一下，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关系，以此揭示出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
 
    一、 佛教思想对传统司法制度的影响
 
    创建于古印度的佛教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原始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本土观念大相径庭，中印之间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产生巨大的障碍。然而，佛教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必须寻求一种融入本土文化的契机，协调中印文化之间的冲突。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历经曲折但不无建树，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蜕变，其中也对中国传统的司法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创建后，历经各地传播，教义进一步得到完善，宗派林立，典籍浩瀚，内容极其丰富。佛教思想蕴涵极深的智慧，其对宇宙人生的洞悉，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规律的分析，均有深刻的独到之处。佛教思想包括“四圣谛”、“缘起论”、“因果论”、“无我”、“无常”、“中道”和“实相”等，内涵深奥，体系严谨，说理透彻。其中，以因果报应说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较为明显。佛教缘起论认为世界万物无一不由因缘和合而生，而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历然。所谓因是原因，是能生，所谓果是结果，是所生。人、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整体系统。‘‘人们在现实中违法犯法而受到惩处，就是一种明显的现世报应。从中国历史上可知，佛教的这种思想对传统司法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预防社会犯罪。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德主刑辅”的伦理社会，司法中要特别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尽量减省刑赋，发挥伦理道德的预防犯罪作用。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论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社会哪个阶层，都接受因果报应论的教育，几乎每个人对此都铭记在心，行善积德，远离犯罪，安分守己，早日获得轮回解脱。佛教还编有《三世因果文》在民间社会流传极广，对于防非止恶，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佛教修行讲求戒、定、慧三学，对于戒律非常重视，要求出家和在家的信众严格遵守清规戒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守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守戒是学佛的最起码的要求，这些行为规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作用。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菩萨的“四摄六度”倍受提倡。“六度”包括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和智慧波罗蜜，其中六度之一的“忍辱波罗蜜”要求信众忍受难忍之处，经得起各种磨难，不论外界如何变化，坚守难行得行、难忍得忍的美德。这样的处世哲学不主张与现实的法律制度直接冲突，也就不会发生触犯法律的行为，因而能有效地预防犯罪。
 
    2．维护社会婚姻家庭制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平稳发展至关重要。佛教思想对于维护社会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佛教三世因果说是封建婚姻家庭宿命论的理论基础。佛教认为“前世因缘，今世婚姻”，“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没有殊胜的因缘就成不了夫妻。同样，“有缘即合，无缘即散”，离婚也是一种因缘关系，不可强求，聚散有定数。
 
    对于社会家庭关系，佛教的许多经典都有详细的论述。特别是要求尊重父母长者，“夫为人子，当以五事敬顺父母，云何为五?一者供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同时，父母也应该慈爱抚养儿女。
 
    对于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许多经典也有论及。如《佛说玉耶女经》、《佛说长者法志妻经》主要从反面教导在家女众如何当好一名贤妻良母，敬夫婿，事公姑，体恤下人，发菩提心；《佛说七女经》和《佛说月上女经》则从正面为在家女众的行为规范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由此可见，这些佛教经典反映的思想，对于整个社会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起到很好的维护作用。
 
    3．维护封建现实政治和社会稳定。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起到一定的保护和维持作用，同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稳定，佛教思想对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佛教主张因果报应论，认为现世政权的取得、维持和更迭有其一定的因缘，应当善察因缘，合理引导，维护社会稳定。君主也受因果论的支配，其存在符合一定的因果规律。“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宿世积德所致。慈惠博施，仁爱兼济，履信修善，无所违众。是以寿终福业，得升善道。上升天上，享兹福乐。积善余庆，今得为人，乃生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所敬事，妙衣珍缮，随心服御，宿福所追，故能致此。”“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君王也都利用佛教巩固其政权，演绎出一起起封建帝王与佛教的悲喜剧，如隋炀帝自称“总持菩萨”，唐武则天自称“金轮皇帝”等，这些都说明佛教被利用为维护封建专制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二、 佛教对传统社会的行政法律的影响
 
    佛教在维护传统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也通过颁布立法竭力保护和引导佛教发展。正由于此，佛教也完善了行政法律体系，丰富了宗教管理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有关的宗教行政立法主要有：
 
    1．设立僧官管理制度。
 
    佛教自西汉末期传入中国之后，信众人数逐渐增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但在东晋十六国之前还不算很有势力，寺院僧尼也不多，朝廷并没有专门管理佛教的僧官，而由负责接待宾客的鸿胪寺代管。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的影响已有相当的规模，寺院逐渐增多，沙门日益众多，僧尼从事经济经营、参预社会事务的现象相当普遍，僧尼伪滥秽杂、违戒犯律的情况日益严重。随着佛教事务的增加，朝廷开始重视佛教的行政管理工作。为此，建立了中国独特的僧官制度。
 
    东晋的僧官创设于安帝隆安五年(401)以前，中央僧官机构泛称为僧司，亦可称为僧局、僧省，主管僧官称为僧主、僧端，副职为都维那，还有若干属吏。拓跋魏的僧官始设于太祖皇始年间(396—397)，最高僧官称为道人统，但其下没有副职，也没有独立的僧务机构。姚秦的僧官制度大约在弘始三年(401)正式设立，略迟于东晋和拓跋魏，但内容比东晋、拓跋魏的僧官制度完备。中央僧官共有三员，主官称国内僧主，或称僧正；副职称悦众、僧都、僧录。下设吏员若干。彼此职责分明，办事效能较高。”僧官制度后来被各个朝代所沿袭，虽然名称不同，但主要任务不外为掌管僧籍，以僧律统辖僧尼，并充当朝廷与教团之间的协调者，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下，处理有关佛教事务。
 
    2．不许私自剃度，不准私建寺院。 
 
    出家的僧尼通常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靠他人供养为生，所以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历朝历代对其人数都有严格的控制。许多朝代的法律规定，未经官方许可，不许私自剃度出家。如唐代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两人加一等。”朝廷管理僧尼出家的重要措施就是设置了度牒和僧籍制度。 

    度牒是官方颁发给出家得度僧侣的凭证，北魏时代就已采用。僧籍是登记僧尼名字、出家得度及所属寺院的簿籍，又称僧帐、供帐，最早是在东晋时代采用的。唐开元十七年(729)下诏令天下僧尼每三年造籍册，天宝六年(747)令天下僧尼隶属于两街功德使，并由尚书省祠部司出具，称祠部牒，僧尼以此牒为身份凭证，可免徭役。宣宗大中十年(856)开始授予受戒者证明文书，称戒牒。没有度牒的僧侣，称为私度僧，并不为官方所承认，至清代为止，代代沿用。  

    对于创建寺院，自唐以来，莫不加以限制。元、明法律规定，只有经过官方同意许可，如果私建寺院，就要受到惩处。《明会典》记载，“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僧尼女冠，入官为奴。”这些行政管理规定就是为了限制佛教漫无边际的发展，合理控制信众人数，使其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3．制定佛教清规戒律。
 
    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佛教是非常重视戒律的团体，持戒是修行的基础。就像每一个行业有行业规矩一样，佛教也有自己的独特规范。朝廷的职能就是要保证这种行为规范的稳定、有效和普及。佛教经过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行为规范。禅宗在探索中国化的规范方面独树一帜，百丈怀海制订的《禅门清规》融会了中土宗法礼制，折衷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的精神，对后代影响很大。“历代统治者对于编订佛教清规非常重视，元代时，朝廷曾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禅师重新刊定《敕修百丈清规》，并流传于明清时代。这是一部有关佛教管理的习惯法，历来得到普遍遵从。
 
    三、 佛教对传统社会的刑事法律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刑民不分”的，这里通过分析佛教的影响，总结出一些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佛教在这方面的影响主要有：
 
    1．僧尼犯罪的管辖权。 
 
    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尊重出家的僧尼，他们的地位在某些朝代是较高的，有些封建帝王特别颁布旨意，准许僧尼犯罪不交官吏处理，而必须由僧官处理。南朝时，“僧人讼事，悉依佛戒处断，不由国法科罪，并由僧官及寺主执掌。”‘’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下诏说：“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治之。”“此昭颁布后没多久，僧尼犯罪就全部根据僧律处理了。而且一些俗人因僧法较国法为轻，也愿意接受僧律的处罚。 
 
    唐时大多数帝王规定，僧尼犯罪应按照国法处理，但玄宗时改为按照僧道格律处罚。代宗也下昭，敕令天下官吏不得篓曳僧尼。明代则规定，僧尼违犯清规交由僧录司惩处，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治之。“由此可见，僧尼犯罪的管辖权有一定的特权色彩，与普通民众的不同，也凸现出僧尼在传统社会的特殊身份。
 
    2．斋戒日不得执行死刑。 
 
    中国传统法律受儒家天人感应的影响，一般在秋冬季执行死刑，春日是万物生长之时，不得行刑。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代还规定，在斋日也不得执行死刑。 
 
    根据佛教教义，一年之中的正月、五月和九月的初一至十五日为斋戒日，称为断屠月，要严守五戒或八戒，不杀生，吃素修德。除此三个月的初一至十五日外，其他月份的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共10天，称为十斋日，也应该持戒不杀生。“由于斋日不杀生可以积德，所以历代统治者便规定这些斋戒日不得执行死刑。如唐律规定：“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沿袭采用此法。佛教思想对传统行刑观念也产生了影响。
 
    3．设立五逆罪。
 
    根据佛教教义，五逆是指五种极恶的行为，又称五逆罪、五无间业、五无问罪或五不救罪。即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其中前四是身业，后一为口业。在佛教看来，造此五罪必堕无间地狱受苦，因此称为五无问罪、五无间业。又因杀父、杀母是违逆恩田，其他三种为背逆福田，所以称五逆或五逆罪。佛教经典对于五逆罪多有论及，“若诸有情，不孝五逆，破辱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
 
    五逆罪原先仅在佛典中出现，到了唐代，才升为法律规范，对犯五逆罪者加以处罚。对于五逆罪的惩罚非常严格，甚至帝王的大赦令中对此也不加赦免。
 
    4．针对僧尼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佛教对于信众的行为有一些基本要求，也反映在世俗立法之中。比如在结婚成家上，佛教允许在家居士可以结婚生子，但决不允许僧尼结婚成家。佛教戒律对此规定甚严，若违犯则将受到严惩。世俗法律对此也认可并作出立法规定，最早的此类规定见于元律，明律沿袭之。
 
    关于僧人习武，唐以后习武者逐渐增多，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历代对此持谨慎态度。因此，宋刑统便规定，僧人习武的，徒二年，发配五百里。
 
    此外，对于僧人嫖妓饮酒，历代法律均加以禁止，对违犯者处以重罚。如明清法律规定，僧人狎妓饮酒的，杖一百，并发回原籍为民。其他朝代律令中也有类似规定。
 
    由此可见，佛教对于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和融合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我们自身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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