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统计数据的缺乏或不确切。与传教时代以注重保存历史文献资料而著称的传教士和差会不同，关于当前中国基督教权威统计数据的缺乏以及对之解读的分歧之大，足以引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然而，正因为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尤其是在宗教民调领域的合作，中美或中外之间的“方法论差距”和“信徒人数差距”正在明显缩小。  

    据目前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数据，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的区间，或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至2.9%。另据国家宗教事务局2012年6月发表的数据，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其中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因此单就数量而言，中国基督教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了较迅速甚至是超常规的增长。  

    然而，除了绝对数量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与过去相比还是有较大差别。在1949年之前，从整体上讲基督教在中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三高”的特点： 
 
    “一高”指教育与神学训练程度高。基督教会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也是中国高等院校的模板。基督教教会大学以及神学院校不仅为基督教在华生根落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思想库”和“人才库”。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传教策略中，教会教育始终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 
 
    “二高”指社会参与程度高。1949年前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极广，教会通过各种福音事工以及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不仅下达社会底层，而且上至社会高层和政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时期和事件中均扮演过重要角色。基督教内部有高端或精英路线与低端或普罗路线之争，这实际上都增加了基督教的社会参与度、接触面和影响力。 
 
    “三高”指国际化程度高。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是国际基督教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思想、经济和组织机构上均深受西方基督教会的影响和实际掌控。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自主性提高，并渐次登上国际舞台，对普世基督教运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赵紫宸出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和韦卓民获得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路思义世界基督教教席的殊荣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在当时全世界的所谓后进教会中，或至少在东亚地区，在基督教组织和思想建设的整体水准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与此同时，上述“三高”现象所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对西方差会的“高度依赖”。这实质上是中国基督教内所谓中西新教权力建制和中西共管模式的致命伤之一，造成了阻碍中国基督教本地化的种种严重后果，如：教会直接宣教事业与辅教事业（如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事业）“头轻脚重”，后者“喧宾夺主”；教会机构过于庞大，难以实现自养，也难以摆脱“洋教”色彩；经济、机构和神学上对西方差会的依赖也导致中国基督教会就整体而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等等，这些都使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种种成绩大打折扣。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会的社会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的这种处境可以用“三个边缘化”来加以归纳： 
 
    “第一个边缘化”指在神学和宗教学术研究上的边缘化。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研究发端于基督教会及其所属的教会和神学院校。不过，由于国家实行“政教分离”，20世纪50年代初教会教育机构国有化，中国基督教会完全退出了教育领域，正式神学教育也奄奄一息并一度完全中断，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恢复。因此，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研究的重心发生位移，先转移至台、港教会和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又重回大陆学术界而非教会界，使向来对神学和宗教研究难能置喙的学术界对教会界取得了较大的甚至压倒性的优势。 
 
    “第二个边缘化”指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基督教会曾经是中国社会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然而像退出教育领域一样，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会也全面退出了医疗、慈善、媒体等公共领域。近10多年来基督教会虽获准举办了一些小规模的医疗、慈善、养老和幼儿教育机构，开展如防治艾滋病等项目，参与扶贫赈灾救援等活动，但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仍相当有限。 
 
    “第三个边缘化”指在国际基督教界被边缘化。20世纪50年代初切断与西方教会的联系被视为是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一项主要使命，中国基督教会也因此与西方教会隔绝。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基督教与普世教会重新建立了关系，比如1991年重新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并且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等也建立了关系，但其国际地位却明显下降，并且不充分具备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 
 
    不过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出现了若干新趋势，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基督教会上述边缘化的处境，并且有可能较大地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 
 
    “第一个趋势”可称为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有多种表现：一是教会存在形式的多样化;二是教会内部的非集权化和民主化；三是基督教徒成分的多样化；四是基督教分布状况的多样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空前规模的流动，宗教信徒也随之大量迁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基督教的主要流向有两个：一是从乡村到城市；二是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基督教的社会覆盖面和能见度，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教会内部、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 
 
    “第二个趋势”可称为学术化趋势。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内部的知识化趋势，表现于基督教会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出现“文化基督徒”、大学生团契等群体现象，选派基督教领袖、牧师和神学院教师到国内著名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到国外著名神学院校进修和攻读学位已成为常态。不过包括基督教神学院在内的宗教院校因不属于国民教育体系，它们提供教育和颁授的学位得不到社会认可，成为目前制约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中国基督教会在“神学思想建设”或“自我神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在神学还是在宗教研究上都扮演着主角。有学者把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分为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三个板块，其中教会神学基本立足于教会和神学院，而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则主要寄身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基于世俗机构的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远较教会神学发达，为中国基督教研究扩大了生存空间，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及宗教研究，不过也招致“有学而无神”和“有神学而无教会”的批评。目前，中国高校包括基督教研究在内的宗教研究渐成学术热点，提升了在整个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且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教育资源。 
 
    “第三个趋势”可称为社会化趋势。目前，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已逐步朝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较大提升了其公共形象。就国内背景而言，对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也已经开始在政府部门的发展战略中有所体现。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与中央其他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为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政策指导和框架性“准入”规定，而拟议中的“宗教慈善法”则将为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宗教团体进入公共慈善领域提供更大空间和制度保障。当前主流基督教会对社会的参与，主要还是通过较少争议的社会服务和关怀、文化建设和伦理示范等途径，正如中国著名宗教学者卓新平所言，在其社会功能方面，中国基督教会需要“先做仆人后作先知”。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基督教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发展后，到上世纪末已经进入缓慢发展期，或者说已经到了“发展的极限”。在今后的若干年里，中国基督教的绝对信徒人数还会有所增加，但总人口的比例却可能不会大幅提高，显然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需要从目前的“数量阶段”向“质量阶段”过渡。在后一阶段，中国基督教更加需要强身固本，在教会牧养、神学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对外交流等领域全面提高其事工的质量。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宗教网2014年8月5日。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0831055-1.htm?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