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内容简介： 本文是针对杨国成和范福潮先生的启蒙通信而撰写。作者认为：知识精英（中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当停留在对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上，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社会断裂。这场“新启蒙”应该是对那些企图掌握中国社会发展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启蒙，是要让他们从那些西方化的话语体制中走进“乡土中国”，到民众社会里经受常理和常识的启蒙。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了危机，知识精英们就会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上世纪初，在洋枪洋炮的冲击下，封建专制和民族存亡成为了问题，就产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在经受那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后，那些长期感到受压抑的利益和理性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于是出现了以“文化热”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旧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下岗和三农等问题的显性化，要进行一场“新启蒙”的呼声又正在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我们在“新启蒙”号召者那极具感染的陈辞中，理解了中国历史上那些称之为“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也确信了在当今进行“新启蒙”的伟大意义和迫切性。只是我们一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中国知识精英进行了长久而艰苦卓绝的努力，却始终未能以理性的精神来彻底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中国的启蒙主义承受着一种沉重的挫折感。而且，正是这些让知识界难以言说的历史之重，影响到了社会民众对启蒙主义的信任和依赖，并表现出对启蒙者崇尚的社会理性的失望。

      如果要深究启蒙运动在中国遭受挫折的原因显然是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焦点性事件或行为偏颇，都可以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受挫的理由。但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启蒙主义的功利目的与民众社会最基本需要的断裂。

      在康德那里，“启蒙”是与意愿、权威、理性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被看成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理性反思并且走出传统束缚的过程。它关怀的主要在思想领域对理性的确认。而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这里，从来没有满足在思想领域或人们的价值观上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他们关注是主要是社会制度与社会理念存在的冲突，并对社会制度的设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欲望。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中国历史或现实中来寻找其理论和制度资源的，他们认同的制度体制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因此，当他们在构建启蒙理论时，就只得运用自己对“西方知识”拥有的优势，来获得或强化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是“文化热”时期的“现代性”，还是现今流行的“全球化”等等，都是以西方已有的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并以此来重构中国的历史，而且还将这种价值追究作为社会制度设计的基础，甚至为了实现这些制度而诉求社会经济和政治革命。

      然而，事实证明，社会发展的逻辑并不是以知识精英的话语体制作为唯一的参照物的。中国社会取得的关键性转折，而恰恰是民众社会根源于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对启蒙“知识”的反动。1949年的革命成功，并不是五四时期的民主和自由的胜利，更不是外来的主义和理想的胜利，而是基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大同理想胜利。是中国农民对共产世界本土化的向往，用枪杆子进行投票选择了以“工人阶级先进理论”武装的政治团体。然而，当这种“先进理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话语时，也就产生了造神运动下的民族灾难。促进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也不是那些具有现代理论的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满足吃饭这一最为基本的生存需要，冲破了一切理论和理想自己闯出来的。可当那些知识精英试图用“市场化”这类的理论来解释并用“产业化”等理论来发展这农村经济组织模式时，它就在这些改造中失去了强盛的生命力。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也不是知识精英们启蒙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社区稳定和安全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当政者和知识精英为实现农村“治理”这一目标对它进行“制度规范”后，村民自治才远离了它应有之义。

      中国近现代社会正是在这种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民众社会的基本要求的冲突行进的。那些已有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启蒙行为，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们都企图利用这一神圣的运动，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引导下，专业化话语就为既得利益与社会权力的分配的法码，“启蒙”就成为了让少数知识精英获得社会发展话语权的方式和手段，启蒙运动最终变成了知识精英对社会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了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字。为了强调“知识“的政治权威，移植西方政治话语就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手法。然而，如果这种移植离开了中国民众社会的现实，忽视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国近现代许多时期，正是在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共同营的专业化社会话语体系中，广大工人和农民这些民众社会的主体，逐渐沦落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的。

      显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启蒙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不是在排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以及市场经济这些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只是在强调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自于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民众正是根据自己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们的话语权的。这种抵制的意义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走向。正是其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认为，中国社会的确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但为了克服以往失败的宿命，首先要做的这是要破除精英主义的迷信，走向平民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些知识精英应该到中国民众社会里去，将自己的理论交给广大民众评判，去从民众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获得最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常识。也就是说，这场“新启蒙”应该是对那些企图掌握中国社会发展话语权的知识精英的启蒙，是要让他们从那些西方化的话语体制中走进“乡土中国”，到民众社会里经受常理和常识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