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期的南京穆斯林及慈善活动
 
    南京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南京为国都，加之历史积淀深厚，南京成为全国的伊斯兰教中心之一。全市共有穆斯林近6万人，清真寺50余座，各界名人辈出。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南京回族，特别是回族富商，热心行善、扶弱济贫，形成较好的慈善氛围。 
 
    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的主要慈善义举包括： 
 
    修寺：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捐资修寺活动频繁，城里众多清真寺都曾重建重修，如太平路清真寺、汉西门清真寺、吉兆营清真寺、大辉复巷女学、常巷义学等。南京回族商人、乡老贤达、普通信众皆积极出资。而各寺坊的日常维持也主要来源于行业公会、乡老富绅和穆斯林群众的捐助。 
 
    义诊：1914年，汉口、上海、南京三地回族热心人士因百姓生活贫困，求医无力而筹资建立南京北城送诊给药所，每年夏季义诊3个月。1930年改为常年送诊施药。1932年该所为方便城南贫民就诊，又增设“南城分所”。1950年停办，该所义诊施药36年之久，南京回汉贫民受惠者达10万人次。 
 
    施药：城南评事街的生生堂中药铺自晚清始每逢灾疫就向灾民施药。缙绅马培基将“五虎神效膏”秘方交生生堂大量配药施散，马培基支付配药费用，先后达30年。 
 
    夏防：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夏天酷热难耐，南京回族商人每年散发“施德之济众水”用于抗暑防疫。据记载，仅1930年就散发6000瓶。 
 
    冬赈：民国时期，南京贫富两级分化严重，贫困者生活艰难。南京回族商人陈经畲每年冬天捐资冬赈，包括散发米票，散发现金，赠送棉衣等。 
 
    施舍穿衣（亡人裹尸布）：慎余布店的回族商人金仲云向贫苦回民亡人施舍穿衣，12年约800余身。 
 
    回教掩埋队和回民公墓：1937年12月，日寇侵入南京，30万同胞惨遭杀害，其中回族穆斯林不计其数。城南回族聚居区穆斯林尸横遍野。以王寿仁阿訇为首成立了“回教掩埋队”，义务收敛回民遗体，及时掩埋。民国时期，南京清真寺、各行业公会、富商皆购置墓地，供贫困回民安葬之用。 
 
    而所有慈善活动中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成果最显著的就是教育慈善活动。
 
    二、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的教育慈善活动
 
    （一）经堂教育： 
 
    明嘉靖年间，陕西胡登洲（胡太师）目睹“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目”的现状，率先改革口头传授经文教义的方法，提倡经堂教育。自明朝以来，极少部分家境较好、思想开明的南京穆斯林，在清真寺接受宗教教育，同时在社会接受学堂、私塾教育。大部分穆斯林不愿意学习汉学、汉文化，在清真寺只接受一些浅显的基本宗教知识。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中有学识、有远见、有实业者开始倡导“经、书并授”的义学,即新式经堂教育。 
 
    据记载，以经堂教育为主的学校有：常巷义学、求实阿文学校、南郊义学、斯美阿文学校、修德学校、回文研究社、明德中学、清真女学校；开办经堂教育的清真寺有：净觉寺、汉西门清真寺、草桥清真寺、小王府巷清真寺等。而这些经堂教育的经济来源多依靠穆斯林乡绅的慈善捐助。 
 
    民国时期南京主要经堂教育学校办学及慈善捐助情况： 
 

校名	创办时间	创办人	校址	慈善捐助情况	办学特点	办学规模
求实阿文学校	创建于1891年，1921年重新购地重建，1934年又重建	杨俊之	登隆巷	1921年重建由孙仰之等知名人士发起并筹组。1934年重建由蒋氏家族资助。该校日常经费依靠本坊乡老捐赠。	采用“经、书并授”的教学法，教授阿拉伯文典籍、教义、教法、语法修辞等科目，兼学汉语国文课。	历任主讲经师7人，其中马品三阿訇培养海里法50多人。
常巷义学	清中叶	亳州商帮	七家湾大常巷清真寺	由南京亳州商帮回民艾瑞庭所设“恒兴瑞”商号及其他亳州帮商号捐资兴建，并捐出房产，使其收益，作为义学日常经费开支。所有学生不收学费，并供食宿。	常巷义学治学严峻，原以攻读阿文、波斯文原著经文为主，民国时期开始倡导“经、书并授”，从传统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常巷清真寺经堂教育、义学前后延续80年，培养众多经师、阿訇。达浦生阿訇亦毕业与此。
南郊清真义学	1866年	蒋恒清，马少园	中华门外雨花路	由南京回族富商蒋恒清、马少园集资捐助，后有马少园负责日常开支。	前期主要培养殡仪阿訇，后改为一般义学，在普通回民中普及宗教知识，传播教义，把“经学”带入社会。

 
    （二）国民教育 
    
     1、回民小学： 
 
    经堂教育单纯以宗教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教职人员为主要目的。南京回族长期同汉族杂居生活，却相互了解不够，缺乏交流，回民子弟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在社会中也很难立足，所以南京穆斯林中有识之士倡导创办传授文化知识与民族宗教文化相结合的回民小学。民国时期，南京共办有回民小学16所。 
 
    民国时期南京主要回民小学办学及慈善捐助情况：   

校名	创办时间	校址	创办人	慈善捐助情况	办学规模	现状
敦穆小学	1912年	草桥清真寺内	南京回教联合会	该校1937年停办，1947年由宰牛业、牛行业、皮革业三个商业工会及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复校，决定由三个同业公会共同承担学校经费，后有宰牛业公会一方承担。解放前，除20%为学费收入，80%由公会慈善捐助。	学校设4个年级，学生总数74人，其中回族学生52人，教员3人（全为回族）。	1987年改为南京回民小学至今。
务本小学	1917年	小王府巷清真寺内	最初为私塾，1928年改为务本小学	经费来源以募捐为主，辅以学费，教师多为义务性质。	学校设6个年级，学生总数93人，其中回族学生19人，教员2人，其中回族1人。	1972年后改名南京市丰富路小学。
崇穆小学	1912年	汉西门清真寺内	回族联合会金峙生、沙丹如筹办，马榕轩资助	免费学生占全校60%，当时经费除学费外，基本靠房租维持。	学校设6个年级，学生总数317人，其中回族学生72人，教员8人，其中回族教员1人。	1972年后改名南京市堂子街小学。
西域小学	1937年	菱角市下浮桥清真寺内	井松圃	1946年始，由炒货业公会资助。该校以吸收并救济回汉失学儿童为目的，收入艰难，设备简陋。	学校设6个年级，学生总数131人，其中回族学生35人，教员5人，其中回族教员3人。	1992年后改名为市立西域小学。
清源小学	1930年	鸡鹅巷25号清真寺内	陈少堂、林克雄（汉族）	至创办起至1950年对回民子弟的学杂费均完全免收。	学校设6个年级，学生总数220人，其中回族学生19人，教员8人。
和平门清真小学	1930年	和平门清真寺	前身为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和平小学试验学校。1932年回族乡绅、慈善家陈经畲、杨叔平集资复办。	学生一律免费，只收书本费，特殊困难者书本费全免，学校的所有经费及教师薪金全由陈、杨二人承担。1939年后，由杨叔平侄儿承担学校所有经费及教师薪金。	学校设6个年级，学生总数132人，其中回族学生23人，教员5人，其中回族1人。	1956年改为公办，校址迁出清真寺。
六合广益小学	1901年	六合城内澄清坊清真寺（现长江路清真寺）	达浦生	无论回汉学生，皆施行免费教学，家境贫寒而学习优秀者还将得到一定补助和奖励。		建国后由政府接管改为公立小学。现恢复“广益学校”校名。

    
    2、私立钟英中学 
 
    3、钟英学堂——南京最早的私立中学的设立也同南京穆斯林有关。清末，南京回族富商蒋长洛抱“倡新学、办教育”之志，与同乡富贾曹家麟筹资兴办学堂。是年秋，学堂草创于蒋氏经营的旅馆，收回族贫苦学子约30人，由学堂提供食宿、学杂费用。几经反复，1904年，同曹家麟的“承志学堂”合并，正式定名“钟英高等小学堂”。1911年，蒋长洛去世，临终承诺蒋氏家族向学校每年捐资3000银元。后学堂发展为8个班级，回汉弟子共300余人。其中回民学生享受“回教慈善基金会”提供的助学金。1933年，定名为“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学校已分初高中各3个年级，学生800余人。1949年后，该校成为南京一所公办普通中学。
 
    （三）奖（助）学金 
 
    1、秋潭助学金 
 
    南京回族富商陈经畲之父陈秋潭老人六十寿辰时，老人提出只收礼金不收礼品，不开宴席，将节约的宴席费加礼金，在南京创办清寒回族子弟助学金。陈经畲用此款在武汉购置二层楼门面房10间，以租金所得作为在家乡南京设回族子弟助学金之用，定名为“秋潭助学金”。助学对象为在校学习成绩总平均在80分以上、品行优秀的贫寒回汉子弟，以回族子弟为主。自1933年至新中国建立初，每学期寒暑假时进行补助，从未间断，受惠学子无数，个别成绩优秀者一直培养到大学。崇穆小学、敦穆小学、西域小学、清源小学、吉清小学、私立南京孤儿院及汉口孤儿院的众多学生皆享受此助学金。 
 
    2、乐泉助学金 
 
    在陈经畲举办的“秋潭助学金”的影响下，杨叔平及其侄杨樾甫、杨泽棪弟兄设立了以其父杨乐泉老人的名字命名为“乐泉助学金”。自1939年至1948年，从未间断。助学金基金约合黄金40两，其中杨叔平捐助20两，杨樾莆和杨泽棪各捐10两，由杨泽棪具体负责，每年寒暑假时发放，凡家庭贫寒而品学兼优的男女学生均可请领，成绩总平均在90分以上者另有奖学金，申请对象以回族为主。 
 
    3、西园奖学金 
 
    1931年，回族富商、慈善家马少园，为纪念其父逝世而创办此奖学金，以救济灾民和孤儿寡母并帮助无力升学的学生读书为宗旨。当时收益单位包括：私立南京孤儿院、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南京国际救济会及驻沪办事处、中华门外广丰备仓、金陵大学暨附中、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回教礼拜堂及汉口、江宁等地灾民。抗日战争期间赈灾受益者数百人。并资助南京的南郊清真义学、息心亭、吉兆营清真寺、常巷清真义学及西园小学等。此项奖学金，帮助回族学生虎臣赴美留学，帮助回族学生哈承恩读完金陵大学，其他受益者数百人。该基金会历时19年，1950年停办。 
 
    4、觉真奖学金 
 
    南京回族穆斯林马毓华（回族慈善家马乙棠之女）为纪念其婆母马觉真老人，设置“觉真奖学金”于南京青年会中学。每学期奖励高、初中学习成绩突出者各一名，代缴学费，自1938年秋季开始至抗日胜利结束。
 
    （四）私立南京孤儿院 
 
    民国4年（1915年）南京回族富商陈经畲捐银1000两，募银1000两，立“预悯堂”户名存放生息，为在南京创办育婴堂筹作资金。1916年，又捐银300两，至1931年，本息已达6万元。陈的好友，南京回族商人杨叔平自愿放弃在上海的生意，决定投入南京孤儿院的创办工作。1934年建成于和平门外安怀村，占地88亩，有院舍教室200多间。招收8-12岁丧失父母，不分民族之孤儿，实行“带经为锄、教养兼施、可以为农、可以为仕”的方针，免费供给衣、食、宿，并教授基础文化和一定生活技能。 
 
    学校建有颇具规模的体育场、教室、图书馆。农事实习地包括农艺园、养蜂场、牧场、鱼塘、果木园、菜园等。工艺室建有缝纫室、织布室、木工室、豆腐作坊等。在学制方面，12岁以上的为“专工班”，白天学习劳动技能为主，晚上补习文化课程；12岁以下的以文化学习为主。孤儿院还附设两所小学，供孤儿和周围贫困儿童免费求学。该院规模最大时，有孤儿300余人，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了教师、工程师、军官和农艺师。
 
    （五）热心教育慈善的南京穆斯林 
 
    马少园：南京回族乡绅马少园一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少园以“西园基金会”的名义，创办私立西园小学。马少园先生特开设“汪记米店”把学费收入转营米业，所得利润维持教员工薪。学校经济特别困难时，马少园亲自出面向陈经畲、杨叔平等回族实业家筹措办学资金。马少园先生还是常巷义学的主要负责人，全权负责管理义学的工作，并资助南郊清真义学、吉兆营清真寺。 
 
    马乙棠（1869-1930）：马乙棠先生为清末民初南京著名回族慈善家、民族资本家、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1909年上海清真董事会成立时，当选为董事，后又任协董兼总理事。1925年大力赞助成立中国回教学会，任干事。在上海，他赞助创建小沙渡清真寺，重修小桃园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日晖港清真别墅，修建回民公墓，捐资并主办福佑路清真寺义务贫民学校，建立上海回民教育基金。在南京协助创办汉西门清真女学，资助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扬州江都贫儿院等。1930，马乙棠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翌年，上海旅商邦协会、中国回教学会、首都清真董事会、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等八团体联合捐赠“江宁马乙棠先生纪念碑”一块。此碑现存于南京净觉寺。 
 
    金子云（1869-1937）：南京回族，但主要活动在上海。民国6年（1917年）出银1.2万余元购地2.4亩花园住宅，后“舍宅捐寺”，即今小桃园清真寺。民国14年主持重建小桃园清真寺。同年，与哈德成、马德藩、沙善余等发起创办中国回教学会，被选为该学会干事会干事。民国17年资助中国回教学会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捐款兴建学校校舍。民国18年去麦加朝觐后，在小桃园清真寺负责接待各地穆斯林由上海赴麦加朝觐的工作。民国6年起，小桃园清真寺招收的海里凡，一切供应均由金子云承担。民国19年至民国26年，先后在小桃园清真寺兴办上海回教孤儿教养所、清真小学等，并为学生提供生活、教育等费用。每年岁末还出资购置米票、缝制棉衣等，以赈济贫寒穆斯林同胞。 
 
    陈经畲（1880-1967）：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慈善家。陈经畬自幼受伊斯兰教义周济孤贫的影响，一生热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先后在宁、汉二地发起兴办了送诊所、小学和孤儿院等慈善、慈幼和教育事业。陈经畬设立 “秋潭助学金”资助回汉学生，又捐资设立“预悯堂基金”，经历二十二年，与杨叔平花巨资建成南京孤儿院。该院规模较大，设施完备，附设小学，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导，学生毕业后，负责介绍工作；考取中学、大学者，继续资助深造，仅宁、汉两地孤儿院毕业生前后共约二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一、二、三、四次全国政协会议委员，并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曾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二届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一、二、三届副主委，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和武汉市工商联主委等职。 
 
    杨叔平（1881～1965年）：杨叔平出生10个月时生母病故，其继母为人心地善良，经常接济贫困同胞。受其影响，杨自幼即与邻居、好友陈经畲立下宏愿：日后事业有成，定为贫苦人谋福利。后与陈经畲商定捐银1000两设立“预悯堂”慈善基金，之后每年捐银300两。民国3年（1914年），杨叔平与人合办“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救助难民。同时与陈经畲捐资创办“和平门清真寺小学”和“安怀村小学”。至民国20年，“预悯堂”慈善基金共募集善款22万元（银元）。经商定，准备在南京市和平门外创建全国一流孤儿院。有关设计、招标、施工等一系列事务，均由杨叔平奔波承担。民国23年11月，孤儿院落成。杨叔平放弃经商，专心从事管理和教育，与孤儿同吃同住。前后收养孤儿500多人。孤儿入院至少读小学，成绩优异者继续培养读中学，甚至大学。1952年8月，孤儿院移交给南京市救济分会。1939起，杨叔平在上海参与捐资兴办回民小学、崇本小学。另与其侄杨樾莆和杨泽棪捐资40两黄金创办“乐泉助学金”，周济贫困而又品学兼优的学生。抗战期间，出钱出力在沪设立回族难民救济处。同时还与上海部分工商界组织难民救济处。1984年，原私立南京孤儿院院生在南京中华门外为杨立水磨石碑，上刻“饮水思源”。 
 
    达浦生（1874-1965）：经名奴尔·穆罕默德，南京六合人，著名阿訇、教育家。1909年，因受王宽阿訇提倡新型伊斯兰教育影响，在家乡创办了广益小学，推动六合回民教育发展。学校无论回汉学生，皆实行免费教学，家境贫寒而学习优秀者还将得到一定补助和奖励。1907年起，达浦生阿訇先后出任北京回文师范学堂校长、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平凉陇东师范学校校长，并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等数十处，提倡成立回民小学，为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蒋氏家族：金陵蒋氏以其富甲一方和乐善好施, 为近、现代江南地区, 特别是在广大回族中所家喻户晓。创业者蒋翰臣，因功官至四品衔同知，但他官运并不亨通,且子女众多, 生计维艰, 不得不退出仕途, 与弟蒋福基一起经商，逐渐家门兴旺，在江南商界具有一定地位。其家族后人中不乏商人、慈善家、学者、科学家等，如蒋国榜（师从一代宗师马一浮）、傅统先（教育家、伊斯兰教学者）、哈雄文（建筑学家）、蔡润生（医学家）、蒋锡夔(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氏家族热心公益事业，在江南一带多有慈善之举。如蒋翰臣捐资购市郊土地交上海清真董事会为备用回民墓地；长子蒋长洛为上海清真董事会办学, 提供英语、国文教师月薪；五子蒋长泰出资翻盖上海清真别墅。蒋氏家族还出资兴建扩建或重建修缮南京太平路清真寺、汉西门清真寺、古净觉寺、无锡清真寺、苏州太平坊清真寺、北京什锦坊清真寺。蒋翰臣二媳马氏在江南数省发生旱涝灾害时, 捐银千两, 以后江苏与安徽又涝, 她拿出金饰救灾。她又与其三叔蒋长洛共捐出数万金, 建成金陵义仓, 以备荒年。蒋氏家族重视教育，人才辈出，也十分热心教育慈善事业，仅南京一地，求实阿文学校、南郊清真义学、钟英中学等的创办维持都与蒋氏家族有关。
 
    （六） 民国时期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的组织 
 
    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该会为民国时期第一个伊斯兰教组织，由南京30位回族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于民国元年。其宗旨为“团结回族、维持宗教、联合声气”。该会在南京积极发展慈善事业，举办慈善救济和灾民施诊送药，并于1912年成立了敦穆第一至第五小学，为南京最早的回民小学。 
 
    南京市清真董事会：成立于1918年，会址设于汉西门清真寺内，会长马榕轩。该会极力发展南京回民教育事业，赈济贫困穆民，并经常出资印刷书刊资料，向穆斯林免费发送，宣传教义，如《清真醒事篇》、《清真教饮食篇》等。 
 
    太平路清真寺义学保管委员会、太平路清真寺启善公益服务社：太平路清真寺是南京著名清真寺之一，民国12年（1923年）由回族富绅蒋氏家族捐资重修，并捐献大量土地供清真寺出租收益，所以该寺是南京众清真寺中经济最富裕的之一。民国23年（1934年），由南京回教公会、首都清真寺董事会及寺中乡老各推5人组成太平路清真寺义学保管委员会，共同管理寺产，发展教育事业。民国30年（1941年）因太平路寺产增值，收益丰厚，遂兴办清真义学、启善小学，培养“经、书两通”人才，救济学童，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后特设立启善公益服务社，管理基金，通过章程，推举董事会，专门开展慈善活动。 
 
    中国回教协会总会：1938年成立于汉口，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会址太平路清真寺。抗战后推选第三届理事长为白崇禧。该会在南京的主要慈善事业包括：赈济教胞、补助贫苦教胞殡葬；资助、奖励回民学生升学，扶助留学土耳其和埃及的回民学生；奖励回教报刊出版，协助《古兰经》译本印刷发行等。
 
    三、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热心教育慈善的历史分析 
 
    1、南京穆斯林“教门”虔诚，热心慈善 
 
    民国时期，南京市区共有清真寺、清真女寺、清真义学32座，郊县21座。大部分清真寺都是回族富商、士绅和普通信众集资捐建。一座回族人口不过只有数万的江南城市竟有50多座清真寺，可见民国时期南京伊斯兰教的兴旺，回族穆斯林对“教门”的虔诚。[1] 
 
    伊斯兰教提倡争先行善、扶危济贫、乐善好施的慈善人本主义精神。穆斯林认为, 行善施济既是真主嘉许的善功, 也是穆斯林道德修养的具体表现。《古兰经》、圣训中也多有关于号召穆斯林“行善”、“施舍”的经文：“ 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 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 无论是什么, 确是真主所知道的”（3：92）；“我启示他们：应当力行善事”（21：73）；“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2：195）。“南京伊斯兰教,向有行善仗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明万历年间，南京伍姓回族世家先人伍浩每当水灾之年就施粮赈灾，后获南京礼部“儒士”赠四品冠带，并树“高义留芳”牌坊以兹表彰。清道光年间，南京大涝，富绅伍氏、金氏资助成立“生生堂”收敛落水者，施散毡毯；金氏裔孙金睿和向灾民施粥；杨氏中医世家义诊送药。 
 
    民国时期的南京回族穆斯林，尽管存在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的差异，但大都信仰虔诚且热心行善。特别是回族富商，在“南京的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体现出了伊斯兰扶弱济贫、提倡善行的精神，尤其是他们有宽厚待人、己富不忘他贫、以使教内外关系和谐发展的宝贵认识”。 
 
    2、南京穆斯林重视文化，重视发展教育 
    
    历史上，南京是江南，乃至全国文化重镇，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南京的回族穆斯林受江南“重文尚教”的氛围影响，也为了能提高民族素养、适应社会需要，一直重视教育。1911年，著名回族报人丁竹园在《正宗爱国报》上撰文评述各地穆斯林特点时说：“江南的教友,念书的最多。”可见，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素质较高乃全国闻名。南京伊斯兰教史上也曾经涌现出不少学者、诗人、科学家、伊斯兰教学者和大经师，如元朝的伯笃鲁丁（政治家、诗人）、玉阿鲁丁（词人）、萨都剌（诗人）、达不华（书法家）；明朝的伍儒（天文学家）、金贤、金大车、金大舆（学者）、王岱舆（伊斯兰教学者、经师）；清朝的伍遵契（伊斯兰教学者、经师）、刘智（伊斯兰教学者）、金天柱（伊斯兰教学者）；民国的伍崇学（教育家）、伍特公（伊斯兰教学者、社会活动家、出版家）等。南京还是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发源地和前期中心，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发展贡献较大。 
     
    但自清末，时局动乱，人民生活堪忧，教育随之滞后。再加上民族保守情绪加重，回族中学习大众科学知识的甚少。根据30年代的调查，南京回族成人有80%不识字，近两万的学龄儿童除少数散布各地小学外，在回民小学上学的不过333人。文化界、政界中的南京回族很少，大部分回族则从事餐馆、摆摊、拉车等劳动力行业。因为没有文化，南京回族的社会地位越发低下。尚文的传统与文化的败落之间的矛盾激发了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慈善人士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文化进步、“教育普及”的热情。民国时期，南京伊斯兰教慈善事业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成果最显著的正是教育慈善活动。 
 
    3、社会两级分化严重，促使南京穆斯林富商阶层积极投入慈善事业 
 
    民国南京回族同其他民族的劳苦大众一样贫困落后，生活艰难，社会两级分化严重。据民国23年的调查，南京共有79.6万人，其中回族14032户，57785人。其中工商界、学界、政界、军界等上层回族人士不到3000人，其余南京回族大多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只能艰难维持生活。 
 
    清末起，部分南京回族穆斯林发挥回族善于经商的传统，把握时机，在绸布业、古玩玉器业、炒货业、餐饮业、茶社业、牛羊肉业等传统行当中，取得了较快发展。不少人还投身民族工商业、金融业，成为全国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本家。马裕隆百货店、生生堂中药店、白敬宇制药厂、马祥兴菜馆、魁光阁茶社、德大酱园、丁福利车行、老久章绸布店都是当时南京各行业的排头兵。南京回族商界人士还在四川成都、湖北汉口和安徽亳州从事百货、盐业、典当、桐油、化工等贸易,统称“川汉亳帮”。各自商帮的创始人如蒋翰臣（川帮）、陈经畲、杨叔平（汉帮）、艾瑞庭（亳帮）都热心慈善事业，对教育慈善也多有投入。 
 
    也正是因为社会两极严重分化，促成了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特别是回族富商阶层的慈善活动。南京回族富商一方面受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另一方面面对贫困大众（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实践“争先行善、经济施舍”的宗教教义。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教育慈善也正是依托回族富商丰足的经济实力为保障，加之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参与，和普通信众的鼎立支持，才取得了丰厚成果。
 
    四、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教育慈善活动对当代中国穆斯林教育慈善的启示： 
 
    1、教育、教育慈善的定位与发展 
 
    马坚先生曾就回族教育有这样的表述：“回教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石匠、泥水匠、铜匠、钱匠、银匠……文明愈进步，分工愈细密，则社会所需的人才愈多。凡是回教社会所需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回教社会的要求。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回教有培养此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回教社会又督促各种人才各尽其职的义务。如果人才缺乏，而不培养；或有人才，而不督促；则整个回教社会，都不能弃其咎”。回族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培养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层次的人才，而是“各种人才都齐备”。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的教育慈善形式包括教职人员培养（经堂教育）、宗教知识普及教育（义学），也包括国民教育（回民小学、中学），更包括职业教育、福利教育（孤儿院）。慈善资助方式包括捐资建校、免除学费、奖（助）学金、资助留学、出版发行等。可以说，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南京是回族教育体系最为完善的城市之一。这种兴教理念与教育体系对当前中国穆斯林教育慈善发展仍然有积极指导意义。民族发展需要多方面人才，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着重培养高层次人才；要推动全民族文化进步，提高民族宗教知识认知水平；要重视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 
 
    当前中国主要的民间穆斯林慈善组织也都热心于教育慈善事业，并且在过去十年里做出了突出贡献。如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1992年以来，拿出百万元之多，资助大学生、研究生769名，中、小学生731名。相信随着对教育本质、教育重要性、教育目的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穆斯林的教育慈善事业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2、慈善事业参与者与穆斯林商人的社会责任 
 
    慈善其实不仅仅是慈善家的专利。伊斯兰教鼓励所有人依照能力大小积极行善、力行善功，而没有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的差异。民国时期的南京穆斯林慈善事业正是调动了所有人的支持和参与，又服务于所有人，才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功。回族富商出资、社会活动家组织操办、清真寺和教职人员支持、学界和知识分子施教、普通信众参与，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教育慈善事业。现在中国穆斯林的教育发展同样不是某一个群体能够单独完成的，不是有了资金、有了校舍就能培养人才，全民重视参与才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同时，也要注重对普通穆斯林“慈善思想”的教育。 
 
    慈善需要善款，教育也需要经费。南京穆斯林，特别是回族富商群体十分重视对包括教育慈善在内的所有慈善事业的投入。陈经畲、杨叔平、马乙棠、马少园、金子云、蒋氏家族都是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大商人，他们是民国南京穆斯林教育事业发展主要支持者，做出了突出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行业公会、小企业家、小老板积极参与其中。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穆斯林社会涌现出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开始在慈善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鼓励和推动更多企业、企业家和普通信众共同参与慈善事业建设，调动、整合更多力量，才能为教育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3、慈善组织建设与慈善事业发展 
 
    尽管民国时期南京并没有完善的专门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公益活动，但是从各方面考察，慈善组织的建设对于开展慈善公益事业有特殊作用。第一，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南京市清真董事会、中国回教协会总会等组织一直关注慈善活动，太平路清真寺义学保管委员会、太平路清真寺启善公益服务社主要开展慈善活动，这些组织加强了慈善的力量，调动了更多人参与慈善。但这些组织在当时或不是仅仅关注慈善，或还不完善，发挥的作用尚有限；第二，部分热心慈善的回族富商意识到需要有专门的人（进而发展成组织）专职从事发展慈善事业。富商杨叔平甚至放弃所有生意一心投入孤儿院的管理中，回民小学、中学、送诊给药所、奖学金也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募捐、出纳、操作等。 
     
    慈善组织的作用在于，能够有效开展慈善宣传,整合社会力量,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能够公开宣传慈善理念,增强人们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和参与；能够及时、准确地实施慈善救助,实现公共利益。教育、教育慈善是一个庞大、长远的系统工程，这更显得发展教育慈善组织的必要性。 
 
    4、突破民族、宗教界限的“博爱”精神 
 
    南京的城市精神为“博爱之都”，源于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博爱”两字。民国时期南京回族穆斯林的慈善活动也正是体现了这种博爱精神。无论是义诊、施粮，还是冬赈、夏防，南京穆斯林的慈善活动都是针对所有的贫苦大众，而没有局限于回族穆斯林之中。教育慈善活动更是如此。民国时期南京穆斯林共办回民小学13所，尽管名为“回民小学”，但皆为回汉皆收，且大部分学校，汉族学生多于回族，如崇穆小学，学生总数317人，其中回族学生只有72人。这些“回民小学”对待回汉学生一视同仁，只要贫困不能承担学费都给与资助。陈经畲创办的南京孤儿院更是不分民族救济孤儿，他所设立的“秋潭助学金”也资助了大批汉族学生。回族穆斯林马毓华甚至将“觉真奖学金”设立于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南京穆斯林“不分回汉”的慈善义举也赢得了汉族慈善人士的支持。如清源回民小学的校长、教导主任皆为汉族，校长林克雄还是这所回民小学的创办人和主要经费资助者。其他回民小学的资助人、校董、教员也多有汉族。南京穆斯林的善举不仅赢得教内的赞誉,也赢得教外社会的好评,从而提高了南京伊斯兰教和南京穆斯林的社会声誉。 
 
    当代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关注（不局限于该宗教内部），针对所有人开展救助、帮扶(也不局限于该宗教内部)。一方面，这是慈善的“博爱”本质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决定的；一方面，只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慈善力量才会壮大，无区别的慈善对树立一个群体的正面形象也有积极作用。 
   

注释：
 [1] 民国2年（1913年），南京回族人口为2.3万人；民国12年（1923年），南京回族人口为3万人；民国25年（1936年），南京回族人口为5.8万人；民国28年（1939年），南京回族人口为1.2万人；民国37年（1948年），南京回族人口为5.5万人。
 
参考文献
[1]古兰经[Z].马坚(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1.
[2]纳·阿·曼苏尔著,陈克礼译注.圣训经(埃及)[M].内部出版.
[3]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 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编印(内部发行),2000.
[4]脱建民，白涛.新编卧尔兹五十讲[M].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2005.
[5]李兴华.南京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6]敏敬.伊斯兰教财产观与新时期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7]马丽蓉.清真寺的慈善功能与伊斯兰教的“关爱弱势”思想[J.回族研究,2008(1).
[8]郑勉之.近代富甲江南的回回家族汁——金陵蒋氏[J].回族研究，2003(3).
[9]杨发祖.一位爱国阿訇的人生传奇——记达浦生阿訇[J].中国穆斯林，2004(6).
[10]张巨龄.清末民初回族兴业扶贫概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
 
本文转载自：中穆青网。
http://www.muslem.net.cn/bbs/article-26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