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13年——2002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解放前和在解放初期都在民族宗教事务繁多而复杂的西北地区工作，改革开放后又曾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负责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他在领导宗教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既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又特别注意讲究策略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工作实际的好见解，丰富了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宝库，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处理民族宗教地区的复杂问题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宗教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在我国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具有特殊复杂性。习仲勋在长期的民族宗教领导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我国的宗教问题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长期性，不能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而要以教育、引导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以促进民族宗教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他特别强调宗教工作干部要形成“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工作作风，讲究策略方法，不能犯急性病。
 
    党中央在《习仲勋同志生平》中评价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工作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1]解放初期他亲自领导的争取项谦投诚的斗争就是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处理民族宗教地区的复杂问题的一个成功的范例。1949年12月，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结合马步芳残匪，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考虑到民族宗教地区的特殊复杂性，多次指示青海省委领导：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强调，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要克服一味军事进剿的急躁情绪，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着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取项谦的投诚工作，历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期间屡经反复，终于取得成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和平稳定。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风趣地对习仲勋说：“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2]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民族宗教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个难题，习仲勋对此结合民族宗教地区的特殊实情进行了探索。1952年他在西北局主持工作期间，为了争取团结众多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为民族宗教地区的土地改革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即先做好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改革，“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3]“对这些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保护他们过好土地改革关。”这一观点尊重了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争取联合了可以“帮助土改（至少不反对土改）的力量”，是土地改革中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我国民族宗教地区的具体运用、丰富和发展，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和毛泽东的赞赏。在正确的土改方针政策下，我们党成功地在西北5省区、170多个县市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团结和争取了一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切实维护了广大农、牧民利益，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广泛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
 
    习仲勋曾指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4]做宗教工作就是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广泛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他认为少数民族的宗教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高，社会作用、社会影响大，争取、团结了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信教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能发挥了我们干部和党员所替代不了的巨大作用。因此他提出在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定要同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交朋友，才能深入群众。
 
    在民族宗教地区，许多民众宗教信仰虔诚，宗教感情深厚，因些宗教领袖有着广泛的号召力和特殊重要的影响力。习仲勋特别强调做好对宗教领袖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民族事务复杂，学问大得很。领袖人物的情况要摸清，便于工作。”[5]例如他在1982年关于西藏问题的一次批示上，就提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班禅问题，也就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在今天又是对**、班禅这两个精神领袖的基本认识问题。对这两个人的态度确定了，依此才可作出对西藏地区的政策和方针。否则，我们就会思想混乱，方针不明确，因而引起政策矛盾，在工作中发生失误。”[6]
 
    长期以来，习仲勋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与宗教界人士真诚交往，结交了一批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如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伊斯兰教著名人士包尔汉、马辅臣等。习仲勋秉着“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生活上关心照顾，思想上教育提高”的交往原则，与他们不断接触联系，帮助他们树立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敬，使他们成为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可靠朋友。
 
    习仲勋曾在《交朋友的真谛》一文中说过：“在与朋友交往中，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7]习仲勋就是以这样的态度与比他年少二十五岁的十世班禅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他们经常往来，互致问候，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经常启发引导班禅大师正确认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提醒、帮助班禅大师摆正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班禅大师对习仲勋非常钦佩和信任，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藏传佛学大师、解放前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曾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副省长的喜饶嘉措，对国民党的授印、封号不为所动，而在习仲勋的热忱帮助、教育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8]在争取项谦投诚的斗争中，他受习仲勋的委派，冒着生命危险三进部落劝降，对斗争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3.要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和右的倾向 
  
    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观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尤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普遍的精神信仰。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必须尊重和保障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少数党员干部由于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本质及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从而容易产生“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分析过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危害，如列宁就曾指出“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9]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想泛滥，党的宗教政策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宗教界人士受到错误对待，产生了严重恶果。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习仲勋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防止“左”的思想倾向。1985年他在全国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宗教和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地正确对待，决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10]而要克服“左”的思想，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国际性。习仲勋指出“有‘左’的思想的人，往往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际上持怀疑、否定态度，把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立起来；对信教团体、信教群众及他们的正常宗教活动，采取歧视、压制甚至打击的错误做法；处理正常的宗教事务问题时，思想片面急躁，方法简单粗暴，结果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11] 
 
    同时，由于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一些宗教工作人员因为畏难情绪而产生了右的倾向，对那些打着宗教的幌子所进行的违法活动不敢治理。习仲勋认为这些人“往往迁就宗教界那些不明道理、不顾大局的少数人的不适当要求，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至对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现象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损失。”[12]
 
    习仲勋剖析了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本质，认为：“不管是‘左’还是右,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其实质都是削弱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妨碍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全面的落实，从而脱离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并给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人以可乘之机，给外国宗教中的敌对势力的渗透留下空隙。”[13] 
  
    他指出，我们必须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既要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又要对那些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打击。1982年到1984年同“呼喊派”的斗争就是一例。1982年，公安部在一个材料上反映，浙江省原基督教小群派教徒中出现了一个“呼喊派”组织，在外国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赞助下，煽动宗教狂热，鼓动教徒反对党和政府。习仲勋看到这个材料后多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即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后来又在相关会议上系统阐明了解决“呼喊派”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指出：“解决‘呼喊派’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概括起来就是，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实宗教政策，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14]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和正常的宗教生活。当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如何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和右的倾向，仍是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策略思想。习仲勋在领导宗教工作中，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其“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毛泽东语），结合我国宗教的特性对于此策略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和发挥。他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正确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处理好宗教方面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广泛充分地调动宗教界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习仲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第四版。
[2][6][8][14]《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第337页，第350页，第288页。
[3][4][7][10][11][12][13]《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第400页，第427页，第404页，第419页，第421页，第421页。
[5]阎明复：《追忆习仲勋对我的教导》，《怀念习仲勋》编辑组：《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9]《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2版，第389页。
 
本文转载自：韩山师范学院网站。
http://tzb.hstc.edu.cn/llyj/8492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