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至二十世纪东亚的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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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10/19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法国远东学院

关键词：「十三至二十世纪东亚的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10月25-27日北京

主办单位：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法国远东学院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

介绍

论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探讨宫廷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研究的基本点在于质疑之前形成的陈旧的二分论，即一面是集非理性，挥霍，贿赂和阴谋于一身的宫廷，另一面则是充满理性地致力于现代世界兴起的国家政权。八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中涉及了有关宫廷文化的新探讨。这一课题摈弃了以往界定的君主和臣子间的老式的骑爵关系，把重点转移到两者闲存在的距离。这个视角关注的是国王本人的神圣化问题，以及用来强化国王神圣性的宫廷礼仪的运用。同时，宫廷的支持和在缔结各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尽管这些问题针对的是十五到十七世纪的欧洲，用它们来研究蒙古人，汉人和满族的朝廷却也未尝不可。我们建议把研究领域局限于宗教范畴，在此范围内我们对皇权的两个方面感兴趣：其一为君主本人的神圣性问题，以及紫禁城内外的宗教仪式的安排；其二为皇家对北京和郊区的寺庙的支持问题。

我们想通过中国皇帝的神化身份和他们对寺庙的支持这两方面来分析他们的宗教角色。这将使我们能够对反复出现的有关国家祀典的种种矛盾之一提出疑问：政权的正统性有赖于国家重大祀典的举行，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这些祀典归在儒家传统名下；与此同时，皇帝的个人偏好却又促使他们频繁地对佛教，道教，以及满族皇朝下的藏传佛教给与慷慨的施舍。从象征角度而言，如果联想到在西方，君王和臣子的信仰如出一辙，正如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太后（Blanche de Castille）对路易九世所言，“不要把对上帝的膜拜和对国家的治理相分离”（Jacques le Goff， « 圣路易 », 第816页），那么我们的问题也就有其意义所在了。至此，我们便可以探询，在中国，对神灵们的膜拜和对国家的治理又是如何衔接。

皇帝的神性

中国的皇帝总是以活着的神灵自居。然而这一超凡的姿态又是以何种形式，通过哪些载体传递到他们周围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中间呢？更广泛而言，传递到“集体意识”之中？我们能否在皇帝的活动空间和行为举止中找到这一超凡姿态的支点和表现？在西藏和蒙古的文书中，皇帝被描绘成文殊菩萨的化身。然而在中国的文献里，皇帝的传统形象却是一位满怀儒家德行的仁慈父亲。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她的杰作 «最后的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 »中用下文总结了满族君主的无所不在的特征：“清朝的统治者兼是汉人的皇帝，可汗的可汗（对蒙古人），佛教徒的转世。” 满族君主的这些全然不同的形象在以四种文字撰写的碑文里常常得以清晰的体现：君主的称谓随着语言的不同而改变，由此适应不同的公众群体。我们因而可以考察“活着的神灵”的形象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并且可以关注蒙古人，汉人和满族的朝廷所各有的特征，甚至于某某君主的特性。

皇家支持

最后三个朝代期间，皇帝对宗教寺庙的支持呈现不同的形式。寺庙的碑石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记录。许多碑铭都签有皇帝的名字，由此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些文字有的是为了庆贺寺庙的新建或重修，有的记录了为某一神灵举行的还愿典礼。涉及的庙宇有的属于官庙，有的则是对公众开放的寺庙，皇帝有意给以特别的青睐。碑文也记载了土地或者经文的施与，以及对一些忠臣烈士和僧道的册封。赐名是君主给与一个寺庙的最常见的荣誉。学者们常常从受惠者的角度（通常是太监）来研究这一赏赐，而没有考虑到帝王们是如何以此在城市里彰显其名。满族皇朝则在南北京城和郊区供养了一百多座寺庙。他们不但定期赐予金钱和实物，还为殿堂的整修和维护付出大笔开销。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寺庙不同于紫禁城内的庙宇和其他专供皇帝使用的圣地，它们并不禁止普通百姓进入。一般信徒也可以出资捐助。那么，皇家的支持在寺院的日常运行中处于什么位置，对僧众和民间祭祀组织产生什么影响？它的意识形态倾向又是什么？

宫廷在寺庙的维修和祭祀活动中的大量的投入通常被一味地解读成皇权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这种解读显得不尽人意。它的根源在于我们无力把握个体的行为动机，因为这些行为动机所受制的某些先后次序和价值体系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我们期待研讨会的参与者能够给出更好的阐释。

转自道教和宗教史研究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mUmqlR4kjB4axdws2r4u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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