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20世纪存在较多摩擦的中东两大民族。思想上的冲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产生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教派分属的差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思想冲突的主要原因和表现。
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中东的两个主要民族。从历史上看, 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阿拉伯国家和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多有冲突。20世纪伊朗和阿拉伯现代国家诞生以后, 伊、阿之间仍是矛盾重重, 即使是在面临反殖、反帝及发展国家经济的共同任务之时, 双方的分歧也远远超过了合作。伊朗与阿拉伯各国本来同属伊斯兰国家, 地缘接近, 贸易交流和人员往来也较为频繁, 但是为什么双方还会存在那么深刻的矛盾呢?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中之一就是双方存在着深刻的思想裂痕,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纷争;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这些互相冲突的思想严重影响了伊、阿之间的关系, 使之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本文对此试析之。
一、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纷争
如同世界上其他几大宗教一样, 伊斯兰教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也由于其内部的分歧而发生分裂, 派生出许多教派, 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派别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世时没有指定继承人。在他去世后, 众穆斯林围绕着他的权力继承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当时有一部分穆斯林坚持认为, 只有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才有继承权, 这些人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合成一股较有声势的力量, 被称为“阿里党人”。阿里党人拒不承认前三任哈里发 (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 的合法性, 认为他们的继位是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的。为了使阿里及其后裔能够获得继承权, 阿里党人同其他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661年阿里遇刺身亡后, 阿里的主要竞争对手穆阿维叶继位为哈里发, 并建立了伍麦叶王朝。这激起了阿里党人更大的不满, 他们否认穆阿维叶继位的合法性, 对伍麦叶王朝展开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 阿里党人对伊斯兰教逐渐有了自己特有的理解, 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遂发展成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在阿拉伯语中, “什叶”意即“党人”、“派别”) 。1
但是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 阿里党人及后来的什叶派只是穆斯林中的少数。当时大部分穆斯林认为, 不仅阿里当哈里发是合法的, 前三任哈里发也是合法的, 他们对穆阿维叶的继位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些穆斯林除了尊崇《古兰经》外, 还主张把“圣训”作为立法和立论的基础, 因此他们被称为遵守“逊奈 (圣训) ”的人。在同什叶派及其他派别的斗争中, 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 并逐渐发展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别——逊尼派。2在阿拉伯各王朝、国家中,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地位迥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逊尼派是统治者, 是社会的主流, 而什叶派则常以反对派的身份存在。为了改善生存环境、争夺国家权力、推广自己的伊斯兰教思想和教义, 什叶派常以武装起义的方式对抗逊尼派掌握的国家政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 什叶派的武装起义达到高潮。在此期间, 他们建立了一些政权, 但是到11世纪下半叶, 什叶派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 先前建立的政权纷纷垮台, 他们的活动也由此陷入了一个低潮期。这种状况直到1502年波斯萨非王朝（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建立后才得以改观, 萨非王朝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
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征服波斯萨桑王朝（萨珊王朝，224-651年）后, 伊斯兰教便开始在波斯人中传播。作为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 波斯人更倾向于接受与阿拉伯帝国的逊尼派统治者相对立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这其中有感情和心理的因素, 也有维护本民族特性不被阿拉伯主流社会同化的考虑。这样, 什叶派伊斯兰教便在波斯人中广泛传播开来, 什叶派教义也常被用作反抗征服者的思想武器, 在宗教矛盾的掩护下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萨非王朝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 什叶派的力量在伊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什叶派伊斯兰教也逐渐成为波斯文化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兴起后, 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顿感来自对方的思想意识的挑战, 加上双方都对伊拉克怀有野心, 两国便在宗教冲突的外衣下展开了争夺阿拉伯人土地的斗争。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 两国的冲突从未间断过。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加深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 而且还大大恶化了波斯人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关系。伊朗和阿拉伯现代国家诞生后, 在伊朗占绝对优势的仍是什叶派, 在阿拉伯各国当权的则几乎全是逊尼派, 两派历史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刻下深深的烙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建立了以什叶派为主导的神权制国家政体, 而且还大肆向阿拉伯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 这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同时也使得伊朗、阿拉伯国家陷入了交恶的境地。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几乎完全是一个20世纪的现象, 事实上, 直到二战以后它才获得长足的发展。3 1904年纳吉布·阿祖利发表的《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 4 其后它便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登台执政, 给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使它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没有哪一位阿拉伯领导人能够无视它的存在。在纳赛尔之后, 担当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纳赛尔和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其间地方性和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变, 或者说被等同于强调阿拉伯政治统一和摆脱外国控制、赢得独立的一种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5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政治、经济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不仅要统一阿拉伯各国, 而且还要统一他们认为应该属于阿拉伯的领地, 其中包括与伊朗利益攸关的伊朗胡齐斯坦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试图使海湾阿拉伯化, 把“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这些主张大大刺激了伊朗民族主义者。胡齐斯坦省是伊朗的石油生产大省, 海湾则是伊朗走向海外的最重要的水上通道, 它们若落入阿拉伯人之手, 伊朗必将受制于人。显然,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对伊朗的威胁。
20世纪初期, 在饱尝列强侵略之苦的伊朗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1891—1892年的烟草禁卖运动和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礼萨王 (1925—1941年在位) 的登基则为其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成长环境, 此后伊朗民族主义便成为伊朗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伊朗的民族主义者们把更多的热情倾注于前伊斯兰教时期的波斯古国, 他们大肆宣扬古波斯帝国的荣耀。最能彰显巴列维国王 (1941—1979年在位) 民族主义特性的, 莫过于他于1971年举行的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6 到伊朗巴列维国王统治后期, 随着伊朗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 国王的民族主义思想日见抬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他再次对巴林提出了主权要求, 强占了海湾三岛, 7 干涉了阿曼内乱, 与伊拉克展开了持久的纷争。
在巴列维国王之后, 霍梅尼高举伊斯兰教的大旗, 走向伊朗权力的最高峰。尽管霍梅尼对民族主义持强烈的排斥态度, 但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许多政策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特别是在有关伊朗在海湾的地位问题上, 伊朗的地区称霸倾向较为明显, 其大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清晰可见。这一切都使得阿拉伯人对伊朗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恐惧。
三、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源于19世纪末日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 都是在面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入侵和奥斯曼帝国腐朽的背景下出现的。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虽然都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腐朽统治, 但是在具体操作及发展方向上二者存在严重分歧:泛伊斯兰主义认为, 解决穆斯林困境的最佳途径是所有穆斯林都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 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实体;泛阿拉伯主义则主张以阿拉伯语言、文化为纽带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样, 泛伊斯兰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就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前者以宗教为纽带, 强调宗教属性, 后者以民族为中枢, 强调民族属性;前者的团结对象是信仰同一宗教的任何民族的穆斯林, 后者却对同教、不同族的穆斯林带有强烈的排斥性,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相互间的斗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到20世纪70年代, 随着霍梅尼在伊朗的上台, 二者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霍梅尼是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 他宣称的伊斯兰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否定, 不管是伊朗民族主义, 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都被霍梅尼视为从西方传来的“毒素”, 有害于伊斯兰社会的统一。他说:“在讲不同语言——例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穆斯林中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此类问题很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民族统一的人编造的……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这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 他们的意图是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8
霍梅尼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 认为它是“救世良方”, 是解决穆斯林社会所存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他看来, 大多数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 也是不合伊斯兰教精神的, 应该被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所取代。霍梅尼在1981年曾经直言:“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 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 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 正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 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他们回归伊斯兰, 否则他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9
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愤恨, 对伊斯兰教的推崇, 促使霍梅尼大力推广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 以期实现“伊斯兰统治下的和平”。这就猛烈冲击了阿拉伯各国的统治, 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拉克、沙特、埃及等各个阿拉伯国家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阿拉伯国家在抵制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意在夺取地区主导地位的伊拉克则充当了对抗伊朗的急先锋。萨达姆高举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 与伊朗展开了斗争, 最终酿成了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武装对抗——两伊战争。
四、对伊、阿思想冲突的评述
在影响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三大思想冲突中, 最持久的冲突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纷争。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 伊斯兰教的这两大派别积怨甚深。具体到伊朗的什叶派和阿拉伯国家的逊尼派, 矛盾更是尖锐。双方的教派冲突承担了太多的非教派冲突的责任。不管是在伊朗还是在阿拉伯各国, 处于非统治地位的教派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其发展水平自然也就落后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双方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必然导致利益的冲突, 从而加深了双方的不和与仇恨, 这也易于给外国干涉提供借口。除现实利益的冲突外, 长期以来什叶派和逊泥派在不同的教义及思想的熏陶下,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心理和思维方式,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双方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可以预言,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不和将会长期影响伊、阿关系的发展。
阿拉伯民族主义, 或者说泛阿拉伯主义, 其发展的高峰期是20世纪50—70年代。由纳赛尔收复苏伊士运河而引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热潮在这一时期席卷了阿拉伯各地。阿拉伯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 统一的实践也接连不断地被尝试, 阿拉伯民众普遍以一种急切的心情盼望民族主义能为他们找回往日的荣耀。1967年阿拉伯人在“六五战争”中的惨败给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当头一棒, 仿佛一夜之间, 人们的希望破灭了, 阿拉伯民族主义也从此走入了下坡路。1973年“十月战争”的相对胜利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个很大的鼓舞, 但其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力和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裂又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趋向没落。传统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越来越像一个空有其名的招牌, 被萨达姆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利用之后, 其功能也渐渐丧失, 它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无能为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被阿拉伯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所取代。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之间民族主义的冲突各有不同, 伊朗民族主义与阿拉伯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冲突, 自然也就不同于曾给伊、阿双方带来深重灾难的以往的民族主义冲突。
随着霍梅尼的逝世和国际形势的巨变, 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霍梅尼高举泛伊斯兰主义大旗向阿拉伯各国输出革命, 不仅使伊、阿关系恶化, 而且还使得伊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 国家发展也因此步履艰难。面对冷战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霍梅尼之后掌权的伊朗务实派为了尽快融入其中, 不得不对伊朗原有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在伊朗新政策中, 输出革命已不再是特别受关注的问题, 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伊朗新政策对推广泛伊斯兰主义的弱化深受阿拉伯国家的欢迎。事实证明, 在伊、阿之间, 泛伊斯兰主义的倡导和双方关系的改善是一种互相制约、此起彼落的关系。为了生存与发展, 伊朗绝不能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 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弱化泛伊斯兰主义, 走到务实的外交路线上来, 过去十年间伊朗政策的调整已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 参见金宜久:《伊斯兰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年, 第171—173页。
2 参见王怀德:《伊斯兰教教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第55—56页。
3 参见James A.Bill & Catl Leide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84, p.308。
4 参见杨灏城、朱克柔:《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 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第43页。
5 [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第92页。
6 关于这次庆典的详细情况, 参见赵增泉等:《白色君主巴列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85—186页。
7 英国于1971年撤离波斯湾后, 伊朗在当年11月30日派兵抢占了海湾三岛, 这三个岛屿扼守着红海的南出口,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至今这个问题仍然制约着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联酋关系的发展。巴林群岛曾被伊朗控制达数百年之久, 巴列维国王当初为了减轻因占领海湾三岛而招致的阿拉伯对伊朗扩张的恐惧, 曾宣布放弃对巴林主权的要求, 但遭到伊朗民族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一些人旧事重提, 再次申明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要求。
8 Milton J.Esman & Itamar Rabinovich, Ethnicity, Plur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16-217.
9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3, p.24.
转自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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