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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 2019/8/22日    【字体:
作者:何方耀 拉杰夫
关键词:  印度佛教 中国文化  
 
 
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由于两国相互接壤,所以赋予了两国接触交往的契机,而佛教则是其中重要的桥梁。自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佛陀创立佛教以来,到中国传道的印度僧人和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成为当时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两汉之间,佛教传入中国,随后佛教不断发展壮大。自此以后,中印两国佛教僧人交往不绝,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交融
 
公元前5世纪,为了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垄断地位,佛教通过内心反省和沉思的方式,要求教义能被印度所有阶层的信众所了解,进而推动了佛教的在印度的发展和传播。孔雀王朝著名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期间,佛教进入兴盛时期。阿育王致力于发展和传播佛教,派遣佛教团体到外国传教,推动了佛教对外的传播。随着孔雀王朝的灭亡,印度重新陷于混乱,但佛教的对外传播并没有因此停止,由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传教僧人在两汉之交,在陆上丝绸之路上,中国通西域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国人相遇了。
 
两汉之间的混乱,给印度佛教提供了进入汉帝国的重要契机,佛教成为处于动荡中的中国百姓心灵上的寄托。最初进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并没有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而是“与黄老之学牵合附益,形成佛道式佛学”。印度佛教中的诸如业、轮回、无常等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陌生且与当时传统文化相违,中国信徒不得不借用道家语言进行翻译和解释,然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直到在印度僧人和中国僧人的努力下,更多的梵文佛经得到翻译,佛教经典的翻译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佛教不断中国化,与中国文化逐渐交融。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差别逐渐展现在中国人面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玄学兴起,并与佛学相结合在一起,佛玄式佛学推进了佛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使之“适合于有教养的僧人和上层在家信徒”。魏晋时期的中国佛教依附于玄学,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者在哲学方面的共性,一个清谈和一个思辨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在中印佛教交流史上,中印两国佛教高僧的交往和交流,对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元6世纪,著名高僧南印度人菩提达摩(Bodhidharma)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渡江北上弘扬大乘佛教,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应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入藏弘法,成功在中国西藏创立了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奠定了西藏藏传佛教的基础。在中国方面,佛教高僧西晋法显大师为了到印度求得佛法,以 65 岁高龄穿雪山,越沙漠,渡惊涛,到去印度和斯里兰卡寻觅真经戒律。贞观元年,唐朝高僧玄奘在长安出发,独自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得真经。
 
因此,在中印两国的高僧大德努力下,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传译和发展,将中印文化融于一体,并在中国逐步发展成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本土化的派系和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从此以后佛教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此同时,在13世纪佛教在印度几乎消亡,中国与南传佛教诸国却得到不断发展。在宋元以后,佛教向整个中国社会渗透,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深刻的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体系、风俗习惯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影响下中国文化新形态
 
英国当代宗教学者弗兰克·惠林说:“佛陀在他的领悟中接受了一个超越现实、不可抵抗的异像,并且感到非将这个异像超越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界线进行传播不可,而且这个异像被千百万人在所谓的佛教运动中所传播、所改变,并且创造性地当地化。”佛教无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主要纽带,两国之间多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佛教得以顺利展开的。下面主要从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在思想哲学方面,中印文化交往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其中最核心的又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和“化”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对中国思想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诞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虽然有不少人谈鬼神,然而却没有建立真正的宗教体系。中国主流文化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把重点放在社会伦理道德,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忽视宗教在社会中调适作用。而印度佛教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氛围,刚好给予处于混乱灾难中的中国百姓心灵上的慰籍。佛教的传入,一切经文以“如是我闻”四字,所有的一切语言充满了由天神在说的神圣性,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宗教逻辑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观察有了一种崇高的恐惧感。从整个印度佛教传播中国旳过程分析,中国对佛教宗教思想“万法的空性”的吸收,这也是佛教之所以进入中国内地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南北朝到宋初,中国很多一流的思想家皆为佛学家。中国人将印度佛教加入自己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学。在13世纪,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学说对宋明时期的新儒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儒学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融入儒家思想中去,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经过多年的融合,印度佛教的宗教思想逐渐与中国思想交融,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文化。
 
在文学艺术方面,从南北朝起,印度的寓言、神话、故事、雕塑等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涌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和内容。鲁迅在《〈痴华鬘〉题记》中写道,“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响。”
 
在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即鬼神志怪,祖台之的《志怪》、张华的《博物志》、曹毗的《志怪》、孔约的《孔氏志怪》、王嘉的《拾遗记》、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后搜神记》等。到了唐代,传奇、变文出现,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例如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黄粱梦》、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敦煌变文作品《目连变文》等等。唐诗宋词等也深受佛教影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词家如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其诗其词不乏契合佛教精神之作品。元明清时代的小说和寓言,如民间文学中的龙、《西游记》中的猴等都有印度痕迹。在艺术方面,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佛教造像既有印度本土的特征,也深受希腊造像艺术的影响。中国接受佛教造像艺术后,开始创作中国本土的佛教造像,出现了“梵华和光”的特征。在绘画上也受到印度的影响,创造了新的绘画方法,比如利用晕染法表现立体感,曹不兴借鉴印度艺术创造出“曹衣出水”的样式,这些艺术方式也广泛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印度音乐大概在汉代已经传入我国,中间经历南北朝,唐代时相当盛行,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影响力。所以,印度的文学艺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不仅在体裁、内容、形式上对中国有着很大影响,而且在审美情趣、创作方式、技术方法各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
 
在物质文化方面,伴随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经由引入新的圣物、符号、建筑、法器,以及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物品,乃至看待这些物品并与其互动的新方式,佛教还改变了中国人的物质世界。”佛教在中国的信徒与日俱增,与佛教有关的宗教活动也经常举行,那么寺庙成为僧侣及信众重要的活动中心,也随之在中国大地上涌现。佛教寺庙成为中国建筑及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佛教建筑以中国传统建筑方式为主,吸收改造印度建筑样式,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中国最早的寺庙可能是在1世纪时,随着最早的异域僧人聚居区的出现及扩大,由民居改建而成的。因为寺庙大多由富裕的中国人捐赠改造而成,所以中国寺庙以中式建筑风格为主,融合印度式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风格,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佛教寺庙。中国很多桥梁与佛教的义理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至少从6世纪开始直到清末,中国僧人在桥梁的建造和修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桥梁则是慈善、悲悯和善政的象征。在造桥工事中,僧人主要负责组织桥梁建造需要的募捐活动,甚至有时候参与桥梁的设计及建造,推动了中国造桥事业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寺庙、桥梁、佛塔、念珠、椅子和制糖技艺等传播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物质文化。
 
中印佛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明作出了补充,在它身上打上了自己永久的烙印(比如在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中),同时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正如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历史。或者说,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似乎更多时候侧重于看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但是,往往文化交流是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特别是中印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因此,在印度佛教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在某种程度对印度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印度古代没有历史,所以很多时候中国文化对印度产生的影响知之甚少。但古代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一书中,曾在很多地方提到中国,从里面可以得知古代印度对中国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印度影响较为深远的唐朝高僧玄奘,他的事迹至今在印度仍然被大部分印度人知晓,并出现在印度中学教材当中。
 
佛教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印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国文化的相互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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