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虽然没有对宗教信仰条款作具体补充修正，但《宪法》补充修正的内容与宗教信仰自由有着密切联系，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宪法》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共同意愿，同时也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思想基础

      先进生产力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基本条件。如果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展，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甚至丧失国家主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改革开放的20多年，对我国宗教界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寺观教堂和群众的宗教生活得到恢复、发展，信教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大为改善，宗教领域保持稳定。所有这些进步，都离不开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先进生产力最能吸引广大信教群众为之团结奋斗。

      先进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导。江泽民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仰宗教，同时坚持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宗教，努力认识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体现，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理论概括。通过宗教工作实践，党和政府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精神慰藉作用，可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协调、相一致，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借鉴和吸收。弘扬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是对待一切精神文化现象包括宗教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代表广大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对于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包含着信仰方面的合法权益，维护信教群众这方面的权益，有助于充分调动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实际上也维护了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执政为民，这个“民”是不分宗教信仰的，包括信仰宗教的人和不信仰宗教的人。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统一战线，这包含了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民群众。

      在我国1亿多信教群众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也有个体工商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他们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信教群众，他们与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一样，都是爱国者。“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这三者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领导的规模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将信教群众认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其立足点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教情的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宗教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新中国成立前被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天主教、基督教来说，通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教育实践，这两个曾被称为“洋教”的宗教，已成为我国信教群众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社会主义社会也为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

      党把1亿多信教群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并通过《宪法》转化为国家意志，其要旨在于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与时俱进。

    《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切实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说：“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尊重人权的重要体现”。《宪法》第三十六条对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要求公民遵纪守法：“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对外要防御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样，就将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统一起来，与社会稳定、国家独立和发展联系起来，而后者是公民个人自由、民主权利的根本保证，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人权。

      将包含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条款，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表述联系起来看，突显我国《宪法》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依靠信仰宗教的人来实现。人作为宗教信仰的载体，是它的物质基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宗教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人有历史能动性，是其经久不衰的实践基础。党和政府不仅看到宗教的意识形态特性，而且看重它是由信教群众组成的社会实体。

      我国宗教信徒不是一个独立阶级或阶层，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切实保障他们广泛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祖国的聪明才智，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予以尊重和保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宗教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它不是欲取之姑予之的斗争策略，也不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把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问题最重要的标准，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同时将人权写进《宪法》，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利于我国宗教工作者按照《宪法》的规定，积极参与国际间的人权对话、沟通和交流，不断开拓宗教信仰自由的新境界，促进我国和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本文转载自：中国佛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