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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
发布时间: 2020/7/12日    【字体:
作者:Frank
关键词:  雅典 耶路撒冷  
 
 
“我们需要一位奥古斯丁或路德来重新教导我们,免得恩典之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遮蔽,甚至被消没。”
 
——史普罗
 
一、史普罗和他的神学
 
华人读者可能对史普罗(R. C. Sproul,又译史鲍尔、司布尔等)并不陌生,其著作等身、思路清晰、理据扎实,常常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论及艰涩却又吸引人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而其著作中的《神学入门》《教我如何不信祂》《神的圣洁》《认识预定论》《认识圣经》《圣灵的奥秘》更是在平信徒中流传甚广(笔者的《认识预定论》前后被好几个人借走过,足见史普罗的魅力)。
 
巴刻(J. I. Packer)也在《认识圣经》的序言中开玩笑,称史普罗和他为“改革宗神学黑手党二人组”;巴刻文风深刻,思想深邃,所著之书不容易读,会给人些许枯燥之感,但每本书都足堪多年的研读,甚至值得每年都读一遍;而史普罗文风轻松有趣,思路活泼,引人眼目,他的一本书读一遍就能让人知道在说什么,令人印象深刻,乃至终生不忘,这二人确实相映成趣,巴刻戏称“黑手党二人组”实在有其见地。
 
史普罗的成就和他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其早年丧父,本身就对上帝充满了质疑;史普罗信主后第二年就因为对西方哲学强烈的兴趣转入了大学的哲学系,而引来周围弟兄姊妹的不满和非议;而他去读神学,又因为没有经验,竟然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间自由派的神学院——匹兹堡神学院(Pittsburgh-Xenia Theological Seminary),就在他对此充满挣扎和疑惑时,竟然发现这所学校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改革宗神学教授嘉士拿(John H. Gerstner),他对学生的严格和对上帝的忠诚,在史普罗形成自己的神学思想的道路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史普罗是在挣扎中成长起来的,其一生与苦难(丧父之痛)对抗、与不合圣经的思想对抗(世俗哲学)、与不正统的神学(自由派神学)对抗、与反智主义(反对学习哲学的基督徒)对抗,这些挣扎没有毁掉他,而是使他更深刻地明白圣经,了解(堕落后的)普罗大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并积极地做出回应。他深刻地意识到,哪怕对于世俗的哲学,理解先于批判,基督徒只有先了解,才知道该如何应对;属世的哲学也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甚至发展出基督教护教学中的重要课题,哪怕是哲学的领域也不该交给异教徒。(参见《神学入门》,第xii-xiii页。)
 
二、哲学、哲学史与基督教
 
在推荐这次的哲学简史《思想的结果——理解塑造当今世界的观念》前,可能我们需要先以基督徒的身份理清几个概念。也请读者做好准备,因为这可能冲击我们通常的一些观念。
 
什么是哲学?在世俗的哲学教材中,有关哲学的定义层出不穷,但总体而言,哲学(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love of wisdom),是以抱着自由探索的态度去探寻整个世界,以期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哲学史则是人类哲学认知活动的发展历程。就像其他学科的历史一样,我们每个人学习任何学科都并非在真空中另起炉灶、独自研究,在历史上总有无数前人早已为特定的知识探索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们可以、也必须以前人的探索为基础;就哲学而言,我们必须知道哲学的起源,有哪些人已经做了哪些方面的思考,而后人又是如何以他们的创见为基础,进一步发现、提出并尝试解决问题。任何人试图抛弃一门学科的历史想要独立研究都是愚昧的,就如同一名学生抛弃收纳前人智慧的物理学课本而想要独自探索大自然,势必终日(自己)之所思不如须臾(从课本)之所学也。
 
但是,一些敏感的、有一定基础的基督徒读者可能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的哲学家并非基督徒,他们提出的哲学前设或哲学内容明显不合圣经。其次,哲学与一些科学类的学科似乎有明显的不同,尽管有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似乎未能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或说哲学家对一些的基本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比如有上帝存在么?上帝只有一位么?上帝可以被人认识么?这个世界是永恒存在的么,还是有个开始?存在绝对的真理或道德律么?人能认识真理么?什么是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么?再者,基督教的圣经很明显对许多的哲学问题有根本的解答,基督教神学似乎能够涵盖哲学。
 
笔者尝试借用改革宗神学家约翰·弗瑞姆(John M. Frame)的观点对此作出解释和回应:
 
(1)上帝和圣经的无误权威乃是至高和明显的,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已经通过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被揭示了出来,令人无可推诿(罗1:18-20);圣经也自证它就是上帝的话语,是管理我们一切生活(包括思想)的权威,而这是非基督徒哲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2)人类并非能在客观的立场中对这个世界做自由的探索,而是已经堕入了罪中、被罪恶捆绑,人的理性也已经被罪恶败坏,会刻意拒绝、忽视和抵挡上帝,压制真理,并使自己陷入各种偶像崇拜之中。(罗1:21-23)没有人真正寻求上帝(真理)和良善。(罗9:9-18)罪对人类的道德和理智探索都是极具破坏性的。“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箴9:10),拒绝上帝意味着做愚顽人(诗53:1)。
 
(3)人靠自己理性构建的哲学本身也绝非上帝的启示,而是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若不肯以承认上帝和祂的启示为前提,一定会引发败坏和错谬。但外邦人还能在一些日常生活和科学、艺术、文学等领域保留某些知识和智慧,是因为上帝还赐下“普遍恩典”(common grace),以使得堕落的人类社会可以继续存留。否则,“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耶8:9)
 
但这样的普遍恩典决不能使人产生对上帝正确的、救赎性的认识,也不能终极地解决人类属灵生命的问题,这些上帝都保留给圣经和基督了。面对属灵的问题,人的理性全然无能。而对于这世界,由于上帝本身是这个世界各个领域的创造主,不认识上帝就意味着也不能在正确的意义上认识这个世界;除非得蒙救赎,生命被更新,思想观念为圣经更新、驯服。只有愿意顺服圣经的基督徒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
 
(4)哲学史并未能对一些基础问题提供解答,反而在当今后现代坠入更大的混乱,根源问题在于人离弃上帝,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类在许多领域建树颇丰,而哲学领域却陷入废墟,这对于基督徒并不会以外,因为罪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是一道光谱,越是接近属灵、宗教之事,罪对我们的影响就越深,越是远离属灵之事(比如物理和数学这类学科),堕落的影响就会越小。(参见《加尔文与文化》,团结出版社,第156页。)人弃掉上帝的话,自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显得毫无智慧。
 
当然,非基督教哲学家同样不会同意这样的结论,而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无法通过个别哲学家的思想来得出最终的答案,同时为了避免相对主义,不少保守的哲学家诉诸“永恒哲学”(philosophiaperennis)的概念,以为只有通过整个哲学史中的百家争鸣方可把握真理的整体意蕴,且无哲学可以自称为真理本身;永恒哲学的本体,或说绝对真理,只是不断追求的理想。(参见《西洋哲学史》,傅伟勋著,台:三民书局,第3-4页。)笔者窃以为,既然大家都无法决断真理,说不清到底谁对谁错,那和主张没有对错的相对主义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却又不承认绝对的真理和标准可知、可辨,那和大家一起胡说八道没有质的差异。
 
综上,笔者尝试给出一个圣经视角下的哲学和哲学史的定义。哲学不是爱智慧,而是逃离真智慧(上帝);哲学是堕落后的人拒绝上帝,却妄图以其独立自主的理性为自己构建世界观,自己“分别善恶”,定义一切;而哲学史既然是人类哲学认知活动的发展历程,那么就更可以说是人类对上帝的反叛史。不过,这里的哲学主要指拒绝上帝的哲学,笔者说过,扎根于圣经的基督教神学可以回应哲学中的问题,基督徒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世界,那么哲学领域也可能被救赎,甚至基督教作为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本身就是真正的哲学(奥古斯丁语)。或者换句话说,哲学本身和堕落、罪恶无关,只是有罪之人必然在理性活动中也反叛上帝,但如果顺服上帝,合乎圣经的哲学是可能的,是人在敬虔中去执行管理这世界的任务所从事的心智活动之一。
 
三、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
 
有一定哲学或神学历史基础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笔者所讨论的,乃是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老问题。这问题早在教父时代就已经爆发,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ira)和奥利金(Origen)乐于使用希腊哲学阐述、传讲基督教信仰,而反对基督徒使用希腊哲学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却发出了“耶稣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教会与柏拉图学园有何相干,基督徒与异端有何相干?”的呐喊。
 
在13世纪60年代,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依然在中世纪的教会中掀起了争论,以至于波及当时已经去世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不得不亲赴巴黎为其申辩。但后来阿奎那被平反,其神学和哲学成为了天主教会的正统;根据这一路线,让圣经与一门世俗学科结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世俗学科的牵制,是天主教神学常常愿意采用的方法。阿奎那乐于将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入基督教神学;直到现代,天主教依然乐于接受许多世俗的科学或哲学成果,比如进化论。
 
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指责这种神学路径不合圣经。路德早在1518年4月的海德堡辩论中提出的40条论纲里,就借最后12条哲学性的论题,谈及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损害。对路德而言,哲学家并不能真正认识上帝和人自己,人的理性离开上帝、独立自主,只会是“魔鬼的娼妇”“上帝的敌人”“畜生”。路德虽然不排斥人的理性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但一遇到属灵的事情,人的理性全然昏昧。
 
加尔文也继承路德对人性,特别是对理性的悲观态度,理性是被罪恶玷污和败坏的,它对上帝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回应都会深受罪恶的影响而产生扭曲,不认识上帝的人对于上帝和真理的总体倾向是抗拒和逃避,而非尊崇和追求。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和他的圣经注释中提到“哲学”时,几乎每一次都是负面的。但看似矛盾的是,加尔文却乐于使用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和斯多葛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的言辞,并肯定外邦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贡献,基督徒若不好好使用这些外邦人的贡献(“上帝的恩赐”)就是犯罪。同样,后来改革宗经院时期的神学家也会使用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哲学概念,比如将人视作为一种小宇宙(microkosmos),人这种小宇宙以显要的方式展示上帝外在的工作。
 
敏锐的读者可以发现,笔者在上一小节提出的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似乎并不能囊括各种情况。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如何看待一些基督教哲学家,比如奥古斯丁或阿奎那?奥古斯丁愿意接受圣经的权威,却又有意无意地受到柏拉图主义和个人过度揣测的影响;阿奎那虽然接受亚里士多德哲学,却又常常依据圣经对其做批判和修正;早期教会在解决三位一体教义时,无疑使用了当时希腊哲学的一些概念;加尔文一系的改革宗神学家不乏批判世俗哲学的倾向,却又常常对世俗的学科保留一定程度的欣赏;而弗瑞姆自己的三视角主义(triperspectivalism)就是来自于一位“不正统的天主教思想家”(作者自述)。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在实际中更为复杂,笔者在上一节提出的哲学和哲学史的定义并不能涵盖所有。甚至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较为严肃的问题,较为反对世俗哲学的基督教思想家也会借用外邦人的哲学,那是否意味着,他们与乐于接受世俗哲学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只是表面上的、口头上的,而非实质上的?
 
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却具有前设(presupposition)和本质上的差别。而作为核心问题的前设正是,堕落后的人的能力到底如何?——堕落后的人在智慧上是完全愚拙,仅仅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才保留了一些智慧的火花,还是仍有不少智慧?人在属灵生命上,真的是完全是死的、无能力的、暗昧的、被捆绑的,以至于靠自己无法弃恶从善,还是仍有一些善存在?并且人凭之可以寻求上帝和真理?
 
总体而言,宗教改革神学接受了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因此对接受世俗的哲学更为谨慎。虽然外邦人仍然会有智慧的火花和受到罪恶影响较小的科学成就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理性也已经被罪恶大幅度败坏,他们的学问总体上是抵挡和否认上帝的,他们的理论需要通过圣经进行严厉的批判后才能使用。
 
而天主教则会认为,虽然有堕落,人性中仍然存有美善,哪怕是外邦人仍会有许多基督徒欣赏的智慧和德行,天主教只会批判世俗哲学和圣经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但对非基督徒的学问他们愿意欣赏并大幅度接受、采纳。(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这种冲突在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辩论中更为尖锐地显现了出来,参见《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五章,“前现代性的矛盾”。)
 
自由派立场的基督教哲学家许多干脆否认人类堕落的真实性和历史性,更愿意肯定人类文化的美善和进步,并以此批判圣经中不合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内容(比如说同性恋)。
 
四、圣经与加尔文转化世俗哲学的实例
 
于此,笔者愿意接受宗教改革的立场,认为宗教改革才真正符合圣经中对罪和人类堕落的描述。并且,笔者认为,圣经中本身就有基督教转化不合圣经的世俗哲学的案例,而将神学扎根于圣经的加尔文同样采取了这样的径路。
 
研读过《约翰福音》的信徒都知道,约翰福音开头的道,原文是Logos(逻格斯),是来自希腊哲学的用词,也为当时的人所熟知。总体而言,希腊哲学意图以各种猜想、思辨探讨这世界的起源,以及这世界运行的秩序之所在,而Logos是他们常常乐于使用的概念,这个词久而久之就拥有了“话语”“逻辑”“理智”“秩序”等丰富的概念。
 
约翰使用这个词,似乎很明显地在告诉当时的人,希腊人的追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错,这世界是应该有起源的,它的运行也绝非混乱,而是有特定的秩序,且能为人的理性和逻辑所辨识。只是可惜,世人昏昧,活在黑暗中(约1:5),难以寻见真正的答案,甚至当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亲自来到世间,他们也还是没有认出(约1:11),我们只有凭信心接受、跟从祂,才能得蒙光照,不再活在黑暗中(约8:12,12:46)。祂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祂就是上帝创造世界所凭借的智慧(箴8:22-36);祂就是上帝的话语,不仅创造世界,还托住万有,带动这世界的运行(来1:1-3);因而祂就是这世界起源和秩序的根本原因,也是世人能得着真智慧的原因(约1:9)。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是在肯定世人堕落昏昧的前提下,接受他们思想的在表面上的正确性、用词和概念,却重新更新、归正了他们思想的,赋予了哲学用词完全基督教的意涵。
 
同样,加尔文虽然对哲学的态度总体是负面的,但在《基督教要义》3.6.3中,加尔文也同样提供了一个转化外邦哲学的案例。(《基督教要义》中不乏类似的例子,笔者仅在此举一例。)
 
他首先责备外邦哲学家的道德哲学并不卓越,他们只是劝诫人在生活上与本性一致(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但圣经却在本源上帮助我们解决道德问题——上帝创造了我们,而我们要为了祂的缘故好好管理自己的生命,并且我们已经从原来的景况中堕落了,那使得我们重新获得上帝悦纳的基督成了我们在德行上的典范。按此,我们确实要在生活上与本性一致,这个本性是我们被上帝更新后的本性。我们于是绝不可在罪中再玷污自己。外邦哲学家所推崇的美德,却从未超越人本性的尊贵。(我们要领会此处暗含的结论,正因为人的堕落,人的良心也被扭曲,没有圣经的绝对标准,人无法在自身寻见自己真正的本性。同性恋等行为合乎人性的尊贵吗?这是希腊哲学家无法回答的问题。)
 
和使徒约翰类似,加尔文是在肯定外邦哲学家的愚昧的前提下,借用他们的哲学用词,来发挥基督教的意涵。
 
五、我们为何还要学习哲学?
 
综上对哲学的一些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我们身为基督徒还需要学习哲学的一些理由:
 
(1)我们需要基本的哲学训练和思维训练。特别是我们身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在哲学领域上是基本缺失的,许多人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从未有过完整的哲学史训练,基本都是某主义政治化的教条填塞。而我们的文化本身又缺乏逻辑,这使得我们常常受到逻辑混乱、世界观零散、用语概念模糊、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侵害,甚至对教会中信徒的信仰和世界观也造成了妨碍。对哲学和哲学史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提升自身逻辑水平和基本素养,这也常见的“恢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理念吻合。
 
对学生在哲学上的基本训练在西方中世纪就已经形成规模,甚至在清教徒推行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哲学被视为从事研究的基本工具和训练要素。时至今日,哲学教育在西方依然严肃,在不少西方国家,哲学教师甚至必须通过特别的资格考试。哲学的奥林匹克竞赛也在中学就流行,而我们可能只听说过数理化的奥林匹克竞赛,对哲学竞赛一无所知。从此可知,至少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学习哲学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课题。
 
(2)哲学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息息相关。西方哲学本身对基督教神学影响颇大,许多术语,比如三位一体教义中的“位格”(person)、“本质”(substance)等都源自哲学用词,这也是教父以合乎圣经的方式使用哲学的成功案例。学习哲学有助于我们学习神学,并反省许多神学课题。
 
(3)笔者也说过,构建基督教哲学是可能的,甚至基督教本身就是哲学。非基督教哲学家有时也有他们的洞见,学习哲学因而可以启发我们发展基督教的课题。健康的神学,特别是改革宗神学,都是在和世俗哲学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除了像笔者在上文举的一些例子,还有像荷兰改革宗巨擘巴文克(Herman Bavinck),本身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汲取了不少的元素。
 
华人教会常常有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觉得一些事物有不好的成分,就会完全否定;个别知名的牧者如果暴露出某些问题,就会被全然唾弃。对待哲学和世俗学问也是如此,不少华人牧者,特别是改革宗的牧者、老师觉察到了哲学、世俗学科和自由派神学对现今基督教的负面影响,立马就会对之采取全然敌对的态度,甚至将对这些思想的学习贬低为毫无价值,而他们对这些不合圣经的思想的批判,又常常因为疏于了解,而沦为肤浅言辞,为非信徒嗤笑。(前几年,天道书楼出版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第一卷]而引发了不少华人牧者的挞伐,这一事件暴露出华人教会依然存在简单粗暴的反智主义。)
 
(4)所以,在传福音和护教方面,我们学习哲学有助于我们了解非信徒的想法。我们只有先了解才能批判,基督徒也应该积极去了解我们现今的世界文化在思想史上的根源,以求能更好地为真理辩护。但非常可惜,现今不少信徒在这类知识上少得可怜,连和基督教密切相关的安瑟伦、笛卡尔和克尔凯郭尔是谁都不清楚;又或者对正面挖掘一些哲学家的思想显得极为排斥。笔者在一次论及如何看待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被贴上“自由派”的标签时说道:
 
“给克氏贴上‘自由派’的标签,然后打发走,这合乎现今许多受改革宗神学影响的人士常见的护教方法。本意无可厚非,许多人也是见到了当今教会教义缺漏、与各种不合乎圣经的哲学(比如,世俗心理学)妥协造成的各种混乱,所以对世俗的哲学异常警惕。这些态度中维护纯正信仰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太快给某位思想家贴上敌基督的标签,会使得我们的批判显得肤浅而简单粗暴,敌意会使得我们倾向于极力扭曲批判对象的话,千方百计在对象的文本中探寻缺漏,反而给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思想造成困难。批判不合乎圣经的思想和哲学家固然可以,但都是建立在我们正确理解对方思想的前提之上,我们还需要了解思想家的文化时代背景,尝试理解他为何提出这样的观点(观点的由来通常都有其背景,不太会是空穴来潮的);有时一些哲学家的本意是好的(甚至是他确实看到了教会的问题),但却走过了头,或是缺少了圣经的深刻,使他无法解决面对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来补漏纠正的,这才是合乎体统的护教学方法,否则只是令世俗学界啼笑皆非罢了;若是我们传讲纯正福音被嘲笑也就算了,基督徒目前在学术界受到嘲笑往往是因为我们用简单粗暴的批判胡说八道。”
 
六、史普罗的《思想的结果》
 
《思想的结果》是一本西方哲学简史,但又不只是一本西方哲学简史。史普罗思路清晰,文笔简练,而在教导哲学时又结合了他的个人思考,使得这本哲学史比起同类著作平易近人,任何初学者想以此为起点是着实不会错的。史普罗的《思想的结果》是真正针对普罗大众的哲学史。
 
史普罗也并非只是想叙述哲学史的发展而已,他意图通过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指出,西方思想在离弃上帝后(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运动)走向的是哲学废墟,甚至连人的基本定义都失去了,只是专注于眼前的利益和实用主义。史普罗借用天主教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吉尔松(Gilson)的观点,我们只有重新建构合乎圣经的、阿奎那式的基督教形而上学才能为我们提供出路:“活在上帝面前(coram Deo)——降服于上帝的权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参见《思想的结果》,结语,“吉尔松的选择”。)
 
史普罗是改革宗人士,但他并不接受在改革宗中流行的前设护教学(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前设护教学为改革宗护教学泰斗哥尼流·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开创,范泰尔意识到许多流行的理性主义式的、看重考古证据的护教学有严重的瑕疵,而意图将护教学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自证的权威在其中占了核心地位——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语,其权威是至高的,至高权威也必定是自证的,诉诸理性和证据以支持圣经权威,乃是试图将圣经权威建立在沙土上,因为人的理性已经堕落,不可能作为圣经的裁判,人的理性考察的证据也可能出错,我们不可能拿会出错的证据来证明圣经,一旦证据被发现有问题,圣经权威也必然因之垮台。相反,圣经的权威乃是自证的,我们的理性必须顺服圣经的权威。
 
但在,史普罗等支持古典护教学的人眼中,以“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经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来护教未免是循环论证,难以服人。史普罗非常欣赏阿奎那的护教和神学方法,甚至和他的老师嘉士拿合著了一本《古典护教学》(Classical Apologetics)批判范泰尔。而范泰尔的学生弗瑞姆也在《卫道学概论》(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中作出了回应。
 
当然,弗瑞姆愿意乐观地看待史普罗,史普罗愿意接受人性的败坏,需要降服于圣经的权威,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世间的所有证据也属于上帝的普遍启示,有被合理使用的可能。所以,史普罗和范泰尔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接近的,他们确实有许多的相似点。不过,史普罗会对不使用圣经的理性探讨保持一定的乐观看法(参见《神学入门》,“创造”一节中类似阿奎那的论证),或许这导致了他在《思想的结果》中对许多非基督教哲学并不愿意多加批判,且对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更为乐观。其中的许多内容,笔者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留待读者自行考察。
 
七、结语:思想与活在上帝面前
 
史普罗意识到如今是一个反智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都不再愿意接受理性、理论和思想的力量。对许多人,甚至教会中的信徒而言,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教义与神学是一回事,敬虔又是另外一回事;理论和思想并不重要,神学和教义也常常被视为“空谈”。
 
史普罗不一样,他意识到了思想的力量,思想是会带来结果的。一个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7)。甚至他在《神学入门》的导论中指出:“从重要性上来说,心是首要的。如果我头脑中拥有正确的教义,但心中对基督没有爱,我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我的心在神面前是否正确,远比我的神学观念是否无懈可击更为重要。但是要使我的心正确,从次序上说,理智则是首要的。我们头脑所没有的,心中也一定没有。我怎能爱一个自己完全不理解的神或耶稣呢?只有当我愈多了解神的性情,我才愈能爱祂。”(引自《神学入门》,第xv页。)
 
笔者深受史普罗影响,常常意图向华人教会申斥其间流行的二分法,“真理或许至关重要,但没有爱,会令人难以承受”这样的说法在华人教会中很常见,虽然大意是不错的。但其实真理(上帝的律法)本身就要求了爱,没有爱就已经不是真理了,反过来,爱是只喜欢真理(林前13:6),脱离真理的爱就不是爱了。其次,我们现世代对爱的定义可能有极大问题,华人教会也会带有特有的文化烙印,对“爱”的定义本身带有成见——我们会将爱和给人带来美好感觉、不严厉、“会说话”、“会做人”等同,但这却不是圣经的定义。有些人处境卑微、也自知为罪所困,可能需要柔情以待;有些人则傲慢自大、自以为义,爱他们就可能需要当头棒喝。主耶稣、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都会骂人“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墙”,我们在生活中遇见这样的人却可能觉得他没有爱心。
 
华人教会常常会不自觉地使用此类二分法,但其实有很多事物都是不能二分的。神学(教义)与敬虔也是如此。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觉得神学(教义)是一回事,敬虔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神学,但我们也要注重敬虔”也成了常见的口号。然而,敬虔本身就是神学所要求的,神学就是为了敬虔,没有使人达到敬虔这一目标的神学是伪神学,同样,脱离神学正确的敬虔是假敬虔,甚至是亵渎神的。亚伦的两个儿子拿答和亚比户献上了上帝没有吩咐的凡火,就被上帝击杀了(利10);乌撒伸手去扶倒下的约柜(他们不该如此运送约柜,约柜需要人抬,不可被祭司以外的触摸[出25:12-14、37:5;民4:15,19-20、7:6-9;申10:8;书3:8;代上15:13-15]),也立马被上帝击杀了(撒下6)。
 
如果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敬虔)不是上帝所吩咐的(不按正确的神学),我们就是自以为敬虔却背了敬虔的实义;敬虔和神学也不能二分。
 
由此我们看到,思想带来结果,思想的偏差会带来严重的结果。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你将如何以圣经世界观查看这个世界中流行的各种思想,以及自己的思想,来寻求活在上帝面前?
 
愿这本《思想的结果》让你看到思想的威力,不再将思想的错误视为无足轻重的事物,并竭力追求真理。基督徒已经拥有了真理,让我们不再懈怠,而是在世上积极为主活、为真理争辩、为真道做见证,将人的心意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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