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

 

     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并贯穿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只要还活着，并依然存续着生命历险中的各种奇思妙想，人的属灵本性便总是憧憬着神性的存在，期待着有尊严的活法，从而于各种艰危处境之中也能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并始终对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抱以期待和幻想。不仅如此，它还超乎族群和文化界别并凌驾于语言结构之上，为人的创造性表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是人摆脱生存荒谬感和内在痛苦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缘乎此，我们坚信，人一旦有了皈依和仰望，心中便有了支撑其生活的根基和目的，因而便自会产生追本溯源，探求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社会伦理，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谐自为的政治文明和公序良俗的构建成为可能。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罪性将人欲引向光明的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公共权力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世俗博弈中各种基于人性自私所行的社会伤害，最终从人性和民意的深层化解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仇恨，从而在根子上消除“政治与市场”资本专制主义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群众基础。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信仰不仅仅是对自己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恪守和忠诚,它还能提供给人以精神的疗救和慰藉，使得人们能严于律己、克苦己心以顺服公义和爱，注重责任担当和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坚守，在社会观念和政治上有清晰的判断和深刻的洞察力。倘能如此，即使因社会变乱而激发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可以避免乘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政治投机主义行为，避免出于野心和大胆妄为造成的公权跋扈和制度蛮横，从而使公权付诸公论时，人们都能有拒斥政客耍花招、玩手段的理性和认知，能秉持着救赎的责任和爱的激情将个人利害得失置诸公义之上。这样，我们就能洞悉到人类自利的本性从而做到：既不因袭传统的老路屈从于惯于借力打力的属人权势；也可避免为虎作伥陷入“假托天命”诈骗民心民情的政治巫术和王道圈套。总之，面对属人社会与身俱来的幽暗意识所造成的种种缺陷和社会之恶，我们只有秉持着对人的自大与傲慢存有足够的戒心，在不可抗力之前降身屈服、心怀敬意，并由此廓清恺撒与上帝在裁量世道人心方面各自应有的归属权，才能确认个人与社会荣辱与共的义务与权利边界，然后依据人的天性和社会意识，从政治文明的高度为人的真实处境立心立德，最终做到既尊重人权民意，又能从理性上培育出善与力量结合的公共生态。如此，就可以凭借“因信得救”的终极守望引领人们摆脱原欲控制，摆脱低俗趣味从而超越于依赖血气斗智斗勇的丛林逻辑，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欲望催化导致的破坏性道德与法理反叛，以此就能重振人的神意存在见之于现代社会应有的文明属性，挽回被物欲至上论和“政治达尔文主义”所遮蔽了的人性光彩，让人在不可把持的命运感之中活出方向感和正面的社会价值，活出乱象叠出的世道之中永恒的神意荣耀。

 

     我们知道，仅仅将世俗活法或身体关注作为终极目的的社会或族群，由于缺乏信仰支撑而使得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本质不能充分表达，所以其社会成员才总是囿于感官需求，沉湎于无规则的游戏，从而导致其进退失据、情无所系，内心缺少属灵的神性皈依和多元化的人生选择，缺少在生物规定性之外寻求“非物质文化”价值的冲动。盖因如此，人们的眼晴和心怀都只盯着利益和实惠，由于主导人心的只有欲望而无明确的精神指向，所以人们总是特别懂得察言观色、阅人处世、，懂得把握 “火候”“、相时而动，但其精明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绝不让情感和良心支配，因而肯定不会去干于己不利之事。所以，人们不相信社会中可能存在没有现实利益动机或实用目的的社会事件，不承认有秉行公义和道德救赎的内心信念，因而便无需敬畏，无需虔诚和抱持恭行天地之间的内在谦卑，从而无意于与宇宙万象建构息息相关的精神联系。如此，人们便只能在有限时空求生存谋发展，从而无法在文化与信仰的高度建构抗拒世俗沉沦的价值体系。根据这一生存逻辑，由于人们一心向下、俯视眈眈，过度痴情于私性的领域而越显焦虑和紧张，因此也就不能反向经营丰富的内心生活，“看不到爱比暴力更有力量，质朴的人道主义原则才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列夫·托尔斯泰﹚，从而无法摆脱纷繁俗务的纠缠，无法品味到连绵于生活之中的发现与创新所蕴涵的喜乐和美意。如此，在人生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化表演之中，“穿衣吃饭”这种低下的生存诉求不仅成为一般人戮力终身的选择，还因日长月久而泛化成为民意自愿性服膺的常识理性，使得利益驱动和饭碗政治不仅成为收购民气，制御人心的刚性硬器，同时也成为最具效应且承传千年而皆准的权力专横主义进行政治对决时的首选施政方略。

 

     根据这一分析路径返观中国的文明史和政治生态，由于长期囿于世俗争锋和各种权利火拼，因而使得中国人常常宿命般、群体性地被权力崇拜和物欲的过度彰显所煽惑，从而导致我们的文化选择和制度安排不仅无法摆脱低下的口福之欲，反而因经济基础决定论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教化和改造，使得本属官方道统的意识形态溢出体制之外，泛化成为国人无师自通的常识理性。所以，即便是在如今全球化资讯共享的开放时代，也很难学得用有教养的方式进行文明的政治对话，懂得遵循并顺服公义目标为人的属灵本性立法。究其根源，乃是我们一以贯之地将政治曲解成掘权攫利的高效率硬器，加上专制主义和权利贪婪陈陈相因、不断内化繁殖，业己成为国民性自愿适应和效法，且具有普遍认同效应的社会化生活常态，使得其恶劣影响不仅祸及其治下之民，甚至也让统治者“自体中毒”，成为体制内自伤自残、挥之不去的政治痼疾。正是基于这一病理性的路径依赖，我们的社会才总是积重难返、改制无望，才无论在意识层面上如何内引外联出风头、学洋派动辄与世界接轨，但其政治文化却仍然只会反刍旧制、衣钵相传沿袭原有的习惯和经验，把毕生的功业和目标圈定在现世的利害之域，从而将人的全部心智汇集于当下，捆绑在可以确证、可以当场收购的眼前，最终把人心导向极端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正是缘于这种只专注于形而下层面的“求真务实之理性”，人们便只能局限于经验的世界而缺乏想象力，使得属灵的人性光彩不能充分释放，不能展开进而发育成为促进人心向善的社会化精神因子，所以才很难突破其有限的物理边界进行创造性的制度与文化更新。如此，则既不能超越庸常俗务为真理立法，也不能突破体制化的限定为人的自由寻求出路，当然也就无法为人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独立和自救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法国学者安托尼·库尔说过：“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之下，是信仰和虔诚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信仰和虔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正是有赖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依然承续着对信仰的坚守和良知的看护，所以我们才不致太悲观太绝望，才有信心和勇气继续捍卫生命的尊严和人的自由，从而懂得人人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都有足够的理智和上帝对话。因此，我们总是期待着能将个人的内在的自尊、自爱延伸成为普适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处境之中保持足够的“文明和优雅”与社会正面地交流，最终培育出基于爱与同情的共勉。面对人间无常和现实中的种种不堪，我们需要心有所忌行有所规，需要有源自人性内在的自律和对宇宙万象十足的敬畏和谦恭，从而迫使人人都能从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出发，自动生成不排斥、不贬损的文明素养，做到推己及人、顺服公义。因为我们相信：人人都需要呵护，都希望获得所属共同体的眷顾和体恤，并活出其在有限的时光中足够的气派和风采。所以说：对政治的关注和正义的伸张，无论标举什么口号旗帜，也不论姓资姓社或何种主义纲领，都应当懂得珍惜生命、顾恋苍生，懂得用精神价值抵御世俗取胜激发出的破坏性罪感和迷狂……。缘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当一个民族在内心信念上能表现出对公义的顺服和自然秩序的敬畏，能集体趋向于并选择与文明和正义合作，并形成一种普遍而行之有效的民意共识和从政理念，我们才会少一些趋炎附势和得理不饶人的专横与刁蛮，才会少一些公共领域内弃权免责式的冷血和麻木，由此方能确保人心不被收买和匡骗，不积极附会协从并能够与专制主义分庭抗礼，从而才能在民意归属上消除急切的功利之欲，瓦解权力专断赖以存活蔓生的群众基础。

 

 

 

                                                                          二0 0七年八月十五日完稿于麻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