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保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研究方向：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教会与现代化等。主要文章：“什么是‘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基督教会的文化任务”等。
摘 要
神学教育是中国教会的重点关注之一。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神学院、圣经学校、培训中心不断增加，但依然面临教师缺乏、校舍急需扩建、图书馆管理需要专业化、招生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除此之外，在教育方法方面，神学院与教会关于办学方针的冲突，各院校层次混杂以及伴随的财政来源竞争等等，都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神学教育或神学院校不仅仅是为教会培养它所需要的教牧人员，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教会和教会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并且培养能够把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赋予实践的人。
前 言
中国教会目前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为满足教会发展的需要，神学教育成为了中国教会关注的重点[1]。从理论上讲，神学教育或神学院校不仅仅是为教会培养它所需要的教牧人员，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教会和教会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并且培养能够把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赋予实践的人。就这一点而言，神学教育决定了教会发展的方向。但事情不一定总是按逻辑发展的。如同中国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样，中国教会的状况也是错综复杂的。
现代文化和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普遍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现代教会的“宣教”模式也普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营销模式，即以教堂数量和信徒数量来衡量教会是否成功。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片面地强调“植堂”而忽视了传福音和福音的作用，经济富裕的教会似乎就在教义上有更多的权威等。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有的教会采取了用金钱宣教的方式。以这种宣教方式建立的教会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教会暂且不谈，至少这不是耶稣的传福音方式。有的教会采取了意识形态宣教的方式，即把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福音的内容，显然这也与耶稣的方式相悖。也有的用文化宣教，把文化内容与福音信息相混淆，企图用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特定文化取代特定的没有所谓的基督教色彩的文化。这些都是在狂热的宣教热情掩盖下的教会世俗化的倾向，因为宣教已经与传福音相脱离，而且宣教只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来传播一种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观念。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的狂澜中，历史的丑剧又上演了。[2]很多教会与资本主义并肩作战，企图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势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仅是教会论的问题，更是教会伦理的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中国教会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使中国人“归主”的问题。而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教会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如何做一个上帝在中国对中国人彰显他的旨意的器皿，中国教会应该如何抵抗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教会世俗化的狂潮。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中国神学教育的方向。中国的神学教育应该如何适应目前形势？怎样才能为中国教会在这样的世俗化席卷一切的形势下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并为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更新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介绍中国教会及中国神学教育的状况，然后分析我们目前在神学教育中存在的教育原则问题，以及我们在神学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教育理念。
一、中国教会现状及发展
1949年前，中国有独立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以及大学所属的宗教研究中心，如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等。本世纪50年代，由于公共教育与宗教相脱离的政策，使大学所属的宗教院校不复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宗教院校都与大部分大专院校一起被关闭了。到了80年代，随着教会的重新开放，中国的神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末，当基督教新教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走向衰微的时候，中国的基督教却开始迅速增长。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信徒纷纷拥入教堂。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讲各个方面都在变化着，而这些变化给中国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也包括教会的增长。下面是一些可能的增长原因。
首先，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都不会只有一种宗教信仰，因为一种宗教不可能满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人的宗教需要。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型成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从而人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这是基督教的增长以及所有的信仰群体[3]都在增长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遇鼓励了人们去了解其他文化观念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方式之一的宗教。许多中国的年轻人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些西方人不断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有这样一个倾向，即钱从哪里来，文化就从哪里来。从经济角度讲，西方国家比较富裕，因此，基督教对一些人具有吸引力，他们相信了解基督教就是了解西方文化。最终，他们中有些人成为了教会的成员。
还有，许多西方人都知道，教会是一个很多人一生只去三次的地方。教堂已经在那里矗立了几百年，成为那里自然风景的一部分，电视布道和教会办的无线电节目也给人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基督教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并非说那里的文化就必然是基督教文化）。教会作为一种文化印象而不是作为信仰团契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许多人是教会成员，但却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教会对于宣教的关注取代了对传福音的重视，“植堂”（church planting）思想代替了对信仰意义的强调。所有这些都使教会失去了它的特性，使人们对它熟视无睹。而中国教会的状况却与上面这些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正是中国教会所具有的基督教的独特性使它对于中国人具有吸引力。[4]
最后，中国教会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教会使用它的本色化的传福音方式（传福音方式与宣教方式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在中国传福音。许多西方国家的基督徒曾多次问我：中国基督徒是否可以在大街上布道（实际上西方教会也很少使用这个方法）。这不是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或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即这种布道方法在中国不适宜。中国社会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文化特点，中国教会发展了自己的传福音方式。中国教会传福音的方式与宗教改革家们对于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强调相一致，并把它上升为：每个信徒都是传福音的使者，而传福音不仅是口头宣告，更重要的是爱心的见证。事实证明，这种通过见证传福音的方式在中国最为有效。
要正确认识中国教会的现状，避免陷入片面和思维简单的理解，必须了解中国教会的处境。讲到中国教会处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今日中国的发展和下列特点。这并不只是与教会无关的社会上的发展，中国教会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形成并被逐渐认同。
（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具有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人口。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全国上下都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问题及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中进行挣扎。这些问题都与发展有关，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发展平衡问题、经济伦理问题、腐败问题、有些官员做官不执政问题、家庭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另一方面加强了执政能力的建设。
（二）从总体来讲中国在迅速发展，贫穷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20多年里有了很大提高，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迅速减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贫富之间的差异在迅速扩大。为了取得在地理上的平衡发展，中央发起了一个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一起开发西部（西部目前是全国发展最慢的地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许多人都带着自己的特殊技能和理想拥入西部时，很多西部青年人却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拥入东部来打工。[5]
（三）中国文化已有六千年的历史，而且这一文化是自持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在吸收着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内涵，使自己更加丰富，并更加具有生命力。但在中文的词汇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从其他语言中音译过来的词汇。这不只是一个表面的变化，它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一味追求方便和机械模仿西方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惯性。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使一部分青年人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观念淡薄，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改革带来的问题中认识到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进行更加深刻反省的重要性。
（四）中国现在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正在努力通过一个平衡发展来为全国人民带来利益，而这一平衡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而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引起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式吗？当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关时，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什么？市场经济能使中国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吗？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引入市场经济？是否还有空间需要计划经济来平衡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所宣扬的到底是什么？它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伦理缺陷？中国怎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狂涌中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身份？
（五）由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在我国中小学中没有宗教教育。在有些大学中有一些基础性的宗教课程，目的是介绍宗教。大多数的中国人具有传统信仰或具有民间信仰，而这些又几乎成为了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基督徒们有时较容易把基督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相混淆，教会也是不断地受到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异端的侵扰。
（六）中国教会处在后宗派时期，但也可能是前宗派时期。[6]中国基督徒认为这一后宗派时期的状况是符合《圣经》中教会的合一的教训的，也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这一合一又显得太格格不入。我们应该如何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个人自由的社会中表明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如何使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同一性成为歧见不再起破坏性作用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设立了我们神学教育的目标，而且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信仰对于中国人具有意义。
二、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现状
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教会的需要，神学院、圣经学校、培训中心在不断增加。在目前18所设置相对较好的院校中，目前已经约有4000多名学生毕业，而且其中90%以上或在教会工作，或在神学院校任教。每年全国神学院校在校生约有2000名左右。
目前在各神学院校领导岗位上的年轻负责人中的大部分已在海外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的学习。但是，师资还是严重缺乏，很多教师仍然是教会牧师兼职。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仍然比较陈旧，教材也无法满足教育的需要，更无法满足思想更新和理念更新的需要。
第一轮新校园和校舍的建设也已完成，有些院校已开始进行第二轮校舍扩建。金陵协和神学院正在筹划建造一个数倍于目前规模的校园。全国两会上一届的神学教育委员会和这一届的培训部一直在帮助所有的神学院校建立图书馆和扩大藏书量，但各所院校的藏书情况差异仍很大。金陵协和神学院是唯一的一所全国性神学院，它有专门的图书馆，藏书约4万册，其中约15000册是英文书。上海的华东神学院有藏书近5万册，其中很大部分是过去留下来的教会史方面的。有的院校则只有上千册书。
全国两会也在帮助各所院校增加电脑设备。但是电脑技术在神学院校中尚未广泛使用，各院校或多或少都有电脑，但大多只是用作打字而已。互联网的应用也不广泛，大多数院校都没有为师生提供从互联网上及时获取信息的相关设备。这也许与各院校的经济能力有关，但也不排除观念问题。
图书馆建设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除金陵神学院外，各所院校都没有接受过正式专业培训的图书管理人员。图书馆不仅藏书有限，图书管理也存在很大问题。图书分类情况也比较困难，有的院校的图书馆因为没有专业人员，没有能力对藏书进行分类。也有的图书馆的分类工作因缺乏固定一致的目标而无法取得成果。目前还没有计划要全国所有神学院校的藏书分类统一标准。全国各神学院校图书馆之间缺乏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这使得非常有限的资源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大多数院校的招生中，招生质量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每所院校都有根据自己学制定位的招生标准，但是由于生源缺乏，往往招生标准不得不降低，以维持院校办学规模。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学生文化素质偏低。但是很多院校没有能够针对这一问题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以便在教育过程中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很多学校都开设很多文化课程，但是似乎效果并不明显。这一状况直接影响到了思想更新和理念更新，影响到了神学思想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现在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很多近年在神学院校毕业的年轻教牧人员。可是其中不少人在讲道中表现出缺乏对社会的认识，缺乏对社会思想的了解，甚至缺乏对于信仰的深刻认识，讲道的内容也大多是告诉信徒他们的信仰必然给他们带来生活中的利益。
以上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状况的基本情况。
三、对于在中国处境中的神学教育方法的探讨
在教堂不断涌现的同时，神学院、圣经学校、培训中心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这听起来很使人振奋，但这也带来很大问题。迅速出现的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圣经学校、神学院等导致了资源的分散。首先，目前所有的院校都面临着师资不足的严重困境。我们需要有数量不多但师资配备充分的学校，还是说只要学校多就好呢？[7]这一争似乎尚未引起教会的广泛重视。培训项目和圣经学校及所谓的神学院设立的任意性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设置混乱，这使得院校层次混杂，界限不清。由于师资的缺乏和院校管理方式的缺乏，使有的神学院、圣经学校、培训中心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所有的院校都差不多，特别是当较早建立的院校面临着各方面困难的可能性时（如生员不足、经费不足、师资不足等），为什么要建这么多院校和培训中心呢？第三个问题是那些设置较好的院校缺乏生源，因为有的地方教会宁愿把年轻人送到他们自己的培训班和圣经学校去学习。在这一点上，要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开办更多的地方性的培训项目，而放弃对于那些质量较好的院校的支持？还是说，我们宁愿注重于开办更多的学校，而不考虑更好的质量？[8]当然，争论的另一面也有实践上的理由：仅仅依靠几所质量较好的院校无法满足如此迅速发展的教会的需要。财政来源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中国的神学院校的开支主要靠地方教会的奉献。但一旦地方教会有了自己的培训项目，就会出现奉献节流现象。如果捐款都流到了地方培训项目去了，谁来负责资助区域性院校甚至于省级的院校呢？这是一个区域性院校和一些省级院校不得不面临的普遍问题。上面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一个问题造成的：中国教会急需教牧人员。但是，当这种需要正在把中国的神学教育引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时，即每个教会都办自己的培训项目，而没有一个培训项目有足够的或根本就没有合格的师资，我们需要考虑教会应该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但问题是这个道德判断由谁来决定？[9]
我们的神学院校既受益于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因为这使他们知道教会对学生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期盼，但也因着这种与教会的密切关系而产生一些问题。尽管神学院校是为教会培养将来的教牧人员，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教会，神学院校有它们自己的原则。但教会的思维方式总是竭力扭曲学院的办学方针，并试图把学院的办学模式改变为办教会模式，而且教会的干预往往导致学院原则的丧失。当然在神学院校与教会之间不可能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但一定要有所区别。长期以来，缺乏自己的有系统的教会论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国教会，如果教会还要把自己缺乏教会论的教会意识强加给神学院校，干涉其教育原则，无疑会给中国的神学教育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会极大地干扰神学院校的正规化建设。[10]在具有中国本色化特点的教会论产生之前，在教会正确理解和认识教会院校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之前，这个问题将会一直存在。
神学院校与教会的关系应该是密切的，否则神学生将不能面对教会的需要，但问题是神学生们的责任是什么？是单纯地满足教会和信徒的需要，还是带领教会和信徒？教会和信徒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在上面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神学生很难有一个清晰的远象，很难按照清楚的目标来带领教会和信徒，甚至于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带领教会和信徒而改为跟随甚至迎合教会和信徒。[11]
神学教育必须对于自己的处境具有清晰的认识和足够的自主意识才能有效地进行。因此，对于中国处境的意识能力的培养是我们的神学教育的中心之一。我们的神学教育的目的是加强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处境中教会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有效地并有建设性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的能力。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国教会必须把它的历史的自我与其现在的自我认同起来。它历史的自我指它的历史身份，这一身份主要与它在被西方列强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过去有关。它现在的自我显明它作为中国教会的真实本性，即在中国见证耶稣的福音。只有中国教会能够真正具有对于自己的真实性的历史意识时，它才能够在中国发挥它的服务作用。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从我们的神学教育开始。
四、我们的神学教育中一些需要强调的教育理念
（一）我们需要强调认识我们的处境的重要性，而不是被在其他处境中形成的概念所束缚。正是宗教改革家们打破了上帝与个人追求之间的人为隔阂，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关于每个人都具有自己与上帝交通的可能性的立场，我们就更要承认中国教会应该有它自己对于上帝的话语的理解，因为上帝亲自在我们中国的处境中对我们讲话。
中国教会的活力在于我们对于自我（本色化与处境化）的意识。我们相信特别的宗教经验在特定的信仰之先，因此真正的信仰必须是个体在自己的特殊存在中对真理产生的认知经验及确信的结果。就宗教信仰而言，个体的经验是具有权威性的，它不能够被任何其他经验所取代。[12]这就是约伯与他的朋友们激烈辩论的原因，因为他在他可怖的苦难中的经验与他们的信仰经验不相关，也与他自己原来对信仰的认识和理解不相关。在这种境况中，他再也不可能回避，他必须在自己现实的苦难中发现自己信仰的存在的意义，以及信仰超越苦难的那一部分的意义。因此，只有属于自己个体体验的经验才有意义。[13]
（二）在我们注重自我意识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构成传统的《圣经》、教义和教会。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要与普世教会的同一性相一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处在后宗派时期的教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即它强调的是和谐而不是分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中国教会的灵性经验也是普世教会的灵性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个体经验的强调决不能离开教会大的传统，否则会不再是“基督教”的。但在注重与大传统和谐的同时，不能忽视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否则会不再是“信仰”。
（三）中国教会在神学教育中的重心点是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实现神学突破。在我们的处境中，实现神学突破就是在我们的存在中认信“耶稣是基督”。这在今天的世界中特别重要，因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败坏着人类精神，这在任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随处可见。把耶稣与基督分离使教会或者成为仅仅是自足的社会机构，或者成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不能进行社会交流的独立细胞。这两者都是不同形式的自足型的极端。前者不具有超在的目标来交托自己的责任；后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影响力，但它不能够超越自己，尽管它把自己的责任交托给了超在者，但却把自己的目标与自己的交托相分离。
宣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中国教会要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服务作用。耶稣之所以是基督因为他不仅仅能够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更因为他能够与人类共患难，因为他在世界上经历的苦难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基督的苦难和基督的牺牲。中国教会必须在中国社会中经历并实现自己的涅槃。
我们必须认识到，宣信“耶稣是基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断使教会产生新的生命力的方式。它也是使我们能够与被经济全球化的叫嚣所强化了的世俗主义的威胁进行争战的方式。宣信“耶稣是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对于基督徒的交托的信仰宣告，也是对上帝在这个世界中做工，而我们是他的器皿这个真理的信仰承认。如果基督教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它也绝不是教会对于具有不同存在经验的人们的侵犯性，也不是它在这个臭名昭著的“强权即公理”的亵渎仍然盛行的世界上持有漠不关心的态度。基督教的独特性在于它对于它的终极真理的认信，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显明“耶稣是基督”。宣信“耶稣是基督”是对于教会要成为圣洁的必要性的宣告。教会的圣洁性只有在使对于“耶稣是基督”的宣告成为信仰的行为的过程中，在教会不断地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器皿的过程中才能获得。中国教会对于教会和基督徒要在社会中作光、作盐的强调正是它在自己的经验中对于“耶稣是基督”这一信仰宣告的理解的结果。
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正是用这样的强调和理解来进行的。认识到神学教育必须与教会实践有机地结合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紧张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基层堂会很可能无力认识到我们的强调的重要性，并且不鼓励任何对它们的既定信仰或已经形成既定模式的信仰及教会思维模式提出挑战的尝试。因此，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需要从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同时进行。当然，教会从来就是在一种紧张态势中成长的，也许正是这种紧张态势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所必然面对的状况。我们也许不应该盼望有那么一天，中国教会不再面对任何问题，因为如果是那样，则说明教会已经在事实上衰亡了。
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刚刚起步，而且会遇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在借鉴其他教会的神学教育经验的同时，必须注重于在自己的处境中来发展能够被自己的文化所表达的神学教育模式，而且这一中国特色的神学教育模式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对“耶稣是基督”在中国处境中的宣信。
基督教文化学刊
本辑学刊出版于2006年秋季
参考文献：
[1]这是就中国教会的上层而言，但是他们的强调却经常被地方的需要所冲淡。就地方而言，神学教育远不如建教堂重要。当一个地方要建教堂时，教会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建教堂所涉及的经费问题。但不少地方的教会在为神学院奉献问题上和解决神学毕业生的工资问题上却很少如此尽力。
[2]在西方殖民势力在东南亚洲和美洲进行扩张时期，教会不但没有谴责西方殖民政府和殖民势力的野蛮行为，反而采取了与狼为伍的策略，借助于殖民势力进行宣教，并且同样采取了血与火的野蛮宣教方式。这可能是教会历史上，西方教会与西方政府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期。
[3]信仰群体指的不仅仅是宗教群体。
[4]基督教的独特性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自己与社会之间有意保持一个距离，显得自己与社会有所不同。这是消极的。另一个是保持自己的见证能力和自我反省的能力，这是积极的。
[5]这些打工的青年中不少人来到了教会，寻求一个在外乡的归属。教会的任务应该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要接受基督教信仰，更应当使他们明白他们本身对于开发西部的责任，因为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对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因为一些海外认识狭隘的教会在力图重建在中国的宗派势力，它们认为教会没有宗派的区别是不能容忍的。它们不把中国教会的宗派后期状况看为上帝在中国的处境中对中国教会的带领，而企图人为地破坏这一给中国教会带来力量和生命的和谐。
[7]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把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而且目的不是要寻求一个答案，即在两者间进行取舍，而是要把这一矛盾作为一个意识提出。
[8]在办学过程中反映出一个普遍问题，在神学生中思想比较固执狭隘的恰恰是一些参加过某些地方培训班的人。在有些培训班中，因为师资力量较差，办学缺乏正确指导思想，以大量、迅速地培养“能讲道”的人为主要目的，从根本上忽视了信仰方式的问题，忽视了教育导向问题。结果培养出了大批从思想上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才”，信仰狭隘，不注重教会大的传统，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而只注重于对个别所谓“属灵伟人”的追求，以这些人为解释《圣经》的标准等。因此，我不赞成人们大谈什么中国信徒的信仰素质差，因为关键问题在于一些教牧人员的信仰素质差，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一些培训项目质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已经不只是迫在眉睫了。
[9]这里讨论的不是是否要继续开办地方性培训班，而是如何进行梯次清晰的设置，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神学教育和义工培训体系的问题。
[10]全国的高等院校在10年前进行了评估工作，目的是加强正规化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姑且不谈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存在什么问题，神学院校的评估工作却举步维艰。平心而论，我们是否有什么院校能够承受类似于普通高校那样的评估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不断强调我们的特殊性，为我们目前的不尽人意寻找理由，还是努力明确我们的办学原则，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有人总是把“教会方式”作为一种托词，似乎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就是中国教会的特点，事实也许是这样，但这正是中国教会面临的危机之一。
[11]由于中国教会教牧人员的缺乏，很多教会和聚会点都是由义工领袖负责的。他们为中国教会近20年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的普遍特点是信仰坚定，奉献热情高，但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而一旦受过比较正式神学教育的神学生们回到教会，他们与这些德高望重的义工领袖们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如何与他们相适应？这是又一个具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教会的“特色”之一。
[12]这里的“个体”既指个体的人，也指个体的教会。个人的经验是独特的，个体教会的经验也是独特的。中国教会的经验形成了中国教会独特的信仰形式。
[13]个体经验是在传统作为普遍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同时，传统也能够验证个体经验。两者的关系不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没有个体经验，也就不会形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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