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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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特点

发布时间: 2022/4/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霍马•卡图赞

关键词：伊朗波斯伊朗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特点《新月与蔷薇》

本文为《新月与蔷薇》一书导言

伊朗啊，多么伟大、古老和神秘的国度。——萨迪克·希达亚特

伟大的波斯诗人萨迪在一首诗中，引用了伟大的萨珊帝国皇帝阿努细尔旺手下的传奇首相布祖尔米赫尔的话：“发表统治者不容忍的看法，可能会流自己的血。” 撰写一部诠释性的伊朗通史，或许也会，在比喻的意义上，招致相似的惩罚。真正的血可能不会流，但可能会让情感、智力甚至政治的血液喷溅到讨论、争议和批评的地板上。创作本书时，伊朗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争议成员，几乎每个强国、种族和社会团体都对伊朗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彼此间的差异还相当大。不仅如此，伊朗人自身也是分裂的，无论在伊朗还是在世界各地的伊朗移民团体之中，即使不是每个人，也是在每个群体、阶级和教派之间，对这个国度及其历史概念有着或多或少的争议。不仅国内外并存着伊斯兰的、非伊斯兰的、前伊斯兰的、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左翼的、民族分裂的势力和情感，而且对伊朗过去、现在和未来设想的差异甚至更大，然而这些差异通常不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严肃思考和冷静研究。此外，每个人都自认为掌握了绝对而神圣的真理，所以大家会把彼此观点的分歧看作亵渎神明，甚至可能看作反对整个伊朗种族的邪恶阴谋的产物。

举个例子，数年前一位伊朗籍、母语为波斯语的高学历人士，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发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份重要期刊上，他争论说英国人发明了“波斯”一词，因为英国人企图在伊朗土地上播撒分裂的种子，破坏伊朗团结。另一方面，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认为，不顾族群多样性，将伊朗视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的观念，不啻为用于族群压迫的阴谋。伊朗有很多事物，但伊朗也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的情绪和情感的巨大宝库。因此，一部诠释性伊朗通史的作者越称职、谨慎、公正和无私，他越要冒事实上触犯和疏远所有人的风险，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无法像传播福音那样，符合所有人的意愿。

伊朗是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每个方面都有巨大差异，这至少要部分地为上文提及的各种观点分歧负责。这是一片在自然、历史、艺术和建筑、语言、文学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的古老土地。

由无数本国和外国波斯语诗人和作家的众多创作组成的波斯文学，是伊朗历史和文化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也是伊朗对人类文明最杰出的一项贡献。尤其波斯诗歌，通过鲁米、哈菲兹、海亚姆、菲尔多西和萨迪的著作享誉全世界，是人类最杰出的诗歌遗产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其他文学圈子无法比拟的文学巨匠。伊朗建筑，以波斯波利斯的历史遗迹和伊斯法罕的聚礼清真寺为代表的古代和中世纪建筑，是世界主要文化遗产之一。历时超过一千年的视觉艺术，波斯细密画、现代绘画、马赛克设计，与其他艺术传统相互关联，但它们依然具有独一无二的伊朗特征。种类繁多的波斯地毯，在同类产品中是最高级、最精致的艺术品。上述清单远非伊朗成就的全部，但足以证明伊朗作为一个重要文明所拥有的多样性、原创性和古老性。

伊朗和波斯

尽管存在前文所述的伊朗阴谋论，但英国人称伊朗为“Persia”、法国人称之为“Perse”、德国人称之为“Persien”并非什么阴谋。当希腊人（欧洲文明是他们的后裔）首次接触伊朗人时，波斯伊朗人正统治着被称作波斯帝国的国家。因此对希腊人而言，称该国为“Persis”并非阴谋，与之相应，首次接触希腊人的波斯人称所有希腊地域为伊奥尼亚(Ionia)。直到今天，伊朗人依然称希腊为伊奥尼亚(即“Yunan”)，称希腊人为伊奥尼亚人（即“Yunaniyan”)。事实上，有些学者如尼奥利，怀疑阿契美尼德波斯人是否称他们的帝国为伊朗(或该词的变形)，但这是个存疑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在此费口舌。

需要简单提一下在文化和知识方面构成威胁的词“法尔西”(Farsi)。现代西方用“法尔西”作为波斯语言的代名词。“法尔西”是波斯语中的“波斯的”一词，正如德语中“德国的”是“Deutsch”，法语中“法国的”是“Francais”。但没人在说英语时称“德国的”为“Deutsch”，称“法国的”为“Francais”，虽然对说英语的民族而言，那两个词远比“法尔西”更熟悉。与“波斯”不同，“法尔西”没有文化或历史内涵，几乎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说过“法尔西文学”，就算听过也无法弄清其含义。对很多欧洲人而言，他们知道波斯语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的语言，但他们中知道“法尔西”的含义甚至“法尔西”是一种语言的人寥寥无几。

这个国度及其基本特征

波斯仅仅是伊朗的一部分，正如波斯人仅仅是伊朗人的一支。然而有些时候，波斯的含义范围比伊朗更大，因为历史上被称作波斯或波斯帝国的国家，不仅版图比现代伊朗大得多，还囊括了许多伊朗以外的国家和人民，例如埃及（见第2章）。在欧洲语汇中，“波斯”等同于伊朗，直到1935年伊朗政府坚持所有国家都必须以伊朗作为其官方称呼（见第12章）。但在非官方用语中，“波斯”的称呼依然存在，直到1979年革命后，“伊朗”才得到普遍使用。直至今日，对许多西方人而言，“波斯”比“伊朗”传达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更为深远，而“伊朗”（Iran）有时会与伊拉克（Iraq）混淆。许多人不知道伊朗和波斯是同一个国家，认为伊朗是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如上所述，今天的伊朗是面积远远更大的伊朗高原的一部分，而整个伊朗高原又曾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伊朗版图辽阔，大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它由许多山脉和沙漠组成，只有两块低地，地形崎岖，气候干燥。伊朗有两大山脉：北方的厄尔布尔士山，从西北部的高加索向东延伸到呼罗珊；扎格罗斯山，从西部延伸到东南。两片沙漠：卡维尔沙漠和卢特沙漠，它们都在东部，事实上无人居住。两块低地之一的里海沿岸，海拔低于海平面，亚热带气候，雨林密布；另一块是西南的胡齐斯坦平原，它是美索不达米亚沃野的延伸，由伊朗唯一的大河卡伦河灌溉。

与土地贫瘠但水源充足的国家如荷兰不同，伊朗土地肥沃但缺水。缺水曾在伊朗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影响了伊朗农业体系和类型，还是解释许多社会要素的关键，包括伊朗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见下文）。绵延的山脉和沙漠天然地将伊朗人民分隔为相对隔绝的群体。但在这方面，干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将人民分隔为更小的社会单元。绝大多数适合耕作种植和饲养禽畜的地区仅依赖自然降水、小溪，以及被称作坎儿井 (ganat或 kariz) 的地下水渠，或者这些水源的结合，提供最低限度的所需水量。坎儿井是古代天才技术的产物，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波斯帝国建立之前。从海拔高处的地下水位置挖掘一条地下水渠，沿着斜坡把水导向水位较低处(位于农田区附近)，这时水流才出现在地面之上。在重力作用下，水从相距遥远的水源流出，通过狭窄的沟渠被分配到需要灌溉和其他用途的地方。

典型的伊朗村庄规模很小、与世隔绝且几乎自给自足，这是土地干旱的产物，大范围的缺水让村庄之间相距遥远。村庄变成彼此隔绝、自给自足的社会和生产单元，它们的规模太小，无法成为封建领地：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供养一位封建领主及其宫廷和扈从。另一方面，村庄之间距离太远，难以形成统一的封建领地。土地干旱和社会单元间的隔绝，共同阻遏了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兴起，而这二者曾占据了欧洲的大部分历史。出于这个原因，我将伊朗描绘为“干旱一隔绝型社会”，作为我对伊朗同样生动的“专制社会”“短期社会”定位的补充，这些术语都阐述了伊朗社会的基本特点，每个术语都与另两个紧密相关。能长期维持独立的社会阶级——封建主或其他什么阶级——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专制权力直接触及每个人。

在一个封建社会中，领主构成统治阶级，国家是他们的第一代表。国家因此依赖或代表统治阶级。在伊朗，领主和其他社会阶级则依赖国家。在封建欧洲，如同其他欧洲类型的等级社会一样，社会各阶级组成了一个金字塔，顶端是代表他们的国家，社会地位越高的阶级，国家对它的服从性越强。在伊朗，国家超脱或高踞社会金字塔之上，俯视整个社会，无论地位高低，所有人都是国家的奴仆或畜群。国家有向个人分配土地使其成为领主的权力，还有剥夺一位在任领主头衔转赐给他人的权力。它甚至有权剥夺一名商人的部分或全部财产。通常情况下，伊朗政府对其臣民的生命、财产拥有处置权，无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级，即使欧洲的专制主义政权——仅仅兴盛了四个世纪——也未曾拥有过这种权力（关于该话题的更多探讨见附录）。

伊朗国王(“沙”，shah)一般被称作诸王之王(shahanshah)，拥有任何欧洲君主都不曾拥有过的权力，虽然一些俄罗斯君主如彼得大帝拥有的权力与之相近。所有权力和财富都源于国王，臣民的生命、财产任他摆布。理论上，国王拥有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杀大权，从血亲王子到下面的重臣。他可以剥夺任何贵族、大臣、领主或商人的财产，只要他当时有实权：不存在能够阻止他这么做的法律和习惯。国王即便没被公开奉为神明，他也是神在大地上的代表，与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包括他的儿子和其他诸侯。即使他是前任国王的长子——通常并不是——他统治的合法性也不源于其长子身份，甚至无关他所属的王朝：合法性直接来自神明——神佑或圣光，中古波斯语称作farrah,现代波斯语称作farr。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波斯国王们并非依靠贵族或教士阶级获取统治的合法性，而是直接受到神的庇佑。这种王权观念存续到伊斯兰时代，神佑一词或“全能真主的荫庇”“宇宙的枢纽”之类的头衔，曾被用语描绘国王们的荣光（见附录)。

国家一社会冲突

伊朗人往往反对他们的统治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财产任由统治者的权力摆布。但他们几乎总是欢迎在乱世中带来秩序的统治者，虽然一旦秩序建立，社会又会按老习惯对国家持**看法，甚至自发地造谣、传播流言、制造神话或编造笑话。当国家陷入困境时，他们越发好乱乐祸。除了寥寥无几的例外，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根本性对立贯穿整个伊朗历史。国家倾向于绝对和专制统治，社会倾向于反叛和混乱。无论其字面意思还是社会功能，这种统治方式都与大约在1500年至1900年间盛行于欧洲的绝对主义或专制统治不同。在伊朗历史中，通常出现的就是下列四种情形：极权和专制统治、虚弱专制统治、革命、混乱，通常紧随混乱而来的便是极权和专制统治。

根据神佑理论，如果国王不再公正对待人民，他将被神明抛弃而毁灭。这往往是一次成功的反叛（或外国入侵）的结果，古代神话中的第一个案例是铁匠卡维和法里东反抗佐哈克的起义。佐哈克也曾推翻并杀死贾姆希德，后者因自称神明而失去神佑（见第1章）。所以根据定义，任何继承王位的人都被视为拥有神佑，他的统治因此被视为合法；任何被推翻的统治者都被视为因不公正而失去神佑。引申结论是，任何成功推翻当前统治者并取而代之的人都被视为拥有神佑。换句话说，不存在继位的客观规律，例如长子继承制；叛乱是否合法其实仅仅取决于叛乱者的成败。

所有这些意味着，老国王去世后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继任者。这解释了为什么关于继承权的冲突层出不穷，有时还会在各个王位争夺者之间引发内战和混乱。公元前522年，大流士及其同谋者起来反抗自称居鲁士大帝儿子的麻葛僧斯美尔迪斯或高墨塔，这是波斯历史上不断发生的继位斗争中的首个案例（见第1章）。最后的案例发生在1834年法塔赫·阿里沙·恺加驾崩时，他的孙子和指定继承人穆罕默德·米尔扎遭到他的叔叔们和其他王子的反叛，不得不用武力平叛(见第6章)。此后恺加王朝的指定继承人得到沙俄、英帝国权力的保障，当时这两大帝国对伊朗拥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国家垄断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行政体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例如，安息政权是分权体制，因此早期的阿拉伯史学家称安息国王们为“muluk al-tawa'if”,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各部落和群体的统治者”。因此安息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低于之前的阿契美尼德政权和之后的萨珊政权。与之相似的是恺加政权，与之前的萨非政权，尤其与之后的巴列维政权相比，它的中央集权程度都要低得多。

在某些时期，行政上中央集权的缺失是人们认为伊朗存在封建社会的另一个原因。上述恺加王朝的松散体制部分源于缺乏适当可靠的交通体系，高昂的交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个越发贫困的政权。当政府无法在国内的多数地区维持和平时，国家体制在20世纪初的宪法革命后陷入实质性混乱（见第8章）。当时梦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权的伊朗民族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将那个混乱的政权称为“muluk al-tawa'ifi”,用这个词作为封建主义的波斯语译法（见附录)。

伊朗的国家专制权力是一种没有独立法律和社会阶级限制的权力——在如阿巴斯那样的强力统治者手中会变成极权，但在如苏丹·侯赛因那样的弱势统治者手中，它又是不稳定和被分割的（见第5章)。通常情况下，无论统治多么残暴，强有力的极权统治者都不会面临严重的叛乱，而软弱无能者则要时刻担心社会上的潜在危险和反击。归根结底，前者被认为是“公正的”，因为他能维持和平，而后者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做不到。因此，由于专制政府的本性和国王通过神佑而高踞社会之上的地位，国王的品格和个性在决定他和国家的整体命运方面扮演着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

缺乏存在于整个欧洲历史中的那种法律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和惯例。准确地说，它意味着没有能限制国家的长期法律或根深蒂固的传统。就裁判法而论，伊斯兰时代的法律提供了广泛而详尽的民事和刑事法典。然而，这是种只能在不与国家意志冲突的前提下才能使用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没有伊斯兰教法认可的情况下，能向个人、家族或整个城镇施加惩罚；为什么罪犯会在合适的时机中，因让国王或地方统治者开怀一笑而逍遥法外。

另一方面，地方上对国家的反感使社会有叛乱倾向，即使在短暂的和平局面下，国家和社会之间也有许多合法的方式来讨价还价。总之，由于人民没有独立或固有的权利，他们并不接受任何独立和固有的责任。他们并非热衷无限期叛乱，只有当国家在内外因素作用下被相当程度地弱化的情形下，这才有可能发生。但是通常社会并不认为国家的统治是合法的，因此经常认为它是外来势力。社会自愿与国家合作——不是被迫屈服——的现象在伊朗历史上很少出现。

全面反叛偶尔发生并导致全面混乱。例如，18世纪萨非帝国统治下的一个阿富汗部落发生反叛，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要么追随叛乱者，要么中立旁观，虽然他们在经历了通常紧随国家崩溃而来的全面混乱之后，会为不曾支持国家而懊悔。人民要么欢迎叛乱，要么置身事外，是因为他们确实不认为国家天然合法——特别是当时国家已经衰弱了，支离破碎又不能维持和平和稳定。这是国家和社会分裂的根本性后果，它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反国家倾向。

传统的伊朗革命目标是除去一个“不公正”的统治者，代之以一位“公正的”，无论轮到谁上台，人民在庆祝上任统治者覆灭后不久，就会开始视新统治者为“不公正的”。因此这样的革命在进行时更关注推翻现有统治者和政权，而非找到一个被广泛接纳的替代者，对废黜专制统治体制的关注更少，直到19世纪，专制体制依然被相信是天然和不可废除的。直到20世纪初的宪法革命期间，推翻专制体制才成为核心目标，宪法革命是受19世纪基于法律的欧洲政府的影响才发生的（见第7、第8章）。伊朗人几乎总是希望和祈祷发生变革——越戏剧性越好——但几乎永远在变革到来时失望，这至少部分缘于它们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将高度理想主义的公共生活愿景与私人行为的务实态度相结合，是伊朗不同于其他许多民族的特性之一。

国家一社会冲突对作为整体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因为国家不依赖任何社会阶级，它的权力是非同寻常的，不受任何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和传统制约。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无限且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能。例如他可能无法干预一个强大游牧部落的内政，因为缺少这么做的手段。但他可以下令刺瞎或处决他的儿子、亲王、重臣或其他人，或者没收某个人的家产和财物，无论此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换句话说，他可以在他的实权范围内充分实施强力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两种可能的限制方式，在国王或总督下令处决（或鞭打、残害)一位亲王或官员时发挥作用。其一是受惩罚者逃入神圣或受尊敬的地方避难，有时甚至逃入王家马厩，因为它们距离很近。其二是邀请有影响力的人物出面干预，请国王撤销、减轻或降低刑罚。上述方法只是偶尔管用。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探讨没有一个是“非历史的”，意即在整个历史上社会都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因为社会在任何特定时刻的短期性特征，相比欧洲，伊朗的变革更加频繁。伊朗历史上的铁律是权力的专制本性。

短期社会

国家独立于社会，因此它拥有异乎寻常的权力，这也是其衰落和脆弱的根源。在紧要关头，如20世纪发生的两次革命，即世纪初的宪法革命和七十年后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见第8、第12章），它很少依赖特权阶级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如上所述，继承权得不到法律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保证，叛乱者如果能推翻（通常还会杀掉）在位者，就可以取而代之。

所有这些都造就了个人、社会不寻常的不可预知性和不安全感。一方面，国家行使专制权力让臣民的生命安全变得不可预知。另一方面，至少在实践层面，社会事实上不认为国家是合法的，还会尝试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手段去损害它，使国家感到不安全，害怕失去支配地位。国王不会为寻开心而杀害或刺瞎儿子、大臣、其他王族或官员。每当微小的疑虑让他感到不安时，他出于恐惧才这么做。他感觉虚弱、不安，其实是因为除了自己的权力，他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保护，他知道如果对方行动更迅速并获胜，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或延缓他的灭亡。

所有这些导致了“短期社会”的出现。一位国王不能确保他的爱子能在他死后继位。一位大臣、总督或其他官员知道自己会随时丢掉官职，他的财产，有时还包括生命，往往也会一同丧失。一位富翁面对统治者、总督或其他强权人物时，不能确定他能否保住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任何人都不能确保他的职位和财产能传给后代，例如大臣的孙子未必会成为要人，商人的后代不一定能做富翁。

因此很少有决定是基于长期考虑做出的。波斯谚语“从现在起六个月，谁死，谁生”总结了人们对时间、预测和计划的普遍态度。官员知道他们会突然、毫无预兆地丢掉职位，因此会在任职期间尽可能地设法享受特权，拼命掠夺和剥削治下的人民。投资通常是短期的，投资者只关注一两年内的回报率，也就是说投资期限通常不会超过两年。

因此伊朗历史虽然是漫长和多变的，却缺乏长期连续性。它由一系列短周期组成。出于前文讨论过的原因，资本的长期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一位商人做了长期投资，也会在自己生前或死后不久遭到掠夺、没收或分割。继承法律有时会被作为解释财富分散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某个人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也可能因遭掠夺和没收而失去财产，富翁的家财是留给后代还是被国家全部或部分没收，都是无法确定的事。

社会的短期性特征既是没有长期贵族阶级的原因，也是结果。教育机构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在每个短周期内都存在，有时其教学和学术成就还很卓越，但无法长期延续，不得不在下个短周期内再次复兴。总体而言，伊朗历史明显缺乏长期和连续性的阶级和制度。

伊朗人

就起源而言，伊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种族而非民族，波斯人仅仅是许多伊朗人中的一支。除了今天叫作伊朗的那个国家，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也属于广义的伊朗民族。伊朗文化圈甚至超越上述三国，涵盖北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地区，现在这些区域被称为波斯化世界。

波斯语只是伊朗语言的一种，后者还包括其他许多语言，如库尔德语、普什图语、奥塞梯语和一些至今还在伊朗使用的地方语言。同时伊朗还有一些非伊朗语言在使用，尤其是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另一方面，其他波斯语变体通行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因此这三国的人民在交谈中能互相理解，也能读懂彼此的文学作品。伊朗还有许多波斯语的方言。

游牧民族在伊朗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历史上起波斯人建立的第一帝国，下至统治直到20世纪的恺加王朝，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伊朗的游牧民族，那么伊朗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体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真正、彻底的探讨。为了寻找更青翠的草场，不同起源的各伊朗和突厥民族，从北方、东北和东方，被吸引进入这个地域，一旦他们建立政权，就不得不面对其他国内外游牧部落的威胁。干旱和人口压力是他们从故乡迁移至波斯的主要原因，伊朗的干旱则促使他们每年往返于冬季、夏季牧场。

尚武精神和机动性使他们相对于定居居民具有优势，人数上也远多于被他们袭扰的村庄。尚武精神和机动性同样使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能够战胜他人而建立中央政权，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向全部剩余农产品收税以满足财政需要，进而建立庞大的国家，维持、管理和防御辽阔的疆域。正是缘于游牧民族的天性和起源，绝大多数伊朗统治者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移动，于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三个首都：苏萨、波斯波利斯和埃克巴坦那，如果算上巴比伦就是四个(见第1章)。从最初到20世纪的所有伊朗国家都是由游牧部落建立的，他们建立国家之后，不得不频繁面对其他现有和未来游牧民族的挑战。

历史上的伊朗位于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十字路口上。人口、货物，以及信仰、文化风俗和产品，经常（但并非永远）从东向西路过伊朗。东方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多数伊朗神话和传说都起源于东伊朗各地（见第1章），虽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来自相反方向(见第3章)。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所谓“十字路口效应”的出现，让这个国度变得不稳定却富庶；让其人民既对个体外国人热情友好，也对群体外国人高度戒备；既采纳外国的路线、习惯、技术和风尚，又往往戒惧外国人的阴谋，虽然排外倾向和对外国阴谋的畏惧至少部分缘于专制统治和社会对国家的习惯性疏离。

“十字路口效应”的一个后果是伊朗现在事实上居住着各种民族和语言群体，包括母语是波斯语的人群，以及库尔德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等。突厥语人口集中在伊朗阿塞拜疆西北部，现在分成几个省份，紧邻土耳其与高加索边境。其他突厥语民族包括东北地区中部的土库曼人，以及说突厥语的部落，如南部的喀什噶里人。但是在伊朗其他地区，至少在德黑兰附近的中北部地区的一些村庄也使用突厥语。库尔德人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属于伊朗民族，语言是一种伊朗语言。他们居住在西伊朗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但在东北地区也有些起源于库尔德人的民族。阿拉伯裔伊朗人是什叶派，几乎全部居住在紧靠伊拉克边境的胡齐斯坦。与之相反，俾路支人属于逊尼派，居住在毗邻巴基斯坦的东南边境上。他们的语言是伊朗语，居住区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上述名单不是伊朗民族和语言的全部，还有些数量较少的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和犹太人。有些民族还处于部落状态，如卢尔人和巴赫蒂亚尔人。

身份认同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现代伊朗民族主义，即雅利安主义和泛波斯意识形态，将在后文关于20世纪历史的篇章中讨论（见第8至第11章）。这里简述一下我们的总体思路，在现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者们通过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古代伊朗的重塑来锻造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身份的实践没有成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狂热意识形态和不切实际空想的产物，而非对伊朗历史和社会的真实回顾。它在数十年间影响着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伊朗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他们并非都属于波斯民族——尽管事实上其中许多人都与巴列维王朝格格不入，如杰出作家萨迪克·希达亚特。

在20世纪许多时候，官方声称伊朗人是个纯粹的雅利安种族，说着叫作波斯语的单一语言，但这个说法只是个神话，是在欧洲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诞生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很低的产物。它导致的种族仇恨和冲突至今还影响着伊朗许多地方。实际上，种族、语言和民族间的冲突和对抗，与20世纪本身一样，在伊朗都是全新的事物，是雅利安和泛波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横扫当时的现代知识界，是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伊朗历史与其他国家相似，见证了影响深远的权力、宗教和教义冲突，但族群或种族之间的仇恨、优越感和自卑感，通常不构成它的关键特征。

像赛义德·哈桑·塔基扎德那样的人寥寥无几，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之一，他清楚地意识到雅利安民族主义的非历史性本质，以及它对伊朗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塔基扎德谴责的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一种强调种族、民族和文化上先天优越性的意识形态。1940年代他担任驻伦敦大使时，在一封写给德黑兰的官方书信中，抨击了泛图兰民族主义或“泛突厥主义”，他说道：“极端和带有攻击性的民族崇拜教条，充满了夸张的无视历史和事实的自我美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解读都基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崇拜教条，只是某些土耳其政客的态度而已。”在之后的信件中，他用相同的力度强调了同一主题，说如果伊朗曾经“遭到神明之手的打击，沦为狂热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它肯定会割裂一些容纳了众多民族和语言族群的地区，甚至可能会驱逐许多在中世纪就移民而来的阿拉伯部族。

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种意识形态仅限于官方口径——真实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天然对立——不仅传统伊朗人，甚至现代知识精英也否认古代伊朗有任何光荣或值得尊重的事物。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官方民族主义将国家等同于（重塑的）古代荣光，那些抗拒国家的人才会对这些国家认同的荣光做出**评价。短期之内，事实上整个国家拥抱了伊斯兰文化规范，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正是这种伊斯兰身份认同否定了与之对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的合法性。虽然伊朗依然是个穆斯林社会，但这种身份认同在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后，即使在传统人士中也没能维持多久。社会和国家的冲突再度贬低了国家倡导的身份认同，并举起了古波斯的大旗。这也与伊朗社会的短周期天性一致。

我们将复杂命题简化一下。1906年宪法革命以来，每当国家倡导伊斯兰主义和传统主义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便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上重构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每当国家认定后一种身份，社会又转向伊斯兰主义和什叶派传统。然而伊朗人在任何特定时间点采纳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与现行政权冲突的产物，这只是短期的政治性考量，不能被视为一种文化认同。作为社会和历史，甚至是心理问题，一个伊朗人是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社会文化体验的产物，即使他或她不是信徒；同样地，他或她也无法从自己身上除去古波斯的影响，仅仅因为它是伊斯兰伊朗的历史背景，在文化领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伊斯兰伊朗，因此就历史来看，伊朗的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教。更为现实的“两极性”概念（既有伊斯兰的也有前伊斯兰的身份认同)，也不足以描绘伊朗的身份认同，因为这意味着将伊斯兰伊朗的事物与其古代历史的根基割裂。只有伊朗人失去他们的前伊斯兰身份认同，如同埃及人那样彻底变成阿拉伯人，伊斯兰伊朗才有可能独立于过去。

此外，将伊朗人（甚至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群）描绘为单一纯粹的种族不仅完全违背了历史和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伊朗人接受、吸收和采纳从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到20世纪美国的异国文化的杰出能力和潜力。事实上，这是伊朗文化和文明之丰富和延续的秘密。

伊朗主义

虽然古代和中世纪伊朗帝国有时包含远比当下伊朗更多样的民族成分，但伊朗主义的品质或特性总能将该国与周边的土地和人民区分开。在所有现代语境和术语体系中，伊朗主义都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综合体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有别于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尽管有多样性，但同样的整体意识在印度可能更加真实，即便许多宗教和语言盛行于这片比伊朗幅员更辽阔、人口更多的土地，但将他们维系为一体的毫无疑问是印度整体的文化。

将人民维系起来并且决定了他们共有的伊朗身份的要素，在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某些要素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三个要素从中世纪以来始终特别重要。一是波斯语，它作为通用语及高等文学和文化的媒介而存在。波斯语经常在伊朗境外使用，甚至成为其他国家如莫卧儿印度的官方和文化语言。二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它使伊朗成为独一无二的国家，绝大多数伊朗人信奉什叶派教义，什叶派的许多方面和影响都深深根植于前伊斯兰时代以来的伊朗文化之中。第三个要素是疆域，尽管伊朗领土在各个时代出现过扩张和萎缩，导致几个世纪以来在伊朗土地上建立起许多国家，但它们依然在伊朗疆域内，至少在伊朗文化圈内。

这一广义的伊朗主义——即使历经多个世纪的政治不统一依然存在，主要通过波斯语言和文学做媒介——其决定性证据不仅有许多伟大的编年史、文学选集和评论著作来提供，即使在狭义范围内也依然有古典波斯文学来提供。下面有两个例子，关于那些或许需要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的事情。

12世纪伟大波斯诗人哈加尼因其崇高的颂歌闻名于世，其作品可以媲美贝多芬宛如奥林匹斯山雷鸣的交响曲。他是高加索希尔凡（位于今天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人，母亲是基督徒，大概是亚美尼亚人，他极为依恋他的母亲。当他得知当时是东部塞尔柱帝国一部分的外呼罗珊惨遭屠杀劫掠的消息，打算离开家乡远走中欧时，他写下两首长而有力的挽歌悼念这场灾难。这些歌以悼念伊玛目穆罕默德·叶海亚的挽歌的格式写成，叶海亚是广受尊重的宗教领袖，侵略者曾将尘土倒进他的嘴里将其处死。哈加尼在一首诗中写道：“天神看到他们向他的嘴里倾泻尘埃，知道尘埃不配进他的嘴。”

第二个例子来自萨迪，13世纪设拉子伟大的诗人、医生和贤哲。他在其巨著《真境花园》中写道，当他造访位于现在中国西部的喀什噶尔时，在当地学院，他遇到一位正在诵读一本关于阿拉伯语法的古典著作的年轻学生。萨迪引用了一首阿拉伯语短诗读给这个男孩听，后者请求萨迪将其翻译为波斯语好理解其含义。当萨迪告诉男孩说他来自数千里外的波斯城市设拉子时，男孩便要他引用一些萨迪的诗篇。次日，当诗人要离开喀什噶尔时，男孩获悉他就是萨迪本人，随后便是一幅感人的离别场景。

伊朗主义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社会和心理的，因此能超越所有族群和语言的多样性，使人能通过个性和特征分辨出一名伊朗人。没有哪位外国观察者，即使吹毛求疵，能否认伊朗人的热情好客。塔罗夫(Ta'arof)是一种形式的“礼节性殷勤”或“礼节性礼貌”，以伊朗的一种极度礼貌和慷慨的习惯而著称。让一名伊朗人闭门谢客或不尽力招待客人是困难的。但这个词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不总是像字面意思那样：它也是“某种语言交流方面的语言行为”，非伊朗人经常会觉得很难正确回应。伊朗人的另一常见特征是他们的骄傲，个人和整个民族都如此，有时达到夸张的程度。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擅长表现得十分谦卑，有时甚至是自贬，尤其在关于他们的国家方面：伊朗人对他们的国家既很自豪，也会很尴尬，这取决于具体的情绪、时机和形势。

外国观察家经常提及的伊朗社会心理的一个方面是塔基亚(taqiyeh)或掩饰的盛行。这是指在必要和困难的环境中隐藏个人真实信仰、宗教和其他事项的行为，尤其是假装拥护其实并不真正拥护的观点。这通常被视为什叶派的最大信条，但其影响更深、更远，是前文探讨过的社会和历史不安全性的产物，主要源于伊朗国家一社会的对立天性，又受到外国频繁入侵的刺激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伊朗人的掩饰只是硬币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当伊朗人决心表达他们的情感时，他们会公开、强烈地这么做。一个典型伊朗人常常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很强势。不同于忍受令人不快的情境，妥协往往被视为抛弃甚至出卖原则，因此在公开冲突的形势下——正如20世纪多次发生的——伊朗人倾向于冒彻底失败的风险，而非接受一个妥协方案。若伊朗人的情绪释放出来，他们便不容易让步，即使他们这样会失败而非胜利。克制不是伊朗人的美德。

阴谋论

伊朗人很少只看事情的表象，如事件、现象、观念、建议等。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外表是虚伪的，真相隐藏在表象之下。这是政治领域最著名、最突出的阴谋论，它绝非专属于伊朗，近年甚至扩展到某些西方国家，虽然在伊朗和一些东方国家更加根深蒂固、强大和普遍。过去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某种意义上现在依然是）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中寻找英国幕后黑手(Ingilis-ha)的倾向，这种现象往往被看作现代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但这个习惯更加古老，影响了许多个人和社会现象。过去一句波斯谚语将伊朗描绘为“一切都有可能的国度”，但如果一切都可能发生，那就没什么是可预测的，这与“短期社会”的逻辑一致。

尤其是在20世纪，伊朗最小的事件也是由英国的幕后黑手策划和操纵的信念流传得如此广泛，事实上从国王、大臣到教师、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国家只是英国掌中的棋子，英国专横地，事实上是魔法般地策划和实施着最微小的计划，影响伊朗社会最无足轻重的事务。1940年代担任驻伦敦大使期间，塔基扎德在他的某些官方信件中提到了这个话题。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普遍的执念能像抑郁症流行一样感染我们国家的许多人。这是一种普遍信念，认为英国人像精灵、神仙——又像天命和定数般地参与这个国家的所有事件，无论大小，甚至包括个人的前途、官员的升迁……任命约沙汗的一个村长，也得服从英国的意志，任由他们的手指摆布。

《我的叔叔拿破仑》是一部著名讽刺小说，出色地描绘了这种关于英国在伊朗的超自然权力和行为的顽固想法。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事实上是根深蒂固和历史性的，不能简单说成是近几个世纪对英国等外国强权的软弱无能的产物。许多支持1906年宪法革命的普通伊朗民众，很快就相信革命是英国人策划的一大阴谋，用来降低沙皇俄国对伊朗的影响（见第8章）。七十年后在伊朗城市街头，冒着生命危险高喊反国王口号的许多人，不久后就相信1979年革命从头到尾都是由美国、英国或这两国共同策划的（见第12、第13章）。许多人甚至相信，后来伊朗一美国的对立和对抗只是一场作秀，美国本身是他们在德黑兰的外交官遭劫持事件的真正策划者，他们还是伊朗努力发展核工业的后台。当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儿子在1990年代去世时，许多人坚信他是被伊朗总统下令杀死的，后来他们又认为他的医生之死是掩盖真相的灭口谋杀——事实上这位医生为平息事态而出现在电视上，但没有效果，因为谣言说这是一段早先的电视画面。当伊朗国家足球队意外输给巴林时，许多人坚信伊朗精神领袖要求球队故意输球，这样人们就不会**欢庆胜利了。这种信念的例证数不胜数，每天都能遇到许多。

人格主义

外国观察家大都会对被他们称为“伊朗个人主义”的东西发表评论。尽管他们特指某种伊朗人在态度、行为方面的特殊性，但后者从来没有被明确定义过，这个术语本身就在许多方面造成误导。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一词，指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来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法国——提倡的态度和见解。这种个人主义既是对重商主义国家严格管制贸易、制造垄断的反应，也是对教会决定个人和公共生活之权力的反击。它还是一种态度和政策，在19和20世纪的西方逐步建立，仅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挑战，在民主政体的西方，从来没失去过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因此，西方个人主义是种晚近的历史现象，有其自身的特定性质。

为方便起见，让我们称这个伊朗概念为“人格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一方面，它是个古老现象，不是欧洲近代社会和知识发展的产物。欧洲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自20世纪之交开始的确在伊朗有所发展，但只是现代化或伪现代化的简单副产品。另一方面，伊朗人格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心理和态度的一部分，同时影响了现代和传统伊朗。

人格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没有亲缘或友谊关系的伊朗人，彼此之间异常疏离：社会凝聚性和对其他陌生个体的考虑，总体上并不强烈。这是政党政治、社会志愿机构之类的集体行为在这个国家没有深厚根基的原因。这也是伊朗人更擅长个人体育项目如摔跤、举重，而非篮球、足球等集体项目的原因。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革命时期伊朗人为了推翻政权——他们相信在这之后将获得永恒的幸福——的共同目标而热情地彼此联系，即使他们完全是陌生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表现得如同是一个大家庭。

伊朗人格主义的这方面，在伊朗人的开车习惯上表现得最清晰、最全面，每个开车的人都是匿名的，实际上每个司机都不关心交通法规和其他司机的权利。显然也没有任何司机关心步行者的权利，即使在设定的人行路口。这一特点在城市建筑中也能观察到，每栋建筑的模样都不同，风格各异，有时甚至可以说德黑兰的上百万建筑都互不相似。还能观察到一个事实：无论新旧的几乎所有建筑，似乎都有可能被主人或购买者拆除，建筑往往被描绘为“待拆建筑”(sakhteman-ekolangi)。这是反映社会短期性特征的一种明显又频繁发生的例子，因此“短期社会”还能被描述为“待拆社会”(jame'eh-ye kolangi)。

人格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反映在相反的方向，往往导致对他人的非正常关心和依恋。伊朗人往往十分依恋其家庭、家族、氏族和亲近朋友们，帮助、保护他们甚至在他们需要时为他们牺牲。例如，如果需要他们做出巨大牺牲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这个教育没什么实用性，但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得到高度重视，家族支持的程度和范围就可能超过所需。

与现代欧洲的个人主义相比，对陌生人的强烈疏离和对亲人朋友的强烈依附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伊朗人不很在意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利益，虽然他们会对身陷困境的陌生人表示同情和支持。然而，当他们互相关联、属于同一社群时，他们不仅关心，有时甚至干预彼此的生活。当一个伊朗人身处其亲戚朋友之中或身边时，便不会孤单。

在任何对伊朗社会的真实分析中，考虑到其深层次人格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导致和反映了氏族和类似社群内部非同一般的安全感和保护程度，以及在这以外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相当程度上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

作为一个民族，伊朗人聪明，有创造性和艺术细胞。他们多才多艺，善于适应不同环境。他们喜欢娱乐、庆祝活动和户外运动。他们几乎都是美食家，波斯烹饪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他们喜欢小说、故事、逸闻、笑话和谣言。他们倾向于接受而非质疑反对政府的谣言和逸闻，他们是制造最有趣笑话的专家，擅长消遣权势人物和权威，尤其是揶揄政府。一位著名现代诗人写道：“我们的生活是诗歌、传说和神话。”虽然伊朗人的生活不只有诗歌、传说、神话，神秘主义和宗教也构成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情感在伊朗人身上占据优势，理智则占劣势。对于一件事的真实性，如果它能够通过一则逸闻、一篇诗文或非常规、非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靠完整的逻辑讨论或经验证据来证实，它更可能得到普通伊朗人的认可。

这就是伊朗社会和文化的框架，我将在下文加以详尽阐述。这是人类最多样、最无常和最迷人的文明之一的历史，还是一片土地及其见惯了风云变幻，眼下正面对着难以预卜的未来的人民的故事。

【内容简介】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辉煌的文明之一，波斯在五千年的风云变幻中，先后与希腊、阿拉伯、蒙古等多个文明发生碰撞与交流，近代以来又多次发生激烈的变革。作者从波斯文明自身的视角出发，将文学与政治交织，文化与社会相融，既展现了“新月”上的杀伐纠葛，又流露出“蔷薇”下的温婉柔情。

这是一部文明冲突与更迭的历史。从古代波斯到现代伊朗，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这本书里栩栩如生。

历史与秩序

【作者简介】

霍马·卡图赞是伊朗籍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伊朗相关研究，现任职于牛津大学，讲授伊朗历史与文学，此外还担任《伊朗研究》编辑，著有许多与伊朗有关的专著及文章。

【目录】

导言伊朗和伊朗人

1 神话、传说和古代史

2 希腊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

3 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和波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