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曾说：“顿悟禅为中国佛学之骨髓，又为佛学之核心。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又说：“中国佛教之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年谱》）这是大师通观全体佛学、洞察中国文化传统后得出的结论，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正法眼藏 中华妙心
大师所说的“顿悟禅”、“禅”，系指禅宗。自中国佛学臻于烂熟的盛唐时代起，禅宗便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风靡朝野，形成“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苏轼《楞伽经序》）的昌盛局面。“会昌法难”后，台、贤、慈、密等诸宗衰绝零落，唯独禅宗一花五叶，烂漫盛开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绝。直到如今，若问起汉传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脉，十之八九，大抵皆属禅宗，而禅宗诸家中，临济儿孙，要占十之七八。禅宗不仅子嗣繁盛，而且深施其影响于佛教诸宗。华严宗自四祖澄观起，便融会教禅，五祖宗密，更是以教解禅、依禅说教，行归禅宗。天台宗的教观，在宋代以后也多融归于禅、净。净土宗亦深受禅宗滋乳，宋代以来，诸大德将禅法运用于持名念佛，形成由“理持”、“理一心”而达禅净双圆的实相念佛法，禅净双修，成为近千年来无数学佛人所履践的路径。禅宗以超然物外、洞彻人心的高姿态，雄踞中国思想界，不仅为中国佛学的骨髓，而且点化升华了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系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纽带，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道教的改革，宋明新儒学与宋元新道教，都是在其传统基础上融摄禅宗的产物，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性命双修的内丹、内道外法的符?，都散发着浓重的禅味。元明以来出现的罗教等民间宗教，也多汲取于禅。禅宗渗透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武术、气功、医学等领域，禅拳合一的少林武术，及开出超逸空灵、活泼自然新境界的禅诗、禅画、禅意书法等，皆是禅的外化与运用。禅宗还盛传于中国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成为这些地区佛教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越南佛教，尤以禅宗为主流。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禅宗又西传欧美，一时蔚成热潮。
宗门相传，禅宗源出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事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经言：释尊称他付嘱迦叶之禅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古德有言：“禅是佛心”，点明禅为全部佛法的心髓、眼目，禅因此又被称为“佛心宗”。佛心，即“涅槃妙心”，乃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所证，是佛教建立的基点、三藏十二部无量教法的渊源。释尊出世，说法不倦，横说竖说，刹说尘说，无非是以种种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悟入佛之知见，证得本自具足的涅槃妙心，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实现生命的自我变革，永享清凉自在的涅槃之乐。其所示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等理，三学六度四摄等行，都是标月之指，旨在令人因指自见自心佛性清凉宝月。禅宗，正是去诸枝蔓，直截根源，以最简易圆顿之方便，指示人于当念证悟一切显密教法所指归的自心佛性、涅槃妙心，悟入**知见。禅宗虽自称“教外别传”，其实正是教之眼目、教内真传，昔人喻教如画龙，禅如点睛，可谓善譬。佛教诸宗中，禅宗最能代表佛教独具的依智慧自知其心、自净其心、自主其心而自度度他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特质。然如此重要的佛法心印，在印度竟未立专宗、未成显学，而发扬光大于神州大地，这自与中国的“大乘气象”和深厚文化传统有关。太虚大师“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之言，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对全体佛法研究越深，大概越易认同此言。如三十年代来内地传法、举国尊尚的西康诺那、贡噶等活佛，称禅宗为“大密宗”。法国戴维娜女士，游学印度、缅甸、日本、中国西藏等地修学诸家佛法二十余年，并遣其子随西康贡噶活佛学法六年，抗战末期来华参学，得出的结论，是正真佛法唯在中国，且以禅宗为最胜。（见南怀瑾《禅海蠡测》）当代佛学大家张澄基教授，曾入康随贡噶活佛学法八年，得格西学位，后旅居美国，贯通西方文化，在其毕生心血凝成的大著《佛法今诠》中说：“学佛越久越觉禅宗的伟大”。
禅宗的伟大，在于它以简易圆顿的履践之道，总持印度佛学的心髓，扎根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将佛法了生死出世间的极旨与中国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积极精神结合为一，高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旗帜，打破了佛与众生、出世与入世、生活与学佛、出家与在家的阻隔，开辟出一条任何人都可趋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证悟佛法的简易切实之道。禅门宗师还用诗偈、语录、图画、圆相等极其艺术地表示不可言说的悟境，用机锋公案、棒喝直指、扬眉瞬目、拳打脚踢、斩蛇杀猫等极为灵活的方式，接引、勘验学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教学法，其活泼生动、深沉奇妙、神变无方，乃旷古未闻，举世仅见。正如已故贾题韬居士所说：“所谓禅宗，就是把教下的精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以极其艺术的手段来点出涅槃妙心”（《论开悟》）。如此活泼奇妙的佛法，大概只能出自中国大德之手，乃印度佛学的种苗在中华文化滋养下结出的硕果，是中国佛教智慧乃至中国文化高度成熟的表现，可称之为“中华妙心”。在印度和西藏，虽然也有宗旨、实质类同禅宗的“南天竺一乘宗”、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心髓等法，但都局限于少数头陀僧山林苦修的圈子之内，在与生活结合的紧密度与表现的艺术化方面，远远不及禅宗。这无疑与培植禅宗的中国文化土壤有密切关系。
正因为禅宗发扬了中国本土主流文化重现实人生及伦理实践、究性命根源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精神，适应了喜简易切实的身心修养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才能风靡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当今这个科学至上、享受人生成为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在诸宗教中，在佛教诸宗中，能应时契机，适宜现代人修习，最能表现人间佛教的宗旨者，无疑首推禅宗。贾题韬居士说得好：“从人间佛教这个角度上来看，选一个宗教做代表，那也只能是禅宗。”（《论开悟》）
衰迈虽极 余绪犹存
禅宗全盛于唐宋，自晚唐以来，逐渐渗入中国文化深层，推动了儒、道二家的鼎新。当吸取了禅宗不少乳汁成长起来的儒、道二家新学尤立足本土文化正位的宋明儒学日益走红之后，禅宗这位乳母便日渐衰迈，其时间大约起于宋元间。从阵容看，禅门诸宗中的北宗、牛头、荷泽、沩仰、法眼、云门、黄龙等宗先后绝嗣，只剩临济下杨歧一系及曹洞宗支撑门面。人才渐稀，宗匠渐少，具大手眼大作略、能使全社会倾倒的大禅师越来越难得。禅门宗师如永明延寿、真歇清了、怀深慈受、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红螺彻悟等，多提倡净土或由禅归净。禅宗丛林寺院、儿孙子嗣虽然不少，但渐失唐代专弘禅宗、农禅并举的宗风，明末以来，多讲经、传戒、念佛并行，并迎合民俗赶经忏做水陆，所谓“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至民国初，就连扬州高旻寺那样以宗风纯正驰誉丛林的禅寺，也常做经忏佛事以谋道粮。禅宗本来以心传心，“见过于师，方堪付授”的传法方式，也渐演变为以宗法性的庙产传承为实质，传法只成为以法卷相授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实质性内容。禅法呆板僵化，天下丛林，大抵只以死看一“念佛是谁”话头为事，失去了兴盛期针对时机解粘去缚的灵活机用和直指方便。“宗师既无接引后进的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参禅之徒，多有老死语下，不落入担板窠臼，即堕在禅定功勋。”（南怀瑾《禅海蠡测》）清初雍正帝参禅，印证于京师名宿迦陵性音，帝以为迦陵?佛性，转依章嘉活佛而得证悟，以帝王身举扬宗乘，提持祖印，令天下老和尚面目扫地。雍正帝发愿十年兴教，亦未扶起宗门。“及至清末，缁素二界一无演绎禅学思想者也。”（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史》）学佛之人，多对宗门失去信心，大多趋归净土，或致力教典以应讲筵，或穿洋渡海外求胜法，学修东西密教。
禅宗之衰迈，与整个中国佛教同步，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一般将儒者之阴附阳挤、仙道之吸收、洋教及民间宗教的攘夺作为禅宗衰落之因，自非无据，然不过外因而已。过去有人将宗门衰弱之责委诸于宗密、永明之融通禅教，尤永明之导禅归净，似乎不足为凭。禅教本来同源，藉教悟宗，乃达摩禅的基本路径，融通禅教，颇利于禅的参修与印证，有防治禅病、导教归禅之功，岂是宗门衰落之因？禅人归净，亦非必弃禅宗。净宗虽更适合多数末法众生的根器与信仰需要，但亦未必妨碍具器者修学禅宗，禅净互补互辅，净土念佛之极致，亦必融汇于禅，并不能取代禅。禅宗衰落的原因，如果从禅宗自身来找，主要者大略有四点：
第一，背离了禅即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俗生活的本旨，偏重出世的一面，过于注重个人的了生死问题，较少关心社会的伦理教化和众生的现实生活，崇尚山林办道、隐逸高蹈，推崇“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的作风，元代以来，闭关打七成风，带有浓厚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色彩，使禅变为少数深山苦行僧的专利品，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自然要被社会民众所冷落，难免遭受儒者们的排拒指责。同样是一脉相承的禅宗，在日本却能契入民众，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相比之下，衰落之责自明。
第二，背离了不立文字、贵在心传实证的根本立场，禅人们纷纷在前人不立文字之文字上讨活计，流于口头禅、文字禅。北宋雪窦重显继汾阳善昭以偈颂解释古人参禅公案，为《颂古百则》，其后圆悟克勤又重颂之而成《碧岩录》，天下禅和纷纷诵习，开文字禅之风，当时禅人如心闻等虽有指责，莫能挽回。临济宗下大慧宗杲与曹洞宗下宏智正觉为挽文字禅颓风，提倡看话禅与默照禅，振宗风于一时，然看话禅演为程式，遂失当机直指之妙，默照禅过于沉稳，有易堕禅定功勋之弊。此后禅法几无新路，万人一式，机锋棒喝，亦成定套，失宗门活泼机用，生气渐尽，焉得不衰！
第三，背离经教，藉口“教外别传”，不看经论，不修持戒、发心、忏障、集福等加行，不分根器利钝，一入佛门，便只抱定一句话头以为究竟，在无明眼宗师指导印证的情况下，不是久参不悟，便是迷执光影，误认法尘影事为真我，修行多年，烦恼根本分毫未动，我慢增上；或发邪解，或以解为证，堕于狂禅、野狐禅，自认本来是佛，戒定福德，无需更修，烦恼即菩提，无需离断；或如枯木死水，认世间定境为涅槃。南阳慧忠国师、永明延寿大师等早就见及此弊，强调须依教印证，然亦未能挽颓风于后世。
第四，门庭过高，下根难入。六祖说，他的戒定慧法门“接最上乘人”，能言下见性一悟即至佛地的最上乘人，当然不会太多，而且随人根之渐陋，越来越少，禅宗之渐衰，乃成定势。然禅宗也非不能接下根人，六祖言：“下下人有上上智”，问题在于未能开出令多数下根人容易趋入、立马见验的多种入禅门径。相形之下，藏密大手印、大圆满法，则开设有渐入顿门的加行法，可普摄诸根，直到近今还受人欢迎。
总之，禅宗衰落的内因，在于缺少应时契机广辟禅门的方便。然说禅宗衰落，只是就大势而言，禅宗虽衰，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还是代有宗师，嗣传不绝。即使到衰迈至极的清末，也还是遗范尚在，宗风犹存，未至于像忽滑谷快天所说“禅宗绝传”。天下禅林如金山江天、扬州高旻、常州天宁、焦山定慧、鼓山涌泉、宁波天童、新都宝光、西安卧龙等寺刹，还基本保持古代禅刹遗风，专弘禅宗，每年开办禅七，精进参修。有大定、冶开、法忍、魁印、融通、海印、妙华、明印等一批禅师撑持宗门，他们的力参精究、苦行头陀、淡泊名利、云水参访的作略，还保持着唐宋遗风，有些在证悟和行履上甚至不逊前贤。如大定（１８２３—１９０３），于金山参观心和尚而开悟，在清末宗门四大高僧（其余三位为冶开、法忍、圣祖）中称禅定第一，与其徒融通（１８６６—１９２８）相继住持江天禅寺，学人星聚，金山宗风得以重振。法忍（１８４４—１９０５）在四大高僧中称智慧第一，于南京赤山建般若寺为道场，领众禅耕，力行参究。嗣法弟子魁印（１８５６—１９０９）住持南京毗卢寺，每年春夏讲演，秋冬参究，参学者常数百众。妙华（１８３０—１９０６）住长沙铁炉寺，接引学人棒喝俱下，颇有古风，岳峰、海印、明教（道香）等皆于其棒喝下大悟，海印（１８４０—１９２４）有《禅海珍参》一卷流传丛林。明印（１８４１—１９２８）禅净双修而得大悟，居长沙落气停，北京雍和宫白普仁喇嘛曾至其茅蓬礼拜，称他为果位罗汉。冶开（１８５２—１９２２）在常州天宁寺禅七中依定念和尚开悟，于终南山结茅静修，有伏虎降怪之异，后回天宁寺接任方丈，对参学者深锥痛諸，不稍宽假，有《语录》三卷传世。此外，以讲经说法著名的慧明、月霞、圆瑛、应慈、慈舟、守培等法师，也曾于宗下参究有得。
清末民初的这批禅师，在参学上大多依看“念佛是谁”话头而发悟，悟后多融通禅教，说法讲经，提倡净土，保持着宋代以来的禅匠作风。但与古德不同，极少隐遁山林不问世事，多能于社会巨变中积极弘法护教，兴修寺庙，组建社团，培育僧才，投入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如冶开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修复天宁寺殿宇，在寺内设毗陵刻经处印经，办义务小学，在上海创办居士念佛会、佛教慈悲会，远赴北方赈济灾民，捐资修建大运河上政和桥，数十年孜孜不倦，为法忘身。海印在湖南沅江景星寺创办佛学院、普通佛学研究所、居士林、念佛社，明印和尚也有开办念佛堂、莲社、正信会、佛经流通处之举。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新风气，禅宗大德多能积极投入。
起衰续绝 力挽颓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佛教复兴潮流中，慈恩、贤首、天台、净土、南山诸宗，皆有恢复振兴，久已绝传的密宗也从东瀛回归，作为佛教主流的禅宗相对而言虽较沉寂，但还是有人奋力整顿，得现复兴气象。其间业绩最著、影响最大者，首推虚云（１８４０—１９５９）和尚。
虚云和尚的贡献，首先在于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他以官绅子弟舍俗出家，在长达一世纪的衲僧岁月里，始终超脱不俗，坚忍不拔，清苦淡泊，无私无畏，随身只是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衣，不贪名闻利养，不图自身利益，待人谦虚温和，礼必还拜，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尤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坚毅刻苦著称。从其初出家住洞苦修，到为报母恩历时三年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参访终南、峨嵋、西藏，只身翻越雪山赴印度、锡兰、缅甸朝礼佛迹，历尽艰辛，“受尽十磨九难”，其阅历极富传奇性，其精神品格令人钦敬赞叹。他生当社会剧变、佛教多难的时代，“坐阅五帝四朝”，迎击时代暴风骤雨，为维护佛教命脉奋进不息，辛劳不倦，爱国爱教，悲深行苦，志大气刚，德高望重，足迹遍海内外，弟子逾百万众，为历代禅僧中所罕见。人称其建树、道德、年齿、证悟之高深伟大，为近千年来所罕见，并非过誉。
虚云和尚的大忍大行，率多得力于禅。他历参名山大刹，５６岁上参加赤山法忍在高旻寺主持的禅七，因茶杯落地之缘而发机大悟。此后以振兴禅宗为己任。他本来接临济、曹洞二家法脉，后来又遥接久已绝嗣的沩仰、法眼、云门三宗，令门人分别祧继五宗，“一花五叶”遂再次盛开。五宗宗风是否实际复兴，尚待研讨，但续绝继衰，毕竟是近千年来禅宗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禅宗的复兴。
在寺产兴学蔚成风潮、佛教寺院面临危机，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的形势下，虚云和尚奋力重兴禅宗祖庭、丛林，不辞劳苦，亲自构画设计，搬石运土，烧砖铸瓦，率徒众建寺立庙，植树垦田，先后修复鸡足山护国祝圣寺（原名钵盂庵）、昆明云栖寺（原名华亭寺）、曲江南华寺、云门山大觉禅寺、云居山真如寺等十余处梵刹，每修复一处，辄交付别人住持，自己又转移到新的工地。直到１９５３年，尚以百十余岁高龄率众于荒烟蔓草中重建云居山道场。
虚云和尚还依古代丛林遗规，结合社会现实，制定了禅林住持、共住、教习、客堂、云水堂、禅堂、戒堂、爱道堂、衣钵寮、大寮、库房、浴室、学戒堂、农场、水陆法会等规约，将丛林生活制度严格规范化、民主化，革除封建家长制之弊，强调农禅并举，自力更生，他效法百丈，直到晚年尚亲自出坡耕作。
虚云和尚不仅为维护禅林、僧伽辛劳不息，而且着眼中国佛教全局，积极参加佛教社会活动，创立佛教团体，办佛学院，输资赈济灾民，为国主持法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号召佛教徒爱国爱教，发挥佛法积极进取的精神，配合时代和政策参加社会建设，除戒定慧三学不宜改动外，应因时制宜，改革佛教不适应时代的生活习惯。
虚云和尚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僧才，当今海内外住持名山大刹的本焕、佛源、净慧、传印、圣一、宣化、灵源、一诚等法师，皆出其门下。他们多能继承虚云和尚的家风，重修持，懂规矩，善于营建寺刹、主持丛林。其中宣化上人在美国开辟万佛城道场，将中国禅传向西方，功勋卓著。净慧法师重兴河北临济祖庭、赵州古佛道场柏林寺，主编《法音》、《禅》刊，创建河北禅学研究所，近年来每年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学禅，颇见生机。
与虚云同时力弘禅宗的另一大德来果（１８８１—１９５３），在力参精究、淡泊清苦、强毅力行上类似虚云，他的主要功绩，是整顿和发扬高旻寺的宗风。自１９２８年接任方丈后，立志将高旻寺办成全世界第一的专门禅宗道场，以斩钉截铁的手段，立规约，严制度，立定本寺以齐参“念佛是谁”话头以求明心见性了生脱死为宗旨，参禅以外的其它活动一律不许，拔掉了经忏根子，形成严厉家风，天下禅林，遵为规式。来果和尚有《语录》、《年谱》、《开示录》、《自行录》传世，他将参禅法则依次第开列百条，逐条阐明细则，臻禅法规范化之极致。
另有月溪（１８７９—１９６５）法师，亦颇具古代禅师风采。他十九岁大学毕业后出家，本以讲经为志，后遇人开导，参南京牛首山献花岩铁岩老和尚，依旨力参而得证悟。后来应请至南北各地讲经说法，曾复兴广州大佛寺。抗战胜利后移锡香港，在沙田万佛山建万佛寺弘法。化后肉身不坏，装金供奉，为数百年来罕见。生平讲经２５０余会，著述讲录９８种，弟子数十万。他依所证悟，对佛学上不少重大问题持有独特见解，禅法自成一家，所撰《禅宗修持法》、《参禅法门》等，阐述禅法甚为精彩。
现代禅学复兴的另一表现，是居士禅的兴盛，出现了成都“维摩精舍”等专弘禅宗的居士团体。维摩精舍由袁焕仙、贾题韬等创建于１９４３年。袁焕仙（１８８７—１９６６）本由儒入仕，辞官学禅，在灌县灵岩寺主持禅七，官绅士人从学者甚众，有《维摩精舍丛书》行世，善以宗门方法接引人，当代海内外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即出其门下。贾题韬（１９０９—１９９４）以大学教授学佛参禅，１９８５年以来应请在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北京大学、成都文殊院等处讲演佛学，联合成都文化界人士组建“四川禅学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研习禅学，有《坛经讲录》、《论开悟》等讲录传世。他善于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全体佛学的基础上，参合中西哲学、科学、气功、丹道等，结合现代人文思潮讲解佛法，突出禅宗的价值。南怀瑾先生在台湾著述讲演、主办禅七、经营出版业，立足于禅，以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力挽西方文化弊病为己任，影响颇大。近十几年来，台湾居士禅成风，有现代禅、安祥禅等新禅法出现，其中耕云先生倡导的安祥禅，颇受大陆学人的欢迎。
现代宗门诸大德，率多胸怀开放，融通禅、教与禅、净，袁焕仙、贾题韬、南怀瑾一系更广融儒学、丹道、密宗及哲学、科学，紧扣时代命脉，立足文化重建而讲说禅。在禅法上，也多有所创发，不拘守元代以来死参话头之一路。虚云和尚开示参禅法要，极为平实、简要，他解释看话头即是观心，是就一句话头向一念未生前看，发起深细疑情，不被二念间断，名之为参。参到真疑现前，须防陷入轻昏及堕无记坐枯木岩两种歧路，绵密做去，自有桶底脱落时节。这种看话头法，与大慧宗杲所示从话头发起疑情猛参力究不同，更易下手，易得受用。袁焕仙教人参看话头之法，与此相近，“于未提话头以前，看此话头从何而生？既提话头之后，看此话头从何而灭？正提话头之时，看此话头依何而住？”（《灵岩语屑》）或不参话头，而于日常对境遇缘，一切名义未立未显之时看其起处，正立正显之时看其住处，已立已显之后看其去处。这实际上是经论中所示就现前一念观心之法。月溪和尚力主须破根本无明方能见到佛性，须用六根中任何一根，或六根齐用，或以一根统摄余五根，向内参看观照。他破斥各种禅病，指出无念无执、心法双忘，只达无始无明境界，须于此境界上继续向内参看，时机若到，地一声，根本无明豁破，本来佛性才会自然呈露。可谓发人所未发。
现代禅学思想的一大趋势，是注重禅与世俗生活的结合，努力探求当代人在紧张繁忙的生活中容易参修而又能顿获受益的新路。贾题韬居士数十年实践在生活中参修，强调生活即道场，要在生活中、烦恼中磨炼自心、度化众生，认为一个人是否开悟，要从其人格、行为去检验，开悟者必具智慧、慈悲，责任心强，无私无畏。台湾耕云的安祥禅，将佛法的终旨归结为正受，将正受用“安祥”二字表述，释为离忧惧、私欲、矛盾、执着的统一、调和的心灵状态，教人通过观心而学会调控自心、认识自我，保持安祥，安心地生活在责任义务里，享受真正幸福的人生。针对现代人心态对祖师禅作了大胆灵活的发挥。净慧法师提倡的“生活禅”，旗帜鲜明，主题醒目，强调将佛法慈悲智慧的精神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通过时时观照现前一念，保持平常心、清净心，“关怀人生，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符契时代人心、很有发展前途的路径。
复兴在望 任重道远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回归宗教的潮流中，佛教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振兴景象。最能代表佛教特质的禅宗，西传欧美，风靡一时，并反馈东方，促成席卷台湾全岛尤文化知识界的禅学热。八十年代以后，随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及宗教的恢复，大陆民心正在汇入全球性回归宗教的潮流。具有深厚根柢、绝对文化优势，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本世纪初便呈复兴之势的佛教，劫后重兴，稳步向前，在下一世纪获得更大发展，已成时势之必然。而中国佛教的复兴，无疑应像太虚大师所指出的那样，在于长期作中国佛教主流、最适应中国文化主流精神的禅宗，起码主要在禅宗。近几年来国内知识界、文化界掀起的禅学热，几十种禅学类书刊的畅销，说明国人对禅的需要在不断增长。人们需要依禅安心立命、觅回失落的自我，需要靠禅从紧张繁忙、铜臭熏天中获得超越洒脱，品味禅的清凉甘露，消解尘俗热恼烦渴。时势人心，在呼唤着禅宗的振兴。
然而，国内禅宗的现状，远不能满足时势人心的需要。祖传虽在，道场虽兴，而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大唐国里无禅师”，又面临着如何成功地改革传统禅学以适应时代的迫切问题。前辈和时贤虽然已作种种努力，但仍嫌不足，兹事体大，须由多人在实践中探索研究，借石他山，开拓新路。笔者学识短浅，于禅无何证悟，唯总结近今诸大德的经验，参以愚见，列建立新禅学的原则数端，以供当事者参考。
一、重申宗旨。禅宗宗旨，历来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或“明心见性了生脱死”为主题词。这多分是就佛教圈内诸宗而立，醒豁地标明了一类勇毅刚烈、志在即生解脱成佛的所谓“最上乘人”的人生追求。但这种最上乘人，尤能即生达成目的的上根利器，毕竟太少，在佛教圈子外的广大社会人众中更属希有难得。若仍然立定此旨，则禅宗大概便只能限于狭小圈子之内，殊难振兴，所起社会教化的效益也太小。今日立宗弘道，应立足于禅本来超越宗教亦且超越佛教的立场，超出佛教、禅宗、丛林寺庙圈子，从整个人类文明导向和广大众生的现实利益、长远利益、究竟利益着眼，从社会的文明建设着眼，打出能反映民众内心深处的迫切需求、并能就此引归向上一路的旗帜。这大概可表述为：
确定安身立命之本，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的技巧，获得合理生活的智慧和艺术，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超越生活，超越生死，实现生命的圆满变革，趋向永恒的幸福快乐。
修证的纲宗，宜本诸达摩禅“二入四行”和六祖“不离世间觉”的精神，首先求得“安心”——建立正确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观察人生、观照自心、悟心为法本，心性本来无生（体），而能变造一切（用），人生苦乐，轮回涅槃，全依自心，操之在我。人生的价值，应在由照见自心体性，而充分发挥心之大用，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即便是解悟，仅得个正见也罢，只要是从真参实修上得来，便是大利益、大受用。不一定要人们一下便达到古德所说那种顿破根本无明，最低也达见道证果位的证悟，那不是多数人在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只可树为终生期求的目标。其次要重在行入，依所悟修达摩大师所说的四行——其实只修第四“称法行”便足可了。“顿悟成佛”、“一悟便至佛地”的高调大可少唱，因为高唱者未必真能一悟成佛。不管开悟与否，解悟证悟，都应力修菩萨六度四摄，尽责任，作奉献，摄化众生。是否开悟，应主要从行上验证，从人格和贡献去衡量。这样可避免流入狂禅、野狐禅、枯木禅，避免堕于“行在小乘”的自了汉一路。
二、拓宽领域。祖师禅的修证和内容，其实并不限于禅宗一宗。见性成佛，本是佛教诸宗共同的旨归，观心见性，乃是诸宗修持的枢要。不仅禅宗人所修是参禅，天台、华严、唯识诸教宗的观门实际上也是禅，净土宗人修念佛三昧达理一心不乱、密宗生圆二次第观心性光明也是禅，诸宗不论从哪一门下手，观修到末后必然会归于禅，至于藏密光明大手印、大圆满、道果法等，与禅更是同源异流。诸宗之中，台、贤、慈恩的教理非下根人所能趋入，净土、密法只能摄一类根器，只有禅宗可摄受诸根，涵盖诸宗，为所有学佛人所必通。而且，禅作为一种调制身心、开发潜能的技术和生活的艺术，还可涵摄心理学、伦理学、身心医学等，超越宗教圈子，推广于全社会，起到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巨大作用。
三、紧扣生活。在生活中参修，不离世法而证佛法，本是南禅的基本方针。晚近诸贤，皆强调将禅融入生活，净慧法师更以“生活禅”三字标明此意，是深符祖道、契合时机的。紧扣生活，应具体详悉地指示各种人如何在生活中参修，如何运用禅的智慧、方便去解决现实生活中诸如学习、就业、婚恋、家庭矛盾、人事纠葛、失意、迷惘等具体问题，关注社会问题和人们的心灵问题，向世人提供切实可行的生活指南、生活顾问。
四、稳建基址，藉教悟宗。应纠正参禅不注重资粮加行的流弊，如太虚大师所说，在教、戒的基础上稳建禅净二宗。参学者应先发菩提心，持守最起码的禁戒，尤须学习经教，得闻思正见。达摩禅“藉教悟宗”乃禅宗正途，千妥万当，藉教，须依《金刚》、《楞伽》等经，通达佛法的心要三法印、一实相印之理。理若通了，则见性的法则，应无师自明。而是否真实见性，终须依经教印证，方为可靠。这是南阳慧忠、永明延寿等祖师早就强调过的，在今天这个明师难求、恶知识易得的时代，更应强调这一点。
五、广辟禅门。下手方法，最为重要。应开辟既符实相，又能令人立即见效获益的入禅之门，因人根非一，入禅门径亦须多条。入禅本无定法，接人唯在随方解缚，须善创造发挥，灵活运用。现行看话头法，即是古人据禅的原理而创设，虽然适宜一类根器，却未必适宜于一切人，宜针对时机，多辟门径，以直观现前一念缘起无生的观心法门为本，开出多种禅法，可与念佛、持咒相结合，或取天台宗随自意三昧于四威仪中念念观心之法，或取藏密大手印大圆满之念“呸”斥念、于前念已灭后念未生中间体认净光曙发、澈却、妥噶等法，或点化禅定、气功而从止观门趋入，使各类学人择一而习，能尽快得个入处。
五、应用推广。禅的参修，历来重在直趋向上，了生死成佛作祖，这其实只是禅体上的、向上的一面。今天，还应注重禅用上的、向下的一面，发挥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如用禅来治病、益智、提高文艺创作能力、治疗精神病、改造罪犯、戒烟酒毒赌等，在实用中摸索出方法，使禅起到现前利乐众生的效用。
六、加强研究。对禅宗遗产和禅在当代的实践，应加强研究，总结经验，纠正偏弊，探索新路。对一些争议不清而攸关修证的重大问题，如禅与唯识、净土、密法、丹道、气功、禅定的关系，顿悟与渐修、开悟与证果、三关有无、悟后是否再修、解悟证悟之标准等，应作深入研究，得出公允结论。与学术界重在从学术角度研究禅宗不同，佛教界应注重从实践应用方面研究禅的历史、源流、理论和方法，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七、注重在家。禅宗向由出家众为中心而传承，难免产生脱离生活、畸重出世的丛林禅、山林禅、枯木禅等偏弊。实则修证本不分出家在家，在家众在生活中参修，在社会上弘扬应用，似更符合南禅“佛法在世间”的旨意。今天，禅法的设计和传禅的重心，应倾向广大在家众，应提倡居士禅，居士中具资格者，应许提持祖印，传授禅法。
佛教诸宗中，禅宗不仅最能代表佛教的特质，总持佛法的心髓，而且最富应时契机改革自身的灵活性，最具即世间而出世间、切入生活而超越生活的传统，南禅创立之本身，便被看作一场革命。佛教从古代模式到现代模式的成功转型，应主要由禅宗来完成。长期以禅宗为主流的中国佛教的复兴，当然以禅宗复兴为关键。作为禅宗出产地和中心的中国宗门儿孙，理应继承丰富遗产，创造出禅在现代社会弘传的最佳模式，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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