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 1959 年首次到访芬兰时，我对芬兰和苏联之间两次战争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再没有比这更让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无礼的话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 1939 年芬兰与苏联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许多非芬兰人本应比我了解得更多，却也抱着我当时的那种无知的态度，他们给芬兰的这种政策取了个贬义的代名词，叫作“芬兰化”。《纽约时报》在 1979 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举。
确实，芬兰的很多举动吓坏了西欧和美国的一众观察者。在美国或德国，绝对不会出现仅仅为了避免惹怒苏联而推迟总统选举或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样的事情。这些行为似乎违背了民主国家赋予其公民的行动自由权。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更屈从于历史的必然性，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那些反对芬兰化的人心里存在这样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苏联会打起自己国家的主意。不过，其他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芬兰完全不一样，它们无须面对芬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策的辩护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芬兰化不供输出。”
实际上，芬兰对苏联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政策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在二战结束后的 70年里，芬兰并没有变成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的附庸。相反，芬兰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强联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女性可自愿入伍。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芬兰人在 30～35岁之前每隔几年就会被召集起来服预备役。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 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 5000 万人的预备军。
现在，我们就芬兰的这段历史，类比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 1.1），分析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 1.2）。在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众多因素当中，有 7 项因素有助于解决芬兰国家危机；有 1 项因素在开始阻碍了危机的解决，但后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 3 项因素的缺失，导致芬兰难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
芬兰在解决国家危机时明显体现出以下 7 项因素的作用：主动承担责任（因素 2）、划清界限（因素 3）、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 6）、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 7）、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因素 9）、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 10）以及国家核心价值观（因素 11）。首先，在本书的国家样本之中，芬兰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诚实、实际的自我评估的典范。进行这种评估对芬兰来说尤其痛苦，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芬兰，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亲，或赖以生存的家园。芬兰必须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怜悯和仇恨的陷阱，进而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不过，芬兰人最终认清了现实：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和苏联共有漫长的边界；我们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暂时抵抗住苏联军队的进攻，使苏联战线进展缓慢、代价沉重并且痛苦不堪，但我们无法长期与其对抗。芬兰人从战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训，最终接受了现实：赢得苏联的信任是保持芬兰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
芬兰的案例充分展现了本书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主题。在与苏联的最后一次对抗中（1944年 9月之后），芬兰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政策，打破了忽视苏联、不与苏联打交道 的传统。芬兰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并开展密 切的政治互动。不过，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选择性，因为 芬兰保持了独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身份—未变革的旧芬兰和已发生变革的新芬兰，却能够共存。这让很多非芬兰人既疑惑又气愤。于是，他们创造 了“芬兰化”这样一种轻蔑的说法，以暗示芬兰当时其实可以也 应该做出不同的选择。
芬兰人展现出的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 6）让人惊叹——不了解芬兰的人大概不会料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具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毕竟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只是一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人的国家认同和对自己国家独特性的坚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优美、独特又高深的芬兰语，没有多少非芬兰人有胆量去学这种语言，还源于以芬兰语创作的口传史诗《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独立自治历 史，彼时芬兰就已拥有自己的政府、货币和议会。进一步强化了 芬兰人的国家认同的，是世界人民对芬兰的音乐家、田径运动员、建筑师以及设计师的认可。如今，芬兰人的国家认同还与该国在 冬季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紧密相连。芬兰人以自己在二战中的 成就为傲，这种自豪感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的国民，仅次于英国。在 2017 年的芬兰独立百年庆祝活动中，芬兰人对其在二战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 1917 年取得国家独立的重视：就如同在美国，独立日（7 月 4 日）庆祝的焦点是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 1776 年发表的《独立宣言》。
芬兰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耐心地应对最初的失败，并坚持不懈地探寻可能的危机解决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径（因素 9）。当苏联于 1939 年 10 月对芬兰提出领土要求时，芬兰没有主动提出开展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这是芬兰后来才提出的。即使当时芬兰主动提出这些建议，斯大林也很有可能会拒绝。是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的顽强抗争让斯大林确信，使芬兰保持独立才是正确的选择。从 1944 年开始，芬兰意识到自己在战前忽视苏联的政策和战时诉诸军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败，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同时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芬兰历经了漫长且持续的试验阶段。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 10）。面对苏联的担忧和敏感，芬兰做出了任何其他民主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事：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糟糕的一项”。
芬兰的历史展现了这个国家的一项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 11），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国家不被他国侵占。芬兰人做好了为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战的准备，哪怕他们当中的许多 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不幸中的万幸，芬兰人挺过来了，捍卫了国家的独立。针对芬兰所处的两难境地，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解决路径。1939 年的波兰和 1941 年的南斯拉夫在面对 德国的要求时，均表示拒绝并为国家的独立而战，可它们没有芬 兰那么幸运：这两个国家都输了，并被侵占或继续被侵占，受尽寄人篱下的耻辱。与之相对的是，因为判断出自己和对方的军事实力悬殊，193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的波罗的海三国 和 1945 年 8月的日本分别接受了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此想来，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情况未必全然无望，但我们如今也无从得知真相。
那个一开始阻碍了芬兰危机的解决，却在后来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是对危机的举国共识（因素 1）。芬兰国民一开始缺乏对国家陷入危机的共识，但最终达成了这一共识。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大部分芬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苏联之间迫在眉睫的危机，在 1939 年，他们又错误地判断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虚张声势。从 1944 年起，芬兰国民开始达成共识， 制定了巴锡基维 – 吉科宁路线，芬兰政府领导者与苏联政府领导者密切对话，并学习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
芬兰明显缺乏的三项有助于化解危机的因素分别是：来自盟友的援助（因素 4）、可供借鉴的榜样（因素 5），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因素 12）。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芬兰得到的来自盟友的援助最少：在冬季战争中，芬兰所有的传统友国和潜在盟友都拒绝为它提供所需的实质性帮助。（瑞典提供了一点儿非政府性质的协助，包括派出 8 000 名志愿兵，并接收了芬兰的难民儿童；德国在继续战争中也的确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芬兰找不到任何一个弱国成功对抗苏联或者纳粹势力的案例：其他欧洲国家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要么负隅顽抗并被残暴地征服（比如波兰和南斯拉夫），要么以自己（远强于芬兰）的军事实力成功抵抗（只有英国），要么做出适度的让步以换取国家独立（比如对德国做出让步的瑞士和瑞典）。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芬兰那样，成功地处理与苏联的微妙关系（即“芬兰化不供输出）。因为和强大的邻国苏联之间共享漫长的边界，芬兰的选择自由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芬兰这种因受强大邻国掣肘而无法自由选择的状态，恐怕只有二战后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同身受。
仅针对国家危机而非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体现在芬兰的案例里：领导者的力量和冲突后的和解。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二战结束之后，芬兰都受益于卓越的军事及政治领导者的力量。作为军事领导者，曼纳林将军是一位分配稀缺资源的能手，他善于分析判断苏联在不同战线上对芬兰构成的威胁，在危急时刻依旧能保持沉着冷静和清晰的思路，并能鼓舞士气。曾任总理一职的芬兰前总统尤霍·巴锡基维和他的继任者乌尔 霍· 吉科宁均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和斯大林的谈判中虽处于 弱势，却能以圆融的技巧获得并且维持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还使斯大林相信，让芬兰保持独立是对苏联有利的政策（想象一下，假如你是 1944 年 9 月的巴锡基维，曾在 1940 年 3 月为结束冬季战争而飞去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后来芬兰撕毁合约并于 1941 年夏与德国合作并收复卡累利阿，此时的你正要为了终止继续战争而飞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见面进行和谈。你会对 1944 年的斯大林说些什么？——“相信我，这一次我值得你的信任”？）话说回来，曼纳林、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作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他们的目标和策略实际上和其他杰出的芬兰将军及政治家很相像，只不过他们展现出更为出色的技巧。
另外一项仅针对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便是激烈的内部冲突或内战之后的和解。芬兰在 1918 年内战结束以后的和解比起智利在皮诺切特结束军事独裁后的和解要迅速且彻底得多。与之相比，印度尼西亚在经历了 1965年由军队煽动而起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没有做太多和解的工作。一方面的解释是，这些国家和解程度的不同与国内军队力量的强弱以及其能否对从前的敌人构成威胁有关系。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军方继续执掌大权；智利军方则甚至在皮诺切特下台后仍旧很嚣张且极具威胁性；芬兰的军队则在内战后逐渐隐居幕后，变得低调。另外一方面的解释是，芬兰人对芬兰的独特性抱有共识：芬兰内战中的胜方和败方都沿袭了相同的平等主义传统，都因为使用芬兰语而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传诵着《卡勒瓦拉》，都是让·西贝柳斯和帕沃·鲁米的同胞。
本书中谈及的因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而陷入危机的两个国家中，芬兰是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这是另一个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独特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比芬兰更具特色，它经历了更为激烈的选择性变革，和芬兰一样具备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种比芬兰更加独立的长期策略。
本文选编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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