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共和国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创始国家和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共和体制的模版，其他后发国家的民族发明和民主共和实践都是以法国为榜样进行的。作为当今最典型的国家干涉主义、中央集权和高社会福利的民主共和制国家，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文明和制度演变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法国历史上国家干涉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曾经起到过的正面作用已经消耗殆尽，剩下的都是为历史上的任情任性而买单。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运动天然合法的政治倾向导致了街头政治屡禁不止屡屡奏效最终使得社会福利居高不下，一贯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体制因无能面对危机而四分五裂面临崩盘，大众民主因无法制约而愈加骄横放纵，一切文明与社会因素的演变都指向了最后散沙化的末人狂欢。

历史巨人戴高乐将军的第二次执政，创建了第五共和国，缔造了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新宪法，从而给法国带来了政治稳定局面。法国政坛呈现出了左右两大派的多党制，在保持传统自由民主体制的同时，使得政府权威尤其是国家元首的权威得以贯彻，避免了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至上内阁倒阁频繁的局面。但这一次改革属于踩刹车，仅仅使得政治衰败不可避免的结局人为延迟了三十年。从历史进程和社会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看，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没有全知全能的政治圣人，没有青春不老的社会与文明，而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运行总体形势永远比单纯的个人努力强大。

在2017年的法国政局中，乳臭未干初出茅庐左右逢源四面讨好的新总统马克隆的政治经历在法国政治史上不算特别离谱，当年的拿破仑第三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娜·勒庞的掀起民粹主义政治冒险也比当年差点推翻第三共和国的布朗热运动也差远了；极左翼煽动家梅朗雄引以为傲的夸夸其谈滔滔雄辩更是法国历史上左翼政治家们的必备技能张口就来；前总理菲永雇佣家人作为政治助理冒领公款的行为在第三第四共和国的主流政治家们看来这实属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人还是那些人，所作所为都不出小善小恶常情常理，那为什么会产生世风日下，政治危机、社会崩溃和文明衰败的总体印象？本文试图从政治德性、政治认同、民族文化、阶级地位和宗教信仰五个方面来进行阐释，不揣微末，聊作献芹。

民主共和体制最需要政治德性

什么叫政治德性？政治德性就是愿意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拿起武器以及付出金钱而不是仅仅付出口水，真实历史进程中的民主机制的形成首先就是武力的对决，只有在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武力基本相等的前提下，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才有实际意义。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区分共同体的归属以及辨认共同体的成员，首先就是看政治共同体的内部成员是否愿意执干戈而卫社稷。在古代历史中，一小撮武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团体对内实行民主而对外统治数倍数十倍的降虏群体那就是常见的现象，这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制度的原形，这就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现代民主制度消灭了奴隶制，让人身自由和公民权成为与生俱来不需要用鲜血来换取的天赋人权，实际上已经削弱了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政治现实感以及政治德性。

政治共同体成员愿意自觉用武力来保护共同体，这就是政治认同最真实和最有效的表现。当年法兰西共和国能够建立和巩固，并对外输出革命和新制度，并不是因为大革命诸项观念完美无缺正确先进，而是因为大革命诸项观念掌握了群众，而这些群众愿意拿起武器来实践大革命诸项观念，因此抽象的观念获得了物质力量。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能战胜外来干涉军并对外进行征服，靠的是人民群众响应革命政权的号召，拿起武器来保卫革命与新生的共和国。这才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在运动群众，这才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而不是对人民发动战争，这才是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真正合法性和真正威力。

那么什么是共和？共和不仅是指国家政权的大小职位定期选举，共和就是各阶级按照财力贡献的比例来分等级参与公共政治，这个原型在古希腊时期梭伦改革后的雅典城邦政治中最明显。政治共同体的运行不仅需要武力，也需要金钱，如何以合法合理合乎传统的方式向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域的共同体成员筹集金钱来维持运作这一向都是政治上最关键的问题。不纳税就没有政治发言权，以及反过来的无代表则不纳税，这两个表达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被正确理解真实意思。武力与财力的结合才能够使得政治共同体得到真实有效的运行，而不至于沦为停留在纸面上设计完美的乌托邦。因为政治秩序实际上就是用武力和金钱来维持的，如果对这个本质不能有清醒的认识而自以为政治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来争取公民的多数，那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单纯幻想。

如今法国早已经按照纯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为了减少开支，提高效率废除了普遍兵役制。却因为需要在选举政治中争取公民选票的原因而建立了普遍福利制，甚至不加区分一视同仁地普惠于外来人口，这实际上已经是政治共同体丧失边界意识的表现，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在经济上长期维持的。柔性的福利演变成了刚性的权利，而这个实实在在的权利竟然不需要实实在在的武力去争取和维护，这造成了虚假有害的政治幻想，那就是社会福利是与生俱来从天而降是所谓天赋人权的一部分，不需要拿起武器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和争取公民资格，更不用考虑福利、捐税和公共权力的连续对应关系。

政治共同体成员丧失武德，就会丧失正常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心，最终的结局就是丧失廉耻。因为习惯于动口不动手，一切靠国家机器的全面保护，就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精神胜利法和道德安慰剂。比如在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中被害者以及被害者家属各式各样故作大度故作高尚故作艰深的奇谈怪论，却没有发生一件对等报复性质的武力冲突，这证明基督教或者无神论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居民已经是丧失权力意志尤其是武德的一堆散沙了。

政治共同体成员如果不理解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就会沉溺在虚幻的政治平等感觉中，以选票制约钞票的模式总会演变到以选票换取钞票。最后的逻辑就是，财富精英阶层如果在大局上不能控制政治权力，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资本外逃。法国如今很多富豪因为过高的捐税而选择放弃法国国籍，这说明单方面付出的爱国热情不可持续的，经济付出和政治收益的关系不可能长期畸形失衡。

民族国家建构最需要政治认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民主共和之母，也是民族国家建构之母，是法兰西远学英格兰，近学美利坚的产物。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盎格鲁政治文化圈，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类政治共同体，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建构模式都是来自法兰西。政治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元素，民族意识的生成，政治民族的诞生以及民主建立机制和民族建立机制实际上是有机一体而不可分离的。法兰西的民族认同归功于天主教的普遍信仰，归功于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罗密欧之夜和驱逐胡格诺教徒的米兰敕令，最后就是在奠定在启蒙运动造就的大革命神话与共和国神话中。

现在欧洲各国包括法国在内的保障多元文化包括多语言、多宗教和多种族的混搭政策实际上是政治自杀和民族自杀。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只有清晰坚定的政治认同才会产生清晰坚定的权力意志和强力行动，才能够产生并对外输出有效的政治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只有愿意为政治共同体付出鲜血和金钱的认同才能证明政治认同的真实有效。如果仅仅为了改善个人的福利，那么这种政治认同是微弱的，随时会随风而倒一触即溃。所有建立在无原则恩惠和无代价宣誓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只要遇到稍稍强一点的武力压迫就会毫无反抗地俯首就擒，例如欧洲各国那些被形形色色极端主义绑架、挟裹和统治的成员和受害者一样。

法国如今外来的穆斯林移民和本国出生和皈依的穆斯林已经在境内很多城市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聚居区，实施了伊斯兰教法自治，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管治成了半独立的政权实体。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要么这类教区政权最后彻底脱离政府的管治，从而刺激基督教类型的教区也建立起来，全社会进入到另一种无数个教义不同但组织模式趋同的普遍教区斗争状态中而形成新的平衡。要么就是国家政权采取高压政策，以法国历史上有效运行的共和同化的模式，以强制普及法语和灌输共和国公民观念为手段，把穆斯林造就成为适应民主共和体制的法兰西民族的一分子。大革命以后的法国政治家们就是这样用国家强制手段，让法兰西岛上形成的标准法语从全法三分之一使用比例一举压倒其他方言而成为了全体共和国公民的语言，让一千七百万欧洲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融入了法兰西民族的大熔炉中。

法国式民族建构机制的弱点和缺陷一直都存在，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设计和政治神话是完美无缺的。至于这些弱点和缺陷是否会对本国造成严重伤害，不在于这些弱点和缺陷本身，关键在于本国的力量对比和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法国当前的问题显得比历史上的同类问题更加严重，并不是因为法国现在犯的错误更加严重，而是她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因此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被放大了，而且在面对新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力不从心。当年的法国是欧洲第一大国，是欧洲文明区无可争辩的核心，而欧洲就等于世界本身。而现在的法国，不仅失去了世界第一流国家的地位，在欧盟内部都被德国边缘化了。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法国早就失去了主导欧洲大势更不要说是世界大势的能力了。作为边缘化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身的兴衰荣辱不是由自身的努力决定，而是由秩序输出的中心国家决定，这样的中心国家如今是美国，在欧洲则是德国。身处秩序输出中心地位且自身力量强大的好处就是自身的弱点不会被竞争对手抓住，尤其是当自身的错误也被后来的追随者仿效学习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些错误并不就会成为弱点而仅仅是特点，而边缘国家自身的优点以及成功的政策设计首先都是造福于中心国家而不是自身。例如法国设计的欧元区最终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被德国强大的制造业充分利用，损害了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制造业，最终造成了当前的欧元危机，让整个欧盟骑虎难下。而当年拿破仑第三倡议设立的以法国法郎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其中的机制也有重大缺陷，但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这完全是因为拉丁货币同盟体系就是以法国为核心，同时法国也是其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政治秩序类型反映民族文化

1789年以来的法国公共政治生活中，争论了不少的公共政治话题，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议会设计成一院制、两院制还是其他制？国家整体上设计成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搞君主立宪制还是纯粹的民主共和制？社会进步是靠自然演进还是理性社计？这些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争论从知识分子的偏好角度纠缠不清，但既然革命群众的街头暴力就是合法性的最终根源，那么总有一天会走到逻辑与行为模式的终点，那就是法不责众的街头暴力示威永远无法制约。

法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控制社会福利，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法国产品竞争力的改革虽然在议会中以多数通过，但统统都死于街头抗议，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家个个功败垂成。这就是大革命中群众运动天然合法论的历史代价。法国底层阶级的毛病就是起哄跟风抱团，各类竞争失败者们不愿意去冒险开拓殖民地，而都是聚集在巴黎这个销金窟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最后促成了底层群众的起哄政治，挟持了首都而号令了全国。因此法国民众损害长远利益的动辄罢工抗议和街头示威，实在是历史惯例的必然延续。

知人之智、自知之明以及节制与均衡的心态这是任何政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从事良好政治的必备条件，而不知不明任情任性就是开启了阶级自杀、社会崩溃与文明自毁道路。法国旧制度时代，其统治中坚贵族阶级的毛病就是因为高高在上而骄傲无比不能容人容物，他们就不像英国贵族汲取了红白玫瑰战争中贵族自相残杀的教训一样，懂得为了保存贵族阶级的整体统治而互相妥协与自我克制，还可以随时可以变脸扮出跟下等阶级同舟共济的虚伪样子。而米拉波这种被同阶级贵族群体所不齿的强奸幼女犯，被开除出贵族队伍后就毅然成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却不愿带着一帮子冒险家们去征服一个陌生的世界来洗刷自己的耻辱。法国贵族阶级被革命派群众扫地出门后就积极组织旧贵族的干涉军进攻革命派的法国来恢复自己的往日生活方式。无论如何，法兰西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们不愿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其中的新教徒一样，愿意去海外赤手空拳建立自己信仰的理想社会，他们总要依赖于跟自己生活的社会类似的成熟文明中继续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或者一心夺回自己原有的天堂。

这就是典型的晚期文明症状，上上下下各个阶级都缺乏在一张白纸作画从零开始打出一片新天地的勇气和意志。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不愿意去海外开拓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天堂，却散布到欧洲新教国家中，成为所在国反对天主教法兰西君主国对外扩张的马前卒。极少数法国人在海外殖民冒险最大的驱动力还是为了在光明之城巴黎这个文明世界舞台的中心被万众瞩目万口颂扬，而不是如古希腊人和盎格鲁人一样，殖民者和海外商人们到了一个地方就组织自治团体，在当地生根发芽，最后与母邦切断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而与母邦平起平坐。而法兰西的殖民帝国却是法国本土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再现，殖民地事无巨细一律听命于巴黎以及巴黎派出的大小官吏。

地方自治与公民自治是不可分离的，削弱一个就会连带削弱另一个，何况是两个都在削弱？以卢梭式的公意名义同时削弱地方性和个人性，把社会成员原子化同质化，把有机社会变成由孤立个人组成的散沙社会，让他们直接面对高高在上不可撼动的国家机器的统治，最终的逻辑终点和事态演变那必然就是中央集权利维坦巨兽可以轻易控制一切。当公民们不再愿意抱团使用武力来进行自我统治和自我保卫，而是乞灵于高高在上国家政权的保护，必然会造成在国家面前而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综合起来，最后的结局就是国家干涉主义在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博弈中永久占据了上风。之所以法国模式没有堕落到极权主义的境地，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诸项观念中，自由民主的比例毕竟占了绝大多数，而不至于让卢梭的公意论以及雅各宾专政模式一手遮天。

大革命期间的吉伦特派联邦制的尝试被打断，法国于是继续进入旧制度奠定的中央集权政府控制一切的历史轨道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早就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兴趣、热情和能力，事无大小恨不得统统扔给中央政府来包干，让巴黎的中央政府成为一个脑充血的巨头怪胎。而社会越来越依靠国家的组织而丧失自我组织的能力，国家成了极度强大又极度虚弱的泥足巨人，个人变成了极度自私又极度精明的散沙末人，两者都是一触即溃一打就倒，例如1940年第三共和国的覆亡就充分说明了这类体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法国的有识之士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个过分中央集权的弊端，但1980年社会党上台后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不仅来得太迟了，而且时机显然不对。因为在多元文化混杂的时代，在欧盟框架下内部竞争加剧的时代，在全球化趋势天然削弱国家权力的时代，为了保持法国的独特个性和延续传统，需要的是继续维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模式与共和同化模式来弥补弱点而不是任其被形形色色的异己势力攻破。

阶级地位决定政治品质与风度

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原本被舆论普遍看好的传统右派政治家、前总理菲永就因为贪图那一百万欧元的津贴，让家人在名义上担任自己的政治助理拿干薪，结果就毁掉了自己手到擒来的总统大梦，给法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增加了充满危险的不确定性。令世人感叹像伟大领袖戴高乐一样工作与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政治家太少了。事实上，戴高乐将军是笃信宗教的小贵族后代，这才是他不同流俗远超群伦的真正原因。

戴高乐当年政治实践成功以及毫无瑕疵的个人美德其社会根基在于法国古代社会中的天主教信仰和贵族品质的完美结合。大贵族作为领袖阶级，具有天生的领袖群伦当仁不让的骄傲，而地方小贵族和地方教会组织，起到了承上启下，组织基层的作用。这个结合从启蒙运动开始被怀疑，在大革命的高潮中被反复折腾，但其余泽一直在保卫着法国社会根基和文明根基。直到1968年，法国青年一代以狂欢的方式与这个伟大传统决裂，向古老、虔诚、威严和等级制的法国作最后的告别。从此以后就是那种历史小人物政治家们的狂欢，这些政治小丑们唯一在乎的就是选票和钞票，为了迎合选民而无所不用其极。

法国历史上三场关键性的革命，从1792年法国革命军队向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输出革命，到1848年法国革命军队止步于法国境内，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政令不出巴黎城墙。这三场革命政治威力递减不仅反映了法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而且还跟着三场革命的领导阶级有关。1789年的革命最初就是由长期执政的强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大贵族大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导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开始只是跟风派。1848年的革命却是由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文人、记者和律师作为领袖跟着境外革命的爆发而起哄发动的。1871年巴黎公社仅仅是一群底层职业政治冒险家们在国家战败皇帝被俘外军占领的极端时刻孤注一掷突袭成功的。因此这三场革命持续时间也在递减，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才算终结，持续了二十六年。1848年开始的革命直到拿破仑第三重建帝国才算结束，持续了五年。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就只有三个月的生存时间了。

大革命前，以大贵族为中坚的特权阶级不愿意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开放政权，却因为盘踞在凡尔赛宫这个最高统治集团的安乐窝里，不愿意深耕地方组织群众，不能在地方上真正压制和掌控他们。因此当民智已开民怨沸腾的时候，在全国性舆论的压力下，贵族阶级无条件放弃封建特权的自我牺牲来得太迟了。因为这已经接近于战略上的全盘撤退掉头逃跑了，不仅不能满足已经看到自身威力的革命群众，而且暴露出了自身权力意志大幅度弱化以及缺乏或者不善于及时采取强硬手段的弱点。最后事物的内部自身逻辑就充分展开，自然演变成了用群众运动方式来对君主制和大贵族阶级大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清洗。

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在绝对君主制下长期被大贵族们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利，政治妥协和交易平衡所需要的经验和技巧无从积累。因此当他们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被群众运动推上政治舞台中心有机会执掌国政的时候，却根本不具备从事高级政治所必备的政治妥协与平衡的必要技巧，最后不仅倾向于用断头台来解决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也用断头台来解决同阶级的政治代表内部的纷争。最后的结果就是阶级自杀，为武装的凯撒主义政治强人的军事独裁政权开辟了道路。这种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凯撒主义领袖的雄才大略都是高度个人化而不是高度阶级化的，所以人亡政息是必然的正常结局，掌权的时候被斩首清除后树倒猢狲散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阶级地位始终是政治层次格局识见胸襟的最有效鉴别工具。法国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很骨感。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什么？名副其实，首先是本钱小，然后是眼界小，最后是心胸小。法国小资产阶级宁愿为国捐躯，却不愿意为国捐钱。大革命消灭了封建特权和大地主制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消灭了大地主大贵族阶级对于公共政治的责任心和把全球玩弄于股掌间的眼光和手腕，而且成功地把作为统治集团的胸襟眼光拉到了自身的水平。小资产阶级在长期鄙视大贵族的同时，也成功学习到了对方的缺点。免税在大革命之前一直是作为统治集团的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这成了历史惯性。法国大革命后免税或者尽量少纳税就成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标志，纳税就变成了小人物的义务，逃税就成了聪明人的标志，于是间接税成了统治集团的最爱。小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法典》的保护下，在平分土地造就的小农经济格局的保护下，他们作为社会中坚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死守着自己那几亩地几间作坊的产业，呼喊着“打倒共和国，打倒捐税”的口号，拥护所有能满足他们免税避税保护财产权要求的政治冒险集团。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经济现代化以后，才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农业和大服务业逐步淘汰。

宗教信仰是社会与文明的蛹体

当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还处在生气勃勃革命阶段的时候，他们对衰老陈腐的天主教会不屑一顾，全身心拜倒在了启蒙主义者们营造出来的观念世界里，成为了理性主义新宗教的信徒。以为依靠那个由理性批准，以自由担保的永垂不朽的《民法典》，就可以保证从此永远生活在《人权宣言》精神所奠定的美丽新世界里。所谓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最后一个环节，今后人类历史的轨迹就会按着启蒙学者们所昭示的真理一样，永远在自由民主的范畴里从一个进步走向另一个进步。

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帝国，这段历史时期正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最主动最活跃最自信的年代。这个在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大金融时代里被淘汰的阶级，在启蒙原则、革命激情和理性主义乐观信念的鼓舞下，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上演了空前绝后的最伟大革命戏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为人类做了那么多牺牲和贡献，却收获了那么少，因为这是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中心前最后的剧烈挣扎。他们充分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美德——勤俭、热情、忠诚、平等友好待人以及天生具有强烈的朴素正义感，这些美德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和运用，造就了永垂不朽的《人权宣言》原则以及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永久传奇，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缔造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成就尽在其中。

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是保护小私有制，反对大私有制，赞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平等。因此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金融要求全面彻底的对内垄断和对外激烈争夺世界市场的时候，当人性中的一切邪恶都在帝国主义阶段和殖民主义手段中充分暴露的时候，当除了自身劳动力和技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具备了自身的阶级觉悟和作为公民以选票展现自身政治力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就跟随着大资产阶级就龟缩到传统宗教而不是自由民主的庇护所里去了。他们重新乞灵于等级制的牢固藩篱和愚民政策的弱化安定效应，就像他们推翻的贵族阶级前辈那样。为了维护他们的私有制特权，最后会不断对旧的和新的反动政治思潮妥协，不管是回归奴隶制还是拥抱法西斯，但愿永远不要出现推翻财产权统治的社会革命才好。

法国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苟延残喘的一个半世纪里，一开始秉承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乐观信念，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就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会，而资产阶级皈依天主教会的速度更快一些，因为他们更加审慎保守。总而言之就是资产越大越保守，皈依传统宗教的速度越快。宗教信仰作为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世界，它的功效不在于有逻辑的理性和具体化的利益，而在于对人类心灵的安慰，以及服务于人类社会和文明长期延续。按照天主教的悲观教义，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苦难与罪恶，人生来就是要经受这些折磨。人性本恶，对人性不抱希望就不会过多失望。一切都是上帝的考验，唯一的希望在于信仰本身，唯求最后审判时问心无愧。这种解释虽然不是理性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但它真正的功用是防止因为文明和社会因为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而自我解构导致最后自我毁灭。个人的集体责任感越低，目光越短浅，就越容易陷入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子孙后代全不顾，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状态中。宗教信仰的真正功用就是抑制这类天然就会萌发的精神毁灭因素，保持社会的有机性和自组织性，将不完美有缺陷的人类文明进程持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而不是要么追求精神洁癖不能容人容物，要么自甘堕落无恶不作走向左右两个极端而迅速走向彻底毁灭。

法国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人信仰宗教了，绝大多数人都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除了出生受洗和举行传统宗教婚礼，很多人一生中连一次教堂都不去，法国社会实质上已经进入到了社会解体和文明衰败的状态。穆斯林社区的加剧入侵和独立自治以及伊斯兰背景的恐怖主义袭击在法国频繁暴发，而天主教会在其中无所作为，充分证明了传统的天主教会已经丧失了活力和组织能力。在天主教会的全盛时代，敢对异教徒和异端实施残酷刑罚，轻易就能组织起一支宗教军队，不计报酬，不顾安危，不远万里去举行圣战，解救教内兄弟姊妹和传播自身的信仰，哪会让如今这种伊斯兰背景的恐怖分子在法国社会横行无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家和法兰西民族的共和国政治家三位一体，都把天主教会作为攻击的靶子和最大的对手，旨在取代由天主教会建构的旧社会而建立由大革命诞生的自由民主新人组成的新社会。到现在，他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天主教会已经被打倒而丧失群众，其对文明和社会的保护功能丧失殆尽，社会已经接近最后的解体，文明已经接近最后的衰败。历史的逻辑和事物的本性就是如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仁得仁，又何怨哉？

1789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之所极度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国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法国作为定居型和延续型的古老文明国家，其所发明和代表的政治演化模式足以囊括非盎格鲁政治文化圈以及荷兰瑞士北欧新教诸小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每一个民族建构类型和民主共和制度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尤其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都可以在法国的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中找到自身历史进程的对应物。而且法国本身的现代政治与经济文明的成就也是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以外的最高层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自得其果。参照和思考失败的经验往往比急于照搬成功的经验更重要，因为能否复制成功的经验需要天赐的机缘，而避免重蹈覆辙，或者参照失败的经验争取自身在同样处境下损失尽可能小，这就完全取决于参考者自身的禀赋、德行和智慧了。

写于2017年6月到10月间

《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一期

历史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