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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与魔幻的史诗世界
发布时间: 2024/1/31日    【字体:
作者:李筠
关键词:  传奇 魔幻 史诗 维京人  
 


为什么进入中世纪这座博物馆,一开始要看维京人?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很多有趣的魔幻故事吗?确实,《维京萨迦》讲了很多热爱自由的奇幻故事,从这一大堆英雄史诗里面,现代人找了很多素材来编织自己喜欢的故事。比如长篇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和系列动画电影《驯龙高手》,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过,看维京人真正的目的是帮你看清楚中世纪的开局,关键词是“混乱”。在世人印象里,中世纪很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它到底有多乱。维京人就代表了中世纪的乱。我们通过爬上三个台阶来理解中世纪早期非同寻常的混乱:第一,勇猛的强盗;第二,末日的世界;第三,极低的起点。

 

勇猛的强盗

 

维京人是勇猛的强盗。从外人的观感来看,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特别能打,另一个是行踪飘忽。这两个特点是不是像极了龙(dragon)?无论是《驯龙高手》的男主角希卡普,还是《权力的游戏》里的女主角“龙妈”,谁掌握了龙,就是世界的王者。他们骑上龙背翱翔天空,对地面和海面上的一切敌人进行毁灭性的降维打击。龙象征着毁灭!

 

维京人的龙和我们中国的龙长得不一样,文化内涵也差得很远。我们中国的龙也很有威力,似乎战无不胜,也确实行踪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重点是:龙是权威,是祥瑞,是各种美好文化元素的集大成。西方文化当中的龙没有什么美好的文化元素,它们长得都比较狰狞,远远不像《驯龙高手》里面的无牙仔那么可爱,倒是真的像《权力的游戏》里的大黑龙卓耿那么可怖。它们也没有自带善良、仁慈、正义这些好品质,它们就是顶级武器。如果说龙在西方也是文化符号,也是图腾,那么,它只代表着残酷、暴力、恐怖、毁灭和征服。基督教在《圣经·启示录》里把龙彻底地变成了最负面的形象:龙是魔王撒旦的化身。

 

维京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和龙的形象是高度吻合的。维京人(Viking)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古北欧语Vig,它的意思是“战斗”,从名字来看,维京人就是叫自己“战斗民族”。他们来自北欧,世人又叫他们“北欧海盗”,长久以来,维京人和北欧人两个词基本上完全可以互换使用。

 

了解一个上古民族,最好的入口便是他们的神话和史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中年人更熟悉北欧神话和史诗。因为在漫威的漫画及其系列电影《雷神》和《复仇者联盟》里,雷神托尔是和钢铁侠、美国队长、绿巨人、蜘蛛侠并肩战斗,一次次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育碧娱乐软件公司也把最新款的动作冒险类游戏大作《刺客信条:英灵殿》的背景设置为维京人对大不列颠岛的征服,英灵殿就是北欧神话里主神奥丁的大殿。北欧神话甚至已经从雷神托尔的拯救世界和勇猛海盗的武力征伐,逐渐下沉到了《纪念碑谷》(三维空间解谜通关游戏)的静谧和恬淡。其中的核心标志是女主角的名字艾达,它就来自北欧神话诗歌总集《埃达》之名。显然,北欧神话已经是当今流行文化当中非常火热的元素。不过,流行文化所汲取的元素大多按现代人的口味调试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北欧神话和史诗透露出来的维京人的原始面貌。

 

第一,尚武。这种品质对战斗民族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在北欧的神话和史诗当中,凶狠彪悍被崇尚,兵器锋利被吹嘘,武功高强被赞美,更重要的是,除了它们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品质值得他人高看一眼。在他们的整个系统里,上至主神奥丁,下至自由农,都是海盗形象。主神奥丁面目凶暴,而且是独眼龙。崇尚武力是维京人的海盗世界当中最底层的价值观,他们有一句谚语表达得非常直接:能通过流血得到的,决不通过流汗得到。“强盗”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价值信条。

 

尚武不仅是驾船劫掠的男人们的信条,也是居家守业的女人们的信条。在《鲑鱼河谷萨迦》和《尼伯龙人之歌》当中,比好勇斗狠的男人们更心狠手辣的女主角比比皆是。即便不是主角,而是不起眼的角色,女人们心仪的男人也都是狠角色。北欧神话和史诗里几乎没有谈情说爱的故事,两个男人喜欢同一个女人,不会花浪漫功夫去猎取女人的芳心,而会决斗。女人也心甘情愿跟活下来的胜利者走,没有爱与不爱,只有可不可靠。

 

第二,残酷。这种品质是对尚武品质的合理延伸,但北欧民族对它的定位却令人震惊:残酷是不可避免的。在北欧神话里,主神奥丁不是慈祥的老爷爷,而是凶狠残暴、阴鸷诡诈的君王,他不仅反叛巨人夺得神王之尊,还要旷日持久地抵抗北方的冰雪巨人族、南方的苏尔特巨人族和本地永不安分的神族。族类之间的战争永不熄灭,而且最终会毁灭整个世界。北欧神话的大结局是,在一切混乱集成的末日,主神奥丁死于同魔兽恶狼的搏斗中,他的长子雷神托尔与魔兽巨蟒同归于尽,整个世界完全毁灭。残酷,是我们不熟悉的,恰恰是维京人熟悉的。残酷,对我们来说,只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野蛮,是可以用文明不断驯化的;对他们来说不是,残酷就是世界的真相,无法改变,也无法逃避。

 

北欧式的残酷还常常通过我们认为的“乐极生悲”非常“意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北欧神话和史诗中,“好事”一定埋藏着“坏事”,越大的“好事”就埋藏着越大的“坏事”,“坏事”会在你享受欢乐的时候突然降临,让所有人猝不及防。而且,“坏事”不是好事多磨的中间环节,它就是大结局。熟悉《权力的游戏》的朋友通常会因为剧中人物的暴死而感到非常意外,觉得剧情太过残酷。其实,艾德背负大罪被处决,已经蕴含在他接受“国王之手”职位而位极人臣的欢乐中;劳勃因狩猎野猪重伤不治,已经蕴含在他狩猎、狂饮、纵欲的欢乐中;罗柏在“血色婚礼”上惨遭屠戮,已经蕴含在他节节胜利和觅得真爱的欢乐中;泰温、史坦尼斯、蓝礼、“小玫瑰”、“大麻雀”乃至“龙妈”,无不是在巅峰时刻“意外”暴毙。一切的欢乐只是最后残酷结局的铺垫,结局是黑色的,没有例外。所有的“意外”都只是不熟悉北欧逻辑的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他们故事之时一厢情愿的误算,无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乐感文化”底色,还是现代世界的乐观进取精神,都离正视生存极艰的北欧残酷太过遥远。

 

第三,悲壮。这种品质是尚武和残酷两种品质的升华和结晶。勇猛凶暴的海盗,撞上了无法逃避的残酷,唯一能说服自己也让别人敬重的选择就是悲壮地走向死亡。死,也要死得像条汉子。连主神奥丁和雷神托尔都是这种结局,其他英雄就更不用说了。勇猛,就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哪怕敌我力量悬殊,哪怕场面令人绝望,哪怕只有死亡这一种结局。奥丁和托尔给维京人种下的这种力战而亡的气概,里面没有顾全大局的谋略,也没有为上帝献身的虔诚。因为没有更高的道德去升华死亡的意义,我们甚至很难将它称为道德上的勇敢。但悲壮已经足够震撼人心。而当这些把悲壮当成生命终点的人成为你的敌人的时候,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留下维京人勇猛形象的神话和史诗,按照原始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埃达》,它比较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北欧神话本土面貌;第二类是《贝奥武甫》和《维京萨迦》,它们是维京人侵袭西欧人的胜利诗篇,前者比较忠实地描绘出没有接受基督教观念的古老北欧传统,后者是多个“萨迦”(故事)的总称,随着故事创作者们一步步融入西方,可以明显地看出基督教观念的一步步渗透;第三类是《尼伯龙人之歌》,它描写了维京人定居欧洲大陆之后的故事,有维京人的根,但已经进入了成熟的中世纪基督教框架。《尼伯龙人之歌》在德国影响非常大,后来天才音乐家瓦格纳以它为母本创作出不朽名剧《尼伯龙人的指环》。

 

很不幸,勇猛凶暴的维京人闯入了西方,入主西欧之后还没完全站稳脚跟的日耳曼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公元793年第一次被西欧人记录下来的时候,维京人完全是撒旦派来的毁灭者,他们给当时西方人呈现出的就是现在《权力的游戏》里“异鬼大军”的面貌。西方人有关维京人来袭的第一次记录是这么写的:

 

这年诺森伯里亚出现了可怕的凶兆,把人们吓坏了。它们包括狂猛的旋风和闪电,又看见火龙在空中飞舞。……异教徒将林迪斯凡的天主的教堂惨加破坏,又抢又杀。

 

当时的教士们在最重要的史书里写下的段落本身就是他们被维京人吓坏了的证明,哆哆嗦嗦,就快要语无伦次了。翻开任何一本中世纪早期留下的史书,都可以感受到维京人带来的无尽恐惧。

 

维京人从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乘船南下,到大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西半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教堂也不放过,法兰克国王和领主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整个西欧,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哪怕是城高墙厚的伦敦和巴黎。

 

大不列颠岛的国王长期是由丹麦国王兼任的,因为大不列颠岛离北欧更近,更容易被维京人直接控制。后来跨过海峡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公爵威廉也是维京人的后裔,“诺曼”就是北方人,就是法兰西人对维京人的称呼,诺曼底就是维京人在法兰西获得的地盘。北欧元素在英国史中一直非常活跃,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说的就是丹麦王室的故事,哈姆雷特就是复仇的丹麦王子。

 

从公元800年之前到公元1000年之后,超过两百年的时间,整个西欧在维京人的侵袭之下陷入一片混乱。维京人和其他强盗奉送给西方的是一段基本的安全和秩序都大成问题的黑暗岁月。11世纪前后,大多数维京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在西欧建立起定居的地盘,北欧诸国国王走向集权,它们使得维京人大规模的劫掠逐渐停止,身处西欧的维京人也逐渐融入了西方文明。

 

末日的世界

 

维京人代表的中世纪早期的混乱可以怎么形容呢?说起混乱,你会用什么词来描绘呢,天翻地覆、玉石俱焚?

 

有一个你一定听过却不怎么熟悉的词用来形容中世纪早期的混乱最为贴切,就是“末日”。当时的西方无论从客观的形势来看,还是从人们主观的感受和观念来看,维京人带来的就是末日的世界。

 

末日是基督教的观念,严格来说,古希腊文化和哲学传统中没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没有。末日是犹太教留给基督教的观念,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占据国教地位,它也被普及了。犹太教的经典《圣经·旧约》有过末日的说法,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末日。比如《但以理书》中,先知但以理梦到了很多异象,大国之间相互征战。但上帝派天使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以色列民族)会在列国征战的毁灭中获得拯救,仍然是“大团圆”结局。

 

真正把末日观念带给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新约》,尤其是其中的《启示录》。可以说,它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关于末日观念的总根源。《启示录》里面写了很多末日景象,非常具体,使徒约翰把耶稣重临、末日审判、世界毁灭说了个仔仔细细,很多桥段都非常恐怖。末日的来临要历经七封印之灾、七号角之灾和七碗之灾。每一个封印解开、每一个号角吹响、每一个盛满上帝愤怒的碗倒下,都是恐怖至极的灾难。比如,第四个封印解开,天启四骑士——饥荒、瘟疫、战争、死亡被放了出来。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雹子与火掺着血打在地上,三分之一的地和三分之一的树都被烧掉了,所有青草都被烧掉了。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列国的城都倒塌了。其间还穿插了很多恐怖的大怪兽,比如撒旦化身七角大红龙,还有海中之王利维坦和陆上之王比希莫特。总之,《启示录》堪称世界毁灭大全,所有天翻地覆的坏事尽在其中。直到今天,刻画末日都还是好莱坞电影津津乐道的主题,大地震、大洪水、彗星撞地球、外星人入侵……花样百出。不过,再精彩的大片最多也只讲了《启示录》的一两个场景,对《启示录》来说只是一个片段而已。

 

《启示录》宣扬的末日观念很独特,最底层的逻辑在于一个文明怎么看待时间。古希腊和中国传统的时间观都是循环论:这个世界会像春夏秋冬一样周而复始。即便有乱世,也只不过是冬天的肃杀,不会是绝路,因为春天总是会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完全是另一种时间观,叫作线性时间观。基督教把线性时间观贯彻到底,《启示录》仔仔细细地描绘时间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样子,终结就是这样来临。人间的一切都是往而不返的,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没有回头路。在这条唯一的道路上,所谓末日就是此岸世界彻底结束,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有的这个此岸世界完完全全毁灭了,人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末日是此岸的终点,人间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暂时的、丑陋的,在末日全部结束。

 

这种末日观念在中世纪早期深入人心,和维京人的烧杀抢掠大有关系。宗教固然会通过自己的传教士讲故事,但事实胜于雄辩。维京人的烧杀抢掠是铁一般的教科书。一切都在毁灭,这个世界马上就走到头了,坏人横行霸道是毁灭的一种形式,它证明了毁灭就在身边,是这样地真切,这样地实在,这样地无法逃避。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神话和传说没有留下关于世界毁灭的故事,也没有过相关的哲学讨论。毁灭不可避免,在中国文化当中没有位置,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这样看待世界的走向。也就是说,中国文明里面有黑色成分,但从来没有黑得如此之深。这也是我们很难理解中世纪的重要原因。在那个世界里,眼前的灾难所带来的绝望是无法缓解的,没有尽头的,无法改变的,完全是绝路。

 

混乱,在每个文明里都有过,但没有像中世纪这样乱得刻骨铭心。它不仅包括客观上安全普遍得不到保障,更下沉到了文化的底层,加上基督教的背书,渗透进了西方的人心之中。中世纪早期的混乱变成了西方文明当中乃至所有人类文明当中非常罕见的暗黑文化,混乱、灾难、绝望、无助等等你所有能够想到的坏词都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宗教意义,让可怜的人们在自己内心最深处都逃无可逃。维京人就是这种无尽黑暗和绝望的外在标志。

极低的起点

 

选维京人作为中世纪博物馆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想让你先体会一下中世纪深不见底的黑,有了这抹黑色打底,任何彩色都会让人觉得很鲜亮、很珍贵。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暗中的光亮是从哪些不起眼的角落里透出来的,也就是中世纪是从一个什么样极低的起点开始往前走的。

 

第一,秩序是在强盗们的火并中逐步形成的。

 

上面已经提到,西方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维京人的侵袭是793年,这个时候,中世纪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接着往下找,维京人和西方人之间有记录的最后一次大战是在991年,也就是中世纪的前半段基本结束的时候。维京人祸害西方应该超过了两百年。

 

维京人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第一批强盗,不过基本上是最后一批。在他们之前,罗马帝国晚期就出现了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等强盗部落,历史上把他们统称为日耳曼人。这些强盗“里应外合”地捣毁了罗马帝国,自己开始费力地建立王国。不过,他们的实力确实不行,就是建立了王国离强盗团伙也不远,军事上打不过新来的强盗。维京人只是其中的后浪,一波波的前浪都被拍在沙滩上了。因此在政治上,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强盗们建立有效的统治都很难。有历史学家刻薄地说,在那个年头,这些蛮族王国“衰落或倾覆的速度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

 

在中世纪前五百年的强盗火并的局面当中,还是存在一点进步的,因为武力在高强度的比拼中会自我进化。理由并不复杂,谁想出办法订立政治目标、拿出战略战术、提高军队的组织水平和纪律性,谁就能从强盗火并中脱颖而出,就能和其他强盗拉开差距,容易率先迈过文明的门槛。这个时期最成功的,当然是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他的出现说明强盗们摸到了文明的及格线,中世纪找到了基本的文明的章法。他的故事后文会专辟篇章重点讲。

 

第二,庇护是实现统治的基本形式。

 

在中世纪早期,从内到外都是暗黑色的。烧杀抢掠的北欧海盗四处横行,国王和伯爵们的军队全都一败涂地,不仅没法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安全,甚至维系自己的政权都很困难。老百姓如果连基本的安全都没有保障,他们怎么活下去呢?他们只能求助领主、主教或者修道院,最好有大城堡或者修道院可以躲进去。作为西方文明重要象征之一的城堡,其实是中世纪早期西方人觅活求存的避难所。城堡是“中世纪政治是典型的弱政治”最明显的外在标志。

 

在军事和政治都极度脆弱的情况下,政治就是非常简单的人身保护关系。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政治在顶层要有秦始皇的说一不二、乾纲独断,中间要有整齐划一的郡县制、省部司局,底层要有统一管理的编户齐民、保甲连坐,这是典型的强政治。它们对中世纪来说,完全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目标。中世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源都不足以支撑起强政治。

 

老百姓的生存之方很简单:谁能保护我,我就认谁当老大,我种田的绝大部分收成都归他,有纠纷到他的大堂听他裁判,他出门打仗,我就替他牵马。政治的基本逻辑是人身依附关系,它是弱政治的基础。从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为底色的弱政治当中,封建就酝酿出来了。正是查理曼,他主动地推行封建制,基本实现了封建制对西欧的全覆盖。因此,中世纪是一个以我们不熟悉的弱政治为底色的时代,用中国人熟悉的强政治的逻辑去理解它,往往会出现重大的偏差。

 

第三,抄书是维护文化香火的基本形式。

 

军事和政治的脆弱使得经济生产没有保障,贸易无法展开,货币和许多城市都消失了。养活文化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这种局面下就更奢侈了。中世纪早期,文化人只在修道院里存在,俗人都成了文盲,包括绝大多数国王和贵族。伟大如查理曼,也只在成年之后粗通文墨。

 

在修道院里,教士们也干不了什么文化创作,他们能维持文化的香火就不错了,他们的办法就是抄书,尽量把典籍保存下来。抄书保留了很大一部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但很多还是消失了。西方重新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得到12世纪。抄书不只是把典籍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只要西方文化没有断绝,它绝地反击的底气就会一步步积攒起来。文化亡了,一个文明才是真的亡了。

 

就这样,武力在强盗火并中找出了明智的最强统治者,政治在人身保护中找到了可行的新统治形式,文化在抄书中保持着文明的底气。扛过这五百年,等维京人和其他强盗的侵袭逐渐停歇,从这个极低的起点出发,这才是我们如今熟悉的现代西方真正的起点。在这个极低的起点上,灿烂的古希腊罗马几乎已经被抹平,从普遍的混乱中究竟能酝酿出什么来,在当时真的很难看清楚。西方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一条极度蜿蜒曲折的路。

 

本文摘自《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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