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商周青铜时代的诸多共性，但也具有古蜀文明的特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考古学样本。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十分宏大，涉及青铜、象牙、玉器、黄金、朱砂、海贝等许多种类，这些资源在商周时期极为重要，其来源体现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程度和古蜀国家的控制能力。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政治统治和广泛的交流网络之上，是古蜀王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三星堆考古发现重绘了世界上古文明的知识图谱。

继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考古大发现之后，近年来在同一地点又相继发现六个祭祀坑，从而引起海内外公众和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在三星堆文明的研究进程中，对其资源体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众所周知，资源是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资源与社会的关系自古以来便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我们认识文明发展的进程、路径及其程度重要的标尺之一。通过对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八个祭祀坑的考古学观察，可以揭示出三星堆文明在资源体系以及交流网络上的诸多特点，本文试作论述如下。

一、三星堆文明资源体系的主要构成

所谓资源，是一个含义广阔的概念。一般而论，就资源本身的特性而言，大体可分为自然资源、人工产品以及技术、工匠资源等各个层级。而就其价值属性而言，又可分为基础性资源，如水、食物、盐等基本生活资源，以及专为社会高等级人群消费的珍稀类资源，也称为奢侈品，如黄金、珠宝、美玉等等。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即中国商周时代最具代表性特征的青铜、玉器、黄金、海贝，以及在三星堆文明中独具特点的象牙、朱砂等重要资源。

（一）考古材料所见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主要资源

在迄今为止所发掘出土的三星堆八个祭祀坑当中，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当时作为“国之祭祀”使用的大量珍贵资源，其中主要可分为以下各类：

1.青铜器

和商周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其他遗存一样，三星堆文明以大量的青铜器生产和使用为其特点。在三星堆八个祭祀坑当中，出土数量最丰的正是各种青铜制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大体上可作两分法：一类可视为与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在类型和功用上基本一致的青铜礼器类，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但三星堆出土的另一类器物，则完全是蜀地独特的创造，主要包括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各类头像、各种神灵动物如鸟、龙、虎、蛇、有翼神兽等的形象，以及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具有强烈祭祀背景的青铜器物。

以考古报告正式公布的三星堆第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为例，其中一号坑中共出土青铜器178件，可分为人像、面像及面具、龙虎饰件、礼器、仪仗等五个大类；二号坑出土青铜器735件，可分为人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眼形饰、眼形器、眼泡、神树、神坛、神殿、太阳形器、礼器、饰件等器物。目前其余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内青铜器出土情况还未见正式公布数据，但从有关报导来看，其种类和一、二号坑大体相同，数量在出土器物中也是最为丰富的。

2.玉器

三星堆八个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玉器，既有加工成型的各种玉制礼器，如玉璋、玉璧、玉环，以及仪杖、工具、饰品等物。这些玉器的形制与中原文化的玉礼器系统基本一致。在一些玉器上还发现线刻的神树、祭祀山川的场景等图案，反映出三星堆玉器作为祭祀礼器的特点。

3.黄金制品

三星堆八个祭祀坑中，相继出土了不少的黄金制品，其中包括拓展成金箔之后覆盖于青铜人头像表面的黄金面具、用同样的金箔包裹在木制杖体表面制作而成的金杖，用金箔制成的各种鸟形、人形、鱼形饰物，以及不同大小规格的圆形金箔片等。从新出土的五号坑中，首次在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的背面的泥土里发现混杂有呈块状的黄金器物，表明三星堆黄金的用量可能不小，用途也十分广泛。

4.象牙及制品

三星堆各坑均在近坑口位置的上层铺放有一层整根的象牙，数量不等，如一号坑铺放有象牙13根，二号坑铺放象牙67根，三号坑104根，四号坑47根，七号坑62根，最多的八号坑铺放象牙竟然高达312根。这些象牙有的在入坑埋葬之前被火焚烧过，象牙的表面未见加工的痕迹。二号坑还发现有象牙制成的珠子以及用象牙加以雕刻后形成的残片，上面可以辩识出云雷纹、兽面纹等纹饰，表明当时已经知道用象牙制成象牙雕刻等物品。其后发现的各个坑内，也有类似的用象牙覆盖于坑口上方和使用象牙雕刻的情况。

5.朱砂

朱砂在三星堆祭祀坑中使用较为普遍，一是用朱砂涂抹于青铜器、木器等器物的表面，二是在坑内的填土中，也发现有朱砂的颗粒状遗存，表明朱砂在三星堆也曾是贵重的资源用于祭祀活动之中。尤其是在新发现的六号坑内，出土了一个已经碳化的木箱，箱内涂有朱砂，同时也检测到丝织品的残余物质，表明朱砂和丝织品都是作为重要资源加以集中收藏掩埋的。

6.海贝

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海贝多放置于坑内的青铜容器当中，如二号坑共出土海贝约4   600枚，其中3   300枚较为完整，这些海贝分别放置在二号坑的某些青铜尊、青铜罍之内，还有一些散乱的落在坑底。经有关专家的鉴定，海贝有货币、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

7.丝绸

在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中，多个坑中均发现有已经碳化的丝绸残痕和丝绸类的植物蛋白残留物。在对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复查工作中，至少在近五十件出土青铜器的表面，发现有丝绸残余物。由此表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能够熟练地织作和使用丝绸。

（二)三星堆青铜文明各类资源的利用及其价值

之所以将上述门类的考古出土器物按类别列入到三星堆文明的主要资源体系之内，是由这个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总体资源状况所决定的。

青铜作为首选项理所当然。在中国青铜时代，虽然各地制作的器物形制、门类和功能各有不同特点，但青铜器作为代表文明标志成就之一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殷墟遗址，再到西周时期的周原和洛阳，都曾发现过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铜遗址，出土有不同数量和等级的青铜器物。由此可见所谓“三代文明”最典型意义的礼器系统均是由青铜器来承担的。这些遗址中所出土的青铜器，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礼制观念和制度的形成，也体现出夏商周历代王朝对青铜资源的掌控和利用状况。

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学者指出，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中国还曾有过一个“玉器时代”。从美石到礼玉，进入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后，玉器常常与青铜器伴随而出，体现着重要的礼仪性功能。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商周时期的铜器与玉器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的特质。两者均属珍稀资源，在礼制系统中均发挥作用，原材料均是在中原之外更为丰富。”三星堆玉器与青铜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出土的一件玉琮上有阴线刻出的神树图案，与过去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神树形态上完全相似。在一件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的表面，刻出了祭祀山川的场面。还有一些站立在青铜神坛上的人物，手中持有带有分齿的牙璋，甚至在新发现的青铜人像衣饰上，也用牙璋作为装饰。这些现象都表明，铜器和玉器这两者均是礼制和祭祀系统中互为补充的“国之重器”。

黄金作为贵重金属，从来被各古代文明视为珍稀之物。三星堆使用黄金做成黄金面具，贴附于某些青铜头像的面部，很显然表现的是这些青铜头像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用黄金箔包裹而成的木杖，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着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纹饰相同的图案，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神秘的含义令人寻味。由于这件金器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将其认定为与三星堆神权、王权有关，代表权力、威仪和等级的“权杖”或者“神杖”“王杖”，应当是可以成立的。权杖，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英文称之为Mace或Scepter,一般认为它早期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实际的击打功能，既可用于狩猎劳作，也可用于兵器或防身的武器，后来逐渐衍生成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性仪仗用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属性，成为象征着王权、身份与等级地位的手持器具。考古遗存中的权杖既有本体性的实物，也有帝王、国君、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以及精英贵族等人物手执权杖的图像。所以，不难看出，三星堆文明中对于黄金的使用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目的性，绝不是普通阶层可以涉及之物。

三星堆祭祀坑和后续的成都平原金沙遗址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整根象牙作为祭祀的重器，这一点在同时期的其他古文明中尚属首例。虽然在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等文明中都有使用象牙制作牙雕印章、艺术品的现象，但没有发现如同三星堆这样大量使用整根象牙作为祭祀用品的情形。很显然，象牙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文明体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目前对于这一意义还缺乏合理的解释。但是从祭祀坑的掩埋程序上观察，象牙不仅要参与祭祀活动，与其他的青铜、黄金、玉器等同坑使用，而且是放置于整个坑口的上层，或有可能是在祭祀程序中的最后环节使用的重器，也或有可能与某种守护寓意相关，其意义不容低估。象牙作为三星堆文明中最具价值的宝贵资源之一，应在情理之中。

朱砂在中国古代也是另一类珍稀资源，因其以鲜红的色泽为标志，具有象征生命、鲜血、复活等原素，从而早在史前时代便已经使用于古人的墓葬之中。进入到夏商周三代文明时期，朱砂在宗教、祭祀等方面也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但因其产地有限，也是珍稀资源。

海贝作为货币，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现象，例如货贝（Monetaria Moneta)和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这两类原产于印度—太平洋的海贝，在历史时期的非洲西部常常被用作货币。海贝在商周高等级墓葬中普遍出土，金文中也常见“赐贝”等有关贝的各类记载，很显然也是作为一种稀有之物加以珍重。三星堆出土的海贝除散落于祭祀坑的坑底之外，几乎均出土于青铜礼器尊、罍之中，主要的品种也为货贝、环纹货贝等，很可能也具有象征货币的价值意义在内。

最后是丝绸。众所周知，丝绸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早在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多处桑蚕、蚕蛹及其象征物的遗存发现，表明桑蚕和丝绸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丝绸成品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发现的丝绸残存则是迄今为止早期的例证之一。就其使用方式而言，不少的丝绸是包裹在青铜器的外层，或者使用在与黄金制品、象牙雕刻伴出的环境之中，其价值和意义与这几类物品应具有同等重要性，将其作为三星堆文明中的珍稀资源或贵重资源是毫无疑问的。

二、三星堆文明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的形成

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上述各类资源，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门类。那么，三星堆文明这些资源是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形成如此宏大的交流网络？其背后又隐藏着作为国家与文明形成的哪些“暗码”呢？我们拟集中讨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

（一）从青铜器原料产地看其资源系统

关于三星堆的青铜资源，历来学术界讨论甚众。青铜资源包含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作为人工产品的青铜资源，二是作为原材料的铜、锡、铅资源。作为人工产品的青铜资源，是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包括制作泥范、浇注成型、打磨加工等各个环节来加以观察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当中，有成组的数件青铜尊，还出土了造型独特的“顶尊跪跽人像”。这些成组的青铜尊很显然应是三星堆青铜器中作为祭祀场合的“礼器”来使用的，这和中原商周青铜文化以鼎、簋等青铜容器加以组合作为祭祀的礼器，本质上别无二致。不少从事冶金考古的专业工作者还进一步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当中前后出土的青铜尊，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铸造法，即“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腊法”；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了模仿中原系统青铜器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例如在青铜器体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

商周铜器矿料来源也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过去曾有中原来源说、长江中下游来源说、西南说、多地来源说等主要观点。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方法越来越多的被利用到考古研究当中，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利用科技分析的方法应用于矿料来源的“示踪研究”，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微量元素示踪法和铅同位素分析法等。早在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等学者便在国内首次用铜同位素质谱技术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示踪研究，发现在14件青铜器中，有5件属于高放射性成因铅（以下简称“高放铅”），这种高放铅与云南滇东北一带矿山中的异常铅同位素特征是一致的，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矿山铅同位素分布场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结果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有了新的结论，即三千多年前云南和中原就已经有了交通贸易。这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矿料应来自于云南，三千多年前的云南金属矿产就已得到开采并运至中原。

矿料来源的“示踪研究”进一步发展，又得到了不少新的进展。如金正耀等学者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成分测定表明，其有至少有11件青铜器属于此类低比值异常铅（即高放铅）矿料。继而，金正耀先生又对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在所测试的53件样品中，竟有多达50件青铜器属于此类高放铅，表现出更为宽泛的异常铅比值范围。李晓岑先生对此总结说：“这些结果是令人十分惊奇的，因为有低比值异常铅特征的矿山在地质上极为稀少，但商代却极大规模地开采了这种异常矿料。这说明以下三个重要事实：1.商代十分集中地开采了青铜器的矿料,说明当时人们知道的矿产地并不多。2.尽管商代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与巴蜀地区相距千里，但其使用的矿料却属于同一来源。3.这一矿山具有相当大的开采规模。”

基于上述科技考古的新进展，我们有理由推测，三星堆人在当时也应获得了这些重要的资源信息，并不需要辗转从中原地区输入青铜原料，而是直接地通过与滇地的文化交流网络获得主要的铜料来源，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的青铜容器制作的精致程度不同，似乎并不都是在本地制作的。尽管对一号坑、二号坑部分青铜人像和容器的合金成分检测表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铸造地并使用了同一批原料，也有学者认为不排除其中的部分青铜容器是从外地直接传入的可能性。在铸造技术方面，三星堆人可能一方面通过与中原殷商之间的交流，同时也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湖北盘龙城、湖南宁乡、黄材、江西新干大洋洲等）获得先进的中原和南方系统的青铜铸造技术，而在青铜器的造型和题材方面，则按照古蜀人自身的理解，极富创造性地制造出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各类头像、各种神灵动物以及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具有强烈祭祀背景的青铜器物，从而实现了青铜资源最大限度的整合与利用，将原料、技术和艺术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为中国青铜时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三星堆玉器与“玉石之路”

玉器是三星堆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关于中国史前至三代时期玉料的流通网络，杨伯达先生曾提出“玉石之路”这一重要概念，认为通过玉石之路，新疆所产的和田玉由西域可以输入到内地，并远达中原安阳殷墟。也有学者认为，江西新干大洋洲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当中，有一部分玉器可能属于和田玉。因此，从这个线索来看，三星堆玉料当中的一部分可能是沿着这条“玉石之路”传入到古蜀地区的。但就三星堆玉器的总体面貌，这些玉器与和田玉明显有所差别，更多的似为古蜀所自产的杂玉。在三星堆遗址北面的鸭子河边曾经发现过大块的玉料，很可能通过这条三星堆古城北面的天然水道输运而来。鸭子河是古沱江的一条支流，旧名“雁河”，其东南缘是龙泉山山脉，西北面可以进入到岷山山脉，在岷山之内是有可能存在着玉石矿藏的。

另外，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检测分析表明，其种类丰富、选材广泛，结合矿藏资源调查，初步明确其绝大部分玉器为就地取材、制作，部分材料可能来自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部分来自遗址附近。继三星堆之后的金沙遗址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暗示着还存在一条从长江上游通过长江中流达抵长江下游的交流通道，从而有可能形成北面和西面的“玉石之路”、南面和东南的长江水道两条玉石输送的交流道路，再加以古蜀本地形成的玉石开采、输送系统，共同构织成古蜀王国境内的玉器资源网络。

在玉器的加工工艺以及礼制意义等方面，与玉料的来源有所不同之处在于，如前所述，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从技术体系上来看，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可以视为“大中华玉器文化圈”中的一个区域性中心，但其中也包含有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如在玉器的表面刻划具有原始宗教寓义的神树、祭祀场景等图案的做法，显示出玉器与青铜器之间的相互呼应，成为三星堆文明祭祀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点十分显著。

（三）黄金器物所显示的欧亚文明传统

较多地使用黄金，这是青铜时代三星堆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前所述，在青铜器表面贴附以黄金箔片制作的黄金器物，曾见于首次发现的三星堆一、二号坑。在新发现的祭祀坑中，黄金器物的种类和使用方法更为丰富。例如，三号坑、四号坑中均出土有黄金面具，四号坑中还出土有金带、圆形金箔片，五号坑以象牙雕刻和黄金器物为主要的器物特征，出土有黄金面具和鸟形金饰，以及大量圆形带小孔的黄金饰片，是否与某种缝缀在织物上的黄金饰片有关值得关注。另在七号、八号坑中，也散见黄金器物的残片。

如所周知，在欧亚草原文化带上，使用黄金是一个久远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中使用黄金的历史也很早。早在西北地区甘肃省玉门火烧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当中，就出土过黄金制品。后来在中原殷墟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的黄金器物。在青铜时代的西北、中原和成都平原地区也都有使用黄金的习俗。笔者赞同施劲松先生的意见，黄金作为贵重资源的观念意识以及制作和使用黄金制品，应当可能是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来自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如青铜器中出现的大量带有独角或双角、头部呈羊头状、身有两翼的龙形器，带翼的龙、蛇等有翼动物，其源头都很可能是来自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此将专文另加详论），再联系到成都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通过岷江上游、白龙江流域等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彩陶文化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这些因素综合分析，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以丝绸生产和交流作为重要的资源，与更为遥远的中国西北、欧亚草原等地形成交流通道，从而获得黄金贵重的这种理念和具体使用黄金的技术、艺术，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们目前对于三星堆黄金的具体来源地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换言之，黄金很可能是三星堆人在其所建立的“远程交流体系”中，从西北方向所获取的贵重资源之一。

（四）三星堆出土象牙、海贝与古代南方

象牙和海贝作为三星堆的重要资源，也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诸多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均有可能是三星堆象牙的来源地。因为古文献记载和古环境条件对于商周时期成都所在的古蜀地区是否适合于大象的生存，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此时成都平原尚属热带、亚热带的温暖气候区，古象群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均已具备。另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如此数量丰富的象牙，可能来自异域，如印度或东南亚地区。还有学者针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修正方案，提出“多源说”，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缺乏对象牙本身的研究，目前不同的研究团队正在对三星堆的象牙进行锶、氧、碳同位素研究，将成都平原的象牙与其他区域的象牙和环境进行对比，这将为探讨象牙来源提供直接证据。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很可能有多个来源，两地象牙数量如此之多，且以后在西南地区的遗址中再不见象牙，意味着这些象牙更像一时的舶来品；但大象臼齿和头骨的存在，说明当地也可能有象”。

笔者认为，象牙在整个商周时代不仅发现于中国南方地区，在北方殷墟妇好墓中也发现精美的象牙雕刻，出土的甲骨文等记载中也不乏诸如商人驾驭着大象去征伐叛逆的东夷这样的历史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正是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追忆。所以，三星堆的象牙数量如此巨大，其来源不至于过于分散，而应当大致集中在古巴蜀、滇越一带，即今四川、云南、两广地区。三星堆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条件之便，自身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大量象牙，甚至还很有可能成为提供给当时中原王朝作为交换、贡奉之物的一个象牙资源中心，具有重要的地位。

与象牙相比较，海贝无疑是舶来品。如前所述，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出土海贝最多的中国青铜时代遗址之一。学术界对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曾有来源于中原；或从东海由长江输入；或认为其产地主要为西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故从印度输入等不同的假设。近年来也有研究者认为，环纹贝只产于印度洋，故“三星堆的环纹贝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并充当了贸易的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我国学术界通常认为由于海贝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我国东部沿海并不产贝的这个自然地理事实，学者们多将海贝进入到中国的路线放置在印度洋沿岸向着近海云南、广西等地扩散，进而再进入巴蜀、中原来考虑。针对这些认识，已经有学者通过梳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海贝的具体情况，认为海贝最早是见于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中，所以其传播的路线也可以考虑为这些海贝是从连接欧亚草原的北方草原地带输入，然后传播到中国西北的甘、青、宁地区，其中也包括扩散到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甚至还有学者注意到海贝与绿松石、红玛瑙成为“三件套”连续出土的现象，认为西北地区恰恰是这三者连续出土的唯一地区，随着时代变化和分布区域的不断扩散，这三者成为新的礼仪产品和重要资源。施劲松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三星堆是三者齐聚的遗址”，三星堆早年也曾发现过镶嵌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八个祭祀坑中大多出土有绿松石器，其中二号坑、八号坑中出土玛瑙，“它们与海贝共出表明三者都是外来品，并显示出与我国西北地区的联系”。这些新的观点，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考察三星堆海贝的来源问题，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五）朱砂与丝绸所显示的青铜时代西南文化因素

朱砂也称为丹砂、辰砂，先秦文献记载中也是一种“贵比黄金”的重要资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表面常常可见涂有朱砂，六号坑出土的木箱内壁也涂抹有朱砂，可见三星堆人将朱砂也视为一种具有某种神秘寓意的物质加以珍重。朱砂的产地很可能来自长江三峡一带。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丹兴县蜀时省。山出名丹”。刘琳先生在此条下注称，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丹兴之得名即以此。此区与我国著名的汞矿产地贵州铜仁地区相接，故亦产丹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时巴有寡妇名清，其先得丹穴，成为累世富翁，盖即这一带所产。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上游一带涪陵、彭水等地考古调查发现多处丹砂矿遗址，也证明史载可信。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三星堆祭祀坑新发现丝绸的意义。此次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表明四号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三号坑部分青铜器表面也有纺织品残留物，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据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团队介绍，至少在近五十件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表面，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古蜀已能生产和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不仅可供高级贵族自身在祭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而且很可能由此可以推测，这也是三星堆对外进行物质交换贸易的重要资源。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益州成都成为主要的丝绸产地，可以说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如果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样也曾辐射和影响到域外的古老文明——例如丝绸的早期传播，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无法排除。从这个意义而论，中国古代文明以丝绸为代表的对外交流，甚至有可能早在三星堆时代已经开始，为秦汉以后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创了先河。

综上所述，三星堆文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三星堆人所掌握的资源门类众多，体系复杂，其中既有物质层面的各类珍稀资源的交流与获取，也有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利用所必需的技术、工艺、工匠等层面的交流。由资源流通构成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不仅连接着当时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甚至有可能远达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地带和南方印度洋、西太平洋近海区域，显示出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强大的辐射影响力。

三、资源体系、交流网络与三星堆国家文明

通过对三星堆文明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的梳理，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下述几个方面，对于从新的研究视野来观察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三星堆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三星堆的国家控制力量

首先，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由此所体现出的三星堆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国家的控制能力。换言之，上文所论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政治统治和广泛的交流网络之上，是古蜀王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迄今为止，海内外对古代文明形成的标志讨论热烈，但一般认为，国家形成即标志着文明的形成，这是在政治组织、社会结构上对于文明的定义。很显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组织和统治管理，要在如此广袤的疆域内外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是难以想象的。

三星堆人是如何建立起这一体系的？答案无非有二，一是通过战争、征服和掠夺；二是通过近程、远程的贸易与交换。前者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政治运作能力和军事组织能力，而后者则是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孙华先生认为，从三星堆迄今为止出土文物来看，可以表明三星堆代表的古蜀国家已经拥有相对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对周边地区族群和古国发动武力征服。三星堆青铜人像中有的在发式、衣饰上显示出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被三星堆国家所俘获的贵族及一般民众；三星堆的象牙也具有军事防卫的意义；三星堆玉器、青铜器中兵器实际上象征着武器仪仗，等等。他认为这些发现都暗示出“三星堆国家中央政权的运作，尤其是位于都城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控，无论是一种常规的分级行政管理模式，还是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是都城加少量派出据点的军事化管理模式，都离不开国家拥有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如果有这样的具有威慑和征服实力的武装力量存在，三星堆国家就能够对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乃至更遥远的川西北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前缘地带实施强力管控”。笔者认为，虽然在具体的三星堆出土器物上是否可以认定其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显示，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如对青铜人像身份的确定），但三星堆国家已经建立起可以对外进行战争征伐、对内实施强权统治的军事力量，这个观点应当是可以成立的。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在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并不见战争和暴力相关的任务现象，出土的丰富实物中甚至没有实用兵器，外来物品也不像是战利品，似乎还不能以此来解释成都平原人、物、技术和观念在此的汇聚原因。笔者的看法是，尽管目前在祭祀坑出土器物中不见兵器，只见礼器，这是由祭祀坑这一特殊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并不能以此否定三星堆国家力量的存在以及强大的控制和影响力，三星堆资源系统如此宏大，不排除当中以军事实力夺取某些资源的可能性。

（二）三星堆远程交流网络的形成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从中国青铜时代不同区域文化交流、交往和交融的视野，来审视三星堆人通过远程贸易等方式来实现其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的建立过程，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路径。通过三星堆文明所体现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特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蜀先民在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下，农业有长足的发展，手工业有巨大的进步，科学技术不断积累创新，商贸关系日益广泛建立，这都为三星堆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个日益庞大的资源体系和交流网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在中国青铜时代，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中心，事实上已经形成中国西南一个重要的区域文明中心。这个区域文明中心同时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知识中心、科技中心、物质交流中心，在此汇聚起四面八方的人才、技术、观念，也汇聚起大量珍贵的国家资源，应在情理之中。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看，尽管成都平原所处的四川盆地四面环山，似乎构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才使得唐代诗人李白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感叹。但实际上利用这些山间的河流、河谷，早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形成了以横断山脉六江流域南北向的交通路网，这些路网在历史时期也被称为“藏羌彝民族走廊”。除此之外，从西北方向通过岷江上游、白龙江等河谷地带，也可以形成从川西高原抵达甘、青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上述路线也是童恩正先生早年提出的“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主要架构的组成部分。在四川盆地的东部，通过长江水域和中游、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联系，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再从资源条件上看，如上所论，三星堆拥有最为宝贵的资源——丝绸，本地甚至也是象牙的重要产地之一，具备与外界进行远程贸易的自身优越的物质基础。而玉器资源除了本地可自产的“岷山玉”之外，来自西域于阗的“和田玉”等精美玉料，在玉器流通的“玉石之路”上，很可能以四川为中转站，让三星堆人也可以获得这类优质的玉料。青铜器原料当中，产自云南等地矿藏之中的铜、铅等物具有交易近便之利，应成为三星堆文明主要的来源地。朱砂通过东面的长江上、中游地区可以交换得来。而海贝无论是从西南方向，还是从西北方向传播而来，四川盆地也处在这条传播带之上的重要集散点，海贝只可能是三星堆人远程贸易的结果。

（三）三星堆文明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支撑

古蜀先民以开放、开拓、包容、进取的精神，吸纳了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将其与自身的知识观念、信仰体系等交相融合，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进行了伟大的艺术创造，最终形成为与中原文明联系密切、但又独具地域文明特色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考古学范例，也成为世界上古青铜时代文明中中华民族做出的最为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而三星堆文明所建立起来的广阔的资源体系和交流网络，无疑是支撑这个青铜时代文明最为重要的物质、信息、技术、知识体系来源。

以青铜器的制作为例，如上文所述，三星堆文明在充分利用丰富的物质资源基础之上，融汇中原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长江流域、西北方甘青地区等区系内先进的工艺技术，吸纳了当时以殷墟、湖北盘龙城、汉中城固、宁乡黄材、江西新干等地青铜文化的诸多特点，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上一方面模仿了这些地区的器型、纹饰风格，一方面又按照自己的设计蓝图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三星堆式样”的青铜礼器。换言之，三星堆人已经能够独立地制作具有古蜀特点的青铜礼器。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大量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神坛等形制特异的器物群，则完全是三星堆人独树一帜的创举，不仅构成了早期古蜀文明的核心内涵，也改变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面貌，影响到世界上古青铜文明的认知体系。

三星堆青铜器反映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水平，对于这个复杂而庞大的技术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其中部分青铜容器可能是从外部直接输入的，也有学者认为包括青铜容器在内，三星堆青铜器都是在当地制作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所涉及的，与本文讨论的资源体系密切相关，即我们如何去认识与青铜文明相关联的原材料、技术、工匠、设计理念、铸造施工等全流程，才能最终依照器形风格的异同、辅之以科技手段的测定，从而确定其产地、流通、传播等问题。而在这套技术体系的背后，无疑是与其资源体系呈正相关性的。近来已经有学者指出：“结合晚商时期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三星堆、汉中、宁乡、新干等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长江流域与以殷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之间建立了基于资源流通的交流体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不同的风格、技术、原料等在这一体系中流动。三星堆祭祀坑铜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本文也从更为宏阔的观察角度和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四、结语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无疑是20世纪以来世界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意义和价值已经引起了全球关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全世界，也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如果说在旧有的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当中，殷商青铜器主要以用以祭祀的容器类青铜礼器反映着中国青铜时代礼制这一特质的话，那么，三星堆则以另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想象力、也更为直观的形态反映着这个时代以祭祀礼仪为特征的其他面向。在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所记载的巫祝、神山、神树、神鸟和其他神灵动物，不仅都可以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得以展现，最为难得的是，作为上古时代祭祀过程的许多流程和细节，文献早已缺载，但却从三星堆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当中，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从遗迹现象到出土器物，都系统性地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历史线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三星堆考古发现对于阐释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疑有着极具典范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星堆考古不仅重绘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也揭示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诸多特质和形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史增添新的篇章。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三星堆资源体系和交流网络所反映出的诸多文化现象，正是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将涓涓溪流汇聚成涛涛江河的一个典型个案。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与分析，能够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共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文化遗产价值，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为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为丰富而坚实的考古学佐证。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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