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乌克兰关系的演化对东欧稳定所起的巨大作用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由于双方对独联体一体化、黑海舰队的划分存有分歧，又因乌克兰拒付债务，俄乌关系日趋紧张。我认为这些具体的争端只是其基本问题的外在表现。首当其冲的即为非帝国化问题，即针对帝国解体的结构调整和思想概念变化。就俄乌关系而言，问题应比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所说的“俄罗斯帝国病”或“帝国思维”严重得多。毕竟，就连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样忠实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希望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能重新组成一个俄国，而这个“俄国”仍包括乌克兰。本文旨在揭示俄乌睦邻友好关系的最大障碍在于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神话，即认为乌克兰从历史上、语言上、文化上甚至精神上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个神话必会导致这样一个观点：独立只是暂时的越轨行为，其将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必定会重归俄罗斯？

以上观点渊源何处？又何时及如何得以发展？这种思维于过去和现在导致了何种结果？本文拟对这些要点予以探究。

近代早期根源

尽管俄罗斯的大一统观念直到19世纪才得以全面发展，但我们却可以追溯至17世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次“相逢”，那时它们之间差别甚大；从政治上看，莫斯科国是绝对的专制独裁，几乎没有地方权和人权概念；而乌克兰却受波兰—立陶宛王国政治结构的影响，即受民选君主、贵族统治、财产权和地方权的影响；即使从其所信奉的东正教来说，二者也有所区别：乌克兰的东正教受到了西方文化潮流和天主教反对改革的影响。

一部分乌克兰有识之士在保持本国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寻找把俄乌联系起来的方式。从根本上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宗教界或教会(即文化界)，一类为政治界。相似的背景和文化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有不同的利益和先决条件。教会界主要关心的是东正教—斯拉夫东正教，一个以东正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上流文化的斯拉夫语言为基础的世界。教会界中的某些人士想用真正独立的东正教统治者——俄罗斯沙皇，来抵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不断镇压，即便这种镇压不算是赤裸裸的迫害异端。

正是这些人发展了有可能将莫斯科国沙皇和斯拉夫东正教世界联系起来的思想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以下两件事发生以后的二十余年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1648年的大起义，它解放了波兰统治下的大部分乌克兰；二是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于1654年所签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这项协定以臣服于莫斯科国沙皇来换取其对乌克兰“权力”和“自由”的尊重和承诺。而莫斯科国和波兰—立陶宛王国对乌克兰控制权的激烈争夺，则为乌克兰宗教界形成其观点的背景。

这一时期，一些著作把君主、东正教和斯拉夫—罗斯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因诺肯季·吉泽乐的《汇编》(1681年)。这本书明确了罗斯君主国及其土地——留里克王朝的诸侯国。由于莫斯科国沙皇是该王朝的继承者，所以包括基辅在内的古罗斯领土都应从属于他。尽管《汇编》的作者从统治者上把乌克兰(罗斯)与莫斯科国联系起来，但他从未认为，基辅和古罗斯的领土由于其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就占有特殊的、光荣的地位。

莫斯科国也有该理论的某些观点。莫斯科朝廷和前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一样非常清楚，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曾是留里克王朝的一部分，莫斯科国高层僧侣和学者们也明白他们和乌克兰都信仰东正教义且古代编年史册也谈到基辅辉煌年代，但对莫斯科国人来说，这种联系拉扯得太远了。阿列克谢沙皇自封为“小俄罗斯沙皇”并不是因为留里克王朝遗产的间接称谓，而是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直接后果。莫斯科国方面认为乌克兰东正教被天主教教义玷污，他们嘲弄它、敌视它；编年史只为寥寥无几的学者所了解，基辅的传说被看作老古董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看作基辅和莫斯科国历史的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是乌克兰的教会界而不是莫斯科国的历史编纂者开始从历史(基辅罗斯)、朝代(留里克王朝)、宗教(东正教)，甚至从模糊的种族感(斯拉夫—俄罗斯人)上把乌克兰同俄罗斯联系起来。这些观点逐渐为俄罗斯人所接受。1674—1836年间，《汇编》数次重版，广为流传。同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德米特罗·图普塔罗这两位杰出的乌克兰思想家的著作也十分流行。这些乌克兰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为莫斯科国转变成俄罗斯帝国提供了现成的意识形态。

在乌克兰教会也许是在为俄罗斯大一统提供未来理论的构架时，由哥萨克官员和上层人物组成的乌克兰非宗教人士却笃信：在俄罗斯帝国结构的发展形成中应有乌克兰或“小俄罗斯”的空间。乌克兰非宗教人士借用的理论模式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1658年把王国变为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罗斯在内的三方鼎立的国家这一努力宣告失败后，政治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受了基辅教会人士的观点：把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作为在全俄沙皇统治下实行联合的土地。然而，这批非宗教人士还坚持小俄罗斯对沙皇的臣服应基于给予小俄罗斯及其人民以“权力和自由”的条约。

这个理论强化了在俄罗斯帝国框架内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小俄罗斯的思想，但只有在乌克兰保有自治的条件下，这一思想才有阵地。小俄罗斯是较大的全俄罗斯实体中一个独立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随俄罗斯帝国废除乌克兰的缺席和小俄罗斯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国家结构而衰落。

在19世纪的头25年中，小俄罗斯观念被淡化为古怪的俄罗斯本土观念。这方面，乌克兰不仅不再拥有自主权，而且还失去了能够保有其认同感的思想空间。

俄罗斯帝国观点的形成

最早出现在《汇编》书中的观点为俄罗斯政治历史学家们吸收和继承。融汇该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为18世纪末维·恩·塔提西切夫所写，他显然采用了《汇编》1681年的版本。19世纪塔提西切夫的思想为尼古拉·喀拉姆仁、斯·姆·所罗维夫和维·欧·克留切夫斯基继承，他们是国家学派的俄罗斯传统历史学家，其遗产至今仍支配着俄罗斯历史学。他们认为：10世纪在乌克兰中部崛起的基辅罗斯是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东斯拉夫居民就是俄罗斯人。13世纪蒙古人部分摧毁并征服了基辅罗斯。这些俄罗斯帝国论者尽管有“蒙古之耻”，但这个国家仍在东北部生存下来，开始是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一带，随后转到莫斯科，最后于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帝国。在一连串的领土变迁中，俄罗斯国家从基辅罗斯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而俄罗斯西南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却先后曾为立陶宛和波兰占领过。因而在俄罗斯帝国论者眼中，俄罗斯国家的古代实体应通过收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内的全部“俄罗斯”的领土而得以重建。

由于认为俄国起源于乌克兰，所以传统帝国论派很难承认乌克兰人的存在。1856年米哈依·甫高丁进一步发挥了这个理论，他认为俄罗斯人曾居住在古代基辅，但蒙古人的入侵使得居民大量外移到俄国领土上，14—15世纪从喀尔巴阡山迁徙到乌克兰的部落形成了乌克兰的种族基础。尽管甫高丁的理论享有盛名，但人口变动是否存在并未得到过证明。大部分俄国历史学家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语言、习俗和外表上呈现出的差别解释为俄罗斯种族被波兰影响蜕变了。

乌克兰观点的出现

俄国帝国论通过对朝代、帝国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历史的联系来为俄罗斯帝国提供论据，以证明“俄国”和“俄国人”千百年来，根本未中断过其历史。该派几乎没有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历史留下空间，只把他们当作俄罗斯民族大家庭旁逸斜出的分支。当乌克兰开始拥有民族意识并组织起民族运动时，他们不再接受这一观点：自己的历史只是俄罗斯民族史的附属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证明来自波兰的领土从远不可知的年代就确确实实附属于俄国，俄罗斯帝国政府鼓励研究乌克兰历史。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乌克兰历史，尤其是对其哥萨克时代作了大量重要研究。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历史学家不是对国家结构，而是对“民众”和“普通百姓”更为关注。通过对民众的关注，这些民粹主义者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论据可证明乌克兰人不仅不同于波兰人，也不同于俄罗斯人。在没有取代俄罗斯帝国论派的情况下，乌克兰民粹主义历史学家们声明，乌克兰在各个时代都遵从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发展。

乌克兰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米克哈依罗·赫鲁舍夫斯基完成了这一思想突破。在他10卷本的《乌克兰与罗斯历史》和其它单行本以及数以百计的出版物和文章中，他不承认传统俄罗斯帝国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1904年赫鲁舍夫斯基发表了《俄罗斯历史的传统派与东部斯拉夫人历史合理构成的问题》一文，简要概括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该文中指出，俄罗斯帝国论者把王朝关系的历史等同于俄罗斯国家甚至等同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合乎罗辑。他猛烈抨击这种思想，即为了寻找一条从基辅罗斯开始的俄罗斯民族发展直线，就制造出地理中心发生转移的概念并把不同时期历史框架机械联系起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俄罗斯派不仅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略而不谈，而且对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也不能作出解释。

在对帝国俄罗斯派的质疑中，赫鲁舍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有相互独立的、互不相同的历史。他确信基辅罗斯国没有向东北方迁徒，而是在乌克兰领土上以加里西亚—沃伦公国和随后的立陶宛—罗斯形式存在。在某些立法机制、政府结构及宗教形态移植到俄国领土上的同时，俄罗斯仍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并在起源上也不和基辅罗斯相联系。因此，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应从东北部领土开始，而乌克兰发展的历史则从基辅罗斯开始。随后，尽管他们的命运时时相互关联，但各民族都独自地演进着。

从乌克兰人的角度看，赫鲁舍夫斯基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学术批判对盛行的帝国神话论提出挑战，并建立起新的历史结构。他反对这样一种教条，即乌克兰人虽然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古代和过去，但在这片领土的历史中却不占有任何地位。他提供了乌克兰历史研究能在其中发展的思想空间。其结果是大多数不在俄罗斯或苏维埃控制下的乌克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而俄罗斯历史学家大多没有接受。这表明，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东欧的历史研究被用来把民族神话合法化，也表明了在互相认同民族的斗争中，历史自身就是一个战场。

20世纪初，在民族运动和乌克兰短暂独立的影响下，民粹主义为新的“国家主义”定位所取代。国家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查阅历史，寻找乌克兰独立阶段的事实。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外关系、对内管理、法律程序等国家形态的表现形式上，他们认为基辅罗斯、加里西亚-沃伦公国甚至在立陶宛大公爵领地都是乌克兰国家形态的化身。民粹主义国家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对乌克兰各种半独立的哥萨克的形成尤感兴趣，认为他们不仅仅是社会斗争的工具，更是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代表。

尽管于1917-1921年间的建立乌克兰国家的努力遭到失败，但在移民以及波兰控制下的西乌克兰和苏维埃乌克兰中，国家学派都占据支配地位。在苏维埃乌克兰，这个学派很快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挑战，只是这场思想交锋于20世纪30年代初被苏维埃官方学派所掩盖。尽管国家派观点在苏联受到排斥，但在西乌克兰却一直延续着，直到1945年西乌克兰被并入苏联为止，而在移民中这种观点仍然一直存在。

苏维埃历史学派

苏维埃官方学派是俄罗斯帝国论的翻版，只不过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专用术语。它同样把东斯拉夫人的统一定位于基辅罗斯时期，东斯拉夫人被看作是由原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的“古罗斯人”或有人译为“古俄罗斯人”演化而来。遵循着帝国论，苏维埃官方学派也宣称“古俄罗斯人”大一统曾被蒙古人的入侵摧毁，其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有一定的独立发展。尽管乌克兰人被看作是“古罗斯”的一部分，但某些苏维埃学者经常把“古罗斯”简单地等同于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积极性在“老大哥”的说法中得到更加详尽的论证，因其预先设定的条件就是俄罗斯人比他们的乌克兰小兄弟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更辉煌的业绩。

在承认14—15世纪乌克兰民族独立存在的同时，苏维埃学者声称乌克兰人即使在独立时也别无它想，只想和他们的俄罗斯大哥“重新统一”。这样与俄罗斯统一的主题被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乌克兰独立于俄罗斯政治结构之外的时期。在这种理论中，1654年的佩利亚斯拉夫协定被看作是关键性的事件，它象征着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统一。该协定是由乌克兰“首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签署，他有条件地承认沙皇的宗主权。苏维埃官方学派的观点被1954年的一个法令置于神龛中，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有效。

苏维埃学派还肯定：俄—乌人民有着牢固的团结和共同的利益；他们认为乌克兰民族的地位与乌克兰人无关，乌克兰人只为俄罗斯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不允许乌克兰人在历史长河中有丝毫与俄罗斯人利益不相一致的合法利益。乌克兰人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因为苏维埃的民族政策号召乌克兰人融入博大的俄罗斯民族中。因此15世纪就出现的乌克兰人是与俄罗斯民族统一，并最终消失在俄罗斯民族中的。

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对俄-乌关系的影响

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并不仅仅只是学者们的沉思缅想。通过教育体制和出版界，这个神话广为传播，直到1917-1921年革命前，它才失去了在俄罗斯帝国的政治思想主宰地位。移居国外的俄国历史学家又把这一神话带到欧洲和北美，在那里这被奉为正典。

俄罗斯大一统神话的蔓延使俄罗斯人不是忽略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就是压制脱离俄罗斯族的任何形式的乌克兰民族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乌克兰文化复兴能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起飞，主要因为它被当作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理解“俄罗斯”古代遗产和“俄罗斯”民族特征，是俄罗斯重申对乌克兰右岸的权利(以此反对波兰)。乌克兰运动再未曾象1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引起俄罗斯知识阶层对其的兴趣和同情。

塔拉斯·舍夫琴科的《哥布札歌手》一书的出版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评论家在婉转轻责其不是用俄语写成的同时，有褒有贬地接受了它。

到1860年，乌克兰文化大受限制，并被贬为农民文化；小俄罗斯人成为“农民”的同义词。在此过程中，关于乌克兰语究竟是一种语言还仅仅是俄语的一种方言之争被用作一种手段。俄罗斯内务部长康特·皮特·瓦卢耶夫在1863年6月8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官方观点：“过去从来没有一种独立的小俄罗斯语言，现在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语言”。从某方面说，瓦卢耶夫的话只是赤裸裸体地表达了19世纪50年代末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认识。实际上是甫高丁理论强化了19世纪后半叶禁用乌克兰语的思想——他认为基辅最初为大俄罗斯民族所居住，乌克兰语只是被“讹化”为农民用语的俄语。

事实上到19世纪中叶，政府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文化在政治上、文化上予以更大压力，尤其是在发生一连串的事件后，这种压力更大了。1847年发现了秘密的圣基里尔兄弟会和卫理公会；1848年哈布斯堡少数民族叛乱；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以及1863年波兰的起义。

1863年瓦卢耶夫法令和1876年的爱默斯·乌克兹对乌克兰语的禁用，对后来的俄乌关系有深远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他们把文化和民族认同感政治化到将其摧毁的地步。1876年以后，对乌克兰民族认同感哪怕最无害的公开表述，都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同义语。在将近40年代的时间内，从主日学校的建立到为小学准备启蒙读物，到Bible 的翻译，所有使用乌克兰语的文化、教育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就连“乌克兰”这个词都不允许出现在出版物中。

同时，各种限制隔断了俄国公众对乌克兰这一不同群体存在的注意。这些人大多是农民，没有文化，穷困潦倒，由于与俄罗斯统治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其生存空间尤为狭小。

禁令也激化了乌克兰民族运动，因为乌克兰人所有公开的活动，即使是最无害的，现在也被看作越出法律的界线。政府的束缚把象奥列克山大·拉托茨克和德米特罗·道罗森科这样原先的保守人物都推到反对阵营中。禁令没有给小俄罗斯民族留下丝毫空间，使俄-乌关系出现极化。禁令也没有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留下任何中间地带。俄国把马克·雷夫所说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而1876年以前乌克兰人对这种排外主义还很陌生。

瓦卢耶夫法令和爱默斯·乌克兹既是乌克兰事务国际化的征兆，也种下了奥地利-俄罗斯冲突的种子。当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被剥夺作为一个民族表达自身独特性的权力之时，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运动却波澜壮阔。对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而言，奥地利的加里西亚既是其民族发展可效仿的模式，也是其政治和文化的避风港；但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看来，奥匈帝国境内民族运动的出现是对俄罗斯民族统一概念挑战，他们确信这最终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瓦卢耶夫和爱默斯的影响在20世纪头20年渐趋消失。1905年后，俄罗斯帝国境内突然出现(不如说重新出现)的乌克兰民族运动让俄国政府和社会感到吃惊。许多俄国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对乌克兰民族复兴不予理睬，认为这只不过是对多年重压下的暂时反应，没有意识到这是追求自主价值的真切表达。但对政府官员和保守派圈层，尤其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徒来说，乌克兰民族复兴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个圈层长期以来对“被占领的罗斯土地”的命运一直格外关注(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山地区和布克维纳)。他们中只有部分人认为乌克兰民族复兴是“奥地利的阴谋诡计”。

1909—1914年，俄罗斯政府深深地卷入了反乌克兰运动和夺回“罗斯失去的土地”的十字军运动。在俄国，对乌克兰运动的迫害升级了，斯托雷平法案(1901年1月20日)授权政府官员，对所有乌克兰组织，“不管其目的何在”，一律不予以登记，因其“与俄罗斯国家任务不相符合”。1909—1914年间，俄国政府还对奥匈帝国境内的俄罗斯民族运动的起义者提供秘密经济援助，把收复加里西亚看作是俄国外交政策的目的(1912—1914)和俄罗斯主要的战争目标(1914年9月)。

到1914年，政府的失败和俄罗斯知识阶层称之为“乌克兰的独立主义”开始从各个方面危及俄罗斯帝国的生存。乌克兰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俄罗斯帝国的框架中，即使是在民主的俄罗斯帝国中，乌克兰文化最轻微的气息都令当局不满，这把具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推向革命。

1917-1920年建立一个主权乌克兰国家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革命以另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在“乌克兰独立”方面取得部分胜利。暗含着对旧帝国式俄罗斯民族感的挑战，扫除了顽固反对乌克兰运动的帝国论者，在1919年把一批在某种程度上愿意真正确认“乌克兰部落独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推上了权力舞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基于对苏维埃国家和对共产党忠诚之上的新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为“乌克兰独立主义”留下了些许空间。尽管这种乌克兰民族认同感不断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和经过修正的俄罗斯大一统思想的侵蚀，但它一直存在于解体前的苏联。

1991年乌克兰赢得独立后，建设国家与建立民族的进程同时开始，植根于乌克兰政治和文化认同感来恢复受压制的历史，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一直到最近都还遭到排斥的米哈依罗·赫鲁舍夫斯基的历史理论现在已成为标准。从总体上说，乌克兰人认为尽管他们的历史和俄罗斯历史在各个时代都会有所接触，有所交会，但乌克兰一直有独立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1645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不再被看作是乌克兰想与俄罗斯“统一”的“宿愿”的实现，而被看作最终导致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临时军事协议。许多乌克兰人都认为自己是数百年来遭到帝国俄罗斯人和其后苏维埃剥削的受害者。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崩溃和解体为关于“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民族认同感的争论提供了新契机。俄罗斯人也开始寻找其历史之根，他们努力清除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的历史，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而言，这意味着回复帝国传统，尤其是回复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德米特里·S·里卡切夫院士走在试图恢复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前例，他相信，俄罗斯族在10世纪的基辅罗斯已出现，他坚持认为，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分为两个实体后，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是被一分为二的一个实体：俄罗斯文化离开乌克兰文化将毫无意义。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俄罗斯大一统的神话曾经并继续深埋在俄罗斯机体中，对俄罗斯人来说，不管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民主主义者，都很难承认乌克兰人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历史和具有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有一次圆桌讨论中，《莫斯科新闻》的编辑列·考平斯基坚持认为，基辅是“俄国城市的母亲”，“数百万俄罗斯人都认为，离开乌克兰就无法谈及伟大的俄国，更无法谈及任何形式的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兹甫科的结论是：“没有今天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维克多·阿克苏齐兹，这位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提出：“即使处于今天这种情况，我仍然完相信，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今天仍同属于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这个民族是建立于东正教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历史形成的”。

俄罗斯右翼大众出版物中强调统一的论调占据绝对上风。其杂志有《青年近卫军》、《青春》；其报纸有《俄罗斯文学》；其专门园地有《军事历史杂志》、《莫斯科爱国主义者杂志》，这些出版物都鼓吹建立一个过去和将来都包括乌克兰的“唯一的和不可分的俄罗斯”。这种论点在《青年近卫军》中得以最系统的论证：它宣称俄罗斯有千年历史，只有在这个俄罗斯国家中乌克兰才能生存，而且也只有一个重建的俄罗斯能把稳定带给欧洲和世界。

当更多的俄罗斯自由主义出版物不提倡“恢复”乌克兰时，它没有对知识界“俄罗斯观念”的强化提出挑战，所以对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以及以俄罗斯人民为主体的俄罗斯历史之间几乎未作区分。因而俄我斯历史的形式仍侧重于统一，仍把乌克兰的大部分历史和文化是俄罗斯经验的一部分作为先决条件。这种观点正与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观点截然不同，后者强调乌克兰不同于俄国的土生土长的历史进程。

乌克兰民族认同感的出现和俄罗斯大一统神话的继续会对俄-乌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历史学观点还未成为决定两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但它已为双方的相互态度涂上色彩。即使是在安德鲁·科济列夫相对自由的外交政策时期，俄罗斯政府也把乌克兰当作一个任性的小孩而非平等的伙伴，而乌克兰觉得俄罗斯的每个行为都带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目的。此外，一些俄罗斯领导人似乎想上演古罗斯大一统神话，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避免发生的方法是俄罗斯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们对俄罗斯大一统神话进行反省。只有这样，俄罗斯人才会把乌克兰看作是一个邻居。

译者：严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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