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去過琉球，其實，也沒有資格談論琉球史。雖然我曾經發了好幾次願，要去看看那個傳奇的地方，但一直不曾如願。對於琉球的歷史與文化，過去我非常陌生。大概十幾年前，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曾經送給我一冊《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為此，我還特意借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琉歷史關係檔案》和《清代中琉關係檔案七編》來瀏覽，但始終只是好奇，根本算不上研究。一直到近幾年，在復旦大學被迫趕鴨子上架給博士生們開課，講「亞洲或東亞史研究的方法」，這才開始認真翻閱有關琉球的中文文獻和研究論著。因為這門課上有一講，就是「《歷代寶案》以及明清有關琉球的文獻」。

可是，當我講到琉球的歷史與文獻的時候，無論是我這個講課的老師，還是聽課的學生，似乎都在一種不自覺的意識中，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琉球，是一個「外國」，琉球歷史只是一個「外國史」，而我們介紹的明清有關琉球的文獻，也可以歸類為「中外交通史文獻」。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敘述，已經習慣了遵從現代國家的主權範圍，來倒推歷史上的疆域。畢竟琉球早已經歸屬日本國，至於是一六○九年薩摩入侵之後琉球就歸入日本，還是一八七○年代以後琉球才逐漸歸入日本，這當然還可以討論。但是，現代中國學界在回溯琉球歷史的時候，雖然對琉球從「（中日）兩屬」轉向「（日本）屬地」的歷史總是感到憤懣，但在一般歷史論述中，仍然習慣地把琉球史看作是一個「日本的地方史」。

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史」嗎？也許，有的學者也這樣看。但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村井章介卻不那麼看。我在閱讀他二○一九年剛剛出版的《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輝ける王國》（「角川選書」616，東京：角川書店，2019）一書時，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對古琉球「作為日本地方史」的不同看法。

如果古琉球不是「日本的地方史」，那麼，它應當是什麼呢？

一

在〈序論：從古琉球到世界史〉中，村井章介引用沖繩史開創者伊波普猷（いはふゆう）《古琉球》（沖繩：沖繩公論社，1911年出版，有河上肇的跋語）一書的觀點，指出在一六○九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明朝萬曆三十七年）之前，也就是薩摩島津氏征服之前的琉球，實際上是在日本的疆域之外。正如伊波普猷討論古琉球史時，特意避免用「日本」這個詞一樣，我注意到，村井章介在討論古琉球歷史的時候，也經常不用「日本」而用「ヤマト（大和、倭）」這個詞，來指代那個時代琉球之外的日本（頁10），避免把現代日本帶入古代歷史。因為那時的琉球，正在逐漸形成獨立的王國，並且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由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等國共同組成的國際社會。在當時，它的地理位置相當重要，不僅是東亞和東南亞海上貿易的連接點，而且與中國、朝鮮和日本這些較早文明化的國家都不遠（頁10-11）。

在這部書中，村井章介一再強調，那個時代的日本並不是現代的日本。他用「日本的疆域不是自明的」作為一節的標題，特別指出，歷史學家決不可以把現在從北海道到沖繩的日本，當作天經地義或者自古以來的日本。他以北方、西方和西南方三個例子來討論這一點。他說，北海道地區過去只有渡島半島南部（今北海道西南部），曾有大名松前氏對那塊叫做「和人地」的地方有直接統治，其他的像樺太島（庫頁島）、千島群島，都只是「蝦夷地」（無主之地），直到一七九九年，才發生「幕領化」的轉變。而西面海上的對馬島，雖然曾在釜山設立「倭館」，承擔了日本與朝鮮的外交、貿易事務，對馬島的以酊庵也與京都五山僧人聯絡，取得日本與朝鮮的外交文書，然而，中世對馬島的各種勢力，也曾經從朝鮮國王那裡接受各種官職，接受朝鮮批准蓋章的貿易許可，甚至一四一九年朝鮮國王也說它「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地」，那麼，那時的對馬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日本國內」呢？至於西南的琉球群島，過去曾是獨立的王國。直到一六○九年被薩摩島津氏征服，割取了奄美群島，在沖繩本島派遣了薩摩的「琉球在番奉行」，監視琉球國政，也在琉球推行薩摩的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才逐漸逐漸地納入所謂「日本」（頁14）。但即便如此，江戶時代大部分時間裡，仍然默許琉球保留著與明清王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使得琉球形成「兩屬」狀態。直到近世以來，這種勉強可以叫作「日本近世國家中的『異國』」的邊緣地區，廣義上可以稱為「外交」的羈縻關係，才逐漸被整合和歸併。原本由三個藩（即松前、對馬、薩摩）分別控制的北海道、對馬島和琉球，在「撤藩置縣」形成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裡，在傳統疆域轉化成現代領土的過程中，不得不改變其歸屬性質，從而成為現代國家意義上的日本「領土」。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現代國家與傳統帝國不同，現代國家基本上不允許有「差異」的「無主之地／化外之地」，它努力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統合（national integration），並追求國家內部的「同一性」。用一個制度管理一個國家，這才逐漸形成了和傳統時期不一樣的，屬於現代日本的「內」與「外」。所以，村井章介在這部書中，把古琉球史看成是「區域史」而不是「日本史」，對它進行「世界史」而不是「本國史」的研究。他引用高良倉吉的名著《琉球の時代》（東京：筑摩書房，1980,2012；頁300）「結語」指出，因為在「地域史」的研究中，可以使琉球史擺脫作為國別史的日本史之「地方史」身份，與亞洲史（或亞洲海洋史）、世界史產生關聯（頁19）。

這就是區域史的意義。很多堅持疆域／領土「自古以來」論的人們，表面上談的是歷史，實際上偏偏忽略的是歷史。對於「疆域／領土」，這些人會不假思索地按現代國家的領土，倒溯傳統帝國的疆域，並且想當然地認為，那些地方「自古以來」就應該在這個國家之內，那些地方的歷史「天經地義」屬於這個國家的歷史。同時，因為執著於「自古以來」，往往忽略歷史變化的過程，把這些地方不同時期的歸屬，看成永恆不變的「天經地義」。我在《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中，之所以要專門用兩章，討論某些華夏邊緣區域，或者「成為中國」，或者「成為外國」，就是要用歷史上疆域「移動」的觀念，破除這種習以為常的「自古以來」看法。可惜，這種無視歷史過程的看法，至今在中國（以及日本）仍然很頑強。前幾年，我曾經拜讀過村井章介教授另一本書《境界史の構想》（東京：敬文舍，2014），我大概能夠了解，他關於國家、疆域和領土，也和我一樣同樣抱持歷史主義的觀念。這次看到他的這本《古琉球》，更證實了我的這一印象。

二

前面提到，我在「亞洲／東亞史研究的方法」課上，曾經有一講專門討論《歷代寶案》和明清中國有關琉球的史料。雖然中國大陸學界（首先當然是臺灣學界，因為《歷代寶案》原本已經被毀，而現在學界依據的鈔本正保留在臺灣）也開始注意到《歷代寶案》這類琉球史料，但我的印象是，在琉球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學界仍然是比較偏重明清中國一側的文獻，而對來自琉球以及中國之外的資料關注不夠。可是，如果你明確地意識到，琉球乃是環東海的中國、日本、朝鮮，以及環南海的暹羅、安南、爪哇、滿剌加環抱中的海上島國，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並非僅僅與中國發生關係，那麼，你更應當注意，有關琉球的歷史研究，不能不擴大史料的範圍，當年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其實也包含了這層意思。

我是琉球史的外行，平時接觸琉球史料並不多。不過，讀村井章介《古琉球》一書，覺得非常受刺激的是，原來，古琉球歷史有這麼豐富的資料，而且它們來自四面八方。

有關古琉球史，僅僅是琉球自身的資料，村井章介就談到了六類。除了眾所周知、篇幅宏富的《歷代寶案》之外，他還介紹了如《おもろさうし》（原本22卷收錄1554首詩歌），這是從一五三一年開始編纂的歌謠集，據說大多數歌詞可以追溯到古琉球時代，內容涉及歷史人物、奄美大島的征伐、島津的侵略、唐（中國）、南蠻的貿易、神女傳說等；他也介紹了辭令書即國王頒發的文書。據說一五二○年以後，留存61通，其中31通與沖繩有關係，29通與奄美有關係，1通與先島有關係；此外還有古碑文，村井書中指出，古琉球時期大概有20通，其中一四九七年以後的有13通，大多是漢字；還有所謂正史。近世琉球王府曾四次編纂歷史書，包括一六五○年羽地朝秀（はねじちょうしゅう）編的和文體《中山世鑑》，一七○一年蔡鐸的漢譯本《中山世譜》，一七二四年根據蔡鐸本增補的蔡溫本《中山世譜》（主要內容為國王為中心的政治史），以及一七四五年鄭秉哲等漢文本《球陽》（偏重地理與社會）等；最後，村井章介還指出史料中還有家譜。據說在一六八九年，琉球王府就提出以士族為對象編纂，後來陸續編出不少，其中包括首里、久米、那霸、泊四大系，村井章介考證琉球與南海諸國通商時，擔任通事即翻譯角色的華人的史料，就來自這些家譜。

這些史料都很重要。以《おもろさうし》為例。我猜想，中國有關琉球史的研究中，使用《おもろさうし》的也許不多。其實，就像研究中國早期歷史需要了解先秦時代的《詩經》一樣，研究琉球早期歷史，也不能不依賴《おもろさうし》。這部一五三一年開始由官方編纂，收錄了1554首詩歌的文獻，按照村井章介的說法，它一方面呈現了琉球國家文化的文字化，一方面保存了古琉球的歷史記憶。儘管一七○九年首里火災中，此書不幸被燒毀，但是，好在火災之前編纂的琉球古語辭書《混效驗集》（1711年完成）和《女官御双紙》（1706年完成）裡保存了《おもろさうし》的大部分文本（大約是1248-1249首）。正如村井章介所說，由於琉球並沒有一七一○年以前連續的社會記錄，這一復原的文本，就非常值得一首一首地閱讀和體驗，「毫無疑問，《おもろさうし》是呈現古琉球的社會與國家，以及地方文化的根基史料」（頁267）。

然而，作為孤懸於海洋之中的島國，古琉球更多的史料還需要來自它的周邊。村井章介在討論古琉球史的時候，就大量引述了日本、朝鮮和中國的有關記載。村井章介不僅引用了中國學者熟悉的《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唐大和上東征傳》，也引用了中國學者未必了解的日本各種古地圖、各種考古發掘（如福岡太宰府遺跡出土的木簡、奄美大島的城久遺跡群、11世紀德之島的カムィヤキ古陶瓷窯遺跡），以及中國學者可能更陌生的《運步色葉集》、《大館記》、《琉球國王辭令書（田名家文書）》、《漂到流球國記》、《千竈文書》、《島津家文書》、《薩藩舊記雜錄前編》、《種子島家譜》等。正是這些涉及「南島之奄美、掖玖、度感、信覺、球美」的日本文獻，細緻地勾勒出古琉球史的輪廓。同時，村井章介也引用了來自李氏朝鮮的各種史料，由於朝鮮半島與琉球往往有海上交通，包括官方往來、漂流人救援與商船貿易等，所以朝鮮史料中往往有關於琉球的記載。特別是《朝鮮王朝實錄》中，數量還不少。當然，他也廣泛地引用了明清中國的史料，包括中國學界已經很熟悉的各種「使琉球錄」，以及明清兩代有關海上知識的文獻，比如「外國人所見之首里城」一節中，他就引用了鄭若曾《琉球圖說》，這當然已經是琉球史研究的常識。

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書中對兩種史料的引述和分析。其中，一種是《朝鮮王朝實錄》中記載漂流到琉球的朝鮮人的記述。儘管現在這些資料，已經有池谷望子、內田晶子、高瀨恭子編譯的《朝鮮王朝實錄琉球史料集成?譯注篇》（沖繩：榕樹書林，2005），但村井章介還是特別引用了十五世紀五○至七○年代的六份朝鮮漂流者的敘述，並從這些敘述中分析了琉球的國家體制形成初期的「國制與軍事」、「社會與習俗」、「濟州和與那國、琉球、鹽浦」、「目擊的先島社會」。這種來自周邊的觀察，使得這些歷史敘述相當可信。而更引起我注意的，還有另外一種史料，也就是來自薩摩藩島津氏的各種文書與檔案，由於薩摩藩的島津家，與古琉球之間的密切關係，這些文獻極其重要，它提供了很多有關古琉球史的細節。然而，村井章介卻贊成黑嶋敏的觀點，也就是「通過徹底批判島津一側的史料，克服琉球作為屬國是歷史必然的島津史觀，明確琉球的主體性」（頁340-341）。

廣泛收集來自四面八方的史料，又對這些史料抱持懷疑與批判，這正是歷史學家的本色和立場。

三

在十七世紀之前，古琉球並不是ヤマト，也不是大明，只是他們自己的グスク（村井章介在書中，有時特意用グスク來代表古代沖繩。グスク即沖繩語的「聖地」、「山城」、「花城」）。

就像琉球著名的〈萬國津梁鐘〉（1458年）銘文說的那樣，「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刹，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之仁風」。古琉球是在朝鮮（三韓）、中國（大明）、日域（日本）之間，作為「萬國津梁」的蓬萊島。應當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它是溝通整個亞洲東部海域的中心，由於特別的地理位置，它也曾經是聯結東海（東北亞）和南海（東南亞）的樞紐。

閱讀《古琉球》一書，對這一點很有感觸。無論是中國學界、日本學界還是韓國學界，似乎過去使用的「東亞（東アジア）」一詞，往往還是只是偏重東北亞，也就是中日韓。可是，我們應該看到，在蒙古世界帝國逐漸退出東亞的十四世紀下半葉之後，也就是中國的明清王朝、日本的足利和德川時代，以及朝鮮的李朝時代，整個東海和南海——我想稱之為「東部亞洲海域」，以便與一般所謂「東亞海域」有所區分——由於繁榮的海上貿易，已經形成一個完足的歷史世界。從長崎到寧波，從濟州到琉球，從泉州到滿剌加，從爪哇到廣州，從舊港到五島，如果我們看現存的各種海上交通文獻（如中國佚名著作《順風相送》等）和古代地圖（如英國所藏的《塞爾登地圖》等），我們就知道，在東海南海上航行的各種商船，已經把東部亞洲海域連成了一片。

而古琉球在這一時期內，正充當了這個被稱為「大交易時代」的中心，大概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差不多有兩百年之久。我們從《歷代寶案》中收錄的文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第一集四十九本主要就是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琉球與明清中國及其周邊，如朝鮮、暹羅（今泰國）、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麻六甲）、三佛齊（今印尼蘇門答臘）、爪哇（今印尼爪哇）等國的外交與貿易往來文書。一直到十七世紀初，琉球被薩摩征服，官方文書的重心才集中到日本與琉球交往上來。比如，村井章介書中提到的，《歷代寶案》中有一四二五年（洪熙元年）琉球國王給暹羅國的文書，內容是關照使者浮那姑所乘坐的仁字號海船，載瓷器去貿易，這些瓷器也許就來自中國？然後回貨呢？則是從暹羅購買胡椒和蘇木，用途是「以備進貢大明御前」。而用來疏通對手國，讓當地允許貿易的禮物，則是可能產自不同地方的絲綢、腰刀、紙扇、硫磺、瓷器。此外，村井章介書中也提到，《歷代寶案》中有一四六七年（成化三年）琉球國王給滿剌加國王的文書，儘管文字是漢文，甚至還引用《大學》掉了書袋，但內容卻是有關琉球與滿剌加的貿易，其中特別提到琉球船組成的人員包括了使臣、通事和頭目，可以知道，這也許就是琉球官方支持下的南海商船貿易。

十五至十七世紀的琉球，在東海南海貿易中，獲利相當豐厚。據學者介紹，從中國經過琉球銷往日本、滿剌加、爪哇、舊港、勃泥的絲綢和瓷器，可以使琉球成倍甚至三四倍獲利，而從南海諸國運回琉球再銷往中國的蘇木和胡椒，則獲利十倍甚至二十倍。順便可以提及的是，在這種溝通整個東部亞洲海域的貿易活動中，琉球的華人也相當活躍，並且充當了中介的角色。在村井章介另一著作《中世史料との對話》（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中，他通過琉球保存的華人家譜與官方的《歷代寶案》一一對照，詳細地列出擔任琉球往南海通事（翻譯）一職的，有很多就是久米村的華人士族，如紅氏家族的紅英、紅錦、紅瑞，蔡氏家族的蔡回保、蔡樟、蔡迪，梁氏家族的梁復、梁德伸、梁袖等等。可見，琉球華人就像泉州和廣州的華人一樣，不僅負責溝通中國、日本和琉球，而且曾經穿梭往來，作為琉球與暹羅、爪哇、佛大泥、滿剌加、舊港貿易事業中的媒介。

在這裡我想特別說到，我總是希望，第一，改變僅僅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傳統；第二，淡化中國學界以距離（中國）遠近作為歷史關注程度的習慣，第三，儘量打破東海海域和南海海域之間的障礙。其實，在狹長的東海和南海之間，哪裡有一道分割線呢？過去，由於中國學界常常偏重漢文史料，也更注重東北亞，也就是同樣使用漢字的中日韓為中心的東海海域（偶爾也會兼及同樣有漢文史料的越南），所以，焦點始終過多聚集在所謂「漢字文化圈」，對於東南亞歷史的研究，往往並不太關注和用力。除了所謂「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領域之外，究竟對蒙元時代以後，也就是十四世紀以降的南海，包括呂宋、三佛齊、爪哇、暹羅、真臘、占城、滿剌加，中國學界究竟有多少深入的研究？

然而，琉球恰恰就是溝通東海和南海的樞紐。從地理位置上看，它也是在日本、中國、朝鮮的東海，和呂宋、安南、滿剌加的南海之間。如果從琉球向北向西再向南畫一個半徑2000公里的扇面，它就仿佛是扇柄上的那個軸，和日本的九州、中國沿海、朝鮮濟州及半島、菲律賓呂宋島等幾個區域，海上距離相差不遠，如果再遠一點，還可以經過南海到達舊港（今印尼蘇門答臘）、爪哇（今印尼）、池汶（今東帝汶）。所以，村井章介在這部書中特意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作「琉球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因為在東海南海的貿易中，琉球官方奉行「四海一家，兩平交易」，正是在他們的溝通下，以琉球為中心，東部亞洲的各國互通有無，形成一個商品流通的世界。

四

可能還需要破除一個學者習以為常的固執觀念。有的中國學者會以為，琉球一直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有的日本學者呢？對於琉球文化的緣起，也有人持「奄美文化起源」說。這也許恰恰是佛經所說的盲人摸象，各執一端。我所看到中國方面的研究，就有把琉球也歸入「漢字文化圈」的。表面看來似乎沒錯，確實琉球在明代即向中國入貢，在各國中朝貢使團的次數甚至排在第一位；埆首里的王府也確實也像中式建築；琉球也有「閩人三十六姓」；而且琉球官方文書、很多碑文、很多匾額也都是漢文。不過，這種看法也許是一種誤會。正如村井章介此書所說，琉球應當是「和／琉／漢的文化複合」。證據很多，除了前面曾經提到的《おもろさうし》之外。村井章介書中還說到，一四二七年以後到十七世紀初，也就是古琉球時代那二十通碑文，儘管壓倒性的石刻文獻都是漢文，但琉球碑文文化也「並不是中國的單純複製」（頁268）。他舉例說，有的古琉球碑文，漢文之外還往往有かな文，比如一五○一年的〈玉御殿碑文〉，雖然署有「大明弘治十四年九月大吉日」這種中國式紀年，但是也有かな文的紀事。特別是這通碑文乃是王家之墓，其內容涉及制度規定的國家公事，這說明かな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琉球國家的、官方的文字。此外，他也提到〈真珠湊碑文〉（1522）、〈國王頌德碑〉（1543）以及橋樑、城寨、聖地、陵墓中的石刻文獻，上面都有かな文。村井章介說，他並不認為「漢文是對外的，かな文是對內的」，其實，這些文化在當時的琉球是混合的。至於以神女為主的「毛祓い（まうはらい）」，這種女性為主的祭祀活動，曾經引起明清中國的關注，在冊封使的文獻中就曾提到「女巫」、「女君」、「女王」等，如陳侃《使琉球錄》、徐學聚《國朝典彙》等，顯然與傳統漢文化並不一樣。還應當注意到日本佛教的影響，琉球與日本佛教界的交流很多，村井章介書中列舉「博多的偽琉球使：自端西堂」、「薩摩河邊寶福寺」之芥隱承琥等人為例，說明此後日本京都和薩摩渡海而來的佛教僧人，在琉球得到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琉球的外交上也非常重要和活躍。而琉球的僧人如十六世紀上半葉的鶴翁智仙等，也曾到日本修學（頁314-315）。所以他認為，古琉球是和、漢、琉的複合型文化，直到十七世紀也就是被薩摩征服之後，隨著近世日本儒教化政策以及禮儀中國化進程，女巫「託遊之俗」及漢文かな文混用的傳統，才在「公領域」逐漸消失，而此時的琉球，也將逐漸地日本化。

其實，如果從語言學角度看，可能琉球文化（也包括琉球人）不僅有南下的大和族成分，也有北上的東南亞人成分，還有西來的漢人成分。即使單純從中國文獻的記載看，我們也不能認為琉球文化裡面，漢文化的比重有多大。如果我們看明代陳侃《使琉球錄》（1534）、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1579）、夏子陽、王士禎《使琉球錄》（1606），一直到清代徐葆光《中山傳信錄》（1719）的記載，那時他們看到和聽到的琉球語言，如「雲」是「姑木」，「河」是「盍哇」，「山」是「牙馬奴」，「手」是「帖」，「雨」是「阿梅」，「海」是「烏米」，「上」是「威」、「下」是「昔著」、「花」是「豁那」，我們可以相信，當時琉球民眾的通行語言，除了鄭重的、正式的文字表達，主要還是琉球語言和日本語言（華人移民當然也用漢語）。所以，徐葆光才說「琉球字母四十有七，名伊魯花，自舜天為王時始制，或云即日本字母，或云中國人就省筆易曉者教之」。畢竟，語言文字在一種文化裡，實在是很重要的核心要素。

海島上的人類和文化，也許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樣，一波又一波地從四面八方湧來，然後像沖積而成的大地，一層又一層地不斷積澱並覆蓋。僅僅把它歸之於單一人種、語言、風俗和文化，似乎都不夠。然而，後世的人們往往以「後見之明」或「後見之不明」，來想像海島上的歷史。這就仿佛「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樣，橫看還是側看，不免就有了偏見。如果我們只看明清兩代漢文文獻，只是站在中國角度去看，看到的琉球似乎滿眼都是漢文化。但是，你只要注意到這些複雜而多歧的文化遺存，你應該會同意村井章介所說的，琉球文化是「和／琉／漢的文化複合」，甚至可能還有來自更遙遠的東南亞的文化。

五

這部書精彩的地方非常多，我無法在這篇短短的書評中一一討論，讀者可以自己閱讀和體會。唯一我覺得還可以繼續討論的地方，則是村井章介教授對早期有關琉球史文獻的一個看法。

關於早期琉球，最關鍵的文獻毫無疑問是《隋書》卷八一〈東夷?流求國傳〉，這篇最早提及「流求」的文獻，對於古代流求的政治、風俗、葬式、刑罰、物產都有相當寶貴的記錄：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

這個「流求」，是否就是現在的「琉球」？過去，東京大學的德國歷史學家李思（LudwigRiess）、日本的東洋學者和田清、白鳥庫吉等認為這個「流求」是臺灣；另一些日本學者如秋山謙藏、喜田貞吉，則認為是沖繩；而沖繩史開創者伊波普猷，則認為部分是臺灣，部分是琉球。村井章介說，這是日本史學界一個很重要的爭論。

應該承認，過去我們比較偏向接受日本前輩學者白鳥庫吉（しらとりくらきち，1865-1942）的說法。村井章介在書中也介紹到，白鳥庫吉把這段文獻中的一些詞語，用馬來語對音，認為「歡斯」是Kandjeng（樣、殿），「渴剌兜」是Ratu（王），「可老羊」是Ka-raya-an（宏大、莊嚴、嚴肅），「多拔荼」是tabatah（高位者之敬稱），「波羅檀」是Paratuan（國家），並判斷這裡說的「流求」，應當就是現在有馬來系原住民居住的臺灣。但是，村井章介並不同意白鳥庫吉的意見，覺得這種考證過於繁瑣和艱澀。儘管他也吸收了白鳥庫吉對音的成果，但他認為應當這個「流求」，就是七世紀以來東南亞大陸南端文化影響下的琉球。其中，他的反證之一，是《隋書》的這篇〈東夷?流求國傳〉中，有關六一○年出兵流求的隋朝將軍陳稜那一段記載中，曾提到「崑崙人」能懂這裡的語言，還特別帶了崑崙人去「慰諭」當地民眾。他認為所謂「崑崙人」，應當就是東南亞南部卷髮黑身之人。村井章介說，崑崙人的海上活動範圍，在七世紀的時候就很廣，他引用日本早期史料說，六四二年百濟來訪飛鳥日本的百濟使節一事中提到崑崙人，七五三年隨鑑真訪問日本的也有崑崙人，七九九年參河國也有漂流來的崑崙人。而六五四年、六五七年，也曾有東南亞和南亞的人來到日本九州。他認為，這些漂流來的東南亞人有的來自如今泰國曼谷附近，而南亞人則可能來自以祇園精舍聞名的印度北部。村井章介判斷，通過與東南亞和南亞人的接觸，古代グスク（村井章介特意用來代表古代沖繩的詞彙）文化形成之前的沖繩，應當曾經呈現出東南亞的文化色彩，然而此後在與中國、日本、朝鮮等文明的接觸後，這種文化才漸漸淡化，馬來語系的語言漸漸被忘卻。根據這一點，他比較傾向《隋書》中的「流求」就是現在的琉球。

當然，這只是村井章介一種有趣的判斷，可是，我至今還是很難完全接受這一新說，倒是仍然比較認同白鳥庫吉等關於《隋書?流求國傳》中的「流求」，也許指的還是臺灣。畢竟，白鳥庫吉等學者提出的三個論據中，至少有兩個，現在也還是很難否認的。這兩個論據是（1）前近代的航海技術，從建安郡（今福州）五天不可能到達琉球，只能到達臺灣。（2）《文獻通考》等文獻記載琉球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臺灣與大陸之間有澎湖，而大陸到琉球中間，沒有澎湖，也不可能「煙火相望」。

六

回到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古琉球史。村井章介指出，在十四世紀明朝建立以前，中國和日本對於琉球的認知互有差異。日本對於薩摩南方的海島群，也許是以沖繩為中心，延伸到臺灣，把它叫作「流求」；而宋元人對於福建東方的海島群，則也許是以臺灣為中心，延伸到沖繩，也叫「流求」。對「流求」的這種錯雜認知，直到中國明朝建立（日本的足利時代），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頁53）。本來，明朝的四裔視野中並沒有臺灣，但是卻先有了琉球。由於明初楊載出使日本回程中得到的情報，明太祖朱元璋一三七二年派遣楊載赴琉球，隨即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又派使節赴明朝，琉球國從此進入了東亞國際圈。到了一三九二年，大琉球為沖繩，小琉球為臺灣，在明代中國的官方似乎開始明確，一三九五年成書的《皇明祖訓》中，便明確記載了「十五不征之國」有大琉球和小琉球。村井章介說，所謂「大」和「小」並不意味著島嶼面積，而是意味著外交和貿易上的比重大小（頁55）。

從十四世紀末琉球進入東亞國際（或者說被整編入東亞朝貢體制），經過二十多年，到了一四二○年（1420這一年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就在永樂皇帝遷都北京，明代中國逐漸確定政治與軍事重心；李氏朝鮮的宋希璟作為「回禮使」出使日本，重新開始日朝之間的通信使外交；安南後黎朝的創建人黎利開始「奮起義兵，削平明賊」，重建安南的同時，琉球王國也結束了三山分立的狀態，形成了統一王國。從此，東部亞洲海域進入了一個歷史上的新時代。

我以為，在這個新時代，也就是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的差不多兩百年間，東部亞洲海域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國際新格局。一方面，古琉球作為東部亞洲海域的中心，構築了一個經濟性的，以商船貿易為主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以明朝為中心，借助政治威懾力和經濟吸引力，通過儒家等級有差的禮儀制度，構築了東亞所謂「朝貢體系」的國際秩序。琉球以海上貿易構築的這一區域經濟秩序，和明朝中國以朝貢冊封構築的區域政治秩序，互相配合和彼此補充，形成了「東部亞洲海域」這個歷史世界。在這一時期，就像村井章介這部書的書名說的那樣，琉球的確是「海洋亞洲的輝煌王國」，而古琉球史也書寫了東部亞洲海域歷史上很有意義的一頁。

本文原載於《古今論衡》（2020年第34期），原題目為：從古琉球史說到國境內外與海洋亞洲——讀村井章介《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輝ける王國》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