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黑格尔

 “我们都是希腊人。”                                                 

——雪莱

今天，尽管随着岁月迁流，制度变异，西方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若要谈及西方文化的某一方面，向古代希腊的回溯仿佛总是不可避免的，古代希腊的思想与文化早已成为后世西方世界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几千年来，欧洲人一直努力地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悟何谓“美好的事物”，从伟大的古典哲人那里学习何谓“高贵的美德”。雪莱和黑格尔的话不仅代表了后世西方人对于古代希腊文明所怀有的浪漫情怀与向往，更表明了一种精神上的认同。

那么，究竟何谓“希腊精神”？它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真正核心，还是后人的臆想和溢美？对此，我们恐怕也很难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因为，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产生了各种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简单地说，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希腊精神应该主要是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要素。

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那些为数众多、大小不等的希腊城邦所具有的社会面貌并非同等划一的，其中必然会存在差别。而今天一般所说的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的“希腊精神”主要是以雅典为代表，这种希腊精神被理想化地总结为：理性、民主和人本主义。这三点也成为后世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根本理念，并成为西方价值的核心所在。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举不胜举，但凡有些人文知识的人都能说出一些来。

在此，我们只想举一个例子，即是那本颇富激情，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中国几代学子学人所熟悉的著作——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所著的《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其原著的英文书名是The Greek Way，当直译为《希腊之路》，而中译者很好地把握住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因此，第一位中译者先是将其译作《希腊方式》，第二位中译者则干脆把它译作《希腊精神》，可谓是得其要旨。

此书的作者从开篇至结尾，都饱含激情地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从一开始就没有古代社会影子”的希腊，“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现代的精神，是希腊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希腊的神庙是精神力量照耀下的理性活动的完美的创造物”，等等。换言之，在作者看来，希腊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希腊人在科学、哲学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在于他们在遥远的古代，在地中海沿岸那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便史无前例地、空前独立地创造出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一种后来西方人所以为的真正的现代精神，这才是奇迹之所在。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说，作者向我们描述的这种“希腊精神”之中虽保留了古代希腊原初的许多精神元素，但更带有后人在不同境况下对它的想象、溢美、附会和误解。也就是说，这种“希腊精神”已不仅仅是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内容，而是西方经过了千百年、数十代的文人、学者、思想家的共同“创作”而产生的，并最终得以成为一种典范。

只是，那种由古代希腊人与后世西方的精英分子共同创造并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且已成为一种典范的“希腊精神”，在我们想要将其还原到古代希腊的历史语境中时，却发现其并不完全适宜。而仅仅将希腊精神概括为理性、民主与人本主义，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

其实，每一种应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民族、特定的文化所产生的思想，都必然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特定烙印，相对于其他时代、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也就必然地具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及范式。当然，那些特定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流传于后世，千百年来为自己的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所称道，则又必然有其超越其时代、民族及文化的方面。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可能大多数人在理论上都能够同意。然而，当我们在面对某个特定对象时，却往往又难免会犯下评价过高或过低的错误。

具体到希腊文明、希腊思想而言，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来说，所谓的古代希腊，实际上只是指古典时代巴尔干半岛上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少数城邦而已。他们对于同属希腊本土地区的如科林斯、阿尔戈斯等其他城邦的文化成就则缺少基本的了解，更不用说小亚细亚、意大利、北非地区希腊人的成就了。

从时间范围和内容上来说，大多数人所以为的希腊思想和文化也主要局限在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刻、建筑与各种文学和哲学作品方面，偶尔会涉及希腊化时代的一些成就，对于较早时代的文明状况则多一带而过。

然而，古代希腊人的历史实际上长达几千年，而古典时代前后不过二百年，即使加上希腊化时代，也不过五百年。从全面认识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认识不免失之片面。因为，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角度考虑，古典时代的文化来自古风与荷马时代文化的延续与发展，绝不只是希腊人突发灵感而凭空创造出来的。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言，流传至今的那些著作主要涉及的则多是精英阶层的文化与思想，而对于广大希腊民众的心灵和思想状态，不免付之阙如。

除了这些以偏概全的理解以外，在理解希腊文明时，给我们带来困扰的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希腊古典文明的热爱而产生的情不自禁甚或是有意而为的夸大与溢美。

举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谈及古希腊政治的特征时，人们总是说它的民主政治极富特色，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波普尔甚至说：“雅典的民主政治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已非常接近于废除奴隶制度。”这实在是不了解历史的言过其实。对此，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多有论及，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式民主制实际上根本不具备民主这个词语在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内核。不像在现代社会之中，民主、平等与自由几乎必然共同出现，并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正义程度的标准。

首先，希腊各城邦并不弘扬平等，当时的社会本身就是奴隶制社会。同时，所有的妇女也都被排除在社会和其他政治生活之外。当时法律认为，妇女不适合自主行动，必须有男子作为监护人，年轻时是由父兄监护，成婚后是由丈夫监护，在晚年时还要由儿子监护。父亲要负责教育儿子参与城市的公众生活（因为在古希腊，个人积极地参与城邦生活被认为是一种至善的优良的生活方式），女儿则不许出门，她们只能从事家务活动，为男子准备饭食。

其次，希腊的自由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它是建立在城邦制度之上的自由，它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群体的自由。具体来说，这种自由是相对于外邦人和奴隶而言的自由，是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是遵守城邦法律和道德秩序的自由，是一种参与和付出的自由。这与其说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是一种强制义务。而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所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他将前者称为“政治自由”，而将后者称为“个人自由”。贡斯当对这两种自由的洞见被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进一步加以发挥，从而将古代人的自由称为“积极自由”，而将现代人的自由称为“消极自由”。

再次，雅典的民主是一种人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直接民主，它的前提是在公民集团内部人人平等，且每个人都是完全投入到政治事务中的“全职的公民”。雅典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一致的，即追求公共的共同利益，而绝对要摒弃个人的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因此这种民主带有相当强烈的不宽容性。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这与现代西方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间接民主不同，后者的前提是个人权利，这种民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追求，它不是要求人们服从同样的普遍模式，而是在人们的利害关系相互冲突时，提供协商、对话和妥协的程序性机制。

换言之，如果直接民主关心的是“谁来统治”的话，那么间接民主所关心的则是“如何来统治”，这种对统治程序的关注必然涉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在直接民主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权力的限制，因此，它才可能导致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而事实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到了后期也正是如此。

雅典城邦之所以经过短暂的辉煌便迅速走向了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雅典人对于直接民主的过分迷恋。这使他们无法看到强大的民主背后所潜藏的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从而忽视了制约与平衡的必要。于是，他们虽然得以摆脱君主专政的阴影，却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一种多数人的专政，有人将之称为“集体僭主”。这种专制的权力通过公民大会被放大了数倍，它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过去，轰然一声，使得后者连呻吟都一并被埋没在尘土之中了。更为可怕的是，雅典的公民本身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他们遵循自己的意愿作为最高准则。他们沉醉在对权力的巨大享受中，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而免受任何道德或规则的约束。如果说他们还愿意相信宪法，完全是因为这宪法说：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今天，我们知道，公共生活的价值并不能淹没个人权利的存在，在任何时候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不论它是掌握在专制者的手中还是公众的手中，否则只会败坏民主，导致暴政。而在雅典，权力最终使民众丧失了理智，他们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对邻邦发起的掠夺战争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又以同一方式指挥战争并输掉了战争。在当时，雅典的一些杰出人士，如修昔底德、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柏拉图等，就已经对雅典民主制度提出过种种的讽刺和批判。

在雅典的最后时刻，雅典人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的失败，也曾经试图对民主做出一点限制，但在强大的民族政治记忆的惯性面前，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反思，为什么他们的民主会导向反民主，为什么对于法律的尊崇反而构成了对于法治最大的践踏和曲解。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后世很多对雅典的民主制度赞赏有加的人也没有注意到身为雅典人的先贤对其城邦的种种批评。近代以来，由于民主制被神化，许多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在谈起民主制时总显得颇为虔诚，以至于丝毫不理会雅典民主制产生的实际背景及其局限性。实际上，正如萨托利所说：“今天的民主概念与公元前5世纪发明出来时的这个概念，即使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也只是极其微小的相似。我们在使用同一个名词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是在谈论同样的或类似的事情。”客观地说，在那个时代，民主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其比贵族寡头制甚至比僭主制更少犯错误。其实，只要我们不再把雅典的民主制必然地和“文明的进步”“思想的精髓”等赞誉联系到一起，我们的评判也许就会变得更为客观，也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总之，尽管希腊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确有思想上的渊源，但是，我们却不能高估它对西方文明的实际影响。应该说，希腊的思想与文化只是为近代西方提供了理论思考的角度，却不可能主导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近代的西方文化是在其自身的历史中不断演化和调整之中所形成的。希腊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并不是同一民族和同一文化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西方文明之所以宣称自己是建筑在希腊古典文明基础之上的，除了希腊在地理上归属欧洲，而它又是欧洲最早出现文明形式的地区以外，更主要的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动认亲、主动选择的结果。希腊思想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条主线也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当欧洲最初的人文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准备书写自己时代的精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从希腊哲人们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把古典文明作为自己的基础，是因为古典文明中的某些特质符合了西方人的需要，并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原动力之一。

不过，事实上，现代有关民主法治、理性人本的思想虽然并非直接来自古希腊，但是古代希腊人那些闪光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仍给后世的西方人以灵感和启发。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也早已成为一种最高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的文化风格和精神气质的确为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在事实中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由颓唐迷失中觉醒、振作起来的根本的精神源泉。

德国哲学史家策勒尔认为：“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它们赢得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特性。美国哲学史家梯利则说：“希腊人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他们的这些评价可以被视为近代以后西方社会对古希腊思想的主流意见。

可见，希腊之所以成为理想的原型，一方面固然与它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现实对过去的需要。由于现实是从过去脱胎而来的，始终与过去存在着紧密的继承与变异的联系，因此，某种程度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允许和理解的。更何况，一个民族的理想是其自身特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希腊文化与思想得到一再的弘扬与重建，希腊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追寻与再创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希腊古典文明才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即它能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西方文明提供一种思想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倘若我们不了解希腊文化与思想，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认识现代西方文明的机缘。

西方人对希腊文明的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他们将希腊文明视为自身的文化源头。因而，西方学者言必称希腊，是可以理解的。错误的则是鼓吹欧洲中心主义，轻视或抹杀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思想，以及在文化幌子下进行的意识形态争夺，和在这种争夺之下所产生的利益冲突。

作为古代希腊文化的他者，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后世西方人为其祖先的辉煌所表现出来的骄傲乃至溢美表示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毕竟一个民族对其自身的文化和历史的温情与自豪往往是一种自然情绪的流露，只要不在其中显露出刻意贬低他者文化的意味便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那个时代的人类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明怀抱有一种崇高的敬意，希腊古典文明虽然只存在了短短数几百年时光，却具有跨越时空的文明意义。就文化本身而言，古代希腊作为一个古代的文明单元，同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一样，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文化并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受惠于它的，绝不仅仅是近现代的西方人，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在它的滋润之下。因此，为它赋予一个相应的崇高位置是并不为过的。毕竟它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我们今天仍能从中吸取养分的精神资源。应该说，希腊文明在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最后，想以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两句诗来结束我们对于希腊的叙述：

美丽的希腊！一度灿烂之凄凉的遗迹！

你消失了，然而不朽；倾圮了，然而伟大。

《希腊思想与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版

乾元国学